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
20世紀還剩下五個年頭。回顧20世紀的中國歷史,傳統(tǒng)文化曾幾度成為人們密切關注的對象。從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直至80年代逐漸興起的“文化熱”,雖然時代、影響并不相同,傳統(tǒng)文化卻都首當其沖。
不論是正面的經(jīng)驗,還是反面的教訓,都明白無誤地證明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傳統(tǒng)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創(chuàng)造,雖歷經(jīng)時代變遷、人間滄桑,卻始終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并以其雄偉、博大、深沉、輝煌的魅力,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世紀之交看傳統(tǒng)文化
傳統(tǒng)文化,在歷史發(fā)展中不斷地被提出來,這本身就表明它是同現(xiàn)實的文化運動相聯(lián)系的,是同一定歷史時期的經(jīng)濟、政治相聯(lián)系的,也是同民族前途與國運盛衰相聯(lián)系的。
五十四年前,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寫道:“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fā)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fā)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span >70 毛澤東在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時,是把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作為重要問題來看待的;而他在論述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時,又是把正確對待傳統(tǒng)文化作為重要問題提出來的。正確對待傳統(tǒng)文化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至少具有兩個方面的特殊價值:一是“發(fā)展民族新文化”,一是“提高民族自信心”。毛澤東強調(diào)學習的重要性時,還把總結(jié)、繼承歷史遺產(chǎn)看作具有意義的工作。因為不懂得“歷史的中國”便不能真正懂得“今天的中國”,也難以對如何發(fā)展“今天的中國”做出正確的抉擇;而總結(jié)、繼承歷史遺產(chǎn)正是人們認識“歷史的中國”的必經(jīng)之途。同時,只有認識了“歷史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才能全面地把握中國的特點,才能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xiàn)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傳統(tǒng)文化是歷史遺產(chǎn)的一個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說主要方面。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魯迅、郭沫若為代表的一批文化巨人,以及以他們?yōu)榇淼奈幕萝?,出色地?zhí)行了那個時代的時代使命。舉例來說,郭沫若是以研究古代社會著稱的。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和青銅器銘文研究,以及他對《周易》《詩》《書》的研究,奠定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科學基礎。而這一研究的目的是“對于未來社會的待望”。魯迅深刻地批判舊文化、舊傳統(tǒng)中的糟粕,鋒芒所向,莫不披靡;同時,他又從浩繁的歷代正史中看到了“中國的脊梁”,高度評價先進的中國人所擁有的“自信力”71 ,顯示了作為“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的器局。
現(xiàn)在,歷史的進程已經(jīng)走到了90年代,改革開放的中國正充滿信心地走向世界;同時,世界也正以前所未有的興致走向中國。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正確對待傳統(tǒng)文化,繼承和發(fā)揚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優(yōu)秀遺產(chǎn),是當代中國文化工作者、理論工作者、學術工作者面臨的新的使命。第一,文化發(fā)展在全球性發(fā)展中越來越占有重要的地位,國際間的文化交流越來越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意義;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將更加有利于世界了解中國,進一步擴大中國的世界影響。第二,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國家,從后進中崛起,一方面要有正確的路線、方針、目標,一方面還要有全民族的凝聚力和自強不息的精神;弘揚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將有助于增強這種凝聚力和奮斗精神。第三,在全世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提高全體國民的素質(zhì)愈來愈重要。中華民族素質(zhì)的提高,不能沒有現(xiàn)代思維,不能沒有現(xiàn)代科學文化知識,同時,也不能沒有本民族幾千年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修養(yǎng),這是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證。
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阿伯迪妮在其合著的《2000年大趨勢》一書中認為:“人類越強烈地感到大家居住在同一個星球上,就越需要各種文化具有各自的傳統(tǒng)特點。品嘗別國的美味佳肴,穿穿牛仔褲,享受一些相同的娛樂,這些都是值得向往的。但是,如果那種外在的演變開始侵蝕深層的文化價值觀,人們就會回過頭來強調(diào)他們的特色,這是一種文化反彈現(xiàn)象。每一個國家的歷史、語言和傳統(tǒng)都獨具特色。有趣的是,我們彼此越相似,就會越強調(diào)我們的獨特性。”72 一方面是“同一化”趨勢,一方面是“文化民族化”趨勢,這就是我們在世紀之交所面臨的世界潮流。
珍視我們民族的瑰寶
