第二卷

第一章　戴黑邊眼鏡的青年

1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發(fā)，街頭的一切都變了樣。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從學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經(jīng)常因下班晚而遲到，但今天他卻比我先回家。他歷來嚴肅，今天卻很和氣。

吃飯時大家都不說話，因為已有一種預感，爸爸要宣布一點比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頓飯下來，他什么也沒有說。

放下筷子，他終于開口。他問祖母：“媽，還記得阿堅嗎？”

祖母一聽就笑了：“怎么會忘了他，天下活寶！”

爸爸掃了我一眼，然后對祖母說：“他揭發(fā)了我?！?/p>

“揭發(fā)什么？”祖母問。

“說解放的第三天，有一個人在江寧路邊上掏出一個本子寫了一句話給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沒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p>

“解放才三天，沒有公安局啊。”祖母說。

“那也應該扭送解放軍?！卑职纸忉?。

“真是反共字句？為什么寫在小本子上給路人看？”祖母覺得難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權(quán)轉(zhuǎn)移的時刻，傳播那樣的字句，膽大的可以寫在標語上張貼，膽小的可以寫在書信里秘傳，不管膽大膽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寫在小本子上塞給不認識的人看，最說不通。

“其實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貫道’的一句說詞，那人是‘一貫道’的一個傳道者，我記得?！卑职终f。

“你怎么知道‘一貫道’的說詞？”

“媽你忘了，我們住在塘沽路時，隔壁不是有一個‘一貫道’的道場嗎？我和小哥去玩過，聽來的?！?/p>

“那你照實說呀！”祖母說。

“‘一貫道’也算反動道會門，說不清楚了?！卑职址浅＞趩省?/p>

祖母回到本題，問：“照阿堅的說法，他也看到那個人寫反共字句了，那他為什么不扭送？”

爸爸說：“他揭發(fā)了我，就成了革命群眾，自己當然沒事了。而且，我是黨員?！?/p>

“什么？你是黨員？你什么時候參加國民黨的？我怎么不知道？”

祖母顯然是大大吃驚了。她不知道自己不問政治的兒子，還有一個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國民黨員，是共產(chǎn)黨員?！卑职纸忉尩?，“這次運動，專整共產(chǎn)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

“你沒當什么權(quán)呀。”祖母說。

“所以他們只說我是混進黨內(nèi)的?！卑职终f。

“那你是什么時候混進去的？”祖母問。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時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們‘發(fā)展’進去了。”爸爸說。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時候？”祖母問。

爸爸想了想，說：“差不多那時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為入黨，是為了做人民陪審員，坐在法院里像樣一點?！?/p>

對那套制服大家都還有點印象。爸爸穿上的頭一天，經(jīng)過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門口，就被頭頂修屋工程隊的油漆澆著了。油漆為深棕色，澆在深藍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顯眼。當時沒有專業(yè)洗衣店，爸爸聽從別人的建議用酒精擦過一遍，油漆沒擦掉，反把邊上的深藍色擦得泛白了。因此，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著一小片近似臺灣島形狀的棕色漆漬。

“阿堅為什么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這個問題。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運動來了，靠搶先揭發(fā)圖個安全?！卑职钟肋h從最善良的角度來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為批判對象，他真正的噩運就開始了。

他，連同著他的老母妻兒，將長時間地成為苦風凄雨中的一個箭垛，任人發(fā)射。

當事情越來越大的時候，有次祖母問他：“把你批判成這樣，是哪個上級的意思？”

爸爸說：“我太小，沒有哪個上級會注意我，再說現(xiàn)在他們也自身難保?！?/p>

祖母問：“那是誰的意思？”

爸爸說：“好像是朋友們的意思?！?/p>

2

爸爸漸漸感覺到，他不應該再與七十多歲的祖母討論這些問題了，甚至，連素來不關(guān)心政治的我媽媽，也不必硬拖在里邊。想來想去，能討論的是他的大兒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戲劇學院來找我，要我當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與我談。

當時要在學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國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樣，它早已亂成一團。我在總務科外面的走道上聽到后面有熟悉的聲音叫“哥哥”，回頭一看是表妹，有點吃驚。不知她已經(jīng)問了多少人。

亂局是由北京的學生打開的。先是兩個高干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站在我們學院的水泥球場上發(fā)表演說，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勢，口氣極大，好像昨天剛剛列席完政治局會議似的，鬧得我們學院的學生目瞪口呆，發(fā)覺自己居然如此閉塞和無知。第二撥演說者來自北京大學，當時北京大學已被公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個叫做聶元梓的北大教師到上海文化廣場作報告，跟來了一批學生，分頭橫掃上海高校。他們在我們學院演講的口氣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學生平穩(wěn)得多，但越是平穩(wěn)越見氣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們一步步花時間打理了。

