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道師說

不可思議的“通識”——啟功先生的古典文獻學研究

啟功先生在北京師范大學招收的碩士生和博士生，都屬于中國古典文獻學這個學科方向，同時他也講授這方面的課程。啟先生的學術(shù)博大精深，但如果看他與現(xiàn)代學科體系的關(guān)系，無疑與古典文獻學的聯(lián)系最為緊密。

啟先生講文獻學，有很獨特的方式。他不太同意將自己講授的內(nèi)容稱為文獻學，認為這提得太高太大，而自己所講不過是古代文化的一些常識，不如叫“文史典籍整理”更恰當。他借用北京諺語“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把自己所講的內(nèi)容，稱為“豬跑學”。1982年9月至1983年6月，他第一次為北師大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yè)的碩士生講授“豬跑學”，當時他的講課目錄是這樣的：一、目錄、版本、校勘；二、文體；三、音韻；四、文字；五、詩文聲律、對偶；六、文與史的關(guān)系；七、官制；八、行文；九、學和派；十、典故；十一、對聯(lián)、聯(lián)語；十二、考古⁽¹⁾。這個講課提綱，多年來一直沒有太大的變化。1998年上半年，我正在先生門下受業(yè)，與幾位同門一起聽先生在家中授課。先生當時講授的內(nèi)容仍然圍繞著上述題目。

和啟功先生在北京師范大學校園??攝于1999年

目前高校古典文獻學的課程設置，一般是以目錄、版本、?？薄⑽淖?、音韻、訓詁等科目為核心，在此基礎上涉及輯佚、辨?zhèn)巍⒆⑨尩裙偶淼幕緝?nèi)容。啟先生的“豬跑學”與這種授課結(jié)構(gòu)相比，更加關(guān)注三方面內(nèi)容：第一，古漢語基本語言現(xiàn)象；第二，官制；第三，學術(shù)源流。古漢語基本語言現(xiàn)象，包括文體、行文、詩文聲律、對偶、對聯(lián)、聯(lián)語、典故等，這在“豬跑學”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目前流行的學科設置中，這些內(nèi)容無論是古典文獻學，還是古代文學，都很少涉及，在日趨專門精深的音韻學研究中，也較少關(guān)注，但這卻是閱讀古書的重要基礎，先生特別予以關(guān)注，是深具會心的做法。對于官制的重視，也見出先生對古籍和傳統(tǒng)文化的深入理解。讀懂古書，需要對歷代制度多有了解，但制度龐雜繁多，而官制則是最基本和切要的。中國古代士人的社會生活，和官僚體制息息相關(guān)，不了解官制，讀書便寸步難行。鄧廣銘先生提出治史四把鑰匙，職官便居其一。啟先生對官制的重視，亦是抓住了閱讀和整理古籍的關(guān)鍵所在?！柏i跑學”還特別重視中國古代的學術(shù)源流。學術(shù)史和思想史、哲學史有聯(lián)系，也有明顯的區(qū)別，它與文獻的整理、注釋、傳承有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是理解文獻學史的重要背景。章學誠認為，目錄學要“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啟先生不太同意提得這樣高，不必擺這樣大的架子，因為目錄學畢竟只是提供治學之門徑，而不能等同于專門的學術(shù)研究。但他還是強調(diào)，對學術(shù)史的了解，是從事古籍整理的重要基礎。在現(xiàn)在的學科設置中，學術(shù)史并沒有獲得獨立的地位，文史哲各個學科雖然都承認學術(shù)史的重要，但其課程體系里并沒有學術(shù)史的位置，因此在具體的教學中，就往往缺少系統(tǒng)的講授。在我聽先生授課時，先生對學術(shù)史的內(nèi)容，講解得尤為詳細，提出許多精辟的見解。這些見解有不少經(jīng)過整理，記錄在《啟功講學錄》中。先生對學術(shù)史的特別關(guān)注，對于我們思考古文獻學的教學內(nèi)容和課程設置，很有啟發(fā)意義。

由此可見，啟先生雖然說自己講授的不過是一些常識，但這絕不是泛泛的常識，而是對于閱讀古籍、整理古籍最為必要的知識。先生自己說，這門課應該叫“文史典籍整理”。這些內(nèi)容的挑選、抉擇，包含了先生對古籍整理的深入理解。先生反復強調(diào)，從事古籍整理的人，要有盡可能豐富的知識和修養(yǎng)，但面對廣博無涯的知識，為學者要有次第，教學者要示人以津梁，否則只能泛濫無歸，事倍而功半。先生“豬跑學”正包含了他對這個次第與津梁的思考。

