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現(xiàn)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以“引經(jīng)據(jù)典”為中心

一　作為述學文體表征的“引語”

晚清以降，著作體例與述學文體的巨大變更，使得現(xiàn)代中國的人文學者步履艱難。從當初的“拿來主義”，到今日的“與世界接軌”，在20世紀中國學界，占主導地位的聲音是以“科學”取代“夸飾”。著述的不嚴謹乃至抄襲成風，確實是中國學界的痼疾，可這并不能掩蓋問題的另一面，即人文學本身帶有很強的“修辭”意味。談論人文研究的修辭學[1]，不妨先從述學文體說起，因這既牽涉到學術(shù)訓練、表述能力，更根源于文化心態(tài)。不管是賡續(xù)傳統(tǒng)，還是譯述西學，如何彌合自家文體與論述對象之間的巨大縫隙，都是一個必須直面的難題。為了集中筆墨，這里只涉及作為現(xiàn)代中國述學文體之表征的“引語”。

閱讀20世紀前后中國的學術(shù)著作，最為直接的感受，很可能是引語的內(nèi)容變了，姿態(tài)變了，功能也變了。古今中外，凡有著述，在自我表述之外，大都還需要引入他人言語——或引錄先賢判斷，或摘抄相關(guān)史料。這似乎只是一種簡單的寫作技巧，任何一個提筆為文者，不經(jīng)意間，就能安排妥帖?？勺屑毞治?，你會發(fā)現(xiàn)，論者對于他人言語如何引錄、怎樣銜接、能否駕馭，其實關(guān)系重大。就以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史上建立典范的開風氣之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為例，蔡元培（1868—1940）歸納其特點為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tǒng)的研究四點，而且明確指出該書能有如此成績，得益于“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2]。如此高屋建瓴的論述，最好配上馮友蘭（1895—1990）生動的記憶：胡書一改傳統(tǒng)的著述體例，經(jīng)典的原文不是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而是變成低一格書寫（馮稱書中引用古人的話變成小字，這點記憶有誤）；反而是作者胡適（1891—1962）的話成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為何如此細節(jié)特別讓青年學生馮友蘭激動不已，幾十年后還耿耿于懷？就因為這一新的著述體例，無意中凸顯了大時代的變遷：“封建時代的著作，是以古人為主。而五四時期的著作是以自己為主。”[3]何以能如此見微知漸，就因為百年中國的著述文體，受制于“西學東漸”以及“舊學新知”兩大潮流的牽引，一舉一動，均意味深長。上下文之間，并非只是論述中必要的停頓與過渡，而很可能蘊涵著權(quán)力、欲望與美感。

這里不準備像蘇聯(lián)文藝理論家巴赫金那樣抽象地談論他人言語如何展示，以及間接言語、直接言語及其變體[4]，而是落實為對百年中國述學文體變遷的思考。古人早就意識到“語出于己，作之固難；語借于古，用亦不易”[5]，不過著眼點主要在于強調(diào)引用者必須學識淵博，以免出乖露丑。而對于身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現(xiàn)代中國學者來說，知識紛至沓來，文本斑駁陸離，如何在自家著述中恰如其分地安置他人言語，這一工作，遠比知識系統(tǒng)相對封閉的明清時代要困難得多。

“引經(jīng)據(jù)典”作為一種廣泛使用的修辭手段，對著書立說、講古論今者來說，幾乎是必不可少的。正因為其身影無所不至，故人們?nèi)菀琢曆刹徊?。而這里所討論的引語，既涉及修辭手段，更包含學術(shù)規(guī)范與文化理想。三者之間互相糾葛，只是因論述對象的差異、學科建制的區(qū)別，以及每個作者氣質(zhì)、才情不同，使得各有其自洽的協(xié)調(diào)方案。