這兩個報告刺激了我們學院一些同學，開始造反。以舞臺美術(shù)系為主，占據(jù)了學院的一棟灰色樓房，命名為“革命摟”，貼大字報要推翻學院的現(xiàn)任領(lǐng)導，批斗一切“有問題”的老師，不惜采取“革命行動”。這時所謂的“革命行動”，主要是指抄家、打人、關(guān)押。這本來都是上級文件規(guī)定不允許的，但各校之間的摹仿和傳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戲劇文學系三年級整個班級都與造反派徹底對立，被造反派們稱為“對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動堡壘”，而我則是這個反動堡壘的代表者。

我與班內(nèi)的同學們決定與外校聯(lián)絡，去尋找不贊成造反的伙伴。經(jīng)顧澤民、曹畏同學的引見，找到了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個叫喬林的同學，他正在中文系組織一個會議反對造反；經(jīng)李嬰寧、惠小硯同學介紹，見到了交通大學反對造反的一些同學。但主要還是在校內(nèi)聯(lián)絡同道，討論對策。大家謀劃了一陣，設計出一個反敗為勝的方案，沒想到這個方案讓我們失敗得更徹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動員我們學院少數(shù)民族班的學員來對抗造反派。他們都是貧苦出身，到上海來讀大學，覺得是上了天堂，充滿了感恩之情，又都純凈而善良，他們怎么會同意造反派把這個學校的領(lǐng)導和老師都打倒呢？如果他們站了出來，學院的形勢一定會扭轉(zhuǎn)。第一次會議確實開得很好，少數(shù)民族班的學員同意我們的觀點。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學做了什么工作，到第二次會議，情況全然倒逆。少數(shù)民族班的學員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抵制復辟，只有造反才能開辟新世界，他們把怒吼轉(zhuǎn)向了學院的領(lǐng)導，把拳頭伸向了可憐的老師。這種裹卷著巨大感情色彩的行為既無可爭辯，也無可阻擋，我們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造反派徹底掌權(quán)后，原先跟隨我們的一些同學也后悔了，重新學習報刊社論、上級講話，重新站隊。中央號召，大勢所趨，怎么能要求這些同學有更正確的選擇呢？在當時，更正確的選擇又是什么呢？掌了權(quán)的造反派歡迎同學們轉(zhuǎn)變立場，但必須把我和少數(shù)幾個帶頭對抗的同學放在一邊。他們當時都習慣把小事想成大事，覺得如果把我這樣的人也團結(jié)進去了，那么，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謂“兩條路線斗爭”就失去了對立面的代表。

這種看法很可笑，卻正好成全了我，讓我產(chǎn)生了一種英雄氣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轉(zhuǎn)營，堂堂將帥豈能變節(jié)，于是干脆仿效起明末遺民，把一身弱骨強撐成一身傲骨，把一臉茫然裝扮成一臉冷然。至于心中還在堅持什么，天曉得，自己也不知道。

當時一直陪著我不離左右的，是同班同學呂兆康。

那時的校園，人頭攢動，忙忙顛顛，我們兩人每天六次從宿舍到食堂，又從食堂到宿舍來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無人，用筷子敲著碗。穿行在標語叢中，無所見，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無所聽。幾十年后外系同學說起對我當時的印象，都還記得我手里必有一個空碗，身后必有一個同學，走過時必有一陣木然而又高傲的敲擊聲。

