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紀俄國文論在中國的譯介

在名家輩出的19世紀俄羅斯文學發(fā)展史上，與從普希金到契訶夫等燦若群星的偉大詩人和作家的名字交相輝映的，是別林斯基、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一批杰出的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他們的卓越理論建樹和批評活動，他們在19世紀整個文學生活中所發(fā)揮的重大作用，他們和同時代作家、詩人之間的緊密精神聯(lián)系，他們在文學實踐中自然形成的、而決不是自封的文壇中心人物乃至思想界領袖的地位，共同構成世界文學史中一種罕見的現(xiàn)象。我國20世紀最有貢獻的作家之一巴金先生曾經(jīng)說過：“幾十年來我不曾遇見一位別林斯基?！?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9/21144764512377.png" />這既表達了中國作家和詩人對19世紀俄羅斯文論與批評的仰慕，又從一個側(cè)面喊出了中國文學界對于確有見地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的期待和呼喚。這種意識的存在，決定了中國文學在開始引進19世紀俄羅斯文學之初，就同時注意到了它的理論批評成果。

根據(jù)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資料，我國最早涉及介紹19世紀俄羅斯文學批評的文字，是周作人在1907年11月30日《天義報》第11、12期合刊上發(fā)表的《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一文（作者署名“獨應”）。文章介紹的是俄國人彼·阿·克魯泡特金（1842—1921）的《一個革命者的札記》（1899）一書的相關內(nèi)容。周作人將此書稱作“俄人克羅頗特庚自敘傳”。我國一般讀者通常只認定克魯泡特金是個“無政府主義者”，而較少知道他是一位兼“政論家、回憶錄作者、革命家、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家、地理學家、地質(zhì)學家、歷史學家和生物學家”于一身的人物。不過，《一個革命者的札記》卻并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批評著作。在這本書中，結合著作者對于自己的精神漫游歷程的描述和關于重要的社會—文學事件的編年史般的記載，既有政論因素和“懺悔錄”的成分，又有學術性隨筆的特色。在周作人有選擇地加以介紹的部分中，可以見出：克魯泡特金由屠格涅夫長篇小說《父與子》的主人公、平民知識分子巴扎洛夫的“虛無主義”說開去，談及19世紀60年代以降俄國的獨特社會氛圍、知識分子的思想情緒、虛無主義思潮的流行及其與當時社會運動的關系。“俄國歷世以來，家庭專制極重，益以久用奴制，積習甚深，莫可挽救，有虛無主義起，將沖決而悉破之。都介涅夫《父子》一書，即記其情形者，其言波札羅夫（書中主人，虛無論者也）為人不服權威，雖有義法無征不信（《父子》第五章）也。”屠格涅夫的作品因其對于那一時代的特有氣息的敏銳而及時的藝術反映，受到了克魯泡特金的關注。克魯泡特金本人是一位社會活動家，他首先從與社會生活的聯(lián)系中評論文學，當屬自然；周作人的介紹，卻也似乎在不經(jīng)意中觸及了俄國文學和文學批評“社會的色彩之濃厚”的特點。這篇文字，可以說是我國文學界介紹俄國文學批評的開端。

較為詳細的早期評介見于田漢1919年發(fā)表于《民鐸雜志》（出版于日本東京）的長文《俄羅斯文學思潮之一瞥》。這篇文章首先在歐亞兩大洲文明的背景上勾勒出俄羅斯民族及其文化與文學的基本特征，繼而在此基礎上，沿著俄羅斯文學史的實際進程，對11世紀至20世紀初的文學思潮和各流派的代表人物進行了逐一介紹和評說，述及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和皮薩列夫等19世紀俄國重要批評家。文章稱伯凌斯奇（即別林斯基）為“俄國近代思潮之黎明期一中樞人物”，指出“其于俄國文壇之功績，一方面則說明當時西歐著名創(chuàng)作之根本原理，一方面則評價本國文豪，縱橫無盡，示作物之性質(zhì)與特征，遂至開俄國近代批評文學之新紀元”。文章認為，別林斯基文學批評的特點是，批評家以“促進社會之自覺，鼓動社會之生機”為己任，故而“盡其心力，務引文學入實社會，使藝術品之感化深浸潤於實生活，自己亦由哲學的抽象世界投身于社會的勞動，其思想范圍之闊，又足以代表一偉大之時代”。文章作者肯定別林斯基的貢獻在于“以其犀利之批評造成俄國文學之社會的傾向”，應當說是頗有洞察力的。

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是與別林斯基齊名的兩位批評家，田漢的文章對他們倆也做了扼要評介。他論及前者的美學論文《藝術與現(xiàn)實的美學關系》和批評著作《俄國文學果戈理時期概觀》，認為其“頭腦明晰，思想卓爾”，有“多角天才”之稱，實乃“急進派之中堅”。關于杜勃羅留波夫，田文強調(diào)指出：《大雷雨》和《奧勃洛摩夫》這兩部杰作“能見重于時，皆賴其推薦解釋也”；其批評成果，構成“俄國公眾藝術與公眾批評之基礎著述”，“近代文學之批評界系統(tǒng)”的起始。上述評說，均可謂要言不煩，一語破的。

1921年，中國文學界對19世紀俄羅斯文學理論與批評成果的譯介與評論，可以說是出現(xiàn)了一個小小的高潮。這一年中，耿濟之翻譯的列夫·托爾斯泰的理論著作《藝術論》，作為“共學社文學叢書”之一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鄭振鐸和譯者本人都為這部譯著寫了序言。《小說月報》第12卷號外“俄國文學研究”，在集中發(fā)表一系列重要作品譯文的同時，還推出數(shù)篇俄國批評家的著述和國內(nèi)研究者的相關評論，其中譯著有沙洛維甫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背景》（耿濟之譯）、克魯泡特金的《俄國的批評文學》（沈澤民譯）和《阿蒲羅摩夫主義》（夏丏尊譯），評論則有郭紹虞的《俄國美論及其文藝》、張聞天的《托爾斯泰的藝術觀》和沈澤民的《克魯泡特金的俄國文學論》等。此外，在陳望道所譯、日本學者昇曙夢撰寫的《近代俄羅斯文學的主潮》一文中，同樣含有論及俄國文學批評和批評家的篇頁；明心編寫的《俄羅斯文藝家錄》也收入了一系列文學理論家、批評家的傳略。