作為古漢語最重要的修辭方式之一，“引經(jīng)”受到了現(xiàn)代學者的充分重視[6]。問題在于，古人對于如何使用引語的講究未免過于煩瑣，用心細微處，后人難得體貼，也不想認真探究。元人陳繹曾《文說》分“用事”之法為正用、反用、借用、暗用、對用、扳用、比用、倒用、泛用等九類，明人高琦撰《文章一貫》時更上一層樓，一口氣開列了十四種“引用”：正用、歷用、列用、衍用、援用、評用、反用、活用、設(shè)用、借用、假用、藏用、暗用，以及逐段引證等[7]。面對如此龐雜的“引用”家族，論者往往缺乏嚴格的界說，既有引語，也包括用事與用典。故被現(xiàn)代修辭學家陳望道（1890—1977）所接納的，只有明引（援用）與暗引（暗用）兩種[8]。本章不限于辭格的分辨，而是將著作的體例、論者的心態(tài)、傳播的媒介、表述的效果等納入視野，對“修辭”做文化史的考察。

具體說來，便是參酌古今修辭學者的論述，以注明出處的“明引”與不注出處的“暗引”、正面表彰的“正引”與反面批駁的“反引”、完整引用的“全引”與轉(zhuǎn)述大概的“略引”三組六類，分別對應現(xiàn)代中國的述學文體，著重討論其牽涉到的學術(shù)規(guī)范、文化理想以及文章趣味。至于陳望道《修辭學發(fā)凡》中提及的“戲引”[9]，雖也別具一格，但其割裂成文，以資談笑，詼諧奇巧有余，卻難語于著述之業(yè)，故從略。

二　明引與暗引

關(guān)于明引、暗引的分辨，古今修辭學家的意見相差不會很大。因二者的界限很清晰，不外注明出處（文字不妨略有出入），或不注出處（即便文字毫厘不爽）。對于小說、散文等文藝作品而言，作家們盡可隨心所欲，因純屬修辭技巧，無所謂高低與正邪。專業(yè)著述可就不一樣了，化“暗引”為“明引”，乃晚清開始引進、時至今日尚未完全確立的現(xiàn)代學術(shù)規(guī)范的重要組成部分。

傳統(tǒng)中國的讀書人，也在認真思考，也講知識創(chuàng)新，但一般來說，并不刻意追求、更不會著意保護自己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反過來，“含英咀華”“述而不作”，在很多中國人看來，是難能可貴的美德。那是因為，存在著虛擬的共同信仰，讀書人要做的，只是如何更準確、更出色地表述往圣先賢的思想觀念，并用以解決當下的困惑。因而，不必刻意突出自己的形象與觀點。許多勤奮的文人學者，以筆記形式博采眾長，既摭拾雋言妙語，也旁采奇聞逸事，還囊括不少精彩的考辨與推理。而所有這些，往往不注明出處，也不必擔心有人指責其抄襲。所謂“忌剽竊”的戒律，主要指向詩文；至于以發(fā)現(xiàn)為第一要務的學術(shù)研究，反而多有陳陳相因的論說。

也有學者提及此問題，但基本上屬于道德自律。比如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卷二十中有“述古”“引古必用原文”兩則，強調(diào)“引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不可襲用為己說；“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不要因避諱而改作。顧氏將此定為進學的前提——轉(zhuǎn)化成現(xiàn)代語匯，那就是學者的職業(yè)道德。可這種聲音十分微弱，論者更習慣于“擇善而從”，輕易地將他人論述轉(zhuǎn)化為自家言說；除非是碰到讀書人全都爛熟于心的“四書”“五經(jīng)”，否則很少注明出處。擬想讀者是同樣知書識禮的文人學士，我不明說，你也該知道典出何處；萬一不懂，那是你的過失，你還不敢聲張[10]。推廣明引的巨大障礙，還在于時人多將著述作為文章來經(jīng)營，故不愿旁征博引，以免顯得啰哩啰唆。

清代史論家章學誠（1738—1801）希望兼顧文學與學術(shù)，將著述體例和引文方式相勾連，區(qū)分明引、暗引兩種不同的引證策略。其《文史通義》內(nèi)篇四之《說林》，對此有精彩的辨析：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為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借重于所引之言；且所引者，并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于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乃是“慎言其余”之定法也。書有并見，而不數(shù)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著作”以立意為主，主要看見解是否高明，不必追究原始材料的來源；“考證”以獨得為要，必須是前人未曾道及，故不允許抹殺證據(jù)或貪他人之功以為己有?；蛘哒f，抽象的事理分析不必刻意回避前人見解，具體的名物訓詁必須有獨立的考辨與發(fā)現(xiàn)，二者體例不同，引文的處理方式自然有異。問題在于，時人多“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這才是最令人憂慮的。很可惜，此語歷經(jīng)二百多年時光的淘洗，時至今日依然有效。

