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這種關切或者信任或者愛

本身就很重要”

有人勸索爾·貝婁寫自傳的時候，他總說沒什么好寫的，就一點：自行了割禮[1]以來，他就一直忙得要命。忙著寫小說，偶爾寫寫雜文；忙著談戀愛，結婚，當父親，離婚，交友，結怨，悲傷；忙于歷史大事，忙于文學小事；忙于大量讀書，忙于恪盡教職，教書一直教到耄耋之年。尤其是忙著寫信。大作家并不全都擅長寫信；說實在的，一流人物中寫信敷衍了事者可以拉出一個長長的名單來。寫信似乎是一種可以獨立存在的天分，像藝術天分一樣神秘莫測。細數(shù)上個世紀那些英語書信寫作高手——弗吉尼婭·伍爾夫[2]，戴·赫·勞倫斯[3]，哈特·克蘭[4]，凱瑟琳·安妮·波特[5]，伊夫林·沃[6]，塞繆爾·貝克特[7]，約翰·契弗[8]，威廉·馬克斯韋爾[9]，伊麗莎白·畢曉普[10]，羅伯特·洛威爾[11]，弗蘭納里·奧康納[12]，詹姆斯·梅利爾[13]——可以看到這些人的個性五花八門，并沒有共同的特征。有人寫日記，有人不寫。有人著述頗豐，有人相比之下作品就很少。最多只能說，他們每個人都在自己的書信中過著一種現(xiàn)實之外的豐富生活，其精彩程度足以讓這些書信本身就成為文學的一個部分。

貝婁寫信的對象包括了四代人——他的上一代，他自己這一代，還有下面兩代，海量信息從他的信中噴涌而出，匯成一幅精細的自畫像，同時也是一幅時代肖像。和他通信的有各色人等，其中包括他先后幾任妻子[14]，他的兒子們，還有他自幼交下的朋友，他的作家同行，情人和前情人，學生和前學生，喜歡他的和不喜歡他的讀者，請求他看看自己作品的追隨者（他似乎總是來者不拒），還有宗教怪人，追著他要簽名的人（數(shù)以百計），著了魔似的阿諛逢迎者，筆跡狂人，以及重度精神病患者。

貝婁在書信中可以同時激情迸發(fā)而又滑稽有趣，這對熟稔其小說的讀者來說不足為奇。以下是從艾爾弗雷德·卡津[15]檔案中摘選的幾個例子。先看這一段，1950年1月[16]寄自巴黎：“而且我深信不疑：他[司湯達[17]]對《現(xiàn)代》雜志[18]的處理方式一定和我一樣，也就是說，先瀏覽一下那上面最新的蠢話[19]，以毫不留情的輕蔑觀察一番苦悶的新鮮皺紋，然后把西蒙娜[20]的那些情色文章拿去讓貓吃了退燒，再把剩下的部分給格[雷格][21]，讓他剪小人玩；他還不認字呢，一派天真，成天高高興興的?！?/span>再看1964年夏天[22]，寄自瑪莎葡萄園島[23]：“我們有了點駐島學會的影子。在這個小小的菲茨杰拉德村[24]里，斯泰倫[25]是我們的領袖。然后是莉蓮·赫爾曼[26]，我居然讓她面露羞澀了。還有菲爾·拉夫[27]，卡爾·馬克思[28]的傳統(tǒng)在他這里保持了生機。我很喜歡菲利普，他是自家人[29]，他以一種不公開的大眾普及型講座方式[30]給我們開了一門高端政治[31]課，我聽得興趣盎然。為什么我們不能相互諒解然后就不再彼此傷害了呢？”還有這一段，寄自佛蒙特州西布萊特伯勒（West Brattleboro, Vermont），1983年夏天[32]：“我不那么熱衷于寫信了，這絕對是真的；沉默并沒有讓我感覺愉快；相反，我也很想知道我為什么很少回信?；蛟S是因為我一直拿著捕蝶網(wǎng)在外面轉，想捕捉自己成熟完美的形態(tài)，那東西好像總是馬上就要落在一朵花上了（而且就此落定），可終究沒有落下來，因為還沒找到那朵花呢。這樣解釋也許就比較充分了。”