3

真正讓我產(chǎn)生傲氣的，倒是后來看到的一些事情。

說起來，我對學院造反派的首領(lǐng)們雖然沒有好感，卻也不強烈厭惡，因為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當，后來又遭了難。盡管他們當時從來不愿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卻從旁仔仔細細地看過他們。他們天天想著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想著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發(fā)表的言論都空洞而狂熱，卻不會針對某個具體的老師、某件具體的事情。對于他們，我也有兩點瞧不起：一是他們在校園里時時皺著眉頭裝成思考者的模樣，卻從來沒有獨立地思考過什么，因為他們的造反是按照上級文件的指示進行的；二是他們要打倒的人在當時早已是弱者，并沒有還手之力，因此打倒的舉動一點兒也不英勇。相反，在當時的情況下保護可憐的老師和學校領(lǐng)導，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氣的。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泛涌在這些造反派首領(lǐng)背后的一大堆渾濁的泡沫。如果說，幾十年后時過境遷，我還能與當年的造反派首領(lǐng)握手叫聲“老同學”，甚至成為朋友，卻絕不可能對那堆泡沫這樣做。學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兇的，一定是那些哭著、喊著的“反戈一擊”者，他們一開始不敢參加造反，后來看到形勢大變，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選擇，便轉(zhuǎn)過身來大打出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師。更讓人惡心的是老師隊伍中的某些人物，起先也許是以揭發(fā)別人來自保，后來便一發(fā)而不可收，天天揭發(fā)，月月揭發(fā)，年年揭發(fā)，揭發(fā)對象全是同事。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干部，三天兩頭從檔案里拋出幾條沒頭沒尾的材料，變成大字報公開張貼，于是“專案組”林立，“批斗會”不斷，任何最不可能成為斗爭對象的人也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膽，全院終于陷入了一種徹底的混亂。

據(jù)我所知，上海和外地的絕大多數(shù)高校，情況基本相同。

什么是“文革”災難的民間版本？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提請研究者們注意這樣一些場面，而這些場面并不僅僅出自我們學院——

一位文質(zhì)彬彬的老者站起來，指著另一位站著的老者柔柔地說：“我希望你好好回憶一下與反革命分子潘漢年的關(guān)系。那年他來這兒，你離他只有一步之遙，他與你隨意說笑，我雖然聽不見，但相信反革命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臨走時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難道能否認，這不是一種責任的交托？”

一位中年女子對著另一位也是中年女子的負責人喊一聲“你無恥！”讓全場嚇了一跳。接下去的憤怒話語是：“你居然當著那么多干部的面公然說，你年輕時翻過那本書！作為一個干部，作為一個領(lǐng)導，作為一個女人，你居然說得出口！廣大革命同志，你們知道她說的是什么書嗎？我實在說不出口，但今天只能紅著臉說出來了：金——瓶——梅！”說完她似乎要立即暈倒在臺上，好像猛烈的怒火已經(jīng)燒干她的精力，好像她說出那三個字已經(jīng)使她喪失了全部貞操。一位驚慌不已的女學生把她扶了起來。

這次飄然上臺的是一位副教授。當時評個教授很難，因此副教授已經(jīng)滿頭白發(fā)。他在規(guī)勸他的一位好朋友：“只要放下包袱，再大的錯誤也能得到革命同志的原諒。作為老朋友我請你回憶一下，一年前你曾經(jīng)在教研室提議，開一個毛主席詩詞討論會。毛主席詩詞只能學習，怎么能討論呢？難道你心中覺得還有爭議的余地？因此你提出這個議案后，我沉默。我只是沉默，沒有斗爭，這是我的問題，我今天應該向毛主席請罪，但是，你呢？”

一位記性好得出奇的先生又搶過了話筒：“忘了？你可以健忘，卻不可以抵賴。我提醒你吧，是在十三年前，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三時二十分左右，你說了一句有關(guān)劉少奇的奉承話。在第二會議室，你坐向朝南，左邊三個人，右邊兩個人，名字我就不一一點出來了，由他們自己站出來揭發(fā)。你說那句話之前還清了兩次嗓子，講完后喝了一口水，茶杯是藍色的，你真的忘了？”

兩個戴塑料眼鏡的學生搬著五六本書、一大堆雜志、教材上臺了，這種情況很少見，像是當場要公布什么罪證，全場立即安靜下來。其中一個皺著眉頭說：“‘文革’以來，大家熱衷于批判走資派，但是大學和其他單位不同，最需要批判的是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這話初一聽有一點邏輯，發(fā)言者感覺到大家的注意力已被調(diào)動，口氣更加昂揚起來：“什么是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那就是假權(quán)威，不是權(quán)威！我們戰(zhàn)斗隊經(jīng)過四個月的艱苦努力，已經(jīng)從全校教授、副教授的著作、論文、教材中找出他們是假權(quán)威的證據(jù)六百多條，真是觸目驚心！這六百多條證據(jù)，將在《紅衛(wèi)兵戰(zhàn)報》和《上海工人造反報》上同時刊登，現(xiàn)在，請我們的副總指揮選讀其中一小部分?！?/p>

