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節(jié)第三

氣節(jié)者，骨氣與節(jié)操也。士人之德，氣節(jié)為本。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在關涉國家民族大義、學術真理、人格尊嚴等問題上，來不得半點馬虎，不容有絲毫的茍且與寬假。先賢曾云：“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金無赤金，人無完人，諸位先生或許在細微之處尚有一二瑕疵，但在面臨人生的重大抉擇時，能夠做到大節(jié)不失，有底線、有操守、有風骨，實不愧書生本色。在今日學人的學術生涯中，這樣的問題依舊處處可見，時刻都在拷問著讀書人的“底線原則”。在這一方面，先生們“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凜然風骨，及“大事不糊涂”的人生智慧，為我們樹立了標桿與典范，值得永遠仰慕和追隨。

◇ 孫家鼐任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時，延聘美國人丁韙良為大學堂西學總教習。德、意兩國大使知道后，強求大學堂也聘請兩國人為教習，聲稱只有這樣，才于中國大局，“實為幸甚”。孫知道后，嚴詞駁斥說：“查中國開設大學堂，乃中國內政，與通商事體不同，豈能比較一律。德國、意國大臣，似不應干預?！?/p>

◇ 袁世凱稱帝前，請林紓寫“勸進表”，并邀林當高級顧問，林嚴詞拒絕：“將吾頭去，吾足不能履中華門也。”

◇ 1915年，袁世凱加緊推進復辟帝制活動，策動軍閥官僚和御用文人拼湊各種各樣的請愿團體，上書國會要求改變國體，擁戴他當皇帝。袁先封北大校長胡仁源為中大夫，又授給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獎”。其子袁克定派人游說胡率領北大教授上書勸進，遭到胡和北大教授的拒絕。史載其事曰：“仁源本諸教授之意持不可，謝使者。大學遂獨未從賊。”

◇ 辜鴻銘學成歸國初期，國學根基不能服眾。一代鴻儒沈曾植還當眾羞辱辜：你說的話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經此種種刺激后，辜鴻銘便發(fā)憤用功，自號“漢濱讀易者”，沉潛于中國典籍，博綜兼覽，積有歲年，學以大成。十數(shù)年后辜再問沈曾植：“請教老前輩，哪一部書老前輩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輩能懂，我不懂？”

◇ 五四運動爆發(fā)后，蔡元培為抗議政府鎮(zhèn)壓愛國學生而辭職。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中，蔡稱：“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開明專制的國，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p>

◇ 蔡元培平日恬淡從容，無論對待達官貴人或引車賣漿之流，態(tài)度如一，但遇大事則剛強不肯茍同。蔣夢麟說蔡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無舉刺之中庸”。他任北大校長期間，因經費不足，就由校務會商定征收部分講義費。部分學生不肯交講義費，還聚集起來包圍紅樓，來勢洶洶要求免費，還要尋找提出此項意見的事務主任沈士遠算賬。蔡聞聲挺身而出，對學生解釋說：“收講義費是校務會決議的，與沈先生無關，我是校長，有理由盡管對我說?！睂W生仍不讓步，呼喊著要找沈，蔡也大聲呼道：“我是從手槍炸彈中歷練出來的，你們如有手槍炸彈不妨拿出來對付我，我在維持校規(guī)的大前提下，絕對不會畏縮退步！”部分學生聞言仍不后退，于是蔡就站在紅樓門口，怒目揮拳，大聲喊道：“你們這班懦夫！有膽的就站出來與我決斗。如果你們哪一個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卑鼑痰膶W生看到平日性情溫和的蔡發(fā)怒了，知道校長不會妥協(xié)，便紛紛后退散去。