針對時人或敷衍塞責、或剽竊成書的惡習，章學誠提倡文史著述應該自注出處，以便讀者復核。《文史通義》內(nèi)篇三之《史注》專門討論行文自注的必要性：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征材所取之書，不數(shù)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guī)，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茍飾虛名?；蜇飧`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shù)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shù)之誠偽，灼然可見于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于質(zhì)古，是又為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后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舊，孰有加于自注也哉！

章氏之所以強調(diào)史著必須自注，從積極方面考慮，是便于保守舊文，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從消極方面著眼，則是便于讀者復核，防止小人剽竊成書。其實，此舉并非章學誠的獨特發(fā)明，中國古籍中不乏明引或自注的先例，如上述顧炎武的《日知錄》等，只是不像章氏說得那么透徹而已。

一直到19世紀末，在中國學界，自注的體例依然很不通行?？紦?jù)之作，承襲乾嘉遺風，還能中規(guī)中矩，不至于過河拆橋，或故意抹平來路上蹣跚學步的腳印；至于一般著述，可就大不一樣了，涉及前人言論時，大都或襲用、或轉(zhuǎn)化、或撮述。直到章太炎（1869—1936）兼及思想與學術(shù)，以考證之體，撰著作之文，方才出現(xiàn)“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又“一字片言，必標所出”的體制謹嚴之作。受其影響，梁啟超（1873—1929）等也開始在行文中自注出處[11]。

更重要的是，晚清以降，西學大潮洶涌而來，留學生歸國以及新式學堂的創(chuàng)辦，使得撰文必須自注這一西方史學著作的通例，逐漸為中國學界所接納。曾參加西史譯稿校改的夏曾佑（1863—1924），1904年起開始出版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時人對其“篇中博采異說，悉注原書于下”非常欣賞，因“學者可以按書翻檢，隨時觸發(fā)”。[12]十幾年后，南京高師學生張其昀（1901—1985）將“行文自注，言必征信”作為新史學三大希望之一[13]，有發(fā)揚光大章學誠史學理論的意味，但更是以西方文化大舉輸入作為背景[14]。張其昀等《史地學報》的重要成員固然未曾踏出國門，可史地研究會的指導員中，竺可楨（1890—1974）和徐則陵（1886—1972）都曾留學美國。更何況五四新文化運動后，西學書籍的譯述日趨規(guī)范，其著述的體例及其優(yōu)長處有目共睹。章學誠關(guān)于著書立說時行文自注的提倡，終于在沉寂百年后被重新發(fā)現(xiàn)，其實也系于西學東漸的映照。

隨著行文自注體例的日漸通行，學術(shù)著述中明引之取代暗引，已是大勢所趨。可同樣是在著述中導入他人言語，研究中國文史與介紹西方學術(shù)，其處理方式有很大差異。大致而言，前者的引語逐漸縮小，后者的引語則迅速擴大。逐漸減少先賢言語在自家著述中的比例，此乃中國學者走出圣賢崇拜的標志；而更多地直接引證“西儒語錄”，則表明中國學界對西學的理解日漸深入。

用若干穿插語，串聯(lián)起一大堆先賢語錄或原始資料，在清末民初的中國學界，乃是文史學者著述時的不二法門。劉師培（1884—1920）所撰《中國中古文學史》很得魯迅欣賞，此書的特點正是“所引群書，以類相從，各附案詞，以明文軌”[15]。著作人不做過多的闡釋，而是大段大段地引錄古人的見解，借此呈現(xiàn)早已消逝的歷史場景與文學風貌。注重史料的選擇與發(fā)掘，抑制自我表述以及進一步發(fā)揮的欲望，將評判蘊藏在寥寥無幾的穿針引線之舉與畫龍點睛之筆中，這樣一種低調(diào)的書寫方式，上世紀30年代以后，方才逐漸被少年先進的高亢論述所取代。此后，各家各派均有自己的理論預設(shè)，古人言論只是作為原始文獻來征引。雖然也曾出現(xiàn)為了某一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史料的偏差，但總的來說，中國文史著述中的引語，已基本完成從暗引到明引的轉(zhuǎn)變。