上面摘選的這幾段里口氣都十分友好，而貝婁和卡津的關系卻遠非風平浪靜。把這批信件通讀下來就會發(fā)現(xiàn)，貝婁暴怒的時候和他深情款款的時候一樣多。不過他們之間再次互生敵意之后的1982年夏天[33]，他卻發(fā)出了這樣一封信：

親愛的艾爾弗雷德：

祝你生日快樂，愿你擁有贊美、愛、長壽——反正要什么有什么。別在意雞毛蒜皮，雞毛蒜皮到頭來什么也不是。

比你小五天的人敬上

他和同代人中其他人的關系都沒有這么反復無常。約翰·契弗他是很喜歡的，倆人之間不同的風格和傳統(tǒng)讓他興奮。書信中雙方都彬彬有禮，屬于大師對大師的那種口氣，但又非常親近。下面是契弗請貝婁閱讀《獵鷹者監(jiān)獄》[34]校樣時他給契弗的回復：“我能讀一下你的書嗎？我愿意免費旅行去往上都[35]，一路由特洛伊的海倫[36]服侍嗎？[……]這個周末我得去紐約，還要到普林斯頓去看我兒子亞當在《暴風雨》[37]中扮演安東尼奧這個重要角色，[……]我也想見到你，但不知何時才能從榮耀與震驚交織的這一團亂麻中脫身?！?/span>[38]（他剛剛獲得諾貝爾獎[39]。）兩年后，契弗請他為美國藝術文學學會[40]提名褒獎作家，他又巧言作態(tài)道：“我們年輕的時候混在紐約，那個時候可沒有什么獎，現(xiàn)在看著五花八門的這些獎項，貪婪和嫉妒讓我沒法活了。”契弗特別請求他提名應予褒獎的批評家，貝婁的回復是：“批評家我可提不出來，除非是提名把誰釘死在十字架上。”[41]最后，1981年12月[42]，他得知契弗病重，寫下了這些：“在電話里和你交談以后，我不斷地想到你。有很多話可說，但我不想說了，那些話你不聽也罷。我想告訴你的是：我們相處的時間并不多，但你我之間心氣相通。我想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從事的職業(yè)具有自我教化的性質(zhì)。我試試看能不能說得更清楚一點——我們的靈魂訴諸同樣的教育，我們都有勇氣在美國大眾化訓練的敵視下把這種基于內(nèi)心的教育堅持下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相互吸引。不錯，還有別的更深層次的共鳴，可我太笨，還不太明白。此刻我只能說說我想到的原因。[……]我讀你集子里那些短篇小說的時候就很感動，因為我從字里行間看到了這個蛻變的過程。這種靈魂蛻變的行動才是真正的價值所在，其他的都無所謂。為此我喜歡上了你。我喜歡你的很多方面，但這一點我尤為看重?！?/span>

他給拉爾夫·埃里森[43]寫的信就輕松活潑，無拘無束，因為他們曾經(jīng)同宿舍，早年都為爭取得到承認努力奮斗過。1961年春季學期他在波多黎各大學[44]教書的時候?qū)懙溃骸?span >我還是繼續(xù)做我的事，和流浪狗還有蜥蜴一起漂泊，腦子里想著香蕉葉能以多少種方式裂開。這里的狗都具有亞洲特點，血統(tǒng)不純，成群結伙地四處游蕩。所有時髦的地方，現(xiàn)代化的大學樓里，自助餐廳里，到處都能看見——涼爽的教室里總有幾條獵犬在睡覺，晚上就號叫，打架。不過是狗和狗互相打，不是和老鼠打。老鼠是另一個龐大的種群，紅褐色的，無所畏懼。鬧市區(qū)的空地上有，海濱那個專用的網(wǎng)球俱樂部里也有。發(fā)現(xiàn)賭桌上有幾只老鼠在看比賽，我不會感覺吃驚。還有貓鼬家族。貓鼬消滅了蛇，可現(xiàn)在誰都不知道怎么解決貓鼬抓雞這個問題了。這地方動物的事就說這么多吧。這個島很美。城里卻是臭氣熏天。這里的人活得漫無目標，快樂而好奇，喜歡花里胡哨的東西。司機們開著車看書，一邊開車一邊唱歌、吃飯，還一邊開車一邊干那事。”[45]

