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雖逝，德業(yè)常存
　　——懷念謝桂華先生

2006年6月12日，我正在湖北鄖陽參加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舉辦的一個學術研討會，突然接到鄔文玲女士關于謝桂華先生逝世的電話，初為之愕然，繼之則黯然，隨之又不禁潸然。謝桂華先生是簡牘學界的前輩，是國內外有影響的學者。我與謝先生相知相識已有十多年之久，尤其近年來，多有過從，情誼日篤。聽到他身染重病的消息后，心里牽掛，時常為他擔憂。一旦噩耗傳來，則又倍感意外，深感悲痛。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時浮現在眼前，同先生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像電影般清晰如昨，歷歷在目。

謝先生半生攻治漢簡，其人生和學業(yè)同甘肅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1972年至1974年間，甘肅有關部門在額濟納旗和金塔縣（當時，額濟納旗隸屬甘肅省酒泉地區(qū)）調查發(fā)掘了近2萬枚漢簡，這是繼20世紀30年代后又一次在居延地區(qū)的重大發(fā)現，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山東銀雀山漢簡的發(fā)現成為當時極為轟動的事件。從1978年起，國家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在唐長孺、張政烺等先生的主持下，統(tǒng)一組織人力對這三批出土文獻分組進行集中整理，謝桂華先生從此即投入到了居延漢簡的釋讀研究中。當時他年屆不惑，正當壯年，此后一直到2006年逝世，在這二十八年里，始終耕耘在這片園地。謝桂華先生對簡牘研究的執(zhí)著與熱愛，對甘肅歷史的了解與熟悉，對河西走廊溢于言表的向往，都緣于此。他對甘肅這塊土地及其民情、文化、歷史和朋友、同事的濃情厚誼也緣于此。

2002年12月29日筆者與簡牘學界師友在家中相聚

認識謝桂華先生是在1991年8月的蘭州會議上。當時，第一次國際簡牘學學術研討會在蘭州召開，許多前輩學者、海內外名家云集蘭州，何茲全、裘錫圭、林劍鳴、馬先醒、日本的大庭脩等先生都來參加會議，可謂盛況空前。謝先生作為會議的組織者之一，既要參加會議的組織工作，又要主持分組討論，忙前忙后，不亦樂乎。他清瘦干練，精力充沛，熱情奔溢，為人謙和。他那滔滔不絕而又濃重的湖南口音給人留下了十分難忘的印象。后來多次接觸才發(fā)現，先生并不完全是那種讀死書、死讀書的書呆子，他不僅醉心于簡牘的研究，還關心政治時事，善于組織協(xié)調，一段時間還擔任過社科院歷史所的黨支部書記！先生善飲，三杯過后，談興驟起，大凡學問、人生、政治、世情他都有很多真知灼見，能趁興發(fā)表一系列對晚輩們具有指導意義的意見，性格之豪爽，于此可見。但他說話又極有分寸，尤其不談論別人的是非長短。

居延新簡的整理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四家單位參加，集眾人之手，經多年努力，終于完成了整理釋讀工作，原計劃出版《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和《居延新簡——肩水金關》，前者為滿足讀者需要先于1990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平裝簡字本，后又由中華書局于1994年12月出版了包括釋文、圖版在內的精裝本，共收錄甲渠候官、第四燧和后來采集的一些零星散簡，共收錄8420枚簡。而后者即《居延新簡——肩水金關》計劃收錄金關等地出土的一萬零八百多枚簡，但該書的出版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如期進行。

1991年8月4日，筆者同謝桂華先生在嘉峪關城樓

1999年夏，為了把此事推進一步，我們請謝先生和李均明先生再次來蘭州對釋文和原簡進行校核。初釋稿是當年的原稿，于豪亮先生的字跡，極為工整秀麗，藍色墨水，鋼筆豎寫，一簡一條，旁邊時有后來批改的地方。紙色已微微發(fā)黃，邊角處多有卷折殘損的地方。時過境遷，睹物思人，不禁感慨系之。