《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背景》一文，系俄國文學批評家、文學史家葉·安·索洛維約夫（筆名安德列耶維奇，1867—1905）所撰《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略》（1902）一書開篇的概述部分。索洛維約夫?qū)⑽膶W史和社會思想史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強調(diào)俄國文學是在國家政權壓制個性的社會條件下產(chǎn)生和發(fā)展起來的，所以為爭取個性的權利而斗爭成為這一文學的經(jīng)常性主題。文章譯者耿濟之在簡短的譯后記中，為讀者指出了索洛維約夫文學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抖韲呐u文學》一文，則譯自克魯泡特金的著作《俄國文學中的理想與現(xiàn)實》（1905）。譯者沈澤民撰寫的《克魯泡特金的俄國文學論》，就是對這本書的介紹和評述。該書是作者根據(jù)自己1901年在美國講學時使用的講稿為基礎寫成的，全書貫穿著俄羅斯文學不斷進步發(fā)展的思想。沈澤民所選譯的，是該書第八章（最后一章）中專論俄國文學批評的部分。在這里，克魯泡特金勾畫出19世紀俄羅斯文學批評史的基本輪廓，對別林斯基、邁科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皮薩列夫、米哈伊洛夫斯基等批評家著重進行了評介。作者特別指出了文學批評在俄國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寫道：

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俄國，文學批評是一條吐納一般人政治思想的運河，五十年來它在俄國的發(fā)展和地位的重要，是各國所沒有的。有一種俄國每月評論，它的真靈魂就是藝術批評家。他的文章比同一冊雜志所載的名家小說重要得多。一個領袖的評論，報社中的批評家，就是大部分青年的智識的領袖……最近的半個世紀以來，俄國曾有一班不斷的接踵而起的批評家；他們對于當時的智識生活，曾有過極大而且極廣極遠的影響，這種影響能力是任何其他各界中的小說家著作所不能企及的。

克魯泡特金的這些言論，使中國文學界對于俄國文學批評的認識，已不限于了解幾位具體的批評家，而是開始注意到了文學批評在俄羅斯全部文學生活乃至社會中的重要作用。至于他的另一篇短文《阿蒲羅摩夫主義》，則集中分析了岡察洛夫筆下的奧勃洛摩夫形象，可以說是在杜勃羅留波夫的著名評論《什么是奧勃洛摩夫性格？》之外，強調(diào)了這一藝術形象的性格特征不僅僅是俄羅斯的產(chǎn)物，還是一個超越時空的世界性文學典型。此文既有深化中國讀者對《奧勃洛摩夫》的認識的作用，也使他們看到了俄國文學批評在解讀具體作品時的關注側(cè)重。

與上述譯作彼此照應的，是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兩篇論及俄國文論和批評的文章：郭紹虞的《俄國美論及其文藝》和張聞天的《托爾斯泰的藝術觀》。其中，前者提供了關于俄國美學理論的較為系統(tǒng)的扼要評說，后者則是關于托爾斯泰藝術觀的一篇專論。郭紹虞在他的文章中首先指出：美論或藝術論“常影響一時代文藝的作風”，而其自身的產(chǎn)生則是以“文藝稍興，創(chuàng)作的天才日漸誕生，批評的目光亦漸以正確”為條件的；俄國的美論、文藝和批評，除了符合上述一般規(guī)律外，還特別顯示出與社會有密切的關系。在此基礎上，郭文描述了俄國美學理論和批評的發(fā)展進程，指明它在1829年大學中提倡德國哲學之后才開始形成，初期主要受到謝林哲學的影響，主張“由藝術以觀察絕對，探求真理，使這永劫不滅之理想顯于生活之中”。別林斯基才是“俄國批評界的嚆矢。當時俄國的文藝界差不多隨其思想為轉(zhuǎn)移”。郭紹虞甚為細致地考察了別林斯基的美學思想和文學批評的演變，肯定他以及邁科夫的見解是“俄國近世文學黎明期的思想”。關于車爾尼雪夫斯基，郭紹虞認為他的學說“引起文學美術上極端的寫實主義”，而他關于美的定義，則是“把自然美的位置抬高于藝術美之上”。關于杜勃羅留波夫的“現(xiàn)實的批評”，郭文說明其實質(zhì)在于把藝術作品和現(xiàn)實生活等量齊觀，所以與其說他是文藝批評家，不如說他是社會評論家。郭文還論及皮薩列夫的“藝術否定論”和“極端的功利論”，指出托爾斯泰的《藝術論》“差不多即是標榜他人道主義文學的旗幟”，提到19世紀晚期出現(xiàn)的頹廢派、象征主義思潮?？梢?，郭紹虞的文章事實上是勾畫出了19世紀俄國文論和批評發(fā)展的基本軌跡，對主要文論家、批評家的觀點學說一一作了評介，為國人認識俄羅斯美學、文論和批評，提供了一份在當時來說是很難得的資料。