給約翰·貝里曼[46]的信就是另一副調(diào)門了。生命的脆弱和藝術的艱辛成為關注的中心。1963年10月[47]，一場難以預料的國家悲劇[48]即將到來，此時貝婁的情緒已經(jīng)很低落了：“我不能說我們一切都好。我的終生好友奧斯卡·塔科夫[49]星期三突發(fā)心臟病去世。我感覺寧愿自己去死也不愿承受這些死亡，一個接一個的，都是我最好的朋友。這種狀況讓人耗盡心力。到頭來僥幸還活著都感覺是件可恥的事了。只要死亡是我們最終都要面對的現(xiàn)實，偷生就確實沒什么光彩可言。不過是在等著讓獨眼巨人[50]找到我們罷了。”貝婁和貝里曼的友誼植根于文學同道之感；其間愉悅源自相互敬重。貝婁在1966年春天寫道：“你用這些詩延長了我的生命租期。靈感激發(fā)的眩暈是最穩(wěn)定的狀態(tài)。這是詩人對光速和固體微粒無規(guī)則運動[51]的回答。我們沒有圣城，也許吧，但我們實實在在地擁有‘夢幻之歌’[52]?！?span >[53]

在寫給下一代人的信中，比如在給菲利普·羅斯[54]、辛西婭·奧奇克[55]、斯坦利·埃爾金[56]的信里，人們看到的就是一個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大師地位的人，雖然他扮演這個角色很少有得心應手的時候。令人印象極為深刻的是他對這三人的回復方式截然不同。1969年12月[57]，貝婁給羅斯回信，感謝他在來信中談到了《賽姆勒先生的行星》[58]：“你簡短的來信對我大有益處，雖然我還不知道回信該說些什么，也不知道該怎么說。那些所謂羅織罪名的人當然會磨刀霍霍。他們根本就不具備你我對文學那種天真的或許也是幼稚的愛。[……]這個行當里我覺得有些用處的人不多。但是我一頭撞進芝加哥（那是十二年前？）看了你的短篇小說以后，就知道你有真功夫。我小的時候還有鐵匠呢，鐵錘敲擊鐵砧那種真家伙對真家伙的聲音，我從來沒有忘記過?！?/span>

而1974年秋[59]，貝婁對羅斯《想象猶太人》（Imagining Jews）一文的回應是：“看到你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of Books]）上的那篇文章我非常高興。我不太認同你的看法——期望不能太高——但是我會慢慢考慮你說的話。這就是我的水蟒之法。消化的時間很長，進入一種昏睡狀態(tài)。當然我并不是弗洛伊德[60]的崇拜者。有段時間我頭腦發(fā)熱，崇拜過賴希[61]的心理分析方法?，F(xiàn)在我是什么把柄也沒有。人們對我是既提不起也放不下?！?/span>最后是十二年過去了，貝婁寫下了這些話：“我想再次感謝你在倫敦對我的照顧。你也看出來了，我那個時候情緒非常低落?；始殷w育俱樂部正合我意。肖斯塔科維奇[62]的四重奏對我大有好處。極度的痛苦差不多都能由藝術來覆蓋。盡管不完全如此。蓋不住的地方總是有的?！?span >[63]

貝婁給奧奇克的信里主題是歷史，比如1987年夏天[64]他寫道：“四十年代我忙忙碌碌，一心要當小說家，無暇關注時局。我竭力參與‘文學’，滿腦子都是藝術，都是語言，都是在美國這個舞臺上的奮斗，都是要讓自己的才能得到承認，要不就是和我在《黨派評論》[65]的那些伙伴一樣，關注的都是現(xiàn)代主義、馬克思主義、新批評，都是艾略特[66]、葉芝[67]、普魯斯特[68]等等——什么都參與，唯獨沒有關注波蘭那些可怕的事件。逐漸意識到這種難以啟齒的逃避之后，我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在我的內(nèi)心世界中開始接納這件事。這一點是絕對無法否認的。而且我真的能說出——其他人也是一樣——該做些什么或者這個‘事情’必須如何應對嗎？四十年代末以來我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有的時候我想象著自己可以看出一些東西。然而這種思考可能得出的結論也許沒什么意義。[……][69]我甚至都無從說起我們當中的哪個人在這種事情里可能承擔什么責任，因為這件罪行涉及面太廣，把所有人都逼到了面臨最后審判[70]的地步?！?/span>

