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以女性為題材，是我國詩歌自《詩經(jīng)》以來的一大傳統(tǒng)。在這一傳統(tǒng)的傳承中，就其作者的個體而言，李白以一百四十多首﹙直接描寫女性和與女性相關﹚詩歌而空前，而且更以創(chuàng)新于比興寄托的豐富多彩、旨意遙深而絕后。毫無疑問，李白是站立于這一傳統(tǒng)巔峰的偉大者。但是，不僅自唐宋以來歷代對李白這部分詩作的認識并不全面，而且即使是近、當代的研究，雖大有發(fā)明，卻也只是零篇散章。寶娟之《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專著應時而出，正補李白研究之一大空白。幸甚至哉，功莫大焉！

一部專題研究的學術著作，其系統(tǒng)性、學術性是必需的，而《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于此卻有不落窠臼的獨特性。

就其系統(tǒng)性而言，《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以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述評、唐前女性題材詩中女性形象形成衍變的考察、李白女性題材詩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蘊、李白大量創(chuàng)作女性題材詩的緣由、李白女性題材詩對中唐女性題材詩創(chuàng)作的影響五章構成，不粘著于李白一身，而是由唐前而李白，由李白而其后，其系統(tǒng)性的立體式、漸進式深入是顯而易見的。而且，第二、三章所涉及的思婦、棄婦、美人、神女﹙女仙﹚、妻子的形象，涵蓋了唐前和李白女性題材詩的所有內容，則又見其系統(tǒng)且又全面。

就其學術性而言，其深刻性的形成在于各章或章與章之間的研究內容，即如第二章與第三章，將李白的女性題材詩置于對唐前女性題材詩發(fā)展、衍變的考察基礎之上，既揭出李白女性題材詩之集大成，又將其置于與前朝前代相比較中。有比較才有鑒別，以此，于李白之論才無不深刻精到：

征人婦，“深刻反思了戰(zhàn)爭的悲劇性本質，彰顯了詩人一種沉重的對于生命的敬重精神和悲憫情懷。同時它也凸現(xiàn)了詩人自我的一種悲劇性生存狀態(tài)———等待，等待被人發(fā)現(xiàn)和賞識的被動性生存處境，抒發(fā)了李白及其廣大文人士大夫們滿腔盛世不遇的哀憤和生命價值難以實現(xiàn)的悲苦”。

棄婦，“作為李白的一種話語實踐，一種語言構想物，是李白自我欲望投射的結果，也是李白對棄婦現(xiàn)象及‘士不遇’現(xiàn)象進行社會批判與深度反思的結果，因此涵蘊著一種沉重的現(xiàn)實感與寶貴的抗爭精神”。

美女，“是一種喻象，曲折地透露出李白豐富的生命內涵﹕有期待用世而不得不孤獨等待的焦慮和時光飛逝的憂懼；有對自我才華的自負和傲岸個性及獨立意識的堅守；有對嫉賢妒能的憤恨及其婉曲申訴；有對天真純樸、自然脫俗的人性美的追求和向往”。

女仙，“實質上是詩人心底潛意識的外化和投射”，“對女仙形象的情感寄寓，正是滲透著他對人的有限性存在的悲劇體驗及對自由生命的追求與表達，彰顯著人類自身的尊嚴和偉大，以及人類不屈的靈魂和精神”。

妻子，“第一次以大量詩歌塑造了兩個具有鮮活個性的妻子形象，并成為愛情的抒情主體：許氏的溫柔嫻雅、忠貞不渝與宗氏的患難相扶、愛仙訪道，均從詩人的身影后走到臺前，獲得了自我獨立的地位。這對于唐代愛情題材詩的拓展有著重要的貢獻”。

