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三反”條嘗言：“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偽，彌親彌汎，彌奢彌吝?！泵駠鴮W人張舜徽讀書至此，推其意以觀“近世學者”，也發(fā)明“學術三反”之說，謂“彌言考證，而記誦彌衰；彌言詞章，而文筆彌劣；彌言義理，而內行彌不可問，此亦學術之三反也”（《愛晚廬隨筆·學術三反》）。顧、張二說各有語境，當然是有所為而作，尤其激于所處年代周遭之“風俗”“風尚”“風氣”，而寓志于學，以為“匡時”“補世”。易言之，他們大概都屬于章實齋所貴之能“辟風氣”“持世而救偏”者，而不同于那些“惟逐風氣所趨而徇當世之所尚”的“世之言學者”（《文史通義》內篇二，《原學下》）。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風氣”中。精于“談藝”的錢鍾書便說，“風氣是創(chuàng)作里的潛勢力，是作品的背景，而從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這需要我們閱讀當時人所信奉的理論、對具體作品的褒貶好惡、標準、要求等等，去了解作者周遭的風氣，“好比從飛沙、麥浪、波紋里看出了風的姿態(tài)”。這樣看來，無論是“趨”“徇”，還是“持”，也難逃“嗜好矛盾律”（Law of the Antinomy of Taste）的籠罩，如錢先生道出的一種慘酷事實——“就是抗拒或背棄這個風氣的人也受到它負面的支配，因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來逃避或矯正他所厭惡的風氣”（《中國詩與中國畫》）。世風同一，已然遍被華林，惟能“呼吸而領會之者”，不多得而已。

“由征觀風”的史學，提示了靈動和高妙的境界，哪怕是追跡的“捕風”，也盡有它的“偉大”處。被觀之世或觀者所處之世，既均有風氣，則風氣中人不能不有所惕厲憬悟，誠因“天下事凡風氣所趨，雖善必有其弊”、“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雋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且亦趨風氣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偽也”（《文史通義》外篇一、三，《淮南子洪保辨》《上辛楣宮詹書》《答沈楓墀論學》）。風氣一旦而成“時趨”，則必有“可畏”處，或借用章太炎更加決絕的刻深之言，“學術本以救偏，跡之所寄，偏亦由生”（《與國粹學報》），這也便是前引顧、張二氏在各自時代觀察到的“三反”情狀之根由。

收在本集中的文字蕪雜，大概是近十年（2011—2020）我在研究論文以外發(fā)表的“小文章”的部分，其范圍仍不出學術史和學術評論兩個方面。此次匯編一輯，聊跡鴻爪。我在自己的前一本書序言中自承為“一個尚待檢驗能否出師的學徒”，對于治學的門徑與取法，自然還是懵懂，絕不敢有任何“學以持世”的妄想；至于文章之道，更遠在三界之外，絕不敢取了一些化名“隨筆”或“散文”、實際也只是在“隨便”和“散漫”方面符合了名義的勞什子玩意，楞充什么“第二副筆墨”。我想，集內文字大概可以看做一個資淺但好問（有時近于好辯，不免“地命海心”）的當代學術親歷者自發(fā)、自愿所作的一點記錄，間或也流露些微個人讀書的偏好和趣味，至于“有用與否，固不暇計”，全賴讀者的理解和判斷了。

我要感謝促成這些瑣末、任性甚而有些不合時宜的文字變?yōu)殂U字的諸報、刊編輯同仁，恕不一一具名，惟有銘念。集內有部分篇章，由于各式各樣的原因，在發(fā)表之際出以筆名（此或亦本人“徇風氣”之一端），此次各歸本位。在此我要鄭重感謝“日知叢書”主編的公心和雅量。這一插曲，或許也不自覺地充當了當代學術生態(tài)的一個微小見證。

本書書名拜內子所賜。“流水”者，語出唐代詩人韋應物《淮上喜會梁川故人》之名句“浮云一別后，流水十年間”。原詩以洗練的擬喻傳遞漂泊不定、變幻無常、歲月如流、年華易逝的意象，言近旨幽，令人心折。本書中論及的近代史家郭廷以也喜引李白詩句“前水復后水，古今相續(xù)流”，擬史事為前水、后水，視作一種不能中斷的永恒連續(xù)。過去十年，是家國巨變的十年，也是個人成長的十年，我們仿佛已然告別了什么，但不清楚即將迎來什么。其間遭逢的膠著、迷惘，我與我戰(zhàn)，固不足與外人道，但有類似經驗和心態(tài)者，必非僅見?！俄n詩外傳》記閔子騫事跡云：“出見裘馬之肥則好之，入聞夫子之言則又好之。兩心交戰(zhàn)，故瘠也?！备邓鼓陮Υ嗽u論道，“不能擇一職業(yè)，終身守之，以成終身之事業(yè)，能無瘠乎？”（《自知與終身之事業(yè)》）我想，時間的價值，仿佛流水，流水不爭先，但終有它歸海的方向，這大概也是一個持續(xù)的自我確認的進程。我實在不敢講以何為“終身之事業(yè)”“終身守之”云云，但漸求“自知”而稍“自樹”，不輕易為他者惑，倒是可行、可致的。至少，記取所從事者乃“為己之學”，勿忘己徇人，不要做傅斯年所不齒的那種“心氣薄弱的中國人”，或流為鄉(xiāng)先賢章實齋所譏“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

庚子十一節(jié)于復旦光華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