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藝大眾化

——紀念“左聯(lián)”成立五十周年

一

“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成立距今已經半個世紀了。在它進行活動的30年代，始終是把“大眾化”作為文藝運動的中心的。“左聯(lián)”成立后討論研究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文藝大眾化問題，并且成立了大眾文藝委員會。在1931年“左聯(lián)”執(zhí)委會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明確指出：“為完成當前迫切的任務，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必須確定新的路線。首先第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文學的大眾化。”“今后的文學必須以‘屬于大眾，為大眾所理解，所愛好’（列寧語）為原則，同時也須達到現(xiàn)在這些非無產階級出身的文學者生活的大眾化與無產階級化?！?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7/20290445865091.png" />可見“左聯(lián)”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因此在30年代，除了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進行過各種探索和努力以外，在理論上也進行過三次規(guī)模頗大的關于“大眾化”問題的公開討論，參加的人很多，影響也很大；討論的中心是逐漸深入的。各次討論中雖然每個人的理解和著重點有所不同，但幾乎所有進步作家對于文藝大眾化的重要意義是并無異議的。一直到“左聯(lián)”停止活動以后，魯迅還認為“‘左翼作家聯(lián)盟’五六年來領導和戰(zhàn)斗過來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運動。這文學和運動，一直發(fā)展著；到現(xiàn)在更具體底地，更實際斗爭底地發(fā)展到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照魯迅的意思，就是說盡管文學的時代任務有了變化，但文藝必須堅持大眾化則是不容置疑的。這個問題既然如此重要，因此當我們考察左翼文藝運動的歷史功績的時候，首先就必須注意在文學和人民群眾的關系上“左聯(lián)”所作出的貢獻，它是如何推動了現(xiàn)代文學的前進和發(fā)展。但這個問題卻長期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主要是由于有些人片面地理解了毛澤東同志的下面一段話：“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么叫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因而忽視了文學的發(fā)展過程和不同時期的歷史條件，脫離了具體環(huán)境來苛責30年代文藝大眾化運動的缺點或不足。在“四人幫”猖獗時期，他們更簡單地以“化大眾”來誣蔑左翼文藝運動，意思是說所謂大眾化實質上不過是用資產階級思想來腐蝕和毒害勞動人民罷了。這種顛倒黑白的謬論至今仍有影響，必須根據(jù)史實予以澄清。因此具體考察一下30年代文藝大眾化運動的經過和主張，回顧一下現(xiàn)代文學在和人民群眾關系問題上的前進的步伐，就不是毫無意義的事了。

“五四”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本來就是為了適應民主革命的要求，建設平民文學，使文學作品能夠獲得更多的讀者，普及到群眾中去；也就是說是有意識地在尋求使文學能夠更有效地為人民服務的方法和途徑。但由于新文學本身的弱點和群眾文化水平的限制，事實上讀者的范圍仍然很狹窄，這個問題在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之初就尖銳地提到歷史日程上了。1928年成仿吾在他的著名文章《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中就說：“我們要努力獲得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后來瞿秋白在分析“大眾文藝的問題在哪里”時，更直截了當?shù)刂赋觯骸捌矫袢罕姴荒軌蛄私馑^新文藝的作品，和以前的平民不能了解詩、古文、詞一樣?！薄啊逅摹男挛膶W運動，因此差不多對于勞動群眾沒有影響?！?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7/20290445865091.png" />這樣怎么可能使文學為人民大眾服務呢？魯迅認為“左聯(lián)”之所以“更加堅實而有力”，就因為它是在已經輸入了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條件下成立的，使大家可以“互相切磋”。因此在1930年關于大眾化問題的討論中，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以及與蔡特金的談話（《回憶列寧》）就成為運動的指導思想，就是說它要解決的是在中國如何使文學“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和“招集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到它的行列”的問題，這是左翼文藝運動所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在討論中，夏衍引用了列寧的話來說明無產階級的文學和藝術“本質上就是非為大眾而存在不可的東西”。他說：“偉大的革命指導者所指示的綱領，接觸著許多原則的觀念。不能使大眾理解，不能使大眾愛好的，決不是大眾的文學，決不是普羅列塔利亞自身的文學?！?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7/20290445865091.png" />陽翰笙也引用了列寧的話來說明大眾化“是目前必須解決的迫切的任務”，他要求“專門去研討民間最流行的最大眾化的一切作品”來解決“大眾化的作品問題”。當時參加討論的郭沫若、馮乃超、鄭伯奇、魯迅、蔣光慈、洪靈菲、馮雪峰、錢杏邨、田漢等人，都發(fā)表過文章或意見。他們除了明確和強調這一問題的重要意義以外，討論集中在產生為大眾所歡迎的作品和組織培養(yǎng)工農群眾作者兩個問題上，因此把發(fā)展工農通訊員運動提到很重要的位置，目的是使工農群眾成為文學作品的主要讀者并從中產生新的作家?！洞蟊娢乃嚒愤€開辟了“通信欄”，發(fā)表過《工廠通信》、《紗廠通信》、《電力工廠斗爭底經過》等作品。這