張聞天的文章則可視為對耿濟之迻譯托爾斯泰《藝術論》所作出的一種呼應，盡管作者申明他所依據(jù)的是《什么是藝術？》（What is art？）的英譯本。全文分三個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在說明搞清楚藝術的本質(zhì)和作用等根本問題的重要性之后，大致沿著托爾斯泰本人的思路，縷述了他的基本藝術觀，使讀者能夠較為清楚地看到，托爾斯泰是在一一列舉并否定了西方眾多的美學家、文學家（席勒、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狄德羅等）各自提出的關于藝術的定義之后，提出自己的見解的。托爾斯泰認為，藝術是使“人類走向完善”的一種交際方式，尤其是傳達感情的一種工具。他把有無藝術感染力作為鑒別真假藝術、確定藝術品價值高低的主要標志，并認為這種感染力的大小，取決于感情的獨特性、清晰度和藝術家本人感情的真摯程度，其中后者起決定作用。關于感情，托爾斯泰特別強調(diào)它和“宗教知覺”的關系。這種“宗教知覺”在托爾斯泰看來，就是每一歷史時期內(nèi)、每一人類社會里“代表那社會里的人所達到了的最高的水平線的人生觀”；在現(xiàn)代社會里，就是“能夠并且應該把一切人類連成一個普遍的同胞關系的、一種萬人共通的原理”。對此，張聞天解釋并評價道：“所以現(xiàn)代藝術的價值是在拿博愛來做尺度。由于這種見地，托爾斯泰把藝術史的大要拉開在我們的面前?！?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9/21144764512377.png" />張聞天文章的第二部分，梳理了托爾斯泰對“上層社會藝術”（貴族藝術）、現(xiàn)代神秘主義藝術、頹廢藝術等各種“偽藝術”所做的批判。其間，作者曾多次征引托爾斯泰《莎士比亞論》（即《論莎士比亞及其戲劇》）中的觀點，兩相對照，使讀者不僅了解到托爾斯泰抨擊莎士比亞的緣由，又進一步知曉了前者評判藝術的獨特眼光。文章的最后一個部分述及托爾斯泰關于藝術和科學之關系的觀點，指出他對于藝術的未來抱著樂觀的態(tài)度，因為他相信將來的藝術是大多數(shù)人民的藝術，是從“宗教知覺”上所流出的藝術。至此，托爾斯泰在其最主要的文論著作《什么是藝術？》中所闡明的基本觀點，經(jīng)由張聞天的述評，便較為清晰地呈露在中國讀書界面前。

20年代，我國開始出現(xiàn)一些由中國學者自己編寫的俄國文學史著作，鄭振鐸的《俄國文學史略》（1924）就是其中較早的一部。在該書中，作者專辟一章《文藝評論》，對19世紀以降的俄國文學批評作了簡要的評介。作者首先介紹了“別林斯基以前”，也即俄國文學批評起步階段的魏涅維季諾夫（1805—1827）、納杰日金（1804—1856）和波列沃依（1796—1846）等人的批評活動，隨后則分別評述了別林斯基、邁科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皮薩列夫、米哈伊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學批評成果。最后，鄭振鐸還提到斯卡比切夫斯基（1838—1911）、文格羅夫（1855—1920）、康·阿爾謝尼耶夫（1837—1919）等文學史家和阿·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德魯日寧（1824—1864）、安年科夫（1812—1887）等批評家的名字。對于一些重要的批評家，鄭振鐸的評介常常言簡意賅，中肯貼切。如作者指出：別林斯基“不僅是一個文藝批評家，而且是俄國的青年的導師”，他的批評文字“蘊蓄著美與熱情”；“以后俄國的為人生的藝術的思潮的磅礴，他可以說是一個最有力的鼓動者”。關于杜勃羅留波夫，鄭振鐸認為：“他的偉大，不在他的批評主張，而在于他的純潔堅定的偉大的人格?！兴奈淖?，都使人感到一種道德的觀念；他的人格強烈地與讀者的心接觸著。”鄭振鐸還把皮薩列夫的理想概括為“有思想的寫實主義者”，稱米哈伊洛夫斯基為“70年代的領袖批評家”，特別提及后者的《托爾斯泰左手和右手》?？梢钥闯?，鄭振鐸在他的《俄國文學史略》中，不僅勾勒出19世紀俄國文學批評史的演進軌跡，而且對諸位批評家的成就與特色也做出了相當確切的概括。

瞿秋白1921至1922年旅俄期間完成的《俄國文學史》一書，同樣論及俄國文學理論和批評。書中第八章“斯拉夫派和西歐派”、第十章“六十年代”和第十一章“七十年代”，在論述不同時期的思想文化背景、文壇狀況和主要文學成就時，都提到從別林斯基到米哈伊洛夫斯基等一系列批評家。第十九章“文學評論”則是對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文學批評史進程所作的一種縱向描述。瞿秋白寫道：18世紀的俄國文學評論家，如瓦·特列季亞科夫斯基（1703—1768）、羅蒙諾索夫等，“只講究文字的優(yōu)美簡要，或者峭潔平易；在內(nèi)容上必須能令讀者愉快，要是能實行文學上的教訓主義那就更好”。19世紀初的評論家阿·梅爾茲利亞科夫（1778—1830）首先反對俄國文學對法國文學和古代典籍的模仿，強調(diào)“真正的詩人應當有純潔的心”，“采用自然與人生里的詩料去感動讀者社會”，預示了古典主義的衰亡和浪漫主義的興起。在瞿秋白看來，19世紀俄國文學評論的進化始于卡拉姆辛的感傷主義；普希金的作品出現(xiàn)后，波列沃依主張以“民族性”為標準來評論文學；納杰日金則看重詩人“超越的天才”和“一切高遠的思想”，成為俄國浪漫派批評的代表。然而直到此時，文學批評在俄羅斯還沒有完全形成，只有別林斯基才是“俄國真正的文學評論的鼻祖”。