啟先生講“豬跑學”，非常強調(diào)實踐。他在講各種字體時，曾在課堂上發(fā)給學生草書作品來識讀，幫助學生提高讀草書的能力。他留的作業(yè)，要求學生用文言文來完成，比如要求學生用文言文復述講課內(nèi)容。這對學生掌握文體、行文都有很大幫助。先生認為，自己會寫才能加深對古人的理解，古人行文中有許多隱微的、旁敲側(cè)擊的地方，自己有寫作經(jīng)驗，就更容易體會。

啟先生講課透辟、活潑，略顯枯燥的文獻學知識，經(jīng)他的講解，便生動醒豁，而他對古文獻教學的獨特想法和做法，都是和古文獻學的精深造詣分不開的。作為一代學術(shù)大家，啟先生的學術(shù)成就寬博無涯涘，人們不會把他局限為一位文獻學家，啟先生自己也謙遜地將自己講的課稱為“豬跑學”，不愿意提得太高太大，但他在文獻學方面的卓越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20世紀文獻學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需要給予充分的關(guān)注和認識。

20世紀70年代，啟先生參與了中華書局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點校工程，具體參與《清史稿》的點校。和啟先生一起負責點?！肚迨犯濉返倪€有劉大年、羅爾綱、孫毓棠、王鐘翰諸先生，其中劉、羅、孫三位先生因事因病提前退出，只有啟先生和王鐘翰先生堅持到最后。在此之前，馬宗霍等人對《清史稿》做過初步的整理，但遺留了很多問題，最大難點有兩個：第一，清人入關(guān)前，即清朝建立初期——努爾哈赤時代，很多典章制度都不系統(tǒng)明確，很多記載也比較簡略凌亂，整理起來很困難；二是清史中的很多稱謂，如人名、地名、官職名，和歷朝歷代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特別是人名，本來就頗為復雜，再加之乾隆亂改，很多人一遇到這種情況，就難以定奪⁽²⁾。啟先生因為對滿人的風俗習慣和歷史沿革都很熟悉，所以對上述疑難可以準確地排紛解惑，使點校工作得以順利進行。點校后的《清史稿》，成為目前最準確和通行的本子。

啟先生對《紅樓夢》的注釋和研究，也令人矚目。1952年，作家出版社邀請俞平伯、華粹深、李鼎芳、啟功先生對《紅樓夢》的程乙本進行校注整理。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對于作家出版社的《紅樓夢》重新加以整理，新版印行，邀請啟功先生獨立對《紅樓夢》做注釋。根據(jù)此書的《出版說明》可知，啟先生的新注，相對于作家出版社的舊注而言，注釋的數(shù)量明顯增加，原有的注釋，也大都經(jīng)過糾正、補充、修改、刪汰和重新編排。啟先生注釋的最大價值，“在于以其豐富的文化知識，尤其是對于滿族生活的熟悉和理解，為我們提供了他人所不能或很難提供的說明”⁽³⁾。問世以來，啟先生的注釋沾溉了無數(shù)讀者，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也必將傳之久遠，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留給后人的不朽的學術(shù)成果。

談到啟先生的文獻學研究，就不能不談他在書畫鑒定與書畫文獻整理方面的巨大貢獻。啟先生一生鑒定過大量書畫文物。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便擔任故宮博物院的專門委員，負責為故宮征集收購文物。新中國成立后，他繼續(xù)留任此職。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文物局先后組織了兩次全國性的書畫巡回鑒定小組，對全國的書畫文物進行了鑒定。啟先生是國家文物管理局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的成員之一，1986年被任命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全面參與了書畫文物的鑒定工作。在全國書畫鑒定小組工作的基礎上，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啟先生對此有突出的貢獻。經(jīng)他親自鑒定的書畫文物以十萬計，可謂前無古人；其中對《平復帖》的釋文，對《急就章》《千字文》《蘭亭帖》《自敘帖》的考證，對南北宗的研究，對董其昌代筆人的考辨等，在書畫鑒定史上，都具有卓越的貢獻。他對柳公權(quán)《蒙詔帖》、黃庭堅《千字文》以及所謂孫過庭《景福殿賦》的考訂鑒別，皆見解超卓。而類似這樣的考辨見解，在先生的研究中不勝枚舉。