寶娟之所以能對李白凌跨百代在女性題材詩方面做出如此諸多卓有識見的詮釋，是她解讀李白詩中的女性形象，實踐的是其“前言”之所說，“超越文本形象的表層，而去尋求文本形象背后潛藏的深意，去解碼女性形象如何經(jīng)由詩人的改塑而被賦予了象征意義，進而增值為政治寓意”，“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釋隱含在文本中的文化形態(tài)，即被遮蔽的意識形態(tài)本質及文本內部深蘊的‘政治無意識’”。

李白之大量創(chuàng)作女性題材詩，且以深厚博大的文化意蘊超越往古，其原因何在？《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第四章﹚并不作社會、政治這樣的一般性層面的追尋，而是將眼光投向詩學傳統(tǒng)及李白個性氣質與生存困境、詩中詩人自我的主體性構建三方面深層次的最本質的探討，中肯綮，切要害。李白之女性題材詩所以能以深厚博大之文化意蘊超越往古，獨領風騷，正其然也。

毋庸置疑，李白女性題材詩流風后世之影響是巨大的。但是如何去認識和評價，寶娟之論可謂獨具機杼。她運用哈羅德·布羅姆“影響的焦慮”這一詩歌影響的批評理論，指出盛唐以后的詩人面對著李白這座唐詩典范的高峰，不得不在“影響的焦慮”中探尋超越的途徑，拔出流俗，求新創(chuàng)變，自成一體。通過對中唐詩人元稹、白居易、李賀“修正”李白詩歌的詳盡分析，認為元﹑白為了突圍其影響，“以各種有意或無意的方式對李白詩歌進行‘修正’”，既“對李白詩歌有意誤讀，將‘謫仙’形象貶低到人間加以世俗化，消解其權威地位，并以政治意識形態(tài)來丑化李白的詩人形象”，又“采用個性化的‘逆崇高’運動，通過對詩歌內容表現(xiàn)領域的拓展或價值趨向、詩歌風格、詩歌體式等進行的修正性偏離、改造或背棄，從而最終能開宗立派”；而李賀，“面對李白這座盛唐典范的巨大陰影，別開生面地努力進行創(chuàng)新”，其“對李白詩歌的‘修正’策略主要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有針對性地對前驅詩的續(xù)完；二是朝著個性化方向的‘逆崇高’運動。天才李賀因自身境遇與中唐歷史文化語境的碰撞而形成了自我獨特的‘長吉體’”。此論可謂新穎別致而又切實。文學的發(fā)展，不正是在“影響的焦慮”中后世對前代的“修正”而成就的么？如果說“標新立異”是對創(chuàng)新的高度贊譽，則寶娟之論無乃是乎？

最后，還不能不道及的是“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述評”一章。此章，雖然看似并非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之本論，但卻亦是論著者用功用心之畢力所在?！笆觥眲t材料豐富翔實，“評”則眼光敏銳深細，對此前的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有著全面而準確的把握。著名學者沈伯俊先生曾說，任何一門學問“都是在逐步積累中不斷豐富和完善的。只有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談得上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遠。因此研究任何一個課題，都應該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在自己著手之前，別人已經(jīng)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觀點，存在哪些問題，從而確定自己的研究起點，選取恰當?shù)慕嵌龋@是學術界公認的治學之道”﹙《面向新世紀的〈三國演義〉研究》，《社會科學研究》1998 年第 4 期﹚。此即寶娟之所以成就《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者也。

寶娟此論著，以其對李白女性題材詩全面系統(tǒng)而又深刻的研究，恐令后之來者再難有下筆處?；蛘?，正因其論著的全面、系統(tǒng)、深刻，兼之視野的開闊，涉獵的廣博，觀點的新穎，使人大開眼界深受啟發(fā)而能再置喙，那也將會是把李白女性題材詩的研究上升到一個更高的高度。若如此，豈非更可見《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之價值？

《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大作告成，寶娟囑我為序。然則我何人斯，敢為之序？不過且將先睹之得益記之如上。

楊栩生

2016 年 4 月 20 日于絙人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