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自民國以來，以知識分子為核心成員，以國家大事為主要議題的公眾輿論，逐漸開始運作，發(fā)揮影響力量。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由原先的專制政體改變成民主共和政體，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政體的轉換過程中，透過集會、結社、辦報等模式，逐漸蘊積力量，織就出關心國事的公眾輿論。加以種種“技術”條件的成熟，新知識分子在“質”、“量”上的提高，使得全國性的公眾輿論成為事實。然而造成這種傾向的原因，除了中國知識分子本身內部力量運作（如具有民主新知觀念的本土知識分子或海外歸國的留學生）的結果，還有一部分是因為受到威爾遜理想主義的激蕩影響，使得當時知識分子對于有關中國的國際事務，有了過分高度的期許，以及過分激昂的熱誠，深深以為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或將就此改觀，脫離“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慘境界。中國的民族自尊心也是在這種情況下，獲得充分滋長。換言之，受到威爾遜主義的影響，中國公眾關心國家大事的熱誠隨之雀躍了起來。

無可諱言的，歐戰(zhàn)期間日本對華所施行的武力恫嚇外交或金錢外交，是促成中國公眾輿論日趨高漲的一個主因。從1915年武力恫嚇的“二十一條”交涉、1917年“欲取先予”的西原借款，到后來1918年軍事滲透的軍事協(xié)議，中國的公眾輿論，隨著日本對華有所圖謀政策的揭露，受到相當大的刺激，遂將輿論的矛頭對向了日本，“疑日”或“仇日”傾向愈加深刻，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也漸趨高昂。在這種“對日”公眾輿論漸趨強化的過程中，不可忽略的，北京政府的外交施政扮演了關鍵性的媒介角色。因為北京政府中主持外交事務的官員們，有時為了抗衡日本強勢的外交壓迫，不得不援引政府本身以外的力量來為外交談判之助，那就是泄密于外，鼓動海外輿情；這種外交手法所造成的效果，不僅招致外國勢力的加入干涉，國內公眾輿論蓄積的力量亦在同時獲得發(fā)展空間。如在“二十一條”交涉時，由于袁世凱外交策略的運用——“密聯(lián)英美”，間接使得中國公眾輿論與民族情緒大為激昂，國人“疑日”“仇日”的傾向便在那時奠立了基礎。

同樣的，北京政府內部的政治斗爭也是促成民族主義情緒與公眾輿情高漲的一個原因。敵對的政治派系，有時為了私人黨派利益，動輒利用外交事件，掀起廣大的輿論風波。在當時，“反日”輿論幾乎已經成為政客們彼此攻訐的最佳利器。“反日”的公眾輿情便是在這樣的挑動刺激下愈發(fā)地壯大，且與民族主義情緒合流，形成無法抗拒的時代潮流。

促成中國民族主義力量滋長的另一重要因素，便是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所宣揚的理想主義。威爾遜這套思維從另一個面向積極營造適合中國民族主義動力發(fā)展的環(huán)境。中國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曾有多次活躍的紀錄，從單一的英法聯(lián)軍之役下的廣州三元里事件，以及頻繁于晚清政局的各種教案，一直到引起八國聯(lián)軍之役的義和團“拳亂”，都可看作是中國民族主義具體的展現(xiàn)。然而這些展現(xiàn)后來卻沒有匯集成更大力量，這固然是許多原因所致，如缺乏適當?shù)念I導人才、政府的態(tài)度轉變等等。然而不可忽略的，列強共同合作所形成的強有力控制是促成中國民族主義力量轉趨消沉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則是從外提供能使這種動力繼續(xù)活躍滋長的空間。他所高舉的理想主義、“民族自決”，將列強為遏止中國民族主義力量滋長所形成的圍堤，打出了一道裂縫。^[1]

美國加入歐戰(zhàn)爆后，又成立了負責美國國內與海外輿論宣傳工作的“公共新聞委員會”。中國部分的宣傳工作，在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與“公共新聞委員會”駐中國代表克羅的共同努力下，獲致空前的成就，威爾遜成為中國人心中的救世主，同時也加速刺激中國“親美”、“反日”輿情的形成。

總而言之，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極端鮮明的“親美”“反日”輿情，還有對未來過分樂觀的期許，這些便是在巴黎和會前夕，中國對外公眾輿論的大致背景。

[1]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Rev.Ed.(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Inc., 1992c), p.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