站在他身邊的就是副總指揮。那個人拿起一本書，翻到夾著紅紙條的地方，開始“說文解字”。說的時候還會經(jīng)常去翻邊上的一本字典，上面夾著很多白紙條。他的發(fā)言時間太長了，終于有一個穿著紅背心的學生沖上臺來，大聲地背誦毛澤東語錄來阻止：“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但臺上那兩個戴塑料眼鏡的學生沒理他，繼續(xù)邊翻書邊講。穿紅背心的學生為了表示抗議，下臺后憤而離場，跟著他離場的還有近百人，但整個會場至少有七百多人，絕大多數(shù)留下了，津津有味地聽著。不是認真地聽“說文解字”，而是興奮地聽一個個昔日的大專家如何在專業(yè)上被兩個造反派書生頃刻之間咬得千瘡百孔。全場彌漫著一種快感。

…………

這些發(fā)言，一般都能激發(fā)起一片片很夸張的口號聲。沒有夸張的是，被揭發(fā)的那些人大多不能回家了，包括那些被揭露的“假權(quán)威”在內(nèi)，而且免不了受皮肉之苦。

只要上臺發(fā)過言的人，第二天走在校園里便步履輕松，別人對他們也不敢小覷，總以為他們上臺發(fā)言一定獲得過當權(quán)的造反派的批準，至少沒有被造反派阻止。這種心理氣氛，極大地鼓勵了大揭發(fā)和大批判，下一次大會也就開得更熱烈、也更殘酷了。

那么，我可說說我的概括了：“文革”災難的民間版本，是用一種徹底失控的民粹主義，為平日游蕩在街角、埋藏在心底的惡，提供了一個發(fā)泄的機會，而且把這種發(fā)泄轉(zhuǎn)化為表演，轉(zhuǎn)化為文化，轉(zhuǎn)化為暴力。

“文革”時期在民間的風云人物并不很多，他們各自的活動時間也并不很長，真正長時間大行其道的，是每個單位的失敗者、嫉妒者、投機者、錯亂者、無聊者，這些人由于特殊的政治機遇，成批地變成了誣陷者、栽贓者、報復者、泄憤者、審判者，而且都學會了裝扮，裝扮得大義凜然。

這便是我在冷然傲然中的觀察，這便是我與呂兆康四目一對便互相領(lǐng)悟的世態(tài)。

說得再大一點，這也使我歷來不大看得起那個總在夸張其事、總在偷襲別人的文人圈。我太了解他們。

4

那天表妹在校園里呼喊我時，把我的心情立即帶到了另外一個天地，冷然傲然的表情剎那間煙消云散，我趕緊問：“家里怎么樣了？”

表妹轉(zhuǎn)達了爸爸叫我晚上回家與他討論重大事情的指令，我朝她點點頭，心想，我爸爸只與祖母、媽媽、叔叔商量大事的時代已經(jīng)結(jié)束。

學院后門有七十六路公共汽車，乘足五分錢的最低票價可到膠州路、余姚路口。再步行二十分鐘，到達江寧路、海防路口，那個十年前從家鄉(xiāng)搬來的家。

祖母還是趴在陽臺上看，今天她不是在閑看街景，而是在等我。

桌上放著一碗醬油百葉結(jié)，爸爸微笑著推到我面前。我說已經(jīng)在學校吃過飯了，便坐下談正事。媽媽在里間沒有出來，祖母招呼了一下又回到了陽臺，他們有意退避，讓兩個男人第一次平等對話。

爸爸說：“我的問題開始大了。一個當年同事，叫趙庸，你見過的，揭發(fā)我在一九五三年參加過一個座談會，為一位私營企業(yè)家說了好話。他當時作了記錄，現(xiàn)在把記錄上繳給了造反隊，成了罪證?！?/p>

我問：“這有什么罪？”

爸爸答道：“他們說，這是在解放之后無產(chǎn)階級與資產(chǎn)階級剛剛開始戰(zhàn)斗的時候，站到了資產(chǎn)階級一邊，所以說我是階級異己分子?！鳖D了頓他又輕輕地補充了一句：“昨天斗爭會，給我掛的就是這么一塊牌子?！?/p>

“他們對你掛牌斗爭了？……動手沒有？”我沒說“打”，選了“動手”這個詞。

“沒怎么動手?！卑职只卮鸬煤軙崦?。

讓他更傷心的是昨天當場再一次被朋友出賣的情景。他說：“最可怕的是趙庸上繳記錄這個動作，好像既有證人，又有證據(jù)，一定有大罪。他又是我過去的同事和朋友，因此他舉著筆記本上臺時，下面是一片熱烈的掌聲?！边@情景我能想象。