給斯坦利·埃爾金的信口氣比較親近，回憶的色彩更濃，也透露出更多的內(nèi)心活動。1992年春[71]他寫道：“我年輕的時候十分熱衷于和艾薩克·羅森菲爾德[72]這些朋友通信。他1956年去世了，還有幾個人也是五十年代去世的，不知從何時起，我的私人信件不像過去那樣寫得很長了，這是挺悲哀的一件事，我現(xiàn)在才開始明白個中原委。并不是因為我耗盡了朋友情誼。而是習慣改變了。不再傾瀉浪漫情懷。我們青少年時期非常俄國化，或許也是在練習當作家吧。讓我意識到這一點的正是艾薩克。他搬到紐約去以后，我?guī)缀趺總€星期都從芝加哥給他寫信。然后過了些年，有一天他對我說：‘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們從西區(qū)搬走的時候’（當然是搬到‘村里’[73]去）‘我把你的信都扔了?！囊馑己芮宄?，就是要讓我震驚，言外之意是我會覺得這是文學史上的重大損失。我沒有那種感覺。其實是我擺脫了未來可能出現(xiàn)的一種窘境。

“但是治好了這個毛病并不是一件好事——我是說熱衷于寫信這個毛病。我意識到至關重要的基礎已經(jīng)不復存在了。我認識的人里多半都有過這種經(jīng)歷，只是方式不同——那是一個逐漸消減的過程，向內(nèi)心隱秘意識回歸，一種吝嗇的狀態(tài)?！?/p>

盡管貝婁再次聲明他喪失了寫信的技能，他中老年時期寫出的大量信件卻證明事情并非如此。他年輕時寫給羅森菲爾德的那些信件丟失固然是一種不幸，但他早期和晚期寫就的數(shù)百封書信都可以彌補這個缺憾。貝婁曾經(jīng)寫道：“發(fā)現(xiàn)一個人生命中的心路歷程，解讀他留下的痕跡，是一件特別令人感動的事。”本書收入的七百零八封信記錄了他的心路歷程，為我們提供了能以最近的距離觀察他的視角。

“他發(fā)過誓，要獻身于偉大的命運，”他的舊友亦是對手卡津?qū)懙?，?span >他要比我們其他人承擔更多的工作。”在美國文學史上，貝婁是職業(yè)生涯延續(xù)時間最長的人之一，而且好像也確實是在各方面都超乎常人——他志向高遠，學識淵博，視野開闊，他的作品精彩紛呈，成就源源不斷。他如魚得水。這里收集的書信全方位展示了他是個什么樣的人，但這些信所勾勒出的自傳式敘述講的主要還是一個藝術家的故事。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盡全力寫出小說的下一頁，無論寫得好還是不好。翻閱貝婁留下的資料，可以看到他做出了多少努力，取得了多少成就。芝加哥大學雷根斯坦圖書館（Regenste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直線排列長度達一百四十英尺的資料里包含了手稿、筆記本、通訊錄、預約簿、收到的郵件、寄出郵件的復寫副本和（后來的）影印副本、照片、報紙和雜志剪報、個人物品等等。其中有：他年邁的移民父親寫給他的一封信，口氣很霸道，日期是1953年9月23日，貝婁早期的杰作《奧吉·馬奇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就是那個月出版的：“寫信。給我。你們還都歸我管。爸。”1961年9月8日約翰·肯尼迪[74]給他的一封信：“我希望政府和藝術之間的這種合作能夠持續(xù)下去并取得成功。肯尼迪夫人和我對任何建議都特別感興趣……”等等。一份法律文書，證明一個名叫索爾·貝婁的人于1943年8月3日在伊利諾伊州的芝加哥市（Chicago, Illinois）按規(guī)定宣誓后作證說他歸化為美國公民一事有效，因有5689081號入籍證書為證。（他和家人是1924年7月4日從魁北克抵達美國的。換言之，這位同代人中最杰出的美國小說家，以無與倫比的才能描繪了美國街頭底層社會的狡黠和上流社會高雅人士的愚蠢，力圖用細致入微的方式寫出美國城市的喧囂，而他自己直到將近三十歲的時候才正式成為美國人。）