◇ 1924年，北京文化界的愛國人士鑒于敦煌珍貴文獻仍被繼續(xù)劫掠外運，便組織“敦煌經籍輯存會”，從事搜集整理工作，并阻止敦煌珍品的繼續(xù)外流。陳垣在輯存會擔任采訪部長，他將北平圖書館藏敦煌經卷8000余軸，分辨類別，考訂同異，編成《敦煌劫余錄》?！敖儆唷倍郑∑錃v劫僅存之意，在序言里提到“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當時有朋友勸他在序中不要直接提名，因為他們來中國，在學術界集會上彼此還常見面；而且“劫余”兩字太“刺激”，建議改一名稱。陳說：“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說明我們憤慨之意，怎能更改！”

◇ 抗戰(zhàn)時期，陳垣身處北平淪陷區(qū)，和革命抗敵的后方完全隔絕，環(huán)境日漸惡劣，生活日漸艱難。手無寸鐵的陳，發(fā)憤以教導學生為職志，并和幾位志同道合的老先生著書、教書越發(fā)勤奮。其時，陳曾語重心長地說：“從來敵人消滅一個民族，必從消滅它的民族歷史文化著手。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不被消滅，也是抗敵根本措施之一?！彼嬖V學生啟功：“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你我要堅守教書陣地，只管好好備課、教書，這也是抗戰(zhàn)！”

◇ 陳垣在《通鑒胡注表微》中認為：民族意識是對外而言的；內戰(zhàn)，起作用的則是民心的背向。當國民黨撕毀停戰(zhàn)協(xié)定，發(fā)動內戰(zhàn)后，他就反復說明民心的重要，并判定國民黨大失民心。有一次他給學生柴德賡寫信說：在抗戰(zhàn)勝利后的一個元旦團拜會上，陳誠說北京這地方沒有一點民族意識，其他人聽了都沒有反應。陳聞言十分氣憤，便站起來反駁說：“陳部長，你過去來過這里沒有？我們在日本人統(tǒng)治下進行斗爭，你知道嗎？可惜你來得太遲了！”于是憤然離席，并說今后再也不參加這種集會了。

◇ 1916年，袁世凱稱帝，時任北大文科教授的馬敘倫憤然說：“是不可以久居矣?！奔慈针x職而去，一時有“掛冠教授”之稱。之后從事民主運動，馬也不惜身家性命。

◇ 袁世凱稱帝之前，黃侃之師劉師培位列“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為袁稱帝積極奔走。1915年，劉曾借研究學術之名，在北京召集學術界知名人士開會，動員大家擁戴袁稱帝，黃位列其中。其他到會者懾于袁的淫威，又礙于劉的情面，彼此面面相覷，默不作聲。只有黃一人起立，怒目而視，怒斥劉：“如是，請劉先生一身任之！”說完拂袖而去，其他與會者亦隨之而散。劉原以為黃作為自己的學生，一直對自己極為尊重，屆時一定會帶頭捧場，沒想到黃如此激烈反對，讓他十分狼狽。章太炎知道此事后，對黃大加稱贊，曾有“是時微季剛，眾幾不得脫”的評價。

◇ 袁世凱籌謀稱帝，因黃侃名氣甚大，并準備授予黃一等金質嘉禾勛章，授意黃侃為他寫“勸進書”。黃鄙視袁的為人，因而拒之，并作詩歌嘲諷此事說：“二十餅金真可惜，且招雙妓醉春風?！保〒?jù)言當時一枚嘉禾勛章值二十金）后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復辟稱帝，被袁世凱軟禁。黃得知后，冒生命危險與老師同居，一面侍奉，一面與老師日夜論學。

◇ 黃侃最厭趨炎附勢。民國時，其同盟會故友多系顯貴，黃恥與往來。唯有居正當時受蔣介石軟禁，形單影只，不勝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時候，黃卻常至居正囚地，與其談心解悶。后來居正東山再起，復登高位之后，黃竟一次也未去過居正家中。居正念及舊情，親赴黃家中，問其為何不再來家中交談。黃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賓客盈門，權重位高，我豈能作攀附之徒！”