我想了想，說：“必須立即拉回到你當年發(fā)言的實際內(nèi)容?！卑职终f：“我記得，那天是看了報紙上陳毅市長關(guān)于團結(jié)私營企業(yè)家的報告，主持會議的人要我們談體會?！?/p>

我說：“那就找出當年陳毅市長的報告，與你的發(fā)言對照，揭穿趙庸的把戲?！?/p>

但是，兵荒馬亂的年月，哪兒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舊報紙？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記起，當時好像出版一種年鑒性的政治書籍叫《人民手冊》，上面一定有，圖書館也可能有保存。

5

我想，惟一的出路，就是到我們學院的圖書館動腦筋了。但是圖書館在文化革命一開始就已經(jīng)被查封，怎么辦？

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的管理員大多是有“歷史問題”的人物，不能教書了，卻又懂書，就去管書。在這些管理員中，與我關(guān)系較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陣學院有大字報揭發(fā)，說他有可能是“逃亡地主”。

人們說起“逃亡地主”就立即產(chǎn)生了一系列想象，好像罪大惡極的“黃世仁”、“劉文彩”害死了很多“喜兒”之后倉皇逃竄，逃到上海一所大學的陰暗書庫里躲著，這實在太有吸引力了。但大字報貼出來那么久，農(nóng)民造反派并沒有來抓他，這是怎么回事？我因為有一個“破產(chǎn)地主”的外公，大致能想象事情的基本面目，很可能是蔡祥明先生的老家有點錢，但他卻一直流落在上海。

我敲開了蔡祥明先生住所的門。那是教學樓東邊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間，三平方米左右，只能放一張小床。我問起“逃亡地主”的事，誰知他一說比我想象的還簡單，他曾對什么人說過，這宿舍太小，家鄉(xiāng)房子大?！疤油龅刂鳌本褪菑摹凹亦l(xiāng)房子大”這個說法一步步“推理”出來的。

我對他說，這事倒也不能掉以輕心，一有風吹草動還是會有人順著這個罪名胡言亂語，因此應該把自己家鄉(xiāng)的實際情況寫出來，還要把那天關(guān)于“家鄉(xiāng)房子大”的談話過程寫出來，作為申訴交上去，也算備個案。

蔡祥明說他不會寫這種東西，求我?guī)退麑?。又說要寫這么多內(nèi)容挺費事，這房間連一張桌子也沒有，問我能不能抽時間到書庫去寫。

這正合我意。我一心想著《人民手冊》。

那天我在塵封的書庫里給他寫好了申訴，他說昨夜反復思考還是暫時不交上去，而且也不知道要交給誰，暫且放在手邊，等到有事時再交。我同意他的做法，卻早已在東張西望間看到了那一大疊《人民手冊》。

我提出要翻翻《人民手冊》，他沒有阻止，因為這個書名不會給他帶來“散布反動書籍”的罪名。他說他要暫時離開一下去開會，一小時后回來，放我出去。

等他走后，我連忙找一個凳子爬上去拿下兩本《人民手冊》，很快找到陳毅市長的講話，還摘錄了他正面評價中國民族資本家、私營企業(yè)家的幾段話。

抄完之后我舒了一口氣，站起身來重新打量這個書庫。

書庫本不陌生，但被查封了那么久，今天見到，如逢獄中親人。這么多親人被判了無期徒刑，沒有出獄的時日。其實，沒有它們，真正被囚禁的反而是我們。

一小時后，我跟著蔡祥明先生悄悄地離開了書庫。三小時后，陳毅市長的話已經(jīng)寫在爸爸的申訴報告中。

我為我的工作效率而高興。

但是，誰能想到，正是我的這個舉動，給爸爸帶來了滅頂之災。

6

兩個星期之后我知道了事情發(fā)展的具體過程。

造反派收到爸爸申訴后認為是“翻案”，開了一個小型的批斗會。爸爸又一次復述陳毅市長當年的講話內(nèi)容，造反派便大聲呵斥道：“你知道嗎，陳毅也是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上的人物，北京已經(jīng)開始批判了！”

爸爸完全不知道這驚人的消息，隨口嘀咕了一句：“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p>

“?！鄬W文！”一個陌生的聲音尖利響起，爸爸抬頭一看，是一個戴黑邊眼鏡的圓臉小個子男青年，以前從沒有見過。他喊“?！焙蠛靡粫翰辉儆新曇?，無論是爸爸還是批斗會全場，都在等待。