校核工作進行了一個多月，是在蘭州最熱的七、八月進行的。當時驕陽似火，每天都是三十多度。樓板曬燙了，我們在頂樓的工作室里就像蒸籠一般。一起工作的除謝、李二先生外，還有初世賓、何雙全、張俊民諸先生，加上我，還有幾個學生，總共八九個人。大家穿著背心短褲仍大汗淋漓。每天要工作八九個小時。間有記者采訪，居然對我們深表憐憫和同情，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單調乏味的工作?？晌覀儾灰詾槿唬袝r為了一個字、一個符號，隨時都有交流切磋甚至熱烈的爭論，有時誰開個玩笑，又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一個多月悶熱酷暑，誰都不以為苦，反倒樂在其中。工作結束了，如釋重負，像是結束了一次了不起的經歷。至今回憶起來，仍然是那樣的愉快、親切和令人懷念。我知道，先生是帶著莫大的遺憾離開人世的，因為他沒有看到《甲渠候官》的姊妹篇《肩水金關》的出版，他沒有看到為之追求奮斗了后半生的整個事業(yè)最后能有個圓滿的句號?？墒?，責任不在他。每次召開有關秦漢史的學術研討會，他都在會上主動檢討，為居延新簡的長期不能出版而承擔責任，我等在場每每如坐針氈，深感汗顏。他是用這種方式敦促我們、批評我們。幾次去北京開會見到他，他都語重心長地叮囑，希望能夠抓緊這項工作。2005 年12月我去北京，其時謝先生已身染重疾，而且到了后期。我曾專程去他在回龍觀的寓所看望他，臨走時，他拉著我的手還在說，他的一大心愿就是希望生前能看到金關漢簡的出版。每想及此，無言以對。

除了居延新簡的整理釋讀外，先生還參加了懸泉漢簡釋文的最后審定工作。懸泉漢簡是1990年至1992年間在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當時在一個漢晉時期的遺址上一共出土了三萬五千多枚漢簡，除一萬兩千多枚素簡外，有字簡有兩萬三千多枚，后經整理編號者有一萬八千多枚。就這批漢簡的數量、內容、價值和特色而言，它們在歷次河西走廊發(fā)現的漢簡中都是空前的，1991年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fā)現”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fā)現”。簡文的釋讀整理工作從1993年開始，主要由甘肅考古所的同志承擔。斷斷續(xù)續(xù)，時輟時作，歷時十年，數易其稿。為了提高簡文釋讀質量，最大限度地減少差錯，2002年底，我們又請謝桂華、李均明和胡平生等諸位先生來蘭州，對全部懸泉漢簡的釋文進行通讀通校。韓國學者尹在碩先生當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任訪問學者，也隨謝先生來蘭州參加了這項工作。兩個多月，跨了年，2003年的元旦就是一起在蘭州度過的。參加校讀的同志三四人一組，共分三個組，每組承擔一部分。利用紅外線設備，一邊看實物，一邊看釋文，一簡一簡校讀訂正，一條一條進行修改。有問題有爭議，三個組的同志立即聚首一處集中討論，一些看似比較疑難的問題經過大家集思廣益，很快就有了答案。2003年的第一天，我們薄酒一席共度元旦，大家圍攏一起如同家人，那種友好、信賴和親密的氣氛至今讓人難忘。謝先生多喝了幾杯，話題仍然是簡牘學的人才、未來，談得相當興奮，古人那種“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的傷感大減。后來胡平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談及此次審校懸泉漢簡的三點經驗，其中一條這樣寫道：

一是班子的組建很有特色。審校班子包括北京的學者和甘肅的學者，兩地的學者，都長期從事西北簡牘的研究，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從年齡看，老中青三代相結合，60歲以上3人，50—60歲3人，40—50歲3人，30—40歲
1人，20—30歲1人。不同年齡與閱歷的人思維方式與考慮問題的角度往往不同，在審校工作中能夠開闊視野，很有幫助。從知識結構看，大家各有專精，便于優(yōu)勢互補。有的有較強的識辨簡牘草書的能力，有的對邊塞軍事防務器具與資料很熟悉，有的對各類器物名稱掌握較多，有的對簡文內在的文例、詞例和書寫規(guī)律爛熟于心。這樣一批人，就整體能力而言，可以當之無愧地說，無論是在全國范圍內還是全世界范圍內，都算是釋讀西北簡牘能力最強的班子。經過這個班子“過濾”過的釋文，雖然不能保證完全沒有錯誤，但至少可以說，已經把錯誤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見《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后記）

