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談到“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我雖然沒有先賢們的才情，但是這一本書也確實是在斗室之中懷著“發(fā)憤”之心而寫成的。1994年拙著《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出版之后，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命運、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選擇、近代思想史上連續(xù)性與非連續(xù)性，以及更廣無邊際的“中國往何處去？”等課題仍縈繞于我心頭，這些關懷帶領著我走向嚴復的思想世界。在過去的四、五年間，嚴復成為我心靈上的一個莫逆之交，越讀他的文章，我就越能體會他的思緒與心境，也由衷地覺得我們應該給他一個新的評價。

這一段與嚴復的神交要從1994年的夏天說起。那一年是我在美國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求學的最后一年，也是我從1983年在臺灣師范大學認識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接著向他請益、論學的第十一年。這時在我們兩人的生活上都出現一些變化，我即將脫離負笈海外的留學生涯，返回臺灣，墨先生則正面臨著家庭生活的轉折。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一起開始從事嚴譯《群己權界論》的研究。加州灣區(qū)的夏天幾乎每天都是萬里晴空、陽光燦爛，空氣在清新之中，帶有些許的涼意。我們或是在胡佛研究所二樓墨先生的辦公室，或是在校園內墨先生的家中，共同研讀彌爾的原書與嚴復的譯本，探究百年前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一段往事。這一種悠游古籍的研究工作成了我們心靈的避風港。讀完之后我們偶爾在墨宅后園的游泳池一起游泳，或者是去一個叫作“湖南又一春”的中國餐館吃晚飯。后來墨先生一度搬到一個較小的寓所，我們就在院子里面看書，他總是一邊工作，一邊抽著雪茄。

我們剛開始合作研究嚴譯《群己權界論》時是先讀一段中文，再對照原文，這樣做往往有些地方籠統帶過，抓不到要害。嘗試幾次之后我決定改弦易轍，在每次與墨先生見面之前，先將研讀的內容逐字逐句地利用電腦打字、列印，整理出像目前附錄所看到的文本對照，再仔細地分析兩者的異同。在閱讀之中我對彌爾原文有不明了之時，就請墨先生為我說明；墨先生對嚴復的古文感到有所困惑之處，我則嘗試為他解釋。這樣的方法雖然耗時費事，但情況很快就逐漸明朗，嚴譯與原文的差距也開始浮現出來，認識論的角度成為我們切入問題的重心。在研究中偶有所得，墨先生則喻之為得到juicy morsel（一口美食），或說找到smoking gun（證據確鑿之意），讓我印象深刻。

這一個暑假所做的工作是本研究的雛型。1994年9月底我回到臺北，返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繼續(xù)進行嚴復自由思想的研究工作。近史所有相當優(yōu)越的條件，也鼓勵同仁多方與外界交流。這一本書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之下，一方面與院內同仁切磋，另一方面與海內外同行砥礪而寫成的。在此過程中我曾在法國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與日本狹間直樹教授所主辦的“歐洲思想與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精英文化”研討會，以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清華大學歷史系、福建省嚴復研究會召開的“九七年嚴復與中國近代化”學術研討會，與本所文化思想史組召開的“發(fā)明過去·想像未來：晚清的‘國族’建構，1895—1912”研討會等場合，以本研究的部分內容向專家學者們求教，得到了許多有用的建議。此外出版過程中四位匿名的審查人提出非常嚴厲的批評，讓我減少了不少錯誤，謹致我最高的謝意。1997年的夏天拙著書稿得到臺灣重要學術著作獎，協助本書的出版。

在本書出版之際，請容許我多說些感謝的話。謝謝斯坦福大學歷史系的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與康無為（Harold Kahn）教授，對我非常扎實的學術訓練，又放縱我去研究我所感興趣的課題；斯坦福的同窗梅爾清（Tobie Meyer-Fong）、姜進與秦玲子等人給我各種的協助。我也謝謝“近史所”的前輩同仁張朋園教授、魏秀梅教授與熊秉真教授長期以來給我的鼓勵、幫助；以及我的妻子與女兒在生活上與精神上給我的無盡的支持。在聯系出版過程之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王汎森先生與黃進興先生促成此事，盛情感人。

然而我最感激的是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教授，這項研究如果沒有他的協助是不可能完成的。嚴復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偉大學者，因此嚴復思想的研究者必須對中西文化都有深入的認識才可能觸及他的心靈，在此情況之下，我和墨先生的合作或許是一個了解嚴復思想的有效方法。我們不但一起閱讀《群己權界論》與On Liberty；在本書各章完稿之后，我都寄請墨先生指正，而墨先生則逐字逐句地細讀我所寫的東西，再用Federal Express寄還給我，這樣來來回回折騰，每一章都修改過四五次到七八次不等。從用字的精確、文獻的解讀、章節(jié)的安排，到論點的提出等，墨先生都毫不保留地告訴我他的看法。他甚至三番兩次“飛鴿來書”，提醒我一個小注的增補或文字的修飾，或打一個小時以上的國際電話縱情談論。出版之前他又以中文為本書寫了一個長序。這樣的做法讓我想到嚴復所說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精神。在這一過程之中我深刻地體會到墨先生的情誼與苦心，也認識到學術研究的艱辛。我深深地覺得與墨先生的交往是我的學術生涯之中最幸運的一件事，謹將此書獻給墨子刻教授。

黃克武

1998年3月31寫于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