在對別林斯基及其后的諸位批評家的評論中，瞿秋白往往能夠甚為精當?shù)馗爬ㄋ麄兏髯缘奶攸c，并力圖揭示出俄國文學批評發(fā)展的基本趨勢。如他認為別林斯基的文藝觀雖屢有變遷，卻可以約略地綜合為：確定“詩”的真意義在于“復現(xiàn)宇宙間自然的生活”；指出文學不但是個人的創(chuàng)造，而且是社會發(fā)展的結果，是爭取自由幸福的工具；肯定了俄國現(xiàn)實主義——果戈理派的價值；第一個確定文學評論的功能是“解釋文學，直到社會輿論”。所以瞿秋白斷言：“別林斯基對于俄國文學的功績，實在不在普希金之下?！?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9/21144764512377.png" />別林斯基逝世后，文學界稍稍寂寞，直到19世紀60年代文學評論才又“大盛”，出現(xiàn)了一批評論家。在評價車爾尼雪夫斯基時，瞿秋白指出：他關于“一切能代表生活或警覺生活的便是好藝術”、藝術“應當注意及于讀者社會的了解程度”等觀點，都比別林斯基更進一步，“可是文學評論的意義少而社論的成分多了”。關于杜勃羅留波夫，瞿秋白認為他懂得“預有成意的作品不能有絲毫的藝術價值”，但因時代的關系，他的批評卻大致是以“社會的意義”為視角的。另外，瞿秋白還注意到：格里戈里耶夫是著重從民族性——民族精神的角度來評價藝術的，皮薩列夫“只承認科學和理智”，米哈伊洛夫斯基“注重于人生的意義”，安德列耶維奇（即葉·安·索洛維約夫）則“注重于情而輕智”。這些評說，雖與郭紹虞、鄭振鐸等人的意見不盡相同，卻也能給人以啟迪。

同樣能給人以某些啟示的，是瞿秋白對19世紀70年代以后俄國文學批評之特點與趨向的概括。他寫道：“皮薩列夫之后，文學評論更為進步，——從藝術的，社會的，心理的，三個方面著眼?！薄岸兰o以來文學評論的著作和方法，已儼然自成一個系統(tǒng)。”他還論及伊凡諾夫—拉祖姆尼克（1848—1946）、斯卡比切夫斯基和文格羅夫等批評家，從而完成了自己對“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批評史的描述。

可以看出，在五四時代，中國文學界已經(jīng)在譯介19世紀俄羅斯文學理論和批評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其中，郭紹虞、鄭振鐸和瞿秋白等人的相關評述尤為重要。正是經(jīng)由他們所提供的簡潔的文字，中國文學界對19世紀俄國文論和批評的歷史、成就和特色，開始有了最初的認識。

從20年代末期起，中國文學界對俄蘇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引進，逐漸轉(zhuǎn)移到以譯介十月革命后的新興思潮和觀點為主的軌道上來。但19世紀的俄國文學理論批評遺產(chǎn)，依然是文壇人士重視的對象。例如，《伯（別）林斯基文學批評集》、克魯泡特金的《俄國文學史》和《托爾斯泰論》等，都先后由我國學者迻譯過來?！恫炙够膶W批評集》（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由王凡西譯出，內(nèi)收《論文學》、《論自然派》和《論果戈理底小說》等三篇論文，并附有譯者“小引”和蘇聯(lián)《真理報》（1936年6月12日）為紀念別林斯基誕辰125周年發(fā)表的社論《偉大的俄國批評家》（張仲實譯）。這是在我國翻譯出版的第一本別林斯基論文集?？唆斉萏亟鸬摹抖韲膶W史》在當時曾出了兩種中譯本：一為韓侍桁譯，上海北新書局1930年；一為郭安仁（麗尼）譯，重慶書店1931年。兩者所譯的其實都是前文已提及的克魯泡特金的演講錄《俄國文學中的理想與現(xiàn)實》。一波翻譯的《托爾斯泰論》（上海南華書店，1928年），則譯自這本演講錄的第4講。1942年，周揚譯出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即《藝術對現(xiàn)實的審美關系》）由延安新華書店出版發(fā)行。這個譯本曾在1949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再版。

在上述譯本出版問世的前后，我國各種刊物也陸續(xù)發(fā)表了19世紀俄國批評家的一系列文學論文。如周揚曾翻譯了別林斯基的《論自然派》（即《1847年俄國文學一瞥》的節(jié)譯），發(fā)表于《譯文》雜志1935年第2卷第2期。這是別林斯基的文學論文的最早中譯文。杜勃羅留波夫文學論文的最早譯介，則是1930年8月《小說月報》第21卷第8號刊登的程鶴西翻譯的《什么是“亞蒲洛席夫”式的生活》（即《什么是奧勃洛摩夫性格？》）。1936年4月，在杜勃羅留波夫百年誕辰之際，《譯文》新1卷第2期特意開辟了“杜勃洛柳蒲夫誕生百年紀念”專欄，對這位批評家的文學思想和批評成就作了較為集中的介紹，刊出了批評家的論文《給詩人》、《什么時候才有好日子》（即《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一文的結論部分），同時還發(fā)表了蘇聯(lián)學者撰寫的《杜勃洛柳蒲夫略傳》和另外兩篇評論文章（五篇譯文均為克夫所譯）。1937年，《文學》第8卷第3、4號連續(xù)刊載了王凡西翻譯的璧沙了夫（皮薩列夫）的長篇論文《普希金底抒情詩——論普希金與倍林斯基》（即《普希金和別林斯基》）。

