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往事

曹先擢

一、你學業(yè)還要提高嗎

1979年，《新華詞典》經(jīng)九年的努力，終于發(fā)排。1977——1979年的三年，我是借調(diào)到商務印書館做定稿工作的。這時商務印書館向北大發(fā)了商調(diào)函，想調(diào)我到那里工作。我去征求周祖謨先生的意見。他說：“你學業(yè)還要提高嗎？”我說差得遠。“回來。回來提高業(yè)務。”他的話是一種完全肯定的語氣。中文系也不愿我調(diào)走?！缎氯A字典》編纂組里許多人都留在商務，我則回到燕園。后來周先生招博士生，指定要我做助手，他的確希望我把業(yè)務再提高一步。

二、你們讀書的時間太少

有一天與周祖謨先生同車進城。我對周先生說深感自己讀書太少，常自責，又沒有多少辦法。他說：“你們讀書的時間太少了，這么多政治運動，時間就那么多啊。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了?！爆F(xiàn)在我已進入老年，讀書的時間很充裕了，但高血壓頭暈，力不從心?！霸缸x典籍三萬卷，不辭再作北大人。”空懷壯志而已。

三、游國恩先生的記憶

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軍宣隊交下一個任務給北大中文系：毛主席著作中有“哀兵必勝”一語，要求查出其出處。這是政治任務，限期完成。系“革委”要倪其心和我查書解決。我們二人翻遍了各種引得及有關的類書，未能解決。軍宣隊決定向教授們請教。那時每天都有政治學習，教授們像上班一樣來。軍宣隊講明了要求，可把我們系個個學富五車的先生們難住了。有人說大概只有游老能解決了。大家把目光投向游國恩先生。游先生一向沉穩(wěn)，才不外露。他說：“給我半小時容我想一想?！睕]過多久，游先生說：“大概在《老子》里，是抗兵什么的。”我們一翻書，果然不錯。《老子》六十九章：“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眴栴}得以解決。大家高興，游老也笑了。后來北大55級修訂《漢語成語小詞典》，把這個成語收入，并注明出自《老子》。不久，全國的辭書采用。

四、王瑤先生催裝電話

王瑤先生是政協(xié)委員，那時按規(guī)定，家里有一部電話（分機）。“文革”期間被拆走。1980年落實政策，補裝電話也是其中一個內(nèi)容。王瑤先生寫了申請，經(jīng)系總支同意上報。王先生常來催問。有一天他有點光火，問我：“曹先擢同志，電話問題批下來沒有？”實際上頭一天已批下來了，批的是暫時不裝，無號碼。我想這樣告訴他，他會不高興，傷害他的情緒，靈機一動，就回答說：“還沒有最后批下來，我抓緊催辦?！焙髞砜傊貢鴹畲禾飭栁覟槭裁催@樣回答，我說批文上說目前無號碼，可見不是最后的批復。不久，同意的批文下來，就給王先生裝了電話。

五、香港有內(nèi)行，不能鬧笑話

1985年春，北大圖書館與香港商務印書館決定在香港銅鑼灣舉辦一次中文辭書演變書展，要把北大圖書館的部分中文辭書運到香港開展文化交流。我被指定為學術顧問。朱德熙先生當時是學校副校長，主管文科。他問我：“準備得怎樣？香港有內(nèi)行，不能鬧笑話?！弊鳛轭檰?，我要寫展覽的簡介，并作一次講演。朱先生的提醒給了我極大的震動。我決定將參展的書逐一翻閱。北大圖書館藏書樓14層，有電梯式的小升降機運書，我就坐它上去。在13、14層，許多書蛛網(wǎng)塵封。暑期天熱，又無空調(diào)，真是苦戰(zhàn)。要是下來晚了，大門關了，電閘一拉，我就得在書庫里呆一夜，所以還得特別注意掌握時間。經(jīng)過三四個月的努力，收獲不小，例如明代趙宧光的《說文長箋》，其中的“宧”，以前作“宦”，后來改正過來。10月試展，我請朱先生來審查，他還滿意。這年12月，我到香港，較好地完成了任務。如不是朱先生的督導，也許真的會出紕漏呢。