十多年的接觸交往，謝桂華先生讓人印象最深、終生難忘、堪稱人格楷模者是他那種對后輩的關懷、獎掖和提攜。一次有同事去北京帶回來一本剛剛出版的《簡牘學譯叢》第二輯，是謝先生專門送給我的，上面還題了字。當時跟先生不過是在蘭州會議上的一面之交，沒有想到他還記得我。聞著書香，看著他那蒼勁的題字，心里自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激。

2000年8月，由李學勤、李伯謙、艾蘭三位先生召集的“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達園召開，我得知此消息后給謝先生打電話，希望能得到邀請參加會議，先生二話不說即同主辦方聯系并發(fā)來了邀請。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我認識了不少前輩，認識了不少朋友，后來的很多學術活動都與此有關，每想及此，心里又平添了一份感激。

2001年“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fā)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長沙召開，我想在會上交流胡平生先生和我合寫的小冊子《敦煌懸泉漢簡釋粹》，聽取大家的意見，但贈送有困難，希望會務組以經費購買后發(fā)給大家。謝先生慨然允諾，經他多方協(xié)調，最后如愿以償。我們心里自然又增加了一份感激。

記得有一次，我需要劉樂賢先生的大作《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可是此書是臺灣地區(qū)出版的，大陸買不到，平素同劉先生又未打過交道，不便貿然索求。便給謝先生打電話，希望他幫我向劉先生問一聲。后來他告訴我，劉先生確實再無存書，但答應將他的新著《馬王堆天文書考釋》寄給我。不久我就接到了劉先生的寄書?，F在每當見到這本書，就想起這個過程，想起謝先生不憚煩勞、架橋鋪路、為同行之間建立聯系的情景。當然《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后來也由胡平生先生委托陳文豪先生從臺灣寄來了。這些師友之間的友誼總是讓人倍感人間溫暖。

2003年筆者同謝桂華先生考察殄北候官塞遺址

謝先生對晚輩如此，對師長則是真誠地推崇愛戴。2002年底來蘭州校閱懸泉漢簡時，張政烺先生已臥病多年。歷史所想給張先生出紀念文集，臨來時張先生的夫人傅先生有托，早年張先生曾給趙儷生先生送過一幅條幅，用篆書寫的，可代表張先生的篆書風格，想請謝先生借回去收在文集里。謝先生與趙先生不熟，想輾轉找別人，又怕趙先生不肯借，頗為犯難。正巧我和妻子郝樹聲都是趙先生的學生，而且多年來時常奔走在先生門下，于是由郝樹聲帶著謝先生徑往蘭州大學趙先生的府上，居然很順利地借到了，不僅謝先生喜出望外，就連趙先生也因謝先生的到來而給他帶來了不少故人老友的信息感到十分高興。趙先生問這問那，問長問短，問了張先生不少近年來的事情和病況，還特別問到楊向奎先生的紀念文集，很關心楊先生的紀念文集是怎么編的、編了些什么、涉及哪些人和事，他再三叮囑謝先生回北京后給他捎來一本。印象中謝先生辦事不太細心，可這件事卻辦得極認真極仔細。東西借來后認真包裝，怕賓館不安全，先放在辦公室，臨走時再小心翼翼拿出來裝好，物不離人，隨身帶到北京。等拍照制版后，東西放在張永山先生家，過了一段時間我去北京，原物帶回，完璧歸趙。再后來，他托人帶來了楊向奎先生的紀念文集，郝樹聲便很快送到趙先生處。從這件事，我們看到了謝先生為人處世的又一個側面。