關(guān)于西學的論述，情況則大不一樣。剛剛開眼看世界時，因知之甚少，過于精密的引證，既無必要，也沒能力。故著意介紹西方文化者，大都采用編譯而不是直譯的辦法；所謂“譯意不譯詞”的主張，甚至使譯者沾沾自喜于自家譯述“似更優(yōu)于原文也”[16]。至于論者，更是根據(jù)自己的理解，隨意處置“西儒學說”。關(guān)于梁啟超是否抄襲德富蘇峰的爭辯，以及后世學者對魯迅（1881—1936）《摩羅詩力說》的材源考[17]，讓我們對清末民初文人學者談論西學的態(tài)度和能力有了比較清晰的了解。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輸入學理”為“再造文明”的先決條件，大大促進了西方思想學說在中國的傳播速度，為明引逐漸取代暗引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學術(shù)基礎(chǔ)。隨著中國現(xiàn)代教育體系與學術(shù)制度的建立，上世紀30年代以后，關(guān)于西學的著述，起碼在表面上，也都大致與歐美學界接軌。只是由于本就根基甚淺，加上長期的戰(zhàn)爭以及隨后的意識形態(tài)隔閡，中國學界難得接觸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開口說話時，難免捉襟見肘。最近二十年，被“創(chuàng)新”這條瘋狗追得喘不過氣來的中國學界[18]，整體水平雖大有提升，但不時冒出抄襲外國論著的丑聞，實在令人尷尬。其實，像《南極政治與法律》那樣幾乎整本抄襲的，畢竟還是少數(shù)[19]。更多的是部分摘抄或編譯，如2000年被揭發(fā)出來的《歷史與實踐》之以譯代撰[20]。問題的嚴重性在于，作者本人并不以此為奇恥大辱，而是辯稱：全書的理論框架自有特色，只是忘記為大段他人言語加引號和注出處[21]。從此事引起軒然大波看，國人對于西學著述中直接引語的關(guān)注，已經(jīng)頗為自覺。

記得國外學界在調(diào)查北大一篇被控抄襲的論文時，有過這么一個提示：“從已經(jīng)發(fā)表的資料中哪怕只抄了一小段，而不注明引用的參考文獻，也是不能接受的做法?！?span >[22]若以此標準衡量，中國學界之或采用模棱兩可的暗引方式，有意無意地隱瞞資料來源，或“譯意不譯詞”，借變換句式將他人論說納入自家口袋，或黑虎掏心，襲取關(guān)鍵史料后倒打一耙，或偷梁換柱，引號故意加在不緊要處，其實都有變相抄襲的嫌疑，因而也就難避章學誠“陋”“罔”“謬”之譏。

三　正引與反引

修辭學意義上的引用，只是為了使文章顯得更加理直氣壯。至于述學時之所以離不開引語，有審美的考慮，但更多著眼于學理——尊重對象，依賴先賢，商榷同道，此乃使用引語的三大動機。明引與暗引只是涉及自家立說與他人論述的聯(lián)系，至于更為關(guān)鍵的人我之間的抑揚褒貶，則取決于引錄者的寫作心態(tài)與論述策略。也就是說，前者解決的是學術(shù)規(guī)則，后者所體現(xiàn)的，則很可能是文化立場。同是引證，頂禮膜拜（“正引”的極端）與居高臨下（“反引”之通例）所產(chǎn)生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語。而不同時期中國學者變化使用正引與反引，以吸納上下左右的文本，無意中凸顯了百年中國思想文化的變遷。以至單看引語的內(nèi)容及其處理方式（引什么，如何引），你就能八九不離十地猜出文章大概的寫作年代。