◇ 五四運動爆發(fā)后，蔡元培被迫辭職，當局欲找一些北大的舊派人物寫些落井下石的文章。一向大罵新派的黃侃就成了當局拉攏的重點人物之一。孰料黃卻毅然站在了挽留蔡元培的行列。他對人說：“余與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決不愿留。因環(huán)顧中國，除蔡孑民外，亦無能用余之人?！?/p>

◇ 九一八事變發(fā)生，黃侃拍案作《勉國人歌》：“四百兆人寧斗而死兮，不忍見華夏之為墟?！?/p>

◇ 1932年，陳獨秀被捕入獄，他在獄中書贈畫家劉海粟條幅：“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碑敃r的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曾請他寫字，陳提筆寫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相贈。據(jù)陳當年的友人回憶，陳還給一名偵緝隊長寫過字，內容為“還我河山”和“先天下憂”兩條橫幅。

◇ 七七事變后，日本飛機轟炸南京，陳獨秀所在的監(jiān)獄被炸。陳的學生陳中凡得知后，同胡適、張伯苓等人聯(lián)合保釋陳，國民黨政府的條件是，除人保以外，還需本人提交“悔過書”。陳聽后，勃然大怒，說：“我寧可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辈⑶揖芙^人保，說：“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愿。”

◇ 抗戰(zhàn)時期，胡適、汪孟鄒建議陳獨秀去美國寫自傳，不料生活極為困頓的陳拒絕了二人的好意，說：“鄙人生活很簡單，沒有什么傳奇的東西，不用去美國寫自傳，我是一個中國人，若是寫自傳，在中國也能寫?！?/p>

◇ 陳獨秀晚年寓居四川江津一個小山村中，生活極為窮困。他在北大的很多朋友和學生如胡適、羅家倫、傅斯年等，到四川來時，必定專程去看望他。看到他家徒四壁，不免要想資助。陳反而氣憤地說：“你們把我當乞丐施舍嗎？我挑明了說，即使我窮死餓死也不會收的。”陳的學生、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朱家驊贈他5000元，他當即拒絕。朱又托張國燾轉贈，陳將錢原封退回，并寫信斥責說：“請你以后不要多事！”

◇ 李大釗被捕后，受盡酷刑，經?；杷肋^去，但他每次醒過來，總是說一句話：“我李大釗是共產黨，別的一概不知?！迸R刑時，李毫無懼色，第一個走上絞架，發(fā)表著名的演說：“不能因為你們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我們已經培養(yǎng)了很多同志，如同紅花的種子，撒遍各地！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弊詈蟾吆簦骸爸袊伯a黨萬歲！”從容就義，年僅38歲。

◇ 邵飄萍撰文抨擊張作霖，張又恨又怕，匯款30萬元收買邵。邵將銀錢悉數(shù)退還，抨擊張的火力不見減弱，反而增強。邵對家人說：“張作霖出30萬元收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

◇ 黎元洪任大總統(tǒng)期間，曾頒發(fā)給胡適勛章一枚。胡在報上刊登啟事：“4月5日的《益世報》上登出新發(fā)表的大批勛章，內有‘胡適給予三等嘉禾章’的一項，我是根本反對勛章、勛位的，如果這個胡適是我，還是請政府收了回去罷?！?/p>

◇ 1907年，錢玄同在日本師從章太炎，受反清排滿思想的影響，加入同盟會，同時改名“夏”。因“夏”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為“中國之人也”。后因研究今古文經而對古籍大膽質疑，遂啟用“疑古”別名，著文題簽，常署“疑古玄同”。后因痛恨日本侵華，又于1938年恢復舊名“錢夏”，改“疑古”為“逸古”，表示絕不為日本人做事，不做順民。在與朋友談話中涉及日本時，都以“我們的敵人”代指。

◇ 九一八事變以后，錢玄同滿腔孤憤，抑郁難語，拒絕參加一切宴會，還作《酒誓》，表示絕對戒酒。他說：“緣國難如此嚴重，瞻念前途，憂心如搗，無論為國為家為身，一念憶及，便覺精神不安，實無赴宴之雅興也。”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錢因病未能南下避難，他托人給南下的舊友親朋帶話說：“只有一句話，告訴他們說錢玄同絕不做漢奸就好了！”

