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中國大地上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和許多干部一夜之間，在震耳欲聾的鑼鼓聲中，被一車一車送往“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他們按照營、連、排的軍事建制，組成一支支浩浩蕩蕩的叫“五七大軍”的隊伍。

我就是這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隊伍中普普通通的一員。

那年我19歲，準確的時間是1968年10月15日。第二天揉揉眼睛，醒過來，發(fā)現(xiàn)自己已然被取消城市戶口，站在武寧縣箬溪公社棠廈大隊一個叫八里棚的冷漿田中。面對來自不同地方的陌生面孔，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呆了老半天才開始動起來。沒有住地，我們用干打壘筑起了土巴房。一有最高指示發(fā)表，我們常常連夜打著電筒挨家挨戶一路喊叫。每天早晨最早起來，一個女知青拿著用鐵皮做成的喇叭，向全村社員廣播每天發(fā)生的好人好事和重要新聞。后來我們拜貧下中農(nóng)為師，“一幫一”分到每個農(nóng)戶，跟他們鞍前馬后學犁田、學耙地、學燒火糞。久而久之，我們曬得黑黑的，和他們成了一個樣。收工后，我們有時也會邀上幾個人，到小鎮(zhèn)上，吃幾個點紅的包子，要一碗青菜肉絲湯，算是打了牙祭。有意思的是，八里棚旁有一段很陡很長的坡，是東來西往的汽車必經(jīng)之路。有時想上縣城看看，知青們便從路旁樹林里偷偷鉆出，趁汽車爬坡很慢，悄悄躲進車廂蹲下不動。有時被發(fā)現(xiàn)，司機把我們統(tǒng)統(tǒng)趕下來。但輪到下坡時，我們在田里勞動，發(fā)現(xiàn)拉貨的車，速度過快，翻到田里，我們連連拍手稱快，好像出了一口惡氣。讓人沮喪的是，一位女知青平時很注意我，到她家總要給我端上一碗熱乎乎的雞蛋肉絲面，突然間一陣口號響起，來了一部車把她父親帶走了，車兩旁貼滿了“打倒”之類的標語，這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

一年后，作為“五七大軍”的一員，我被借用到武寧縣革委辦公室秘書組工作。一去，總務組朱組長便把我和另一名借用干部龔平海安排到一間房內(nèi)住。房子不大，八九平方米，一張長條桌放放牙刷茶缸什么的。那時，我們剛從泥一身水一身的鄉(xiāng)下上來，能有一間這樣大的居室足矣。老龔也不講究，一頂藍帽子，一身藏青色的中山服，見人總是樂哈哈的。在我印象中，他很注重那口新鑲的牙齒，經(jīng)常含上幾口水，咕咕咕的漱幾下，又“撲撲”地噴到地上。雖然私下知道他下放前曾在大機關(guān)為大官寫過不少材料，但在我面前卻無一點架子，總說，小伙子，好好干！而我初出茅廬什么也不懂。

老龔是攜老帶幼一同下放到武寧宋溪的。第一次來家屬，聽一女同志喊他：“老龔！”我覺得這叫法挺怪（當時叫“老公”似乎很丑），姓龔又和老公的公扯到一起，還是頭一回聽到。那時，我年輕不懂世事，不知道主動讓出房子，結(jié)果害得他半夜起來抱著一床被子住到辦公室的桌子上。第二天，我還傻乎乎的到辦公室說這件事，被同事們狠狠笑了一頓，而他卻說，小伙子，沒事，沒事！以后，我就開始注意了，只要胡姨一來，我就主動打招呼，跑到通訊員張可雄那里去住。第二天早晨回房洗漱時，見胡姨坐在床上散亂著頭發(fā)在吸煙，看得出他們是患難夫妻有很多的話要說。在那個年代，女同志文化水平很高的不多，而胡姨竟能寫出一筆很好的字，時不時還能對我們寫出的材料指點一二，這更讓我佩服了。說起來這些日子宛若昨天，實際過去了四十多年。

今天翻開《那年那月》，那段刻骨銘心的記憶和我們曾歷經(jīng)的滄桑仍歷歷在目。有人說我們是“失落的一代”，也有人說我們是“奮斗的一代”。我想失落也好，奮斗也好，這段生活對我們整個的人生無疑產(chǎn)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如果說我們今天還在靠理想（而不是某種現(xiàn)實指標）支撐著往前走，那么這種理想恰恰是由那個荒蕪年代培植起來的。我們這一代走的是一條紛繁復雜的逆行之路：“想讀書時要搞運動；想工作時要下放勞動；想結(jié)婚時要計劃生育”。我們中有很多人干著本不屬于自己干的事，在七十年代后那些熱情高漲的年月里，我們每個人都做出了種種努力，有時也患下一些可愛的幼稚病，每一次經(jīng)歷都幫助我們慢慢學會遵從理性規(guī)則和承受生存壓力。從《那年那月》這本書的各色人物中，也毫無遮掩地透現(xiàn)出我們這一代人的鎮(zhèn)定與安詳。

我們以喪失開始人生。我們?nèi)松淖畛鯁适潜粧伋鲎訉m，我們是吮著奶，嗚咽著，無助地依賴于母親的嬰兒。后來又經(jīng)歷人生一次次挫敗、磨難和必要的喪失，才慢慢成熟起來。人往往是在世界拋棄他的一剎那得救的，我們被拋進自己的生活中，同時也必須為自己建構(gòu)新的生活。

世上所有的人終其一生，都在尋求某個寶貴的東西，但能找到的人不多。即使幸運地找到了，那東西也大多受到致命創(chuàng)傷。但是我們必須繼續(xù)尋求。因為不這樣做，活著的意義就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