除了上述理論家、批評家的著述外，對于19世紀俄羅斯著名詩人和作家的文學觀，我國學者也極為重視。如胡風曾從日語轉(zhuǎn)譯出列夫·托爾斯泰論文學與藝術的言論，以《關于文學與藝術》為題，發(fā)表于1936年6月出版的《譯文》新1卷第4期。該譯文后來又收入他輯譯的《人與文學》一書（桂林文藝出版社，1943年）。郁達夫翻譯的屠格涅夫的著名論文《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最初刊登于1928年6月出版的《奔流》創(chuàng)刊號，后來又被收入他選編的外國作家、批評家論文集《幾個偉大的作家》（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一書中。1928年9月《現(xiàn)代文化》第1卷第2期推出的“托爾斯泰誕生百年紀念專號”，1936年9月《譯文》新2卷第1期刊發(fā)的“普式庚特輯”，1937年2月《譯文》新2卷第6期的“普式庚逝世百年紀念號”等，都以相當?shù)钠榻B了這些文壇巨人的文學見解。1943年出刊的《蘇聯(lián)文藝》第16期，曾登載了高明（陳冰夷）節(jié)譯的列夫·托爾斯泰的《藝術是什么？》（即《什么是藝術？》）。

在繼續(xù)翻譯介紹19世紀俄國文學理論與批評著述的同時，我國學者還頗為注意迻譯國外學者對這些文論家、批評家的評述。如魯迅曾譯出了普列漢諾夫的《車勒芮綏夫斯基的文學觀》一文，1930年2月發(fā)表于《文藝研究》第1期。同年，馮雪峰也以《文學及藝術的意義——車勒芮綏夫斯基底文學觀》為題，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同一篇論文，刊載于《小說月報》第21卷第2號。1932年，瞿秋白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別林斯基的百年紀念》，譯文直到譯者遇難后才由魯迅抱病將其編入《海上述林》（上卷），以“諸夏懷霜社”的名義于1936年在東京印行。在《譯文》新1卷第2期的“杜勃洛柳蒲夫誕生百年紀念”專欄中，刊有周揚翻譯的沙可夫的《批評家杜勃洛柳蒲夫》一文。1936年5月，該刊新1卷第3期又發(fā)表了蘇聯(lián)文論家吉爾波丁的文章《杜勃洛柳蒲夫論》。國外研究者的這類論著在我國的譯介，對于中國學人了解19世紀俄國著名文論家、批評家的成就和貢獻，無意是大有裨益的。1942—1945年在上海由時代出版社出版的《蘇聯(lián)文藝》月刊，在其開辟的“文錄”專欄內(nèi)，曾發(fā)表過由蔣路、葉水夫等人翻譯的蘇聯(lián)研究者評論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等批評家的多篇論文。

在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關于19世紀俄國文論家的評論中，較引人注目的是周揚的幾篇文章。1936年7月，他以“列斯”為筆名在《光明》雜志第1卷第4號上發(fā)表了《紀念別林斯基的一百二十五周年誕辰》一文。1937年3月10日，他的《藝術與人生——車爾芮雪夫斯基的<藝術與現(xiàn)實之美學的關系>》一文由《希望》創(chuàng)刊號刊出，同年4月《月報》第1卷第4期予以轉(zhuǎn)載。1942年4月16日的《解放日報》，還登載過他的另一篇長文《唯物主義的美學——介紹車爾尼舍夫斯基的美學》。在《紀念別林斯基的一百二十五周年誕辰》一文中，周揚較為詳細地向中國文學界描述了別林斯基的生平和思想發(fā)展進程，介紹了他的基本文學觀點，強調(diào)了他的文學批評所顯示出的社會政治意識和斗爭精神。周揚關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兩篇論文，是彼此呼應、互為補充的。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試圖在和別林斯基的文學思想的對照中，揭示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獨特貢獻。周揚指出：別林斯基主張藝術是現(xiàn)實的再現(xiàn)，“藝術不過是生活的無數(shù)顯現(xiàn)之一”，這一思想被車爾尼雪夫斯基承襲而且發(fā)展了；后者的功績在于對這一正確的命題給予了輝煌的解釋：“他要求藝術家抓住現(xiàn)實的本質(zhì)，描寫有用的主題。”在周揚看來，與別林斯基相比，車爾尼雪夫斯基更前進了一步的地方，還在于他認為“藝術不但是‘再現(xiàn)人生’，而且還要‘說明被再現(xiàn)的現(xiàn)象’，給以判斷”。周揚關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另一篇文章，在對這位理論家的生平和著述生涯、學術地位和貢獻作了介紹的基礎上，著重闡述了他的美學思想。周揚肯定：“堅持藝術必須和現(xiàn)實密切地結合，藝術必須為人民的利益服務，這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的最高原則。”周揚的這幾篇文章是30—40年代我國研究者評述19世紀俄國文論家、批評家的代表性成果，它們也反映了當時中國文學界對19世紀俄國文論的接納和認同。

50年代至60年代前半期，即通常所謂“十七年”中，中國文學界對19世紀俄國文學理論與批評著作的翻譯，開始穩(wěn)步地向前發(fā)展。1953年，孫楚良翻譯的別林斯基的《論普希金的<奧涅金>》由泥土社出版。1952—1953年，上海時代出版社出版了滿濤翻譯的《別林斯基選集》第1、2卷。這個兩卷集，后來曾分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1958，1959）、上海文藝出版社（1963）重印。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周揚翻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1959、1962年重印），出版了繆靈珠翻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論文選》（1959年重?。ｋS后的1958年，似乎是我國出版界集中出版俄國文論著作的年份。這一年中，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豐陳寶迻譯的列夫·托爾斯泰的《藝術論》、汝龍翻譯的《契訶夫論文學》；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梁真選譯的《別林斯基論文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周揚、繆靈珠、辛未艾、季謙等合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1958；下卷，1959）。1954和1959年，新文藝出版社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辛未艾翻譯的兩卷本《杜勃羅留波夫選集》。同樣是辛未艾所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文學》上卷和中卷，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分別于1961年和1965年出版發(fā)行。196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還出版了辛未艾選譯的《赫爾岑論文學》。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文藝理論譯叢》（1957—1960）、《古典文藝理論譯叢》（1961—1965）中，也譯載了19世紀俄國文論家、批評家和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岡察洛夫、列夫·托爾斯泰等著名作家與詩人的文論著述和批評文章。皮薩列夫的《現(xiàn)實主義者》，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岡察洛夫的《遲做總比不做好》等文論史、批評史上的名篇，都是通過這兩套譯叢首次完整地被譯介給我國讀書界的。