啟先生在書畫鑒定上的精見睿識，是和他深厚的文獻學修養(yǎng)分不開的。書畫鑒定既需要鑒定者有深厚的藝術(shù)素養(yǎng)以體認各家筆墨與時代的書風、畫風，同時也要有文獻、文化的多方面修養(yǎng)，以探幽入微，澄清疑難。啟先生是書法、繪畫大師，加之由于特殊的時代機緣，他有機會親見大量的書畫作品原跡，因此對筆墨特點以及書風、畫風的體認，自然目光犀利，經(jīng)驗豐富。楊新先生曾經(jīng)回憶說，故宮博物院收藏有石濤《懸崖墨竹圖》，啟先生一看，就說：“這是橫著畫出來的。”果然，把條幅橫過來欣賞，便筆筆順暢，作偽者在技巧水平上達不到，就采用橫著畫、豎著題款的方式來作偽⁽⁴⁾。

啟先生目光之犀利令人嘆服，但他更注重從文獻考證入手，結(jié)合書畫本身的內(nèi)容，以及歷史上的相關(guān)記載進行考辨。他對于書法的認識是很辨證的，一方面指出，書法是文辭以至詩文的“載體”，對于有人試圖將書法“從文辭中脫離出來而獨立存在”，他感到“百思不得其法”。他舉例說：“紙上寫的‘佛’字，貼在墻上，就有人向它膜拜，所拜并非寫的筆法墨法，而是這個字所代表的意義。”但是，另一方面，“書法作為載體，也不是毫無條件的，文辭的內(nèi)容與書風，也不是毫無關(guān)聯(lián)的。不同的文辭內(nèi)容，會影響書寫者的情緒，進而影響書法的風格”⁽⁵⁾。所以，對任何一幅書法作品的把握，都要兼顧書寫形式與書寫內(nèi)容兩個方面。啟先生的書畫鑒定，正是藝術(shù)素養(yǎng)和考證功力的完美結(jié)合。例如，他對舊題唐張旭草書四帖的真實年代，做過很令人信服的考證。這件狂草書古詩卷，宋人題為謝靈運書，載入《宣和畫譜》，明代董其昌改題為唐張旭書，清代收入乾隆內(nèi)府。啟先生從書風判斷它應為宋人所書，而更令人信服的，則是指出帖文所書古詩中“北闕臨丹水”一句，庾信原詩為“北闕臨玄水”，改“玄”為“丹”，為有意避改“玄”字，啟先生又根據(jù)宋人李攸《宋朝事實》指出“玄”字為趙宋始祖“趙玄朗”名諱之一，而宋真宗追定其祖名為“玄朗”，且下令避諱是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故而此帖當寫于此年之后。對《平復帖》的釋讀和研究也有類似特色?！镀綇吞冯m然首尾完整，未經(jīng)割截，但用字、用筆都非常古奧難辨，啟先生詳細研讀了相關(guān)文獻，不但釋出全文，而且把殘損的五個字補出了三個，還對帖中出現(xiàn)的三個人名作了考證。

《啟功叢稿》書影

啟先生的文獻整理與文獻考證，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點，給人以深刻的啟發(fā)：

首先，他對文獻證據(jù)的搜求，有著常人難以達到的廣度。陳垣先生提倡文獻考證要“竭澤而漁”，啟先生深入發(fā)展了這個傳統(tǒng)。他不僅對傳世典籍有廣泛的了解與掌握，而且充分發(fā)掘了碑帖書畫的文獻價值。開拓文獻領域，一直是提高文獻考證水平的重要途徑，王國維的“雙重證據(jù)法”，提倡將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結(jié)合起來，而書畫碑帖文獻，雖然一直為文獻學家所重視，但真正將其文獻學價值充分發(fā)揮的并不多。啟先生在這方面的成就是十分卓越的。在寫于1961年的《碑帖中的古代文學資料》一文中，他將古代碑帖資料分為三類：一、文學家所書自己的文學作品；二、書家所書他人的文學作品；三、有關(guān)作家和作品的考證資料。他認為這些資料，可以發(fā)揮四方面的作用：一、作品的?？?；二、集外作品的補編；三、作家、作品的史實考證；四、創(chuàng)作技巧的研究⁽⁶⁾。這些意見都來自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啟先生利用書畫碑帖文獻，不僅與傳世文獻相互參證，而且揭示出許多傳世文獻難以呈現(xiàn)的問題，例如他從《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祖父曹寅所藏《楝亭圖詠》上的題詠，探測出許多有關(guān)曹寅家世、生活和當時曹家政治地位及社會地位的信息。他指出，曹家作為內(nèi)務府人，是皇帝的親信，在社會上屬于“暴發(fā)戶”一類，在他收藏的《楝亭圖》上，題詠者既有當朝的名公巨卿如徐乾學，也有操行不可謂不堅定的明代遺民如惲壽平、陳恭尹、杜濬、余懷等人。“惲壽平盡管畫得非常潦草，不題上款，從畫上幾乎聽到他說‘愛要不要！’但究竟還得寫上‘楝亭圖’三個字?！薄斑@些可以見到曹寅的勢力，如果深一步推測，這些書畫的背后，也即透露著曹寅拉攏這般人的痕跡?！眴⑾壬M而指出，題詠者中，最可笑的是王士禛，他本人的字并不壞，但在此畫上的題詠是出之以代筆，而且他還在自己流行的著作中揭明這一點，由此可見，王并不愿意應酬曹寅這樣的人，但同時他又指出，與王同時的尤侗曾在詩序中記載，曹寅是王的座上賓，可見王與曹一方面私室燕歡，一方面在賦詩題字上，又要煞費苦心地保持“距離”，這個矛盾的人格，正是透過畫上的題詠透露出來。如此通過書畫碑帖，發(fā)歷史之隱微，令人嘆為觀止。