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中所創(chuàng)造的寶貴財富,是一座豐富的寶藏。早在大約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就已開始對文化成果進行整理。此后,《漢書·藝文志》《隋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直至《四庫全書總目》,對文化成果的著錄、整理綿延一千七百年,不曾中斷?!端鍟?span >·經(jīng)籍志》總序在講到這些文化成果的作用和價值時說:“夫經(jīng)籍也者,機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經(jīng)天地,緯陰陽,正綱紀,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yè)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73 剝除其中的封建觀念和神秘成分,從今天的認識來看,這段話不正是強調(diào)了文化成果對于社會、人生的重要性嗎?乾隆三十七年(1772)關于搜訪遺書、集文化成果的諭旨,認為這是“以彰千古同文之盛”74 的大業(yè)。這話講得好,它反映出我們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悠久和輝煌。
中國是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由許多兄弟民族結(jié)合而成的。這個歷史,可以上溯到兩三千年以前,而在今天則呈現(xiàn)出空前未有的生機和活力。我們講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豐富寶藏,包括了中國各兄弟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遺產(chǎn);我們講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包括了弘揚中國各兄弟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根據(jù)我的膚淺認識,在豐富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寶庫中,我們應當著重總結(jié)和闡揚這樣幾個方面的珍貴品格:
——民族精神。宋人王安石有一首《讀史》詩,其中的兩句是:“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span >75 這里說的“精神”,是指人們的心神、意志。對此,古往今來,賢人、哲人、學者、名家,莫不推重。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span >76 孟子認為:“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彼麖娬{(diào)人們應當培養(yǎng)“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77 司馬遷作為史學家,對此更有通達的認識。他指出:“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78 這種努力不懈、奮力進取的精神,在世世代代中不斷發(fā)揚光大,經(jīng)過許多思想家、史學家、政治家的總結(jié)和提升,經(jīng)過數(shù)千年的積淀,成為我們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現(xiàn)。正如魯迅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span >79 可以這樣認為:自強不息,表明了中華民族的過去,也昭示著中華民族的未來。
從歷史上看,從很早的時候起,中國就逐步發(fā)展為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國家。秦漢以后,歷代促進民族間交往和聯(lián)系的措施,以及由此而反映在人們思想上的凝聚意識,逐步發(fā)展為中華民族的凝聚精神。秦漢的“海內(nèi)一統(tǒng)”局面,產(chǎn)生了《史記》《漢書》這兩部反映多民族歷史面貌及民族間交往的歷史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遷移,促進了民族間的大融合。兩宋、西夏、遼、金時期,一方面是軍事上、政治上的紛爭,一方面卻是遼、金大量吸收漢唐文化促進社會的進步。元朝再建統(tǒng)一皇朝,并修撰了多民族的前朝“正史”。明、清兩朝,在不同程度上繼承了元朝事業(yè)并各有發(fā)展,至“康乾盛世”把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傊?,中華民族的偉大凝聚力,是在社會的歷史進程和思想發(fā)展中形成的。這種凝聚力在思想、觀念、心理上的表現(xiàn),也是中華民族之民族精神的重要方面。
愛國主義傳統(tǒng)是中華民族之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現(xiàn)。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傳統(tǒng)的發(fā)揚、光大,在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反對封建主義壓迫的正義斗爭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
——歷史智慧。傳統(tǒng)文化中蘊含著人們對于社會歷史在認識上與實踐上的豐富經(jīng)驗和智慧,其中有許多并沒有因新的經(jīng)驗、智慧的出現(xiàn)而失去光輝?!吨芤?span >·大畜·象傳》稱:“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span >80 這反映了前人極其重視從歷史中汲取和積蓄德行、知識與智慧。史學家裴松之在援引此話時講得很好:“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于緒余所寄,則必接乎粗跡。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識往行?!?span >81 重視歷史教育,從歷史中汲取智慧,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特點。這在史家的撰述旨趣上尤為突出,不論是“述往事,思來者”82 “總括前蹤,貽誨來世”83 ,還是“至于往昔是非,可為來今龜鏡”84 “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85 等,都認識到歷史智慧之光,決不只是光照過去,它也照射現(xiàn)在和未來。
歷史智慧不只是歷史知識的積累和以史為鑒意識的培養(yǎng),它還包含有對歷史機遇和歷史選擇的認識。朱熹認為:“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span >86 王夫之認為,人們從史書中獲得歷史知識,進而對于歷史進程中有關得失的反復思考,可以大大增強歷史主體根據(jù)實際情況進行歷史選擇的意識。他說:“故論(史之為)鑒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其失。乃可為治之資,而不僅如鑒之徒懸于室,無與炤之者也?!?span >87 歷史智慧的生命力即在于此。