十七年中，我國文學界對于19世紀俄羅斯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研究，成果數(shù)量不多，但是也出現(xiàn)了一些有分量的論文。1957年，周揚在他所翻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一書重版時，對自己寫于1942年的那篇文章《唯物主義的美學——介紹車爾尼舍夫斯基的美學》進行了修改，并更名為《關于車爾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學》，作為新版譯本的譯后記附于書后發(fā)表。我國著名的俄國文學理論翻譯家辛未艾（包文棣），在他所迻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赫爾岑、杜勃羅留波夫等人的理論批評文集出版或再版時，先后撰寫了《關于車爾尼雪夫斯基》（1958）、《簡論赫爾岑的文學觀》（1962）、《關于杜勃羅留波夫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道路》（1961）等文章，對上述理論家批評家的生平經(jīng)歷、著述活動和文學觀點，作了清晰的描述和扼要的概括。1961年，《文藝報》第8期和第11期還先后發(fā)表了兩篇紀念文章：羅蓀的《探索真理的偉大戰(zhàn)士——別林斯基——紀念別林斯基誕生150周年》和辛未艾的《略論杜勃羅留波夫的文學觀——紀念偉大批評家杜勃羅留波夫逝世100周年》。除了這些譯本的序言、后記以及紀念文章之外，劉寧的論文《赫爾岑的美學觀和藝術觀》（1962）、《別林斯基的美學觀點》（1958），汝信、夏森合寫的《論車爾尼雪夫斯基對黑格爾美學的批判——兼論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觀點的哲學基礎》（1963），苗力田的《關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人本學原理》，廖立的《杜勃羅留波夫美學思想的戰(zhàn)斗唯物論精神》等，對19世紀俄國三大批評家的思想和學說作了較為系統(tǒng)的闡述，可以說是代表了當時我國學術界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水平。由于特定的時代條件，這些論文一般是在確認三大批評家的革命民主主義身份的前提下，著重闡發(fā)了他們的唯物主義思想、社會政治意識和現(xiàn)實主義觀點，一致肯定了他們在美學史、文學批評史上的貢獻。

與上述單篇文章相比，朱光潛在他所著的《西方美學史》（1963，1964）的兩個專章中對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論述，就顯得更為透辟、也更有獨到的見解了。朱光潛憑借著自己對歐洲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學史的熟知，把這兩位批評家放到同時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上，密切聯(lián)系俄國文學的發(fā)展進程、特別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實踐，對他們的美學觀點和文學見解進行考察。在闡述別林斯基的美學觀點時，朱光潛抓住藝術的本質(zhì)和目的、主觀與客觀的關系、典型、內(nèi)容與形式的關系和美的本質(zhì)等關鍵問題展開辨析，既肯定了別林斯基的貢獻，也指出了其局限性。如朱光潛認為，別林斯基始終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者，但在哲學上，他“晚期雖基本上轉(zhuǎn)到唯物主義，卻也并沒有完全擺脫黑格爾的影響”。他關于詩和哲學的區(qū)別不在內(nèi)容而只在形式的觀點是片面的，也和他本人的另外一些論述互相矛盾；他有時還從“類型”出發(fā)，把典型看成代表性或同類事物的共同屬性。

關于車爾尼雪夫斯基，朱光潛一方面肯定他在美學上的最大功績就在于提出了關于美的三大命題和關于藝術作用的三大命題，另一方面又指出他在批判黑格爾的“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xiàn)”的定義時把其中的合理內(nèi)核也拋掉了。朱光潛還認為，由于俄語中“жизнь”一詞兼有“生活”和“生命”的意義，所以車爾尼雪夫斯基關于美的定義有根據(jù)“人類學的原理”或生物學觀點的一面，而這可能正是他的機械唯物主義的根源之一。朱光潛還對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關于藝術和現(xiàn)實之關系的觀點作了比較分析，注意到前者既肯定了“生活永遠高于藝術”，又斷言“在詩中，生活比在現(xiàn)實本身中顯得更是生活”，并就典型化這一點來斷定藝術高于現(xiàn)實生活；而后者卻停留在別林斯基的前一個論點上，丟棄了他的后一觀點。另外，車爾尼雪夫斯基還把藝術與現(xiàn)實的關系看成代替品和原物、摹本對藍本的關系，“盡量地縮小想像的作用以及藝術典型化的作用”，說藝術的作用在于普及科學知識，片面強調(diào)藝術的認識作用。對于這些觀點，朱光潛都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評意見。朱光潛對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評說之所以深刻，是由于他透徹地把握了這兩位批評家的思想和學說。他的獨特言說方式在那個時代的出現(xiàn)，還顯示出他的學者氣質(zhì)和學術膽識。

然而，不過幾年以后，和朱光潛的上述評說相類似的所有言論都不可能公開發(fā)表了，評說者和評說對象的命運都一起發(fā)生了悲劇性的變化。中國社會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進入了一個長達十年之久的暗淡時期。19世紀俄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豐富遺產(chǎn)，在這一特殊的歷史年代，似乎是理所當然地被排斥、否定和拋棄了。1966—1976年，我國學術界、出版界在這方面的迻譯、研究和出版工作幾乎全部陷于中斷。非但如此，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還成了批判和討伐的對象。姚文元的“戰(zhàn)斗檄文”《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把別、車、杜和他們的著作在中國的譯介者捆綁在一起進行批判，開惡劣的風氣之先。一時間，“神州大地”曾刮起一股猛批別、車、杜的旋風。