◇ 1938年，熊十力居重慶璧山，常對學生講授民族歷史，并以氣節(jié)相勉勵，說：“日本人決不能亡我國家，決不能亡我民族，決不能亡我文化?！?/p>

◇ 20世紀40年代，熊十力在重慶北碚郊區(qū)的勉仁書院任職，生活極為清苦。某日，熊的學生徐復觀從重慶趕來看他，徐當時已在蔣介石侍從室任職，同時給熊帶來了一張百萬元的支票，并告訴他是蔣介石送的。熊聞言大怒，滿臉怒氣地將徐復觀趕走了事。1946年，蔣介石又先后兩次贈巨款，資助熊籌辦研究所，熊均辭而不受，稱：“當局如為國家培元氣，最好任我自安其素?！?/p>

◇ 劉文典任安徽大學校長時，發(fā)生學生風潮。蔣介石來到安慶，召見劉文典。見面時，劉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蔣很是不滿。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并嚴懲罷課學生。劉當面頂撞說：“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闭f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并給他定了個“治學不嚴”的罪名，把他關進了監(jiān)獄。據(jù)說，劉文典見蔣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壯語：“我劉叔雅并非販夫走卒，即使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我?guī)煶姓绿?、劉師培、陳獨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 盧溝橋事變后，劉文典未能及時撤離北平。日本人多次請劉出任偽職，均被他嚴詞拒絕，因此惹怒了日本當局，其住宅連遭日軍搜查，劉毫無懼色。先是，劉曾兩度赴日留學，日語頗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發(fā)夷聲為恥”。他說：“國家民族是大節(jié)，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懂得愛惜自己的羽毛?！?/p>

◇ 1937年，北平淪陷后，敵偽“維持會”一再派人邀沈兼士為日方效力，均被沈逐出門外，稱“我餓死也不給日本人工作”，并以“抗志齋”命名書房，表明心跡。與英千里、馬衡、張伯駒、鄧以蟄等人組織“炎社”，以明末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相號召，從事秘密抗日活動。

◇ 盧溝橋事變后，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師生相繼南下。馬裕藻因年邁和患高血壓未能轉徙內地。北大指定馬裕藻、董康和周作人三教授留守，保管校產。日本侵略者曾數(shù)次命馬的舊交周作人前來請馬出山任教，馬讓幼子馬泰拒之門外不見。周來的次數(shù)多了，最后馬讓馬泰對周說：“我父親說了，他不認識你?！睆拇?，周沒有再來過。

◇ 抗戰(zhàn)時期，馬裕藻滯留北平。馬的一位學生請其寫些字，留作紀念。馬沉吟了一會兒，不好意思地說：“真對不起，現(xiàn)在國土淪陷，我忍辱偷生，絕不能寫什么，將來國土光復，我一定報答你，叫我寫什么，叫我寫多少我寫多少?！瘪R的學生張中行說，馬裕藻“愛國，有時愛到有近于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國最終一定勝利，而且時間不會很久”。學生每次去見馬，他見面第一句話總是問：“聽到什么好消息嗎？”1945年初，日夜期盼抗戰(zhàn)勝利的馬在病榻上喃喃地說：“天快亮了，天快亮了?！碑斈?月，馬抱憾去世。

◇ 1946年春，北平的一些文教界的知名人士，曾上書國民政府，為周作人在抗戰(zhàn)期間出任“偽職”說情。他們請鄭天挺教授在請求書上簽名，遭到拒絕。鄭說：“在周任敵偽北大文學院院長時，也確實為學校圖書館弄來不少善本珍籍。但我覺得，一個教授應當有起碼的民族氣節(jié)。周曾任偽教育總署督辦，這是不能原諒的?！?/p>