從廣義上說,歷史智慧也包含著傳統(tǒng)文化中前人對于自然領域和思維領域認識的積極成果。這些成果,同人們對于社會歷史的認識是有密切聯(lián)系的。
——人生哲學。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包含著一些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相同的人生哲學。但是,積極向上,不斷完善自身,關心他人,具有社會責任意識,重視事功,以天下為己任等卻是主流。這在儒家學派的言論和著作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儒家極重修身,認為“修身則道立”88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89 作為追求的目標。儒家講修身,重在忠信。一部《論語》,講忠信的地方很多,不是偶然的。仁,是儒學核心之一。仁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0 。這是把仁作為人際關系中的一條準則看待的。正是這些基本的人生哲學觀念,構(gòu)筑了傳統(tǒng)文化中積極的、上進的人生哲學體系。人們所熟悉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些人生格言,就是這種人生哲學的集中體現(xiàn)。
——文學、藝術、科學。不論是詩詞、散文、小說,還是音樂、舞蹈、戲曲、書法、繪畫、雕塑、建筑,以及天文、歷法、地理、農(nóng)醫(yī)等,傳統(tǒng)文化中都凝結(jié)著它們的輝煌成就,顯示出東方文化的無比魅力。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優(yōu)秀遺產(chǎn)當然不只是這幾個方面,但這幾個方面的優(yōu)秀遺產(chǎn)有更加突出的意義和價值,它們在當今依然具有巨大的魅力。
勇于繼承 銳意創(chuàng)新
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同建設和發(fā)展現(xiàn)時代的民族新文化是息息相關的。所謂“弘揚”包含著繼承和創(chuàng)新兩個方面。繼承的目的,是為了創(chuàng)新;而真正的創(chuàng)新,又不能不包含著繼承。這是歷史運動的辯證法,也是文化發(fā)展的辯證法。江澤民同志在講到宣傳文化工作時精辟地指出:“要用科學的態(tài)度對待我們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和外來文化。我們民族歷經(jīng)滄桑,創(chuàng)造了人類發(fā)展史上燦爛的中華文明,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tǒng)文化。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很好地繼承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要認真研究和借鑒世界各國的文明成果,善于從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發(fā)展自己。我們講繼承、講借鑒,目的是通過繼承和借鑒,使民族傳統(tǒng)文化、外來文化的精華,同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革命精神有機地結(jié)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實踐基礎上不斷創(chuàng)新,建設和發(fā)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span >91 從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這一時代使命來看,這里提出了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
第一,關于科學的態(tài)度。我們對待民族傳統(tǒng)文化也好,對待外來文化也好,都應當依據(jù)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與方法。脫離了這個理論和方法,就必將出現(xiàn)認識上的混亂和實踐上的迷茫。當然,對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與方法的運用,也必須克服簡單化的傾向,否則同樣會出現(xiàn)認識上和實踐上的偏頗。幾十年來所積累的經(jīng)驗教訓,已經(jīng)使我們對于什么是“科學的態(tài)度”有了一個更科學、更全面的認識,這是新時期做好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工作的基礎和保證。
第二,關于精華和糟粕。區(qū)別“民主性的精華”和“封建性的糟粕”,是一項繁難的、審慎的科學工作。從大處來看,有的文化成果在歷史上是進步的,在今天仍有生命力;有的在歷史上是進步的,或是起了積極作用的,在今天已失去生命力,成為過時的、落后的東西;有的在歷史上就不是進步的、積極的,甚至是落后的、腐朽的,同今天的社會生活、歷史潮流、道德風尚更是背道而馳。就具體文化成果來看,往往是精華與糟粕共存,這就要求人們分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如《二十四史》,它們運用綜合體的形式,全面地反映了中華民族連續(xù)不斷的文明發(fā)展史,這是精華,是主流;但也有不少宣揚“天命”的觀點、歌頌帝王將相的觀點、誣蔑人民起義的觀點,這是糟粕,是支流。對于科學文化工作者來說,不僅需要有科學的態(tài)度,還要有崇高的社會責任意識。當前的文化市場,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鮮明地把這個問題提到了人們的面前。一些有社會責任心的西方學者,能夠區(qū)分哪些文化產(chǎn)品(包括文化遺產(chǎn))是可以投放市場,哪些是只能少量印制、收藏于各大圖書館供專業(yè)研究者使用的;在這方面,我們應當而且能夠做得更好一些?!霸闫伞笔强梢匝芯康模鞘菫榱擞靡哉f明歷史進程、文化現(xiàn)象;但若把“糟粕”傾注于市場,兜售給大眾,那就大錯特錯了。迷信色情、封建意識等借助于各種傳媒,恣意泛濫,這同社會主義文化市場是格格不入的。
