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亭鶴唳

秦朝的李斯，臨終時，在刑場上對其同時受刑的兒子說，“牽犬東門，豈可得乎！”言下之意，不勝其悔，簡直后悔死了。

距李斯死后的五百一十一年，晉朝的陸機，被押上刑場砍頭前，也說過一句類似李斯的懊恨交加的名言：“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那言下之意，同樣也是不勝其悔，簡直后悔死了。于是，“華亭鶴”，“東門犬”，便成了對仗工穩(wěn)，含義相同的流傳至今的典故。

同時代人總把陸機與美男子潘安相提并論，“潘文淺而凈，陸文深而蕪”（《世說新語》），估計陸機與潘岳有相同之處，帥氣，年輕，才華橫溢，名聞于世。然而，歷史卻將他與李斯聯系在一起，成為死之將至，憾恨不迭，而已經來不及的悔之晚矣的典型。

陸機，及其弟陸云，為吳郡人。其祖陸遜，為吳丞相。其父陸抗，為吳大司馬，是江東數一數二的大貴族。華亭，地名，即今之上海郊區(qū)，百年前，上海開埠時，還不過是小小漁村，那么，公元三世紀，吳淞江口，肯定為大片灘涂，必然有許多遷徙的候鳥，在長江三角洲一帶停留?！稌x書》稱陸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這種風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大戶人家的公子哥兒，我想他一定很自負，因為他具有名氣、才分、金錢、權勢四大絕對優(yōu)勢。

我遍數當代作家，兼?zhèn)湔吆喼闭也坏剑皇怯胁艧o名，就是有名無才，不是有錢有勢而無才無名，就是有名有才而無錢無勢，當然，勉勉強強，降低條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幾個，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頭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一蟹不如一蟹之憾，讓人掃興得很。所以，閉目一想，我們這位才子，擁抱大海，徜徉自然，秋日遨游，濱海望遠，望著那海天一色，碧空萬里的景色，聽著那聲聲鶴唳，陣陣雁鳴的天籟，賞心悅目，優(yōu)哉游哉，該是多么瀟灑，多么自在??！

“牽犬東門，豈可得乎！”

盡管陸機是貴族世家，李斯乃山地平民，兩人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經濟狀況，門閥譜系，差異是相當大的，但“東門犬”、“華亭鶴”帶來的快樂和悲哀，卻是同樣的。因為，這兩位雖然相隔五百年，但作為中國文人，他們血液中的權力基因，到了一定溫度，一定氣候，一定條件，一定環(huán)境，便開始發(fā)酵，開始膨脹，開始不安分，開始不那么規(guī)矩道理起來，也是不約而同的。

五百年前，平民出身的李斯，走上了這條權力的不歸路，成功由于權力，死亡也由于權力。五百年后，雅貴出身的陸機，同樣也是因權力成功，因權力失敗。他想不到拿到手里的，卻是一紙軍前處決的斬首令，他的手有一點點失控。不過，他馬上意識到東吳陸氏家族，三代領兵為將，怎么能頓失軍人風度呢？陸機知道死在眼前，仍做出大度狀，英武狀，對部下說，“成都（王）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慷慨從容，仍是文人意氣，討來筆墨，洋洋灑灑，給下令處死他的成都王司馬穎，寫了一封“詞甚凄惻”的長信，然后，站直了受刑，面不改色。

斃命本非必然，純系自己找死。他完全可以在華亭聽他的鶴唳，寫他的詩賦，大可不必到多事之秋的洛陽，來展什么宏圖，江東半壁江山，還不夠閣下施展？如果說李斯以上蔡那區(qū)區(qū)小縣為“廁”，不甘淪落為廁中之鼠，跑出豫東，求多一點進步，還情有可原，而陸機竟把人文薈萃的江東為“廁”，那他這只耗子也太狂傲了。他以為洛陽不知是多么豐沛的“倉”，他以為他來到這個政治文化中心，必是萬人空巷，夾道歡迎的場面，只要他一張嘴，必是最理想的安排，為文臣，非卿即相，為武官，非帥即將。即使退一萬步，以他的文學聲望，按大司空張華的評論：“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卑磳O綽的評論：“陸文如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庇伤麃眍I銜文壇，銓衡士林，雌黃人物，月旦潮流，更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他心目中，盛名、高位、要職、權威，幾乎是不用吹灰之力，就唾手可得的。

其實，能當一個好作家者，未必當得了一個好官；同樣，一個當得好官的人，也絕成不了好作家。當官的，若附庸風雅，可以，若絕對風雅，則可能壞事。陸機的文章寫得不錯，他的那篇《文賦》，是用賦的形式，寫出來的文學論文，具首創(chuàng)精神。他的那篇《辨亡論》，論東吳的興衰存亡，也是相當重要的史學論著，他要一直寫下去，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肯定是舉足輕重，不可一世。但文章寫得好，不一定就得做官，我們這位作家，有了這點本錢，便以為可以伸手要官，便坐臥不安，就令人不敢恭維了。他應該明白，寫作是他的強項，當官是他的弱項，舍其長，就其短，最后，失敗，殺頭，只能說是咎由自取。

陸機到得洛陽，初，順風順水，但“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被大家看不起；后來，他反水，誅賈謐，立了功，賜爵關中侯，接著，世事難料，千不該，萬不該，卷入走馬燈的“八王之亂”；試想一下，今天的一個中學生，從歷史課本的敘述中，都難理清這場狗咬狗的血腥內訌，誰殺了誰，誰又被誰殺了。我想，在殺得昏天黑地的當時，陸機更分不清那些姓司馬的一個個王爺，誰比誰更王八蛋了。

在這期間，他先為吳王司馬晏的郎中令；后為趙王司馬倫的相國參軍；趙王篡位，他算投機成功，得以授中書郎一職；誰知很快，齊王司馬同率兵將趙王干掉，這樣，他被懷疑策劃并參與了推翻那個白癡司馬衷的陰謀活動，抓了起來，等著殺頭；幸好成都王司馬穎，和吳王出面保了他，減死徙邊，腦袋沒有丟掉。后遇赦幸免，這位老兄就該趁此金盆洗手了吧，《晉書》稱：“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恩等咸勸（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逼鋵崳@位青年作家戀戀不舍，呆在都城，還是有所圖謀，還是貪慕官位，還是想再賭一把。權力如醇酒，不飲自醉，何況他已經飲出點味道來呢！這也是大多數人，如蛾趨火，非要往危險的足以燒得焦糊的熱焰撲去的劣根性。

這一回，他把命運系于成都王司馬穎，因為授了他一個平原吏。因此，他有些犯暈，“謂穎必能康榮晉室，遂委身焉”，陸機把寶押在一個“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的笨蛋身上，焉有不敗之理？最后，他因兵敗遭讒，奸人譖害，遂被他以為的中興之主，處死于軍前。他作為一軍之長，本可以將丑類整肅，不至于惡人先告狀的。倘不然，交出軍權，一走了之，也無不可。但知識分子的優(yōu)柔寡斷，當決不決，該辦不辦，首鼠兩端，加上他文人的感情用事，只好交出腦袋，作之嘆了。

五百年前，那個“牽犬東門”的李斯，五百年后，那個“華亭鶴唳”的陸機，在權力場中，發(fā)達之快捷，成功之輕易，下場之匆促，完蛋之迅速，看來，對于中國文人來說，還真是值得引以為訓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