六、曹先擢現(xiàn)在還不能開《說文》專題課

1980年我被評為副教授，需開專題課。我報了《說文解字》講讀，古漢語教研室同意了。最后各教研究的開課意見都匯總到朱德熙先生那里，由他審定。我的申報，朱先生未批準，說現(xiàn)在還不能開，現(xiàn)在請周祖謨先生講這門課，曹去聽課并任輔導工作，周先生說可以了再開。這樣我就聽周先生課，一年后，周先生說可以，我才講這門課。申報時，我研究《說文》已有十幾年時間，《說文》的小篆我抄了很多遍，自認為也不是輕易申報的，但在聽了周先生的課后，才覺得還差得遠?！墩f文》的許多書，我還沒讀。我想寫一本《說文概說》，定下目標把有關著作都看一遍，但這個目標至今未能實現(xiàn)。我現(xiàn)在的一點學問，主要是建立在《說文》的研讀上的，仍不敢說對《說文》有真正的研究。

七、朱先生借書給我

我去朱德熙先生家，他常問我最近讀了什么書。大概是1988年的一天，他說最近出了一本《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漢語大字典》編纂組編），我說還沒看過。他說你把我的一本先拿去看吧。我連夜讀完，并寫了讀后的意見，第二天去還書。我說我已翻看一遍，這種工具書是備查的，我怕影響您使用，所以盡早還給您。我并說了書中的問題及自己的意見。朱先生肯定我發(fā)現(xiàn)的問題，說裘錫圭已寫了一篇長文。不久，我就買到了這本非常有用的書，至今仍置于案頭。

八、游國恩先生邀我坐出租車

時間是1969年冬，北大中文系學生在平谷勞動，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教員隨學生一道編在各班里。一天，我與游先生一道從平谷回城，坐公共汽車到了動物園站。轉(zhuǎn)車時，游老大概很疲勞了，他問我：“先擢同志，我們坐出租車回北大，車費我出，你也坐，可以嗎？”我說：“謝謝游先生。”那時的出租車都是國營的，車費五元，是我月工資的十四分之一。

我們愉快地一起回到北大。

九、王力先生帶病為學生講課、做報告

1980年我給北大分校講授古代漢語課。這屆學生年齡偏大，但水平很高，僅差幾分沒能進北大，總感到遺憾。我說你們水平高，又肯刻苦學習，將來不會比本校學生差的。后來的確出了許多人才，如《北京人在紐約》的導演鄭曉龍、《光明日報》記者單三婭、北大中文系吳鷗等。當時同學們提出，想聽王力先生的課，我作了聯(lián)系。人多，安排在市委黨校禮堂。上課那天早上，我乘分校的中型吉普（沒有轎車）去接王力先生。初春，很冷。師母說：“王先生昨晚發(fā)燒了?，F(xiàn)在還沒退。”我說：“那上課改期吧。”那年先生已80歲了，萬一病情加重，不堪設想。但王先生堅持要去。師母也說他對學生的事看得重，要去就去吧。師命難違。當同學們知道先生抱病來上課時，歡迎與感謝的掌聲在禮堂里久久回響。

1985年秋季開學，中文系在棉花地階梯教室舉辦迎新會，我去接王力先生，他舉步難艱，我攙著他，我說叫個車來吧，他說不用了。王先生對學生感人至深的講話，表現(xiàn)了對年輕一代的無限希望。我隨即向?qū)W校后勤部門要了小轎車，會后王先生順利回到家中。從王先生住處燕南園到會場，大概有400米，但是對王先生來說是很長的距離了。我感到愧疚，事前沒有訂車。王先生經(jīng)常出席迎新會，而這是最后一次。85級同學們，你們當會記得那次迎新會吧。

十、“清明上河圖”，我們認識的只一個“圖”字

大概是1990年，我對“清明上河圖”的“上河”二字的解釋發(fā)生了興趣，古代說“河上”、“江上”就是河邊、江邊?！吧虾印笨赡苁堑剐虻?，是否也可指河邊呢？那時我已調(diào)到國家語委，但家仍在北大。我的一切證件都退了，只有借書證經(jīng)領導特批沒有退。每周我照例去北大圖書館。這“上河”二字可讓我吃了苦頭，搞不清其確切含義。一天，正好鄧廣銘先生也在教師閱覽室看書，我恭敬地趨前請教。他說，“清明”二字你懂了嗎？我說不就是清明節(jié)嗎？他說，你看那畫上的人光著膀子搖著扇，已是夏天了。他不無風趣地說：“清明上河圖，我們真正懂的只有一個‘圖’字?！蔽疫M一步知道了做學問之不易。鄧先生的話給我教育極深。后來有了電腦，查了很多資料。古代江南的米經(jīng)運河運出到黃河，要等黃河漲水，才能將船駛?cè)朦S河，然后運到長安、洛陽。這黃河的汛期大致是有定的，清代陳康琪《郎潛紀聞》卷十說：“黃河水信：清明后二十日曰桃汛?！彼浴扒迕魃虾訄D”所繪汴河的大船應該是谷雨之后的初夏情景。材料很多，我已無力做深入鉆研，只好罷手。