◇ 1944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fā)難，揭發(fā)其在發(fā)行美金公債中貪污舞弊。會后，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為孔說情。席間，蔣問：“你信任我嗎？”傅答曰：“我絕對信任?！笔Y于是說：“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于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p>

◇ 抗戰(zhàn)勝利后，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長，他認為“偽北大”教職員在國難當頭之時為敵服務，于大節(jié)有虧，堅決不再任用。他認為：“?？埔陨蠈W校，必須在禮義廉恥四字上，做一個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看。”當時的北平報紙評論說傅對偽職人員“有一種不共戴天的憤怒”。

◇ 民國時期，金岳霖針對當時的國民黨政治的腐敗，對知識分子提出了“四大原則”：第一，希望知識分子可以經濟獨立。第二，希望知識分子不能把做官當職業(yè)，更不能做政客。即使參加憲法修議的大事，做完后依舊應該獨立。第三，希望知識分子不能貪圖發(fā)財致富。因為以此為目的，知識分子就會變成機器。第四，希望知識分子有獨立的環(huán)境，有志同道合者的團結。他認為有這樣的人去監(jiān)督政治和改造社會，國家或許才有希望。

◇ 1946年5月，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聞一多相繼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時為民盟秘書長的梁漱溟聞訊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們要看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完！我在這里等著他！”他表示：他本想退出現(xiàn)實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現(xiàn)在卻無法退出了。梁冒著吃“第三顆子彈”的危險，代表民盟，專程赴昆明調查李聞慘案，他在群眾大會上又痛斥國民黨特務說，民主知識分子是殺不絕的，你們有膽量就朝我開槍，我不怕死。

◇ 馮玉祥聘請吳組緗做自己的國文教員，吳欽佩馮的抗日主張，欣然應允，但與馮有言在先：“我擁護你抗日，就忠于你，忠于你就說真話，不說假話。說真話很難聽，你要不高興，就叫我卷鋪蓋走路?！?/p>

◇ 1946年，馮友蘭應邀到美國講學。1947年，人民解放軍節(jié)節(jié)勝利，南京政權搖搖欲墜，共產黨就要解放全中國。有些朋友就勸馮在美國長期居留下去。馮說：“俄國革命以后，有些俄國人跑到中國居留下去，稱為白俄。我決不當白華。解放軍越是勝利，我越是要趕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國解放了，中美交通斷絕?！庇谑撬o謝了當時有些地方的邀請，于1948年回國。

◇ 1948年，顧頡剛被推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同年10月，該院召開首屆院士大會，邀請他參加。對當時的學者而言，這是一個極大的榮譽，顧卻拒絕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p>

◇ 曾昭掄自奉甚簡，不修邊幅，很有一副名士派頭。在大學任教時常穿一件破破爛爛的藍布大褂，腳拖兩只已經破了跟的布鞋，不刮胡子，頭發(fā)也很亂。據(jù)說，他在中央大學任化學系主任時，校長朱家驊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開會。曾來了以后，朱不認得，問他是哪一系的。曾答是化學系的。朱看他破破爛爛，就說：“去把你們系主任找來開會。”曾沒有答話，扭頭走了出來，回宿舍后，卷起鋪蓋就離開了中央大學，隨后就去北大化學系做系主任了。

◇ 1945年11月25日晚，費孝通、錢端升、伍啟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在西南聯(lián)大的民主草坪一帶參加六千余人與會的“反內戰(zhàn)講演”，當演講輪到費的時候，槍聲響了。聽到槍聲后，費并沒有退縮，而是對眾人呼吁：“不但在黑暗中我們要呼吁和平，在槍聲中我們還要呼吁和平！”“我們要用正義的呼聲壓倒槍聲！”