在這一批判的“思想背景”上，印刻著《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的一個基本判定：建國以來，我國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chǎn)階級的文藝思想、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而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藝思想實際上是俄國資產(chǎn)階級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戲劇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們是俄國沙皇時代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因此，要徹底清算建國以來統(tǒng)治我國文藝界的黑線，就必須順藤摸瓜，深入批判這條黑線的思想根源，堅決打倒中國“30年代文藝黑線的祖師爺”別、車、杜。當然，這一批判也殃及20世紀初的俄國戲劇革新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他的演劇藝術理論，即所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當年的批判者斷言，別林斯基等人是修正主義的“三全文藝”（即全民族、全民、全人類文藝）論的始作俑者，而中國“文藝黑線”的基本論點之一“全民文藝”論就是“三全文藝”論的翻版。有的批判文章說19世紀俄國三大批評家的文藝思想都是為“頌揚剝削階級的現(xiàn)實生活”服務的，稱他們是“資本主義的辯護士”和“文明剝削”的鼓吹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說，這場頗有聲勢的大批判在理論上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建樹，那么，它在社會上卻起到了增大被批對象的知名度的作用：那個時代的人們都知道有“三個司機”（斯基）是十惡不赦的壞人，盡管誰也不清楚他們究竟干了哪些壞事。當時具有諷刺意味的文化現(xiàn)象之一是：一方面，車爾尼雪夫斯基已被姚文元們批得體無完膚，另一方面，在絕無僅有的極少數(shù)幾部公開放映的影片之一《列寧在1918》中，列寧的辦公室里就掛著一幅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畫像。煞有介事的批判者既缺乏對批判對象的起碼了解，更無法解釋他們所碰到的尷尬和矛盾。

那段噩夢般的歲月畢竟過去了。從70年代末期開始，19世紀俄國文學理論與批評遺產(chǎn)再度受到我國文學界、出版界的重視。上海譯文出版社自1978年開始出版辛未艾翻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文學》（3卷4冊），從1979年起計劃出版滿濤、辛未艾翻譯的《別林斯基選集》（共6卷本，已出版1—4卷），隨后又重新出版了《杜勃羅留波夫選集》（兩卷本）和《赫爾岑論文學》。1984年，該出版社還推出了辛未艾選譯的一卷本《杜勃羅留波夫文學論文選》。這就使得19世紀俄國最主要的文論家、批評家的論著，較為完整地呈現(xiàn)在我國讀者面前。

這一時期，19世紀俄國著名詩人和作家的文學理論和批評著述，也被逐步地譯介給我國讀者。如漓江出版社于1982年推出了戴啟篁選譯的《列夫·托爾斯泰論創(chuàng)作》，次年又出版了張鐵夫、黃弗同合譯的《普希金論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自1985年開始陸續(xù)出版的《列夫·托爾斯泰文集》（17卷本），第14卷為“文論”卷（陳燊、豐陳寶等譯），其中收有托爾斯泰的《什么是藝術？》、《論莎士比亞和戲劇》、《<莫泊桑文集>序》等論文20篇。這是托爾斯泰文學理論和批評成果的一個較為全面的匯集。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由章其翻譯的《托爾斯泰文學書簡》。1988年，朱逸森翻譯的《契訶夫文學書簡》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同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論藝術》（馮增義、徐振亞譯）一書。在我國新時期的文學理論建設和整個文學進程中發(fā)揮了明顯作用的“外國文藝理論叢書”中，除了收有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批評家的文學論文選集之外，還收進了《岡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羅連科文學論文選》（馮春選編），后者是19世紀四位俄羅斯作家的主要文學論文的匯編。一些出版社編輯出版的19世紀俄羅斯作家文集、選集或全集，也大都輯錄了他們的文學論文。如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屠格涅夫文集》，第6卷中就含有作家的文學論文；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果戈理全集》（9卷本），第7卷即為“文論卷”（彭克巽譯）；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全集》，也包括一卷“評論”（鄧學禹、孫蕾譯）。另外，河北教育出版社陸續(xù)推出的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等多位19世紀俄羅斯作家的全集，都將各位詩人和作家的“文論”、“批評”或“文論書簡”等編入其中，使我國讀者得以較為全面地了解他們的文學理論和批評見解。

在迻譯19世紀俄羅斯理論家、批評家的著述和著名作家、詩人的文學論文的同時，我國文學界一度還繼續(xù)引進當代蘇聯(lián)研究者在19世紀文論研究領域中的一些重要成果。如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蘇聯(lián)研究者布爾索夫的專著《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美學中的現(xiàn)實主義問題》；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現(xiàn)代外國文藝理論譯叢”，也收入了莫斯科大學教授П.А.尼古拉耶夫等人合著的《俄國文藝學史》，于1987年出版。這兩部譯著在內(nèi)容上可以說是彼此照應、互為補充的。前者對別、車、杜等19世紀俄國批評家的美學思想進行了全面考察，特別是對他們的現(xiàn)實主義理論作了深入闡釋；后者是對俄國文藝學發(fā)展史的縱向描述，其中的主要篇幅則是對19世紀俄國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各個流派的分別研究。如果我們注意到，時至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1985年以后，中國文學界在看取外國文學理論與批評成果的時候，已開始更多地把目光注向當代西方文論，并注視當代蘇聯(lián)—俄羅斯文藝學的發(fā)展變化；那么是否可以說，布爾索夫和尼古拉耶夫的兩本著作的迻譯，成了中國學人在這一領域的“19世紀情結”的一幅帶有告別意味的晚照？