十一、為王竹溪先生字典事出差上海

1980年王竹溪先生為他的字典寫好了“前言”，北京大學出版社打算出版這部具有特色的字典。估算需要投入40多萬元，經(jīng)費困難，提出到上海與竹溪先生的學生商量。出版社派王世厚前往，因我極力主張出版，故出版社邀我參加。非常遺憾，困難多多，未獲結果。1982年1月30日王竹溪先生辭世，留下遺囑，委托杜曉莊接續(xù)完成字典的出版事。杜先生不負重托，在王竹溪先生的摯友、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盧鶴紱教授的指導下，在上海翻譯出版公司領導兼自然雜志社主編賀崇寅先生和電子工業(yè)出版社社長梁祥豐先生的支持下，歷經(jīng)艱辛的《新部首大字典》終于在1988年正式出版（詳情請看字典的后記）。

王府井新華書店舉行了隆重的首發(fā)式，周培源先生蒞會，出席的還有科技界、文化界、出版界許多著名人士。我有幸應邀參加。由馬洪先生寫的總序和盧鶴紱先生、蘇淵雷先生分別寫的兩篇序，使我們得以了解這部字典的巨大意義。

王竹溪先生是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大師，也是一位教育家，先后在西南聯(lián)大、清華、北大任教，他的學生有黃昆、鄧稼先、朱光亞、楊振寧、李政道、郭永懷、周光召等，都是頂級的科學家。作為物理學的宗師，他用四十年的時間，編纂了《新部首大字典》，收字51100多個（字典前言），全書250萬字。他是一位偉大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師，令人無限敬仰。

這部字典極具特色，處處顯示一絲不茍的科學精神，例如收字方面的說明：“康熙字典共收字47043個，其中有110個重見字，不同的字只有46933個?？滴踝值渲屑s有2500字是音義不全的字，本字典正文中不收，而收入備考中，有2511個字?？滴踝值涑霭婧笤黾拥淖趾蛢膳喕止布s四千多字，再加2511音義不全的字，總起來本字典收字共五萬一千一百多個?！弊值涞淖⑨寽蚀_而通俗易懂，如“磁”解釋為“能吸引鐵的性質(zhì)，名為‘磁性’?！攀阂环N帶有磁性的礦物，也叫吸鐵石，化學成分是四氧化三鐵。古作‘慈石’”。據(jù)說王竹溪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時，去聽中文系唐蘭的文字學課，以后就研究起《說文解字》，在王先生的字典里，凡是《說文》里有的字，在釋義的最后用［］引出《說文》的解釋，舉“昧”字為例：［〈說文〉爽旦明也，從日未聲。一曰闇也。］有時涉及字形的鉤稽、溯源，如“揶揄”條：［〈說文〉作瘉］。

十二、魏建功先生的言傳身教

魏先生給我們講授過古漢語、音韻學等，他講授古漢語時常聯(lián)系雙聲疊韻的知識，如對“郭冠軍家”雙聲的分析。我們班的同學，有的對音韻學有興趣，常去中關園三公寓魏先生家請教，都說魏先生平易近人。1958年某天佘光清回來說，昨晚魏先生寫“勺園”的“勺”字，寫到半夜。在北大今日圖書館的附近，過去有餐廳，平房，規(guī)模不大，后改為“勺園餐廳”，魏先生是書法家，請他題寫匾額“勺園”。既然有“勺”字，又是餐廳，魏先生覺得要把“勺”字寫得有“炒勺”的韻致。寫了許多稿，寫到半夜，才寫出一幅滿意的。