第三,關于外來文化。從歷史上看,雄漢盛唐的文化氣象,都流淌著外來文化的血液。中華民族是一個敢于面向世界、敢于吸收外來文化的民族。魯迅提倡“拿來主義”,就表現(xiàn)了這種宏大的民族氣度。中國曾經(jīng)有過二百多年閉關自守的時期,但那早已成為歷史。今天的中國已進入一個空前開放的時期,吸收外來文化用以發(fā)展自己,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需要。對于外來文化,猶如對待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一樣,應當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大力倡言“拿來主義”的魯迅,同樣大力倡言對外來文化的鑒別和不同處置:“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倘不加以鑒別,兼收并蓄,“‘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92 。鄧小平曾明確指出:“我們要向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經(jīng)營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閉關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屬于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nèi)容和表現(xiàn)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span >93 這是我們對待外來文化應當采取的科學態(tài)度。
第四,關于繼承和創(chuàng)新。沒有繼承和借鑒,創(chuàng)新就缺乏堅實的基礎;而不以創(chuàng)新為目標,繼承和借鑒也就失去了現(xiàn)實的意義與時代的價值。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所以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就在于要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創(chuàng)造,要反映出當代人對于傳統(tǒng)文化認識所達到的高度,要取得傳統(tǒng)文化研究的創(chuàng)造性成果。這種創(chuàng)造性成果,既有提高的方面,也有普及的方面。提高,不是晦澀;普及,不是庸俗。提高和普及,都應當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和品位。
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固然是很艱巨的工作,但是,時代的使命,崇高的意義,探索的興味,創(chuàng)新的激情,卻使人感到興致盎然,勇于登攀。這里,我想引用一位思想研究者的認識與心聲:“中國的哲人留下了豐富的社會政治思想,其中貫注了珍貴的革新進取精神。人們拍打去其間凝聚著的灰塵,就會露出燦然的金光。對舊制度、舊思想的批評、抨擊,對新事物、新世界的向往、尋求,這是中國古代哲人的精魂。要從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舊而新是謀’。這需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要排除主觀臆斷,又要剝膚見骨的辯證觀點,擺脫形而上學的束縛。中國社會政治思想十分豐富,寶山在望,唯不辭辛苦的探險者能夠不致空手而歸?!?span >94 這里雖然是講的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但其中所反映出來的認識和方法論原則,以及那種執(zhí)著于總結(jié)和闡揚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不是具有廣泛的意義嗎?
(原載《光明日報》1994年5月17日)
1 白壽彝:《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53—54頁。
2 瞿林東:《中國歷史上歷史文化認同的傳統(tǒng)》,《河北學刊》2005年第3期。
3 司馬遷:《報任安書》,見班固《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4 劉知幾:《史通·斷限》,浦起龍《史通通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8頁。
5 司馬遷:《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59年,第3319頁。
6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第46頁。
7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第45頁。
8 司馬遷:《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2879頁。
9 司馬遷:《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59年,第3319頁。
10 司馬遷:《史記》卷一三《三代世表》,中華書局,1959年,第487—488頁。
11 司馬遷:《史記》卷二六《歷書》,中華書局,1959年,第1256頁。
12 班固:《漢書》卷二〇《古今人表》,中華書局,1962年,第861頁。
13 班固:《漢書》卷二一《律歷志》,中華書局,1962年,第955頁。
14 班固:《漢書》卷二八《地理志》,中華書局,1962年,第1523頁。
15 房玄齡等:《晉書》卷一〇五《石勒載記》,中華書局,1974年,第2749頁。
16 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八一《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中華書局,2008年,第466頁。
17 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八一《修晉書詔》,中華書局,2008年,第467頁。
18 令狐德棻等:《周書》卷一《文帝紀》,中華書局,1971年,第1頁。
19 令狐德棻等:《周書》卷四九《異域上·庫莫奚傳》,中華書局,1971年,第899頁。
20 魏徵等:《隋書》卷八四《北狄·契丹傳》,中華書局,1973年,第1881頁。
21 魏徵等:《隋書》卷八四《北狄·鐵勒傳》,中華書局,1973年,第1879頁。
22 魏徵等:《隋書》卷八四《北狄·契丹附室韋傳》,中華書局,1973年,第1882頁。
23 魏徵等:《隋書》卷八三《西域·土谷渾傳》,中華書局,1973年,第1842頁。
24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八《宣宗紀》,中華書局,1975年,第630頁。
25 李翰:《通典序》,見杜佑《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第2頁。
26 杜佑:《通典》卷一《食貨典》,中華書局,1988年,第3頁。
27 杜佑:《通典》卷四八《禮典八》后議,中華書局,1988年,第1355頁。
28 杜佑:《通典》卷一八五《邊防典》序,中華書局,1988年,第4979頁。
29 李延壽:《北史》卷一〇〇《序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3343頁。
30 司馬光:《資治通鑒》附錄《進書表》,中華書局,1956年,第9607頁。
31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唐太宗貞觀七年”,中華書局,1956年,第6103—6104頁。