在1980年代早期的資料里，還有一張老式的名片，上面用潦草的細長字體寫著：“明天即周五下午5點到你住的酒店，希望能見到你。祝好。薩姆·貝克特[75]。”第二天下午他們的確見了面，地點是圣日耳曼德佩區(qū)蒙塔朗貝爾街7號皇家橋酒店的酒吧里[76]?，F(xiàn)代主義活生生的代表渴望見到和現(xiàn)代主義干仗的偉大人物。結果是幾乎什么都沒說。他們的會面與普魯斯特和喬伊斯著名的會面并無不同。遲疑不決的寒暄過后，普魯斯特問喬伊斯對松露的看法，喬伊斯十分窘迫，只好說他喜歡松露，等等。后來報道的這次會面有多個版本，大部分看起來都經(jīng)過了美化。不管會面中說了什么，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強大的對手都不愿意再次見面。

貝婁和貝克特也是同樣。如果貝克特讀過貝婁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小說《晃來晃去的人》（Dangling Man），他或許會在書中看到這樣兩句簡短的對話：

“如果你能看見，你覺得你會看見什么？”

“我說不準。也許會看見，我們是心靈脆弱的天使之子?！?span >[77]

——然后想，他自己有沒有可能寫出這兩句話來，因為《等待戈多》[78]中的弗拉基米爾對埃斯特拉崗，《終局》[79]中的納格對內(nèi)爾，都有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但是貝克特這個善良大度的人，對貝婁身上所有那些和他自己對立的特點很可能做出的回應就是：一種泰然自若的人本主義信念，此外還有對死后那個世界的篤信。最后一道防線，最后一根稻草，末路，終局[80]——所有這些思考方式，所有這些對無價值的隱喻，在貝婁那種本質(zhì)上就活躍開朗的想象看來都令人厭惡。

有張照片是他行受戒禮[81]那年拍的，一個帥氣清爽的小男孩，穿著燈籠褲和吊帶襪，戴著眼鏡，溫和地對著鏡頭微笑。陽光明媚，正值草木蔥郁的季節(jié)。他一只手里拿著一本翻開的書。不太容易看到的是，他胳膊里還夾著一本書。沒有時間去浪費，有那么多書要讀呢：托克維爾[82]、司湯達、巴爾扎克[83]、陀思妥耶夫斯基[84]、馬克思、福樓拜[85]、迪爾凱姆[86]、托爾斯泰[87]、韋伯[88]、康拉德[89]、弗雷澤[90]、德萊塞[91]、馬林諾夫斯基[92]、博厄斯[93]、溫德姆·劉易斯[94]、戴·赫·勞倫斯。這種“超級生活”，如他在《洪堡的禮物》（Humboldt’s Gift）中所稱，即永不知足的讀書渴望，從童年起就成為對“看重生計、講究實用、滿眼大鈔小錢、付現(xiàn)拿貨走人的芝加哥”一種必不可少的補充。除了界區(qū)街[95]上那個由攤販、裁縫、菜販、魚販、肉販、無所不能的風云人物[96]、兜售東西的人還有乞丐[97]構成的街頭世界之外，能讓人對新鮮事物產(chǎn)生莫大興趣的就是讀書這件事了，就像無比好客的書們發(fā)出了熱情的邀請一樣。“我內(nèi)心充實。我認真地讀我最喜歡的作家寫的書。我在搖搖晃晃的輕軌車廂里讀莎士比亞，讀俄國人的書，讀康拉德、弗洛伊德、馬克思、尼采[98]，沒什么系統(tǒng)，就是渴望著喚起激情?！?span >[99]