◇ 一次，蔣介石在南京召集全國大學生代表訓話，命令全國所有大學都要派代表去參加。按照規(guī)定，北大應派三名同學參加，學生大會卻決議一個也不派。校長蔣夢麟沒有辦法，只好暗地里指定了三個人參加。學生知道后，便把那三個充代表的學生的行李、書籍從宿舍扔到馬路上，還舉行了罷課。于是蔣召集全體同學開會，一再勸導學生復課，他給學生說：“從前海上有一只船遭難了。船主鎮(zhèn)靜地指揮著讓婦孺老弱們坐了救生船逃生，剩下的人和他自己無路可走，他卻命船上的樂隊奏著《近乎我主》（Nearer My God to Thee）的贊美詩，隨著這船慢慢地沉下去?，F(xiàn)在如果我們所乘的這只船（中國）要沉了，那我們也應當如這位船主一樣，在盡了自己的責任以后，站在崗位上從容就義。馬上復課吧，先盡我們的責任！”但學生仍然拒絕了蔣“誠懇的建議”。

◇ 馬寅初詩云：“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p>

◇ 抗戰(zhàn)時期，馬寅初在重慶大學商學院任院長。在教學之余，馬還連續(xù)發(fā)表文章抨擊國民黨的腐敗現(xiàn)象，令國民黨政府大為頭疼。某日，蔣介石專為此事召見了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將其大罵一通，并叮囑葉說：“下周四你陪他（指馬寅初）到我這兒來，我要當面跟他談談。他是我的長輩，又是同鄉(xiāng)，總要以大局為重！”葉回校后，怕碰釘子，讓侄兒去找馬傳達這個信息。馬聽后，火冒三丈，說：“叫校長陪著我去見他，我不去！讓憲兵來陪著我去吧！”又說：“文職不去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見了面就要吵架，犯不著！再說，從前我給他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應當來看老師，哪有老師去看學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話說，就叫他來看我！”蔣知道后，十分生氣，但又無可奈何。

◇ 馬寅初多次抨擊四大家族大發(fā)國難財，令蔣介石大為震怒?？紫槲鮿t以財政部次長一職利誘馬，派人問馬：“可否屈就財政部次長？要不然擔任全國禁煙總監(jiān)也可。”馬嚴詞拒絕，說：“你們想弄個官位把我的嘴封上，辦不到！我在北京大學時就響應蔡元培校長的號召，參加過‘進德會’，講好不做官，不當議員！”此后，馬依然我行我素，四處演講，痛斥四大家族的劣跡。后來，特務警告馬：“再行‘攻擊’，當以手槍對待！”馬則駁斥道：“所有指責，全系事實，有實據(jù)可查，非講不可！”

◇ 1959年，蔣夢麟因在臺灣提出節(jié)育人口的主張，遭民意代表及輿論的圍剿，當時甚至有“殺蔣夢麟以謝國人”之口號。蔣并不畏懼，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我現(xiàn)在要積極地提倡節(jié)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jié)育而闖下亂子，我寧愿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人！”

◇ 1933年夏，鄧中夏不幸被捕，后被關押在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部監(jiān)獄。他以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和鋼鐵意志，挺住了敵人金錢厚祿的利誘和嚴刑拷打的摧殘。當年9月21日，鄧中夏在南京雨花臺下英勇就義，年僅39歲。在就義之前，他在獄中寫下了這樣的話：“一個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時候，不是地方。中國人很重視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為了個人升官發(fā)財而活，那樣茍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作雖生猶死，真比鴻毛還輕。一個人能為了最多數(shù)中國民眾的利益，為了勤勞大眾的利益而死，這是雖死猶生，比泰山還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p>

◇ 1938年冬，國民黨沅陵駐軍司令傳訊已經加入共產黨的翦伯贊，問：“翦先生，我知道你很有學問?？墒菫槭裁匆叛龉伯a主義呢？從你的年齡來說，即使共產主義能實現(xiàn)，恐怕你也看不到了！”翦笑道：“我信仰共產主義不是為了自己能夠看到。即使看不到，我也信仰！”