謝先生與人相處，真誠、善良而且重友誼。與他合作過的同事朋友很少有跟他中途翻臉的。搞秦漢史和簡牘學的同志都知道，謝先生和李均明先生雖不在一個單位，可兩人從一開始讀簡到謝先生辭世，合作共事近三十年。很多論著兩個人的名字是一起出現，很多場合兩個人的身影總是一起晃動，形同兄弟，情同手足。我作為旁觀者看來，近三十年的親密合作，固然不能不與均明先生那種謙虛下人、不計名利得失的處世態(tài)度有關，但也可看出謝先生對同事對朋友真誠善良的為人是始終一貫的。當前社會人心澆薄，學術界也追逐名利。今天還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明天就可能因為一件小事而反目成仇。一個項目，一個課題，本來多年的朋友往往因為署名的位置、稿費的多少、甚至一次拋頭露面的機會或者一點其他的小事，就不歡而散，情斷誼絕，從此成了路人。相形之下，謝、李二位近三十年的無私合作給我們樹立了楷模。

2005年8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學術年會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召開，會上我?guī)纱蟀逗啝W研究》第四輯，這是甘肅考古所和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合編的不定期學術刊物。本來想在會上發(fā)放，因為數量不夠，謝先生就把大部分留在他那里，一本一本地分送，先滿足日、韓等國外學者的需要，然后再送確實需要的同仁。我知道他是想通過這種方式為大家建立一種聯系，擴大影響，讓國外學者多了解我們，讓簡牘學研究在國內外得到一體發(fā)展?？墒撬敃r已病入晚期，身軀孱弱，面孔瘦削，連上樓的力氣都不夠了。

2000年，甘肅方面組織編寫《中國簡牘集成》，第一輯十二冊，全收甘肅出土的簡牘，其他各省出土簡牘編為第二輯。當時商定的體例是將過去發(fā)表的釋文保持原來的書寫格式，再經校核、斷句標點并加注釋，配上簡要的出土說明和內容提要，旨在以全本的形式提供給研究者，減少搜求簡文的麻煩。以“居延漢簡”“居延新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等為單元，分工合作，幾個人承擔一個單元，各負其責。謝桂華先生等三位承擔的是“居延漢簡”，即20世紀30 年代出土的那部分居延舊簡的校注任務。書出來后，發(fā)現合作的同志最后沒按他們一起商定的意見辦，以致標點校注出現了不少錯誤，再加上善后工作沒有處理好，先生對此十分氣惱。2003年10月在居延開會時提及此事，他居然怒不可遏，把這件事提到了人格品質和做人做事做學問的高度。接觸十多年，我還很少見過他如此激動，從而也使我看到了他怒目金剛式的一面。

對親人的愛和眷戀以及無私奉獻也是謝先生一個突出的特點。先生的原配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一直患病，他既要給夫人熬湯煮藥，又要照顧兩個孩子的衣食上學。而此時的他，正值需要在事業(yè)上加以拼搏的年齡。他常常不得不把孩子帶到單位，先把他們安排好之后才能開始工作，中午吃飯更是胡亂湊合。后來夫人逝世，他更是又當爹又當媽，加上夜以繼日地讀簡釋簡，其情其景其苦其累，確實令人酸鼻。盡管如此，他無怨無悔，始終充滿著對親人的愛。