貝婁的書卷氣使得很多批評家把他歸為有思想的小說家。不錯，他的主人公都是知識分子——但都是一接觸現(xiàn)實生活就發(fā)現(xiàn)所學不堪一擊的那種知識分子。他展示出思想付諸經(jīng)驗的檢驗時是多么無用而可笑。刮開一層表皮，你就會發(fā)現(xiàn)這些知識分子都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一邊奮斗，一邊困惑。比如在《赫索格》（Herzog）里，貝婁描寫了一個學者摩西·赫索格，因為沒有能力像喬治·艾略特[100]《米德爾馬契》[101]里的卡索朋先生寫出《所有神話之秘訣》一樣完成他的巨著《浪漫主義的根源》，引發(fā)了一連串滑稽可笑的事情，自己卻黯然神傷。然后他最好的朋友又給他戴上了綠帽子，讓他再次丟臉，不料這卻消除了他的障礙。他發(fā)現(xiàn)自己能寫了——不過不是寫浪漫主義。他運筆如飛寫的是信。不是本書收錄的這種貼郵票寄出的信。不是這種，而是不會寄出的信，這些信挽救了赫索格，這通狂寫把這位失敗的浪漫主義學者——通過貝婁式的精彩逆轉——變成了寫作的目標本身，即一個真正的浪漫主義者。讓別人去玩虛無主義吧，隨他們的便；對赫索格來說，生活還是濟慈[102]眼中的生活——培養(yǎng)靈性的溪谷。他曾想以間接方式來解決的那個問題，現(xiàn)在用不著細想就明白了，那原本就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他的屈辱成了啟迪崇高的基礎。他寫信的對象在他心目中始終都是十分圣潔的一群。比如赫索格給他童年的朋友夏皮羅寫道：“但我們絕不能忘記，天才的想象是多么迅速地變成了知識分子的罐裝產(chǎn)品。斯賓格勒[103]的‘普魯士社會主義’成了罐頭泡菜，荒原[104]觀念成了老生常談，異化成了廉價的精神興奮劑，小人物裝模作樣地訴說著痛罵著不真實和孤獨感。我不能接受這種愚蠢的乏味。我們談的是人類整個的生命啊。這個主題太偉大、太深刻，容不得這種軟弱，這種膽怯——太深刻了、太偉大了，夏皮羅?！?/span>社會科學家摩根弗呂從他讀研究生的時候起就給他留下了親切的記憶，在給摩根弗呂的信里赫索格寫道：“親愛的摩根弗呂博士，東非奧杜威峽谷[105]的最新證據(jù)說明，人類的祖先可能不是性情平和的樹棲型類人猿，而是一種在地面居住的食肉型類人猿，會群體捕獵動物，用棍棒或者動物的股骨把獵物的頭骨打碎。這聽起來很糟糕，摩根弗呂，因為樂觀的人認為人性中含有慈悲心，是有希望的?！?/span>赫索格還給上帝寫信，在他感覺生活無法突破藩籬的時候，他就和創(chuàng)作出他的那個人一樣，不由自主地相信上帝：“我的大腦費了多大的勁才保持了連貫的理性啊。我一向不擅于此。但是我很想遵循你不可知的意愿，不用什么標志物就接受這個意愿，接受你。也就是接受最為重要的一切，特別是如果我被迫放棄這一切的話?！?/span>最后也最動人的是，他在給他過世已久的母親寫的信里說道：“你賦予我的生命一直都很奇特，或許我不得不繼承的死亡其實更為稀奇古怪。我有時希望死亡加快腳步，巴不得它早點到來。但我一如既往還停留在永恒的這一邊。這也沒什么關系，因為我還有些事情要做。而且我希望是靜悄悄地做。我最早設定的目標有些好像已經(jīng)溜掉了?！?/span>

人們喜歡摩西·赫索格，因為他盲目，因為他倒霉，因為他瞎忙一氣。最后人們喜歡上的是這個心靈脆弱的天使之子，因為他成熟了。寫完這些信，他就不再說話。在這本書的高潮部分，一只畫眉吟唱著夜曲，赫索格的內(nèi)心里，自我和靈魂相談甚歡：“不過你想要的是什么呢，赫索格？”“可我要的就是這個啊——并不是個孤立的東西。我很滿意自己的存在，就這樣隨遇而安，可以在這兒住多久就住多久?！?/span>他把帽子里裝滿了鮮花：薔薇花，萱草花，牡丹花。“現(xiàn)在，他給誰都不寫信了。不寫。一個字都不寫。”憎惡、憤怒、仇恨、嫉妒、自憐——全都化為很自然的虔誠。而這種虔誠，經(jīng)貝婁的仿擬藝術點化，是具有最終決定意義的，不管來自奧杜威峽谷的消息有多么糟糕。