啟先生對文獻的掌握既如此廣博，而他對文獻的理解也十分精深。我們在聽啟先生講課時，覺得他的講解是如此透徹，許多人所共知的材料和現(xiàn)象，經(jīng)先生講過，便更清晰，仿佛一下子就能刻進腦海。讀先生的著作，相信很多人都有類似的體會。這主要是因為啟先生在許多領域有開創(chuàng)性的、功力深湛的研究，這使他能對文獻看得深、講得透。啟先生關(guān)注漢語基本現(xiàn)象，他對詩文聲律等重要的漢語現(xiàn)象做了極為深入的研究，其《詩文聲律論稿》《漢語現(xiàn)象論叢》受到學界的高度肯定；在文字學方面，他深入探索了漢字字體的演變規(guī)律，其《古代字體論稿》對漢字學和漢字史的研究有重大貢獻；在書法史、繪畫史、書法理論的研究上，他也有巨大的開拓，他所提倡的碑帖并舉，“結(jié)體為上”的書法理論體系對書學的發(fā)展做出了卓越貢獻⁽⁷⁾。其《論書絕句百首》《論書札記》集中反映了這方面的創(chuàng)獲。在中國學術(shù)史、中國古代文學方面，啟先生也多有創(chuàng)見。對于中國古代詩文，先生的見解十分發(fā)人深省，例如，他在比較李白和杜甫之差異時，認為“李白是‘繼往’，是‘往’的總結(jié)。……（李白）還沒有完全脫離事和物的特點。六朝多玄言詩，也還是由具體的事物（景、人、事）才歸入到玄言”?！岸鸥Φ脑姼鑴?chuàng)作的路子雖然是舊的，但他所走的和李白并不是一條路。以詩人的感情、思想為主，事物均為我用，其詠事詠物均為表達思想感情的材料”。“在風格上，李白是繼承的多，杜甫則是開創(chuàng)的多。在思想上、政治上，李白是通過古體曲折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愛憎、批判，而杜甫卻是直抒胸臆。但在理想的表現(xiàn)方面，李白卻是直率的、公開的，杜甫卻是曲折的”⁽⁸⁾。這個意見，對李杜藝術(shù)肌理的差異，分析得鞭辟入里，絕無陳腐膚泛之語。類似這樣見解，在啟先生關(guān)于古代詩文的研究中在在可見。啟先生在注釋《紅樓夢》的同時，對“紅學”也有深入的研究，其《讀〈紅樓夢〉札記》《〈紅樓夢注釋〉序》，細致分析了《紅樓夢》令人撲朔迷離的虛構(gòu)手法，在此基礎上探索了對《紅樓夢》如何進行注釋的原則。雖然由于種種客觀原因，啟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沒有繼續(xù)下去，但這兩篇論文，足以奠定他在“紅學”研究上的重要地位。此外，他對八股文、子弟書的研究，也極具開創(chuàng)性。正是這些專精深湛的研究，使啟先生能充分發(fā)掘文獻的內(nèi)涵，觸類旁通，形成開闊的文獻考證格局。