在大舉輸入西方文化之前，中國學者所能汲取的思想資源，基本上限于儒釋道三教的經(jīng)典著作，此時之駕馭引語，尚不難做到揮灑自如。進入20世紀后，這個局面大為改觀，不管是作者還是讀者，面對古今中外無數(shù)鴻儒哲人的錦言妙語，真有不知如何別擇的感覺，更何況還要將其編織進自家論述而不顯得過分突兀。這里所談論的引語，不是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始資料（如尼采研究專著中所引錄的尼采的話），而是作為理論依據(jù)的經(jīng)典言說。如此至關(guān)重要的引證，其運用既包含技巧，更牽涉心態(tài)——選什么不選什么，取決于論述者對“經(jīng)典”的想象。關(guān)鍵時刻，你是來一段《論語》的話呢，還是掏出《毛主席語錄》，抑或干脆轉(zhuǎn)而求助于尼采或海德格爾，大有講究，既根源于你的文化趣味與知識結(jié)構(gòu)，也受制于你的傳播媒介與擬想讀者。

何為立說時可以倚重的“經(jīng)典論述”，百年中國，真可謂“城頭變幻大王旗”（魯迅詩句）。舉個例子，從章太炎《諸子學略說》開始疑孔，到《新青年》同人的“打倒孔家店”，到30年代關(guān)于讀經(jīng)利弊之爭，到抗戰(zhàn)中的著力發(fā)掘傳統(tǒng)文化價值，再到70年代的批林批孔，最后是世紀末的重提忠孝仁義，作為傳統(tǒng)中國文化代表的孔子，其思想學說在20世紀的命運，真是變幻莫測。因此，寫文章時是否需要“子曰”，在某種意義上，可作為中國歷史進程左沖右突的方向標。

與國學的跌宕起伏相比，西學的地位可就穩(wěn)固多了。赫胥黎早已過時，杜威、羅素也已隱退，馬克思不再是非引錄不可的了，但百年中國占主導地位的聲音，依然是日漸強大的西學。即便是反帝口號響徹云霄、自力更生成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五六十年代，我們所極力引證的，也不是傳統(tǒng)中國的往圣先賢，而是同屬西學體系的馬恩列斯。更值得注意的是，引孔子的話時，可以上下其手、隨意發(fā)揮，甚至“幽”他一“默”，也不會受到呵責；但如果引證馬克思的話，出版社有責任根據(jù)原著復核，審查你是否胡編亂造，有無錯別字，以及是否割裂原文。

一個是凜然不可侵犯的“原典”，一個是可供任意驅(qū)遣的“資料”，在處理這兩種性質(zhì)不同的引語時，作者俯仰之間，透出明顯的權(quán)力意識。馮友蘭關(guān)于《中國哲學史大綱》中中國經(jīng)典的原文由大字變小字的追憶雖然有誤，但很能顯示時人對待先賢之由謙卑轉(zhuǎn)為倨傲的心態(tài)。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出版物，馬恩列斯毛的引語用大一號的黑體字排印，顯得格外醒目，并對相形見絀的論者言語造成極大的壓抑。這種靠字體大小顯示尊卑貴賤的滑稽局面雖然已經(jīng)過去，但不等于所有文本都站在同一起跑線，隱約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依然左右著論者的思路。某些文本是不能挑戰(zhàn)的，某些引語是毋庸置疑的，這樣的寫作心態(tài)，并不局限于所謂的“意識形態(tài)陷阱”。“馬克思諄諄教導”這樣的句式，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少見到；可取而代之的“正如海德格爾所指出的”，或“?？略缬蓄A言”，也都是一錘定音，不必詳加論證。征引的對象有所轉(zhuǎn)移，但喜歡以某位西哲作為旗幟或靠山的習慣，并無大的改變。