小說的力量來自情感的謙恭而非宏大思想的光芒。小說能夠經(jīng)久不衰，是因為其中蘊含著一種信任——這種信任往往很難持續(xù)——即信任他人的生存。貝婁說：“這種關切或者信任或者愛本身就很重要。”我們可以從《洪堡的禮物》中摘錄一段予以說明，而類似描寫在貝婁的作品中比比皆是。這個場景是在界區(qū)街上一家老式的俄羅斯澡堂里：“米奇是經(jīng)特許在這兒賣小吃的，他煎肉片，炸土豆餅，用大菜刀切卷心菜來涼拌，把葡萄柚切成四瓣（好用手拿著吃）。身材壯碩的老人們從熱氣蒸騰的浴室里走出來，裹著床單像山一樣坐著，胃口驚人。房間下面，侍者弗拉努什往熾熱的大鵝卵石上潑水來制造蒸汽。這些石頭堆成一堆，像羅馬人的彈藥庫一樣。為了不讓自己的腦袋烤焦，弗拉努什戴了一頂撕掉帽檐的濕氈帽。除此之外，他一絲不掛。他像一只紅色的火蜥蜴一樣爬上前去，用棍子把爐門上的閂給撥開，因為爐子燙得沒法碰，然后他手腳著地，兩個蛋蛋吊在長長的肌腱上蕩來蕩去，干凈的肛門像一只眼睛朝外瞪著，他向后退去，摸索著找水桶。他往里潑水，石塊轟然冒出火星，嘶嘶作響?？柊挖渖絽^(qū)里大概已經(jīng)沒有哪個村子還在這么做了?！?/span>

弗拉努什出現(xiàn)了又消失了，可他是不朽的，成了一個無法抹去的存在。

從五十年代起，貝婁所說的“我那些已經(jīng)去世的故人”[106]數(shù)量越來越多，這是很自然的事。漫長的一生中積累下來的信件不可避免地帶有這樣的意味：你愛的人紛紛逝去，斷然無處可尋，只在記憶中留存。七十五歲以后，上一代人已經(jīng)不復存在；八十五歲以后，自己這一代人也所剩無幾了。就像他八十歲時寫的最后一個短篇《在圣勞倫斯河畔》（By the Saint Lawrence）中的羅勃·雷克斯勒一樣，貝婁不再把死亡視為丑陋的入侵者。這個比喻已經(jīng)改變?，F(xiàn)在死亡是普遍存在的磁場，無法抗拒，要把我們?nèi)际杖肽抑小２贿^現(xiàn)在的感覺是此前從未有過的，那種活著的欣喜若狂——還有逝者音容宛在的幻覺——帶著祝福在雷克斯勒心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回憶起第一次遭遇死亡的情景：在拉欽[107]，鐵路大干線平交道口，一個男人被迎面駛來的火車撞死。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羅比[108]站在艾爾伯特表哥T型福特轎車的踏板上，看到了路基上的那些人體碎塊。艾爾伯特和羅比回到家里對羅茜姨媽講了這件事，她聽后放低嗓門嘟囔了幾句禱詞。晚年回想起來，很久以前的這一天突然間從記憶里活了過來。那時發(fā)生的一切此刻似乎重現(xiàn)了。老羅勃·雷克斯勒變成了年輕的羅比，撫摸著表哥艾爾伯特短短的鬈發(fā)，艾爾伯特用力把他的手推開。“雷克斯勒以后就會知道，他看到的這些就是他的一生——他的存在——而這一切都產(chǎn)生于愛。”

這樣一句小說中的話體現(xiàn)了最高端的藝術。貝婁的書信是掛毯的另一面，迄今為止還沒有人看到過：那上面掛著很多纏繞打結的線頭，圖案和光彩奪目的正面相反。他把自己的小說稱為“隱秘人格的一般寫作”。本書收錄的特殊寫作展示了奮斗、喜悅、渴望——還有意志，以及具有英雄氣概的自我加壓——正是這一切，孕育出了那些不朽之作。

——本杰明·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