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東京”與小說中其他城市異同

宋元時期的其他城市在小說中也多有描寫，這種描寫與東京的都市形象既有關聯(lián)，也存在異同?！多嵐?jié)使立功神臂弓》的開篇是這樣的：

話說東京汴梁城開封府，有個萬萬貫的財主員外，姓張，排行第一，雙名俊卿。這個員外，冬眠紅錦帳，夏臥碧紗廚；兩行珠翠引，一對美人扶。家中有赤金白銀、斑點玳瑁、鶻輪珍珠、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門首一壁開個金銀鋪，一壁開所質庫……^[1]

再看《警世通言》中的《萬秀娘仇報山亭兒》^[2]開篇：

話說山東襄陽府，唐時喚做山南東道。這襄陽府城中，一個員外姓萬，人叫做萬員外。這個員外，排行第三，人叫做萬三官人。在襄陽府市心里住，一壁開著干茶鋪，一壁開著茶坊……

這兩篇作品，一寫東京開封府，一寫山東襄陽府。我們無法確認這兩篇作品產(chǎn)生的先后，但從二者敘述格局的相似可以看出，當年的小說家在描述城市時，確實存在著趨同甚至因襲的特點，如同小說家對人物外貌的描述。實際上，《萬秀娘仇報山亭兒》中，有如下一段描寫：

萬員外在布簾底下，張見陶鐵僧這廝欒四十五見錢在手里。萬員外道：“且看如何？”元來茶博士市語，喚做“走州府”，且如道市語說：“今日走到余杭縣”，這錢一，日只稍得四十五錢，余杭是四十五里；若說一聲“走到平江府”，早一日稍三百六十足。若還信腳走到西川成都府一，日卻是多少里田地！^[3]

所謂“市語”，指的某一行業(yè)的行話或隱語。此處所說的走到余杭縣四十五里等距離，是以臨安而不是襄陽府為起點計算，也就是說，這篇小說真正的產(chǎn)生地點可能是杭州^[4]，其中的背景描寫可能也是以杭州為想象基礎的。同理，東京也可能成為某些小說家書寫其他城市的想象基礎。

事實上，臨安受東京影響巨大。對此，很多文獻都有記載。例如吳自牧《夢粱錄》卷二《清明節(jié)》：

此日又有龍舟可觀，都人不論貧富，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雖東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

卷四《七夕》載：

市井兒童，手執(zhí)新荷葉，效“摩睺羅”之狀。此東都流傳，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記也。

卷一四《東都隨朝祠》：

惠應廟，即東都皮場廟，自南渡時，有直廟人商立者，攜其神像隨朝至杭，遂于吳山至德觀右立祖廟，又于萬松嶺侍郎橋巷元貞橋立行祠者三。

卷一六《茶肆》：

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

同卷《酒肆》：

曩者東京楊樓、白礬、八仙樓等處酒樓，盛于今日，其富貴又可知矣。

卷一八《民俗》：

杭城風俗，凡百貨賣飲食之人，多是裝飾車蓋擔兒，盤盒器皿新潔精巧，以炫耀人耳目，蓋效學汴京氣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喚買市，所以不敢茍簡，食味亦不敢草率也。

卷一九《瓦舍》：

瓦舍者，謂其“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義，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時。頃者京師甚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門。杭城紹興間駐蹕于此，殿巖楊和王因軍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內外創(chuàng)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今貴家子弟郎君，因此蕩游，破壞尤甚于汴都也。

卷二〇《妓樂》：

今街市與宅院，往往效京師叫聲，以市井諸色歌叫賣物之聲，采合宮商成其詞也。^[5]

民俗、信仰、娛樂，如此等等，無一不可見東京對杭州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否深入到了話本小說對杭州的描寫中，則有待進一步考察。

如果與杭州相比，東京小說與西湖小說在都市與地域文化的表現(xiàn)方面，有同有異。同的方面主要是市井社會日常生活以及風俗的描寫，其中可能又微有差別，如以“時間”論，東京小說中元宵十分突出，而西湖小說似乎更重清明。在自然場景方面，東京雖然也有金明池，但它遠遠無法與西湖相比，更缺少后者的文化底蘊。因此，相對于杭州城而言，西湖小說更側重于以“西湖”而非市井為場景，而東京小說即使描寫金明池，也與市井社會聯(lián)系更密切。在東京小說中，對酒樓、茶肆等的描寫更為具體細致。換言之，東京小說的鮮明特點是都市而不是自然、文化。

至于宋元話本中的其他城市，如《萬秀娘仇報山亭兒》中的“襄陽府”等，在描寫上與東京的市井其實并無差異，但缺少東京小說中那種因屢被描寫而給人印象深刻的地標性場景與時序因素，也不構成自成格局的小說系列。

對于小說家來說，城市的異同同樣可以作為情節(jié)安排的一種空間要素，《宋四公大鬧禁魂張》在這一點上表現(xiàn)得極為突出。小說中，主人公有這樣一段對話：

趙正道：“師父，我要上東京閑走一遭，一道賞玩則個，歸平江府去做話說?！彼嗡墓溃骸岸?，你去不得！”趙正道：“我如何上東京不得？”宋四公道：“有三件事，你去不得。第一，你是浙右人，不知東京事，行院少有認得你的，你去投奔阿誰？第二，東京百八十里羅城，喚做‘臥牛城’。我們只是草寇，常言：‘草入?？冢涿痪??！谌?，是東京有五千個眼明手快做公的人，有三都捉事使臣。”趙正道：“這三件事，都不妨！師父你只放心，趙正也不到得胡亂吃輸?！彼嗡墓溃骸岸?，你不信我口，要去東京時，我覓得禁魂張員外的一包兒細軟，我將歸客店里去，安在頭邊，枕著頭，你覓得我的時，你便去上東京。”^[6]

顯然，這里是將東京與東京以外的地方作對比描寫的，作品前半部分人物在東京以外地方的活動，成為他們進入東京的一種鋪墊和預演?！斑@一班賊盜，公然在東京做歹事，飲美酒，宿名娼，沒人奈何得他。那時節(jié)東京擾亂，家家戶戶，不得太平。直待包龍圖相公做了府尹，這一班賊盜，方才懼怕，各散去訖，地方始得寧靜?！薄伴e漢入京都”不但是情節(jié)發(fā)展的空間線索，也是國家太平與否的象征。

隨著北宋政權的南遷，東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經(jīng)濟發(fā)展也遜色于東南其他城市，其都市形象才逐漸淡出了小說的藝術世界。

[1] 馮夢龍《醒世恒言》，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724頁。

[2] 本篇篇末有“話名只喚做《山亭兒》，亦名‘十條龍?zhí)砧F僧孝義尹宗事跡’”的說法，其本當即《寶文堂書目》所著錄之宋元話本舊篇《山亭兒》。另外，《醉翁談錄?小說開辟》中提及“十條龍”“陶鐵僧”二目。諸篇作品間的關系有待考證。

[3] 馮夢龍《警世通言》，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591頁。

[4] 程毅中輯注《宋元小說家話本集》上冊，齊魯書社，2000年，第101頁。

[5] 以上《夢粱錄》引文均據(jù)《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中國商業(yè)出版社，1982年，分見第10、23、119、130、132、149、166、179頁。

[6] 程毅中輯注《宋元小說家話本集》上冊，齊魯書社，2000年，第153—1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