32 司馬遷:《史記》卷九七《酈生陸賈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2699頁。
33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中華書局,1956年,第6247頁。
34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內(nèi)翰王文康公》,中華書局,1956年,第239頁。
35 脫脫等:《遼史》附錄《修三史詔》,中華書局,1974年,第1554頁。
36 脫脫等:《遼史》附錄《三史凡例》,中華書局,1974年,第1557頁。
37 脫脫等:《遼史》卷六三《世表》序,中華書局,1974年,第949頁。
38 脫脫等:《遼史》卷二《太祖本紀》,中華書局,1974年,第24頁。
39 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八一《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中華書局,2008年,第466—467頁。
40 杜佑:《通典》卷四八《禮典八》,中華書局,1988年,第1355頁。
41 見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導論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33頁。
42 《續(xù)通典》卷一《食貨典》,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1111頁。
43 《續(xù)通志》卷一《唐紀》,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3255頁。
44 《續(xù)文獻通考》卷一《田賦考》,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2771頁。
45 翦伯贊:《內(nèi)蒙訪古》,《翦伯贊史學論文選集》第三輯,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00頁。
46 見《全唐詩》卷一,中華書局,1960年,第3頁。
47 見《全唐詩》卷二〇,中華書局,1960年,第241頁。
48 見《全唐詩》卷八八,中華書局,1960年,第967頁。
49 見《全唐詩》卷二八二,中華書局,1960年,第3203頁。
50 見《全唐詩》卷四一九,中華書局,1960年,第4619—4620頁。
51 見《全唐詩》卷五二一,中華書局,1960年,第5955頁。
52 事見《左傳·襄公四年》《國語·晉語七》。
53 見《全唐詩》卷五二三,中華書局,1960年,第5979頁。
54 翦伯贊:《內(nèi)蒙訪古》,《翦伯贊歷史論文選集》第三輯,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9頁。
55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頁。
56 毛澤東:《中國人民政協(xié)第一屆會議上毛主席開幕詞》,《人民日報》1949年9月22日。
57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頁。
58 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頁。
59 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35頁。
60 《周易·大畜》,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第28頁。
61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末《敘論四》,中華書局,1975年,第1114頁。
6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0頁注文。
63 “周初八誥”是《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見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頁)。
64 “高帝……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懮司龃嫱鲋鳎彩?。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見司馬遷:《史記》卷九七《酈生陸賈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2699頁)
65 《貞觀政要》凡十卷四十篇,是記唐太宗君臣論政之書。書中諸人發(fā)論,多征引史事,相互激勵,彼此受到啟迪和教育。
66 見《文苑英華》卷七五一至七五三《興亡論》上、中、下。
67 《朱子語類》:“溫公之言如桑麻谷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鑒》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保ㄒ娎杈傅戮帲骸吨熳诱Z類》卷一三四《歷代》,中華書局,1986年,第3207頁)
68 王夫之論《資治通鑒》說:“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jié)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保ㄒ娡醴蛑骸蹲x通鑒論》卷末《敘論四》,中華書局,1975年,第1114頁)在王夫之看來,《資治通鑒》可以說是歷史教育的一部百科全書。
69 江澤民:《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給白壽彝同志的賀信》,《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3期。
70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頁。
71 魯迅:《且介亭雜文》,《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22頁。
72 約翰·奈斯比特、帕特麗夏·阿伯迪妮:《2000年大趨勢》,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第184—185頁。
73 魏徵等:《隋書》卷三二《經(jīng)籍志一》,中華書局,1973年,第903頁。
74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頁。
75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七三《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80—781頁。
76 《論語·子罕》,楊伯峻《論語譯注》本,中華書局,1958年,第1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