在進行文獻考證時，啟先生是很勇于裁斷的，例如對蘇軾詩“與君世世為兄弟，共結(jié)來生未了因”之語，他懷疑其中“世世”當作“此世”，后檢核常熟翁氏所藏宋本《施注蘇詩》，果然作“此世”。另外，他懷疑蘇軾《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之“此詩”，當作“此語”，但傳世諸本，皆無作“語”者。啟先生仍然堅信自己的意見，他說：“東坡此詩，又安知他日不遇善本如嘉靖閔刻《后漢書》者乎？即使天壤眾本，皆刻‘詩’字，亦難釋其可疑之理焉。”⁽⁹⁾啟先生的意見，正是陳垣先生所總結(jié)的“理?！币环?，這樣的校勘之法，清代如戴震、王念孫父子等識見精深的樸學家，經(jīng)常加以運用，排疑解惑，多所創(chuàng)獲。啟先生對這一?？敝ǖ倪\用，正體現(xiàn)出他勇于裁斷和精于裁斷的特點。啟先生在學術(shù)上決不盲從，他常說自己的研究是“捅馬蜂窩”。他在文獻考證上所留下的無數(shù)精辟的見解，正來自這種敢于懷疑、獨立思考和精神和犀利的裁斷之力。

當然，在勇于裁斷的同時，啟先生也充分遵循了多聞闕疑的科學態(tài)度。例如，他指出，書畫鑒定有一定的“模糊度”，無論是書畫本身，還是鑒定者自身，情況都是很復雜的，因此“真?zhèn)巍倍?，“很難概括書畫的一切問題”。他說：“我聽到劉盼遂先生談過，王靜安先生對學生所提出研究的結(jié)果或考證的問題時，常用不同的三個字為答：一是‘弗曉得’，一是‘弗得確’，一是‘不見得’?！椰F(xiàn)在幾乎可以說：凡有時肯說或敢說自己有‘不清楚’、‘沒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偉大鑒定家?！?sup>(10)

從文獻學史的經(jīng)驗來看，文獻考證要取得比較突出的成績，一方面要有無征不信、多聞闕疑的態(tài)度，另一方面，也離不開文獻學者本人對于歷史文化所具有的“通識”。所謂“通識”是針對研究對象基本問題、基本現(xiàn)象的通貫性理解，這是在文獻考證中，對于不同文獻證據(jù)之內(nèi)在聯(lián)系能做出深入發(fā)掘和認識的基礎。一個優(yōu)秀的史學家，所以能對史事有深入的考證，一方面在于他可以全面地掌握文獻證據(jù)，另一方面，也在于他對該史事所處的歷史背景有深切的把握，具有歷史的“通識”。單純強調(diào)材料證據(jù)，缺少深厚的“通識”作為支撐，材料和證據(jù)之間的深層聯(lián)系就難以被發(fā)現(xiàn)。啟先生的通識，來自對眾多學術(shù)領域的融通，比起只專精某一領域的專家之識，往往更加通達平正。我們讀啟先生的考證，常覺得他的分析入情入理，復雜的糾葛，能夠怡然理順；他面對人所共見的文獻材料，總是表現(xiàn)出敏銳的感知力和觸類旁通、活潑不居的聯(lián)想力；所下的判斷，其精彩透辟常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難以名狀，甚至要將其神秘化。這就是啟先生之“通識”的過人之處，但應該說，這固然包含著天分、才情，但更主要的是在廣博的閱歷、長期的沉潛以及精深的思考中所形成。

無論從天才還是學力來講，啟先生的“通識”都難以企及，但如果從事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工作者，都能夠在知之廣與思之深的基礎上，盡可能培養(yǎng)一種“通識”，那么，對文獻的整理與分析無疑會深有裨益。這是啟先生的古典文獻學研究最值得深入體會的重要啟示。

本文原刊于《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8年第12期

(1)郭英德《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啟功先生與中國古典文獻學》，《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

(2)啟功口述，趙仁珪、章景懷整理《啟功口述歷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144頁。

(3)于天池《潤物細無聲：談啟功先生對于〈紅樓夢〉研究的貢獻》，《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

(4)故宮博物院編、楊新主編《中國歷代書畫鑒別文集·序》，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

(5)啟功《談詩書畫的關(guān)系》，見所著《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

(6)啟功著《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

(7)葉鵬飛《論啟功先生的書學和書法》，啟功中國書法研究中心編《第三屆啟功書法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頁。

(8)啟功口述，趙仁珪、萬光治、張廷銀編《啟功講學錄》，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頁。

(9)啟功著《啟功叢稿·題跋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83頁。

(10)啟功著《啟功叢稿·題跋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83頁，第98—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