先生半生治簡，有兩句名言，他說我們治簡要爬兩個坡，“一個是文字釋讀的坡，一個是深入研究的坡”。釋讀和研究是一個過程的兩個階段，釋讀是研究的前提和條件，研究是釋讀的目的和深入，兩者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qū)別；并且釋讀中有研究，研究中有釋讀，兩者又相互滲透，不可截然分開?？v觀先生的學術生涯，他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簡文的辨認釋讀上。哪里出了新簡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各地出土的簡牘，大部分都經過他的最后審閱。他和李均明、朱國炤先生合作的《居延漢簡釋文合?！罚两袢允侵魏喺弑刈x的經典之作。釋讀簡牘是一項十分艱辛枯燥的工作，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樣，只是辨形識字，把認識的簡文移錄在紙本上。它需要扎實的文字學功底和文獻學功底，還要熟悉典章文物、天文歷法、方技術數和歷史考古知識。這還不夠，還要有長期的釋讀經驗和對簡文格式、一般習語和各種書體的了解積累。簡牘埋藏數千年，不僅當時出自不同的書手，魯魚豕亥，篆隸俗草，斷裂刮削，而且經過兩千多年風雨侵蝕，漫漶磨滅，褪色變形，散亂遺棄，所有這些都給今人的釋讀造成極大困難。一些簡文似是而非，隱隱約約，若有若無，缺筆少劃，字跡殘半，最耗神費力，最難琢磨。謝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徜徉在簡牘文字的海洋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大量的相關知識。有些別人不能辨認的字，他一眼就能看得出來；很多從字跡本身不認識的字，他能根據所熟悉的制度、習語，從上下文推測出來。這些都是最基礎的工作，它雖不需要深邃的哲理和洋溢的才華，但需要廣博的知識和嚴謹的學風、一絲不茍的態(tài)度和長期默默無聞的工作。他所發(fā)表的釋讀簡文的系列論文，為我們建立了文字釋讀的范式。

2003年筆者同謝桂華先生等諸位學者參加居延考古學術研討會

邊塞烽燧遺址和墓葬出土的簡牘有一個最大不同，就是墓葬出土物在入葬時會放在一定的位置（當然有些也經過盜墓者擾亂），而邊塞烽燧的簡大多是作為廢棄物隨意丟棄的。這些丟棄的簡牘有些身首分離斷成數截，有些當時本是一個內容完整的冊子，而丟棄后散亂得面目全非，有些可能是一些內容相關的同類簿籍，丟棄后失去了原有的次序。如果按照已有的認識，根據一定的規(guī)則把殘斷的簡聯綴起來，把一些內容連貫的冊書復原了，把一些內容相關和相近的記錄輯錄在一起，其信息含量和研究價值就不同了。這方面，繼英國學者魯惟一、日本學者大庭脩和永田英正之后，謝先生做了艱苦的工作。他的一組關于簡牘聯綴和復原方面的論文做了有益探索。

另外，通過漢簡，他對當時政治法律制度、取庸代戍制度、邸與閣、西北社祭、屯戍鹽政等方面的研究，都闡發(fā)了自己的不少新見解。除西北簡外，他對張家山《二年律令》的研究、對尹灣漢簡的研究都是該領域的重要成果。

我們知道，謝先生生前曾把大量的精力投到了組織協(xié)調和編刊出書上。多次簡牘學方面的重要會議，他都是組織者之一。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謝先生先后編輯出版了《簡牘研究譯叢》第一、二輯，《簡帛研究譯叢》第一、二輯，《簡帛研究》第一、二、三輯和《簡帛研究（二○○一）》。此外他還聯系廣西師大出版社陸續(xù)出版了“簡帛研究叢書”。這些工作為人作嫁，耗時費力，一般人不屑一顧，而先生則不然。他不計名利得失，甘為人梯，以大量默默無聞的工作為簡牘學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一個全國性的平臺，為耕耘在這塊土地上的晚輩后學提供了一個學術陣地。今天的簡牘學能有這樣一個強勁勢頭和良好局面，與先生長期以來的無私奉獻和勤奮工作是分不開的。

從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在甘肅敦煌、酒泉的漢代烽燧遺址中掘得大批漢簡到現在，整整一百年了（當然此前還有1901年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分別在樓蘭、尼雅的發(fā)掘）。一百年中，王國維、羅振玉先生可謂近代簡牘學研究的開山之祖，后繼者有勞榦先生。1949年以后，大陸學者在簡牘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者主要是陳夢家和陳直先生。謝桂華先生是“文革”后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簡牘學家。當年與他一起涉入簡牘學領域的同齡人甚至比他年長的學者至今仍活躍在學術舞臺上，他卻因長期的辛苦奔波、繁忙工作、生活操勞以及病痛折磨而過早地離開了我們。每想及此，無盡的哀痛、無限的懷念便涌上心頭。斯人雖逝，德業(yè)常存，前輩們留下的精神品質和學術成就一定會激勵我們加倍努力，作出成績，使學術薪火代代相傳。

原載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六）》，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