戴黑邊眼鏡的圓臉小個子男青年在喉底輕輕笑了一下，終于開口。下面這段，是他與我爸爸的問答——

問：你剛才是說，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

答：唔。

問：你過去學過語法嗎？

答：學過一點，忘了。

問：“主語”沒有忘吧？

答：這沒忘。

問：“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這句話，主語是誰？你是說誰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

答：我們。我是說我們大家對陳毅市長都不能過河拆橋，不是專指你們造反派。

問：專指我們造反派倒沒有什么問題。問題是，我們那么年輕，無權(quán)無勢，說得上對陳毅過河拆橋嗎？

答：我說大家。

問：什么大家？你的級別有多高？

答：我沒有級別。

問：一個沒有級別的人能對一個政治局委員，一個國務院副總理過河拆橋嗎？

答：可能用詞不當。

問：你用詞很當。你說對陳毅不能過河拆橋，是在說一個人。這個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把陳毅當作渡橋和工具，你老實說出來吧，你究竟是指誰？

答：……

問：觸及要害就不吭聲了吧！其實你剛才躲來躲去，就是在躲主語，躲要害。既然這樣，我不能不在你面前高喊一聲口號：誓死保衛(wèi)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

…………

——從那天晚上開始，爸爸的問題性質(zhì)變了。

7

我聽了爸爸對這個過程的敘述，頭也暈了?！澳氵@么一個小人物，怎么也碰不到上層政治啊。”我說。

“不，全連上了。那次批斗大會后，我的另一個老朋友張茂宏揭發(fā)，說‘文革’開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對他說過，陳丕顯打不倒。”

“你說了嗎？”我問。陳丕顯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負責人。

“很可能說了?！卑职终f，“我在廣播里聽過他的報告，口氣溫和，也比較實事求是，不像是壞人。而且全部打倒了，這個城市誰來管？”

“你這是瞎操心。”這話我剛說出口就后悔了。爸爸并沒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時候與一位老朋友隨口聊天罷了。

“他們說我既為陳毅翻案，又為陳丕顯翻案，因此是劉少奇、鄧小平的孝子賢孫?！卑职终f。我沒想到爸爸頭上已經(jīng)壓了那么多帽子。

這顯然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字獄”在現(xiàn)代的變種，可稱之為“大批判文化”。這種“大批判文化”一旦與前面所說的“大揭發(fā)風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于核裂變?！按蠼野l(fā)”有本事把一絲風影說成鐵證，“大批判”有本事把一聲咳嗽判成大罪，結(jié)果，只要它們一聯(lián)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為元兇巨惡、竊國大盜、殺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當年同事”突然熱衷于揭發(fā)，已經(jīng)使爸爸無招架之力；又不知從哪里闖進來這么一個戴黑邊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核裂變立即形成。

其實遭殃的豈止是爸爸，當時中國的萬里山河，幾乎全都淪陷于由大揭發(fā)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災難之中。

8

爸爸不能回家了，關(guān)押在單位的一個小房間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員休息時才被允許回家拿點衣物。批斗會每三天開一次，后來覺得內(nèi)容太重復，大家聽厭了，就改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發(fā)。這是我一直不想開啟的記憶閘門，其中儲積著太多的悲苦，怕一時噴瀉，連我自己也受不住。但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這是災難的核心、邪惡的杰作，我豈能避過？

爸爸薪水停發(fā)后，單位里只發(fā)放“生活費”。當時全國“被打倒對象”的生活費標準是統(tǒng)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幣。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個部門訂下這么一個數(shù)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沒有查到。然而，這對我來說可是一個冤孽般的數(shù)字，天天在腦中盤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許是什么人粗粗劃定一天一元，扣去四個星期天，變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們算的是單人。他們真的不知道嗎，在當時，很多“被打倒對象”有著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而這個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經(jīng)濟來源？

而且，他們真的不知道嗎，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飯？

當時在我家，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幣需要養(yǎng)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關(guān)押處并不免費管飯。那年他四十五歲；

然后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歲；

媽媽，四十四歲；

我，二十一歲；

表妹，也是二十一歲；

大弟，十八歲；

二弟，十一歲；

小弟，八歲。

一共八個人。沒有其他任何收入，當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來，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水、電、煤的最低費用，每人每天七分。請當代青年不要誤會，這不是指零用錢，而是全部生活費。

爸爸在關(guān)押室里天天算這筆賬，但他已經(jīng)失去撐持這個家庭的權(quán)力。這個權(quán)力，已經(jīng)落到我這個大兒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