◇ 陳岱孫為人剛毅，一生堅持的觀點沒有原則性的反復，決不人云亦云，作違心之論。極左思潮泛濫時期，他用沉默來表達自己的立場。陳常說：“我是個教員，教員出口之言必須是真話、實話?！比卫^愈在《我欽敬的陳岱孫先生》一文中評價陳說：“陳先生屹立不搖，保持二十年的沉默。陳先生寫文章、發(fā)表著作和他不寫文章、不發(fā)表著作，都彰顯出愛國知識分子的人格風范?！?/p>

◇ 1946年，北平爆發(fā)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國民黨特務公開在北大民主廣場撕毀學生有關罷課斗爭的布告和標語。向達看到后，立即上前制止，他憤怒地說：“你們就是反對罷課，也不能撕毀別人的……因為在北大，任何人有發(fā)表意見的自由?！北┩絺兇蠛穑骸澳闶鞘裁慈耍坑惺裁促Y格講話？”向一字一頓地回答：“國立北平大學教授，姓向名達！”特務罵他，甚而要揮拳打他，向也無所畏懼。廣場上的北大學生見狀，便立即來保護他，并把他勸走。

◇ 1989年11月21日，在肺病未愈的情形下，王瑤堅持抱病強參加巴金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的開幕式。會上發(fā)言未幾，便無力支撐，迅即被人扶出，送入醫(yī)院。5天后，不能再言語，思維意志仍舊清晰。他斷斷續(xù)續(xù)寫下：“最近10年，巴金學術研究收獲頗大，其作者多為我的學生一輩?！^點雖深淺有別，但都是學術工作，不是大批判，這是迄今我引以自慰的?！?/p>

◇ “文化大革命”期間，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提出要組織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特地跑到北大找周培源，要他參加批判并要召開萬人大會，“打倒愛因斯坦”。周回答說：“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批不倒，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在學術上有爭論?！币稽c不留情面，更無絲毫迎合之舉。

◇ 張岱年終其一生，都保持其“直道而行”的個性。被打成“右派”后，面對形形色色的批判，張仍保有“由‘自知’而來的一份自信與傲骨”。據(jù)他的學生回憶，雖然張昔日的同事與學生寫了很多文章批判他，但他不僅一篇也不讀，連看一眼都不屑。北大的小報已經送到門口了，老伴已經讀了，但他還是不讀，一個字也不讀！

◇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張岱年恢復了名譽和待遇。他的一位弟子談到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的沖洗，感覺自己就像河床上的鵝卵石，“取象于錢，內方外圓”。張聽后久久不語，爾后手書“直道而行”贈予學生。

◇ 鄧廣銘做學問如做人，耿介磊落。其學術商榷文章，總是直指根本，非常直接，甚至尖刻。家人勸他隨和一點兒，他卻斥之為“鄉(xiāng)愿”。其女鄧小南感嘆：“他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界風氣，那時的學者坦誠相見，大家習以為常?！?/p>

◇ 林庚曾對其弟子袁行霈說：“人走路要昂著頭，我一生都是昂著頭的?！?/p>

◇ 季羨林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所傳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個是愛國主義”；“一個就是講骨氣，講氣節(jié)，換句話說也就是在帝王將相的非正義的行為面前不低頭，另一方面，在外敵的斧械面前不低頭，‘威武不能屈’”。

◇ 在1988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xié)七屆一次會議上，新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丁石孫在發(fā)言中講道：“現(xiàn)在做思想工作的理論水平比建國初高得多，但為什么效果不如過去好？主要在于行為。我之所以加入共產黨，主要并不是因為我在理論上對黨搞得很清楚，而是因為我看到周圍的共產黨員真正為別人辦事。我當了校長，有一點和過去不一樣，就是能接觸到一些上層人士，也不是地位很高的，就是學校一級的。我過去想，校領導黨性都非常強，等到我當了校長，才知道這些領導對利益、名位等等考慮得很多?！?/p>

◇ 厲以寧的一位學生在接受一項研究任務時曾說：“我們接受課題，但不接受指定的觀點，也就是不接受指定的結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