更令人驚訝的是，到了上世紀末，中國學界迅速崛起“海外漢學”的研究熱潮，一大批歐美及日本的中國研究著作被翻譯介紹進來，并引起國人的極大興趣。在“與國際接軌”的口號聲中，術(shù)業(yè)有專攻的漢學家們，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中國同行熱情洋溢的表彰。但在譯介以及研究的過程中，漢學家的功績似乎被過分夸大，其論述也被胡亂引用。關(guān)注國外學界的進展、著意表彰同行的貢獻，此乃學者的職業(yè)道德，值得欣賞。問題在于，目前的中國學界，普遍喜歡引證過去時的“學術(shù)大師”（指中國學者），以及現(xiàn)在時的“海外漢學”（指外國學者或用外文寫作的海外華人），而唯獨遺漏了近在眼前的國內(nèi)同行。國內(nèi)著作魚龍混雜，而且轉(zhuǎn)相借用，有時很難分辨誰是首創(chuàng)者，不若國外學者立說謹嚴，這固然是學者們嚴于律己（國內(nèi)著述）而寬以待人（海外著述）的原因之一，但我以為，這不是最主要的。說這是“挾洋人以自重”固然偏頗；但篤信“遠來的和尚會念經(jīng)”，卻是國人較為普遍的心態(tài)。單是尊重海外漢學而相對忽略國內(nèi)同行這一點，便表明中國學界尚未真正自立。如果說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盡可能地打開國門，迎接八面來風，那么，新世紀中國學界所必須著意經(jīng)營的，則是如何自立門戶，自堅其說。出而參與世界事業(yè)的中國學者，很可能在“如何闡釋中國”這個問題上，與海外中國學者意見相左，乃至發(fā)生正面沖突。希望借助于各種對話與合作，彼此溝通思路，爭取各自走向成熟。[23]

其實，到底是引證東圣，還是稱頌西哲，并非問題的核心；關(guān)鍵在于征引時是否能以平常心待之。若有依仗之心，或者夸耀之意，則不但不能很好地駕馭引語，還會為引語所奴役。王國維（1877—1927）的《紅樓夢評論》固然是一代名篇，但以西學剪裁中學的痕跡十分明顯，所謂日后幡然悔悟，“自懟以前所學未醇”[24]，指的應該就是這一點；這也是他一轉(zhuǎn)而為《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以及古史研究，絕口不再談論西學的緣故。近代以來的許多學術(shù)大師，年輕時也都曾摭拾西哲語錄（包括自尊心極強的章太炎），但很快走出“言必稱希臘”的時尚。刻意回避流行理論及術(shù)語，是那一代學者學術(shù)自立的標志。這里所說的，當然僅限于以傳統(tǒng)中國為研究對象者，至于西學專家，自是另當別論。

引語的作用，除了正面立論時之引進權(quán)威，還有反面批駁時的樹立論敵。作為修辭手法的借抑彼以揚己，以及作為述學文體的“柿子揀軟的捏”，二者合成了今日中國學界頗為流行的反引。如果說“正引”的陷阱是過多承襲箋證遺風，以仰視的目光看待經(jīng)典，因而缺乏必要的批判意識，那么，“反引”的歧途，則是以雜文筆調(diào)為學術(shù)著述，愛憎過于鮮明，以致不惜斷章取義。為了修辭效果而“痛打落水狗”，借批駁人所共知的謬論來重振雄風，雖勝之不武，尚無大礙。令人擔憂的是，不想尊重論敵的思路，只求把對方批得“體無完膚”，這一論述策略，導致商榷文章難結(jié)正果。借“反引”來丑化論敵，很可能出現(xiàn)這么一種局面：引用的是他的詞句，可拼接出來的，卻并非他的原意。更可怕的是，雙方都用同樣手法作戰(zhàn)，以殺傷論敵而不是探究真理為宗旨?！拔母铩逼陂g的大批判文章，尤其是其深文周納的手法，令人深惡痛絕，可這種極易掌握的技巧，并非來無影去無蹤。

隨著當代中國的逐漸開放，思想觀念日趨多元，學者獨立意識的強化，將使其運用引語時漸趨謹慎，“拉大旗做虎皮”的惡習很可能會受到某種抑制。我擔心的是，過分自信的現(xiàn)代人，是否有耐心認真閱讀并努力體味論敵的思路。如果只熱衷于借“反引”來痛快淋漓地表述，而不反省其中蘊涵的暴力傾向[25]，則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對話”。