從中國研究者自身的角度看，進入新時期伊始，和當時國內(nèi)文壇在理論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努力相聯(lián)系，重新舉起19世紀俄國理論家批評家的旗幟，成為人們呼喚現(xiàn)實主義、人道主義回歸的一個重要切入點。1978年在我國報刊上出現(xiàn)的這方面的十幾篇文章，如錢中文的《推倒誣蔑，還其光輝——批判“四人幫”誹謗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種種謬論》、李尚信的《談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美學》、辛未艾的《談談俄國三大批評家》、程代熙的《略談別林斯基的文學民族化思想》、汝信的《列寧是怎樣評價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等，都顯示出解禁之初我國學者的那種可貴的探索品格和論辯精神。對于現(xiàn)實主義在我國文學中的復歸，這些文章也確實從一個側(cè)面顯示了它們的作用。

1980年往后，在19世紀俄國文論與批評研究方面，我國研究者一方面沿著捍衛(wèi)現(xiàn)實主義的思路前行，另一方面又把文學研究“方法論”探討和文學觀念更新的熱情注入其中，陸續(xù)推出一系列論文。檢視一下發(fā)表于80年代的論文，如《別林斯基論現(xiàn)實主義和人民性》（吳元邁）、《別林斯基的藝術思想與社會現(xiàn)實的矛盾》（呂煥斌）、《論別林斯基的“激情”說》（吳曉都）、《別林斯基現(xiàn)實主義文學批評理論之我見》（武興元）、《從<論葉甫蓋尼·奧涅金>看別林斯基的文學批評方法和原則》（許寶權）、《車爾尼雪夫斯基文學評論的預見性》（蔣世杰）、《從馬克思主義實踐美學觀看車爾尼雪夫斯基人本主義美學思想》（張健）、《從<黑暗的王國>看杜勃羅留波夫的文藝批評觀》（張春吉）、《人民性和真實性——淺談杜勃羅留波夫的“現(xiàn)實批評”》（周振美）等，都可以看出上述兩大意向。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中，我國研究者撰寫的同類論文，數(shù)量已有所減少，主要有：《別林斯基文藝思想探微》（顧永芝）、《別林斯基論藝術典型化》（葉繼彬）、《別林斯基早期的思想“迷誤”》（馮玉芝）、《車爾尼雪夫斯基與黑格爾美學》（胡日佳）、《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與藝術理論管窺》（李克）、《論杜勃羅留波夫文學批評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崔寶國）、《托爾斯泰與德國古典美學》（胡日佳）等。這些文章，大致仍是對19世紀俄國幾位大批評家的文學思想的一般性描述，只有那些探討他們和西方哲學、美學思想之聯(lián)系的論文，顯示出某些新意。

1986年出版的馬瑩伯所著《別、車、杜文藝思想論稿》一書，可以說是我國學者研究19世紀俄國文論與批評的一部難得的專著。作者在論及每一批評家時，首先都扼要地介紹他們的生平和思想，然后抓住其文學理論和批評方面的若干要害問題展開論述，使讀者對他們在文論與批評領域的成就、貢獻和特色，能獲得較為明晰的認識。例如，著者論別林斯基，從其“情致說”切入，進而討論他關于文學的真實性與典型性、民族性與時代性的見解，然后轉(zhuǎn)入考察其批評理論與實踐；談論車爾尼雪夫斯基，著者圍繞其關于美的本質(zhì)的觀點，就藝術與現(xiàn)實的關系、創(chuàng)作實踐中的美學和文藝批評等幾個方面展開論述；關于杜勃羅留波夫，引起著者關注的是批評家對藝術創(chuàng)作的特點、人民性所作的闡述，以及他的“現(xiàn)實的批評”的內(nèi)涵和意義?？梢钥闯觯R瑩伯的這部著作，認真梳理了我國文學界對于19世紀俄國三大批評家的理解和認識，以較為清晰的文字介紹了他們的基本理論和批評建樹，帶有對我國讀書界一般所接受的別、車、杜的文藝思想予以小結的意義。

誠如著者在本書“后記”中所言，《別、車、杜文藝思想論稿》只是他自己“涉獵別、車、杜的開始”，書中的內(nèi)容也還是以介紹為主。作者本來想“把這個剛剛開了個頭的研究工作繼續(xù)下去”，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已同別、車、杜告別”，這是他深感遺憾的。著者希望“以后還有把這個課題撿起來的時候”。應當說，這番話不僅道出了某種實情，在一定程度上標志出我國文學界接受19世紀俄國文論的一個階段的結束，同時還隱約透露出中國學人在“告別19世紀”時的一種特殊情懷。

1. 巴金：《談自己后記》《巴金選集》第10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9頁。
2. 參見《俄羅斯作家傳記辭典（1800—1917）》第3卷，莫斯科：俄羅斯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第162頁。
3. 周作人：《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周作人集外文》（上），?？冢汉Ｄ蠂H新聞出版中心，1995年，第31頁。
4. 田漢：《俄羅斯文學思潮之一瞥》，《民鐸雜志》，1919年，第1卷第6、7期合刊。
5. 克魯泡特金：《俄國的批評文學》，《小說月報》第12卷號外：《俄國文學研究》（1921），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本文第1頁。
6. 張聞天：《托爾斯泰的藝術觀》，《小說月報》第12卷號外：《俄國文學研究》（1921），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本文第10頁。
7. 鄭振鐸：《俄國文學史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第112—114頁。
8. 同上書，第116—117頁。
9. 這部文學史稿后經(jīng)蔣光慈刪改，并更名為《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收入蔣著《俄羅斯文學》一書，作為該書下卷，于1927年由上海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出版。
10. 瞿秋白：《俄國文學史》，《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230頁。
11. 瞿秋白：《俄國文學史》，《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2卷，第232頁。
12. 周揚：《藝術與人生——車爾芮雪夫斯基的<藝術與現(xiàn)實之美學的關系>》，《周揚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93—196頁。
13. 周揚：《關于車爾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學》，同上書，第379頁。
14. 即詩人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錚。
15.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517頁。
16.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卷，第583—584頁。
17.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見《人民日報》1967年5月29日。
18. 馬瑩伯：《別、車、杜文藝思想論稿》，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年，第278—2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