1970年國務院科教組把《新華字典》的修訂工作交給北大中文系，魏先生、游國恩先生等參加。進駐北大中文系的工人宣傳隊的郭寬任組長，我是副組長。《新華字典》編纂緣起可追溯到1948年，那時正值北平解放前夕，魏先生與周祖謨、金克木等北大教授醞釀編一本給大眾用的字典，以迎接新時代的到來。1949年主管國家出版工作的葉圣陶先生把編字典的事交給了魏先生，這就是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華字典》，后轉(zhuǎn)商務印書館出版。當時用的是新華辭書社的名義，主編是魏先生但沒有署名，故不為一般人所知。1970年魏先生參加《新華字典》的修訂，自然是輕車熟路了。他的言傳身教，使我終生受益。例如他要求我們把《新華字典》進行剪貼，貼在墻上，方便前后對照。我們修訂的底本是1965年版的《新華字典》，當時“四人幫”說字典的封、資、修都要清除出去，修訂工作困難重重。周恩來總理指示，要我們不要神經(jīng)過敏，使我們頭腦得以清醒。1971年修訂后的《新華字典》出版發(fā)行，內(nèi)容改動極少，這是周總理正確指導的結果，是周總理在特殊的條件下挽救了《新華字典》。實質(zhì)的改動有沒有呢？有，只是一個字“炁”（qì），是“氣”的異體字，道書用字，1965年的《新華字典》把下面的四點（火）誤作了“心”，成了“愛”字的古體。這個錯字是圖書館系張樹華同志發(fā)現(xiàn)的。她細心，把這個字對出來了。我由此悟出編字典要注意字典的前后照應。

1971年夏，周恩來總理指示編一部詞典，國務院科教組把這一工作交給了北京市，由北京市教育局主辦，韓作黎主管這項工作。從大、中學校借調(diào)了26位教師與商務印書館兩位編輯，組成詞典編纂組，設在北京師范大學內(nèi)。我被借調(diào)參加此項工作。接受魏先生的建議，詞典叫《新華詞典》?！熬幾虢M的業(yè)務工作主要由曹先擢主持”（見韓作黎為詞典寫的序），我自知學養(yǎng)和工作水平都不高，決心向大家學習，團結一心，把工作做好。當時組內(nèi)有陸宗達、陳兆年、吳澤炎、潘遜皋、馬奇、鄭華熾、萬方祥、楊春峰、劉乃和、姚殿芳、羅國杰、方生、楊煥章、戴乾圜、劉天齊等著名專家，他們的發(fā)言、對稿子的修改意見，主要的我隨時記在卡片上，搬家時有三臉盆的卡片。但是詞典編纂問題更多的時候是我回北大向魏先生請教，《魏建功文集》第四冊收有長文《關于詞典編纂問題致曹先擢同志的兩封信》。

粉碎“四人幫”后，《新華詞典》的編纂擺脫了政治思想上的種種干擾，于1977年2月組成一個精干的班子，離開北京師范大學轉(zhuǎn)到商務印書館進行詞典的定稿。那時《辭源》的修訂也進入定稿階段，魏先生是審稿人。我家住北大中關園，魏先生住燕南園，我經(jīng)常將《辭源》待定稿送給魏先生，把他審閱后的稿子第二天上班帶到商務，交給吳澤炎先生。有時魏先生留我多坐一會兒，談的都是詞典編纂問題，獲益很多。

1979年《辭源》第一冊出版，在建國門外國際俱樂部舉行新聞發(fā)布會，商務印書館派一輛伏爾加轎車到北大接我們與會。我堅持不上車，因為魏先生沒有來，我說，魏先生是我的老師，老師沒有來，學生怎么能上車呢；他們說一會兒會有專車來接魏先生的，我才服從了他們的安排。然而魏先生始終沒有到會。后來別人告訴我他在燕南園的路邊等了四個多小時。幾年后，解密了：沒有派車去接魏先生，是上面的指示。

一本《新華字典》發(fā)行了數(shù)億冊，而讀者不知道其主編是魏建功。魏先生哲嗣魏至，為此多方呼號，《新京報》也曾有專題報道，皆無果。我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nèi)告訴世人魏建功在《新華字典》編纂上的功勞，寫了《魏建功先生對〈新華字典〉的歷史性貢獻》一文發(fā)表于2001年6月21日《中華讀書報》，也是對魏先生百年誕辰的紀念。

曹先擢，男，1932年生于浙江省長興縣。1954年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58年畢業(yè)后留校，教授?，F(xiàn)為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辭書學會名譽會長、《通用規(guī)范漢字表》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商務印書館辭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被美國傳記研究所（ABI）選為國際知名學者（第七版），1997年3月11日被英國劍橋大學國際傳記中心（IBC）吸收為該中心國際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