四　全引與略引

既然是“引用”而不是“轉(zhuǎn)錄”，就必然有所剪裁。這里所說的“全引”，不是全文引用，而是相對“略引”而言——同是注明出處，前者尊重原作，征引處毫厘不爽；后者只取大意，對原文略有增刪。二者的區(qū)別，在古人那里，只能靠博學與語感來分辨（這也是標點?？惫偶畷r最難把握的地方）；而在現(xiàn)代學界，則簡化為加引號或不加引號。二者各有利弊，很難說孰高孰低。前者物我分離，隔岸觀火，有利于冷靜辨析；后者物我融合，一氣呵成，顯得血脈貫通。正因各具特色，講究文章美感的與追求論證嚴密的，很可能選擇不同的征引方式。

注重文章神韻的古代中國人，深知此中奧秘，更喜歡采用“略引”的手法。宋人陳亮《論作文法》有一妙語：

經(jīng)句不全兩，史舉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但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

此乃經(jīng)驗之談，難怪后世論文者經(jīng)常轉(zhuǎn)錄[26]。大段引語容易破壞文章的整體感，使得文氣阻隔；而不用引語又顯得不學無術(shù)，故“引《易》引《詩》一兩語作點綴，亦古文中常有之事”[27]。不只文章如此，連著述也都像顧炎武所說的，“略其文而用其意也”[28]。但這種略引法，只適合于以發(fā)揮義理為主的“著作之體”；倘若碰到以名物訓詁為根基、“一字片言，必標所出”的“考證之體”，則不被看好。不要說天下孤本，即便是日用書籍，也都不一定案頭必備，焉知你的撮述是否有誤？在無法判斷“略引”之句是否割裂歪曲的情況下，讀者很難信服你哪怕是十分精彩的辨析。更何況，現(xiàn)代中國的述學文體，既受實證主義理念（以胡適為代表）的外來影響，又有以考證之體為著作之文（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內(nèi)部革新。而這二者，都以“準確”為著述的第一訴求。因此，晚清以降，學術(shù)著述中的引文，多采用“全引”。

照顧到了占主流地位的“專業(yè)化”與“科學性”，未免又怠慢了國人的口味，以至學術(shù)論文多成片段的集合（指語感而非思路）。學術(shù)著述不同于文藝創(chuàng)作，以探求真理而不是抒發(fā)情感為目標；可這并不等于說述學文章必然味同嚼蠟。將“著述”作為“文章”來經(jīng)營，這一中國古老的書寫傳統(tǒng)，晚清以降并未完全消逝。像章太炎那樣區(qū)分文士之文與學人之文，而且刻意貶低“出入風議，臧否人群”的文士之文，而褒揚“持理議禮，非擅其學莫能至”的學人之文[29]，并非毫無道理。若“文實閎雅”的《訄書》《國故論衡》等，便得到文學史家胡適的大力贊賞，稱其“皆有文學的意味，是古文學里上品的文章”[30]。

1960年5月，錢穆（1895—1990）給時正負笈哈佛的得意門生余英時寫信，暢談述學文字。被錢氏列為“論學文之正軌”者，除了章太炎，還有梁啟超與陳垣（1880—1971）。反而是在學界如日中天的王國維、陳寅?。?890—1969），其述學文體，受到賓四先生比較嚴苛的挑剔。對論學宗旨基本相左的胡適，錢穆嫌其發(fā)言“多尖刻處”，但不否定其文章“清朗”“精勁”且“無蕪詞”[31]。錢氏的褒貶未必無懈可擊，但強調(diào)“論學文字極宜著意修飾”，卻是別具只眼。其實，錢穆本人及其弟子余英時，都是極為講究述學文體，并因此而大獲好評。

