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方程式

不論是承平歲月或者烽火離亂的“大時代”，人類總是有余暇去關心“他人瓦上霜”，況且乎公眾人物的“起居注”或“生卒年月考”。作家，不論你將之視為倡優(yōu)之屬，或者人文精神什么的代表，這么一種職業(yè)很容易促使一個人成為公眾人物。演員以他的身體作為演出的記號，作家則以他的思想作為演出的記號；不過，我們可以忽略演員的思想，卻不見得放過作家的身體，“作家之死”往往是一出好戲的最后一幕。

一個作家的身世與身世的句號——死亡——引起社會矚目的程度，是一個簡單的方程式：

群眾地位×（死亡原因＋死亡方法）×環(huán)境變數(shù)＝新聞價值

作家死亡之刻在群眾心目中的地位，可依下列順位得參考數(shù)據(jù)：流行偶像5分，反體制象征4分，特殊身世3分，重要文化階段代表人物2分，官方文人1分，默默無聞者0分。以蘇聯(lián)未來主義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為例，十月革命時期他是反帝俄體制象征，蘇聯(lián)建立后成為官方文人，他在文學方面領導潮流時尚，在蘇聯(lián)電影《不為金錢而生》中領銜主演，海報上的頭條文案是“本片主角詩人伊凡諾夫，由‘未來派’大詩人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飾演”，因而馬雅可夫斯基自殺而死之刻，他在蘇聯(lián)群眾中的地位自然造成非常轟動的效果。

死亡原因包括主觀動機——為政治獻身、為色欲亡命、為挫折而厭世，以及客觀／技術因素——他殺、自殺、意外致死、自然死亡。當然，我們還可以更細膩地予以分析。以“他殺”為例，成為懸案、兇手不明者最受歡迎，只要死者知名度高，人人都會津津樂道；其次為合法謀殺，如普希金、萊蒙托夫相繼死于政治陰謀；至于一般的兇殺案或者作戰(zhàn)而死，新聞效果便不如前兩者。

其三是死亡方法的趣味性，譬如說用果漿淹死就比汽車壓扁來得傳奇，得艾滋病而死遠較得肺癆有創(chuàng)意；同樣是投水，朱湘在采石磯投長江自盡，就不如王國維在不及膝的水深中悶死自己來得壯烈。

最后是環(huán)境變數(shù)，盡管某小說家的死亡新聞價值很高，但是死得不是時候——同期連死了五個，或是波斯灣戰(zhàn)爭爆發(fā)等等更強勢的事件出現(xiàn)，那么可預期的效果便大打折扣。

這個方程式是當代社會學式的考證，那么在文學史中作家之死又代表著什么意義呢？在文學史上，作家之死簡單地說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是作家之死，他的事業(yè)和紀元也隨著肉體的腐敗而潰滅；第二種可能，是作家本人身心俱亡，甚至大多數(shù)的群眾無所謂他的存在與否，但是他作品在文學史中的“流浪”才開始起程——以最近的例子來看，王禎和明顯屬于后者。

1991年1月13日《中時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