假如學術(shù)著述不只求真，而且求雅，那么，如何處理引語，便是個不大不小的難題。原因是，擺在現(xiàn)代中國人面前的，是三種互有關(guān)聯(lián)但又不太協(xié)調(diào)的學術(shù)資源與書面語——傳統(tǒng)中國文化，俗稱國學，基本上是文言；現(xiàn)代中國文化，俗稱新學，大都是白話；翻譯成漢語的外國思想學說，俗稱西學，白話為主，兼有部分文言。對于大多數(shù)學者來說，雖然術(shù)業(yè)有專攻，但也不能只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而將這三種風格大相徑庭的引語，編織進自家著述而不顯得捍格，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嚴復（1894—1921）所標榜的“譯事三難：信、達、雅”，在20世紀中國翻譯學界，始終是個爭論不已的熱門話題[32]。從全面接納，交口贊頌，到考其得失，略有褒貶，最先受到挑戰(zhàn)的，是其關(guān)于“雅”的追求?？捎幸稽c，時賢多未涉及：譯文求雅，既是嚴復本人的趣味，也是讀者的欲望（嚴復的擬想讀者是“多讀中國古書之人”，而非“市井鄉(xiāng)僻之不學”[33]），更是與中國文章相銜接的前提。之所以選擇某種字法句法，除了便于表達“精理微言”，更因譯文最終必將匯入“國語的文學與文學的國語”（借用日后胡適的論說）?？蛇@個過程，并非自然而然。尤其是對于無力直接閱讀、翻譯西學著作的學者來說，如何恰如其分地將富有“異國情調(diào)”的譯文編織進自家著述，是個必須直面的難題。畢竟，像錢鍾書《管錐編》那樣縱論古今，且自譯各種文本，使其與自家著述的文體相協(xié)調(diào)，是個特例；絕大部分中國的古典及現(xiàn)代學者，當他們需要借鑒西學時，只能引用翻譯家的成果。想象在一篇論述韓愈的論文中，既有明白如話的自家論述，又有佶屈聱牙的韓愈詩文，還有作為參照系的曲里拐彎的歐化語，三者該如何平安相處，甚至相得益彰？這個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嚴復“骎骎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的譯文，很容易被編織進關(guān)于古代中國的論述。

可與此相對照的是，新文化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后，面對即將形成的白話文一統(tǒng)天下，周作人（1884—1967）開始自我調(diào)整，提倡“混和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并借雜糅口語、歐化語、古文、方言等，以造成“有澀味與簡單味”的“有精致的俗語文來”。[34]文章如此，著述也不例外。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標舉的先引原文，后加白話解說的方法[35]，雖被后世大多數(shù)學者所接納，但不知不覺中，解說文字不再“明白如話”，而是略帶“混和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的文言腔。原因是，倘若正文（白話）的質(zhì)樸清新與引語（文言）之靡麗奇崛之間落差過大，作者與讀者都會感覺不舒服。也許是耳濡目染，古書讀多了，落筆為文必定趨于“雅健”；但也不排除作者意識到此中隔閡，借調(diào)整文體來填平鴻溝。至于像魯迅那樣，干脆用白話寫小說、雜文，而用文言撰《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并非只是逞才使氣，此中深意，值得認真推敲。

既無能力自譯各種外國文本，也不想用文言寫作專業(yè)著述，這個時候，除了選擇與論述對象比較接近的文體外，還可以用“略引”來彌補正文與引語之間可能存在的巨大縫隙。當然，前提是注明出處；而且需要詳細辨析的關(guān)鍵性資料除外。如此說來，“全引”之取代“略引”，未必可一言以蔽之。

到底是教科書式的大段大段征引、古人文章般的師其意不師其辭，還是像專題論文那樣關(guān)鍵處織入只言片語，抑或如演講之將直接引語轉(zhuǎn)為間接引語，其實沒有一定之規(guī)。論文的寫作，就像言語的表達一樣，并非只是句法、語法以及詞匯的系統(tǒng)集合，而是取決于對象、聽眾（讀者）以及媒介，更取決于自家學識與才情。因此，就如何使用“引語”大做文章，一是意識到其中蘊涵著權(quán)力意識與文化趣味，不是一個單純的修辭學命題；二是有感于“專業(yè)化思想”已深入人心，學者們自覺與“文人”劃清界限，在注重論述的“科學性”的同時，擯棄了千百年來中國學者對于述學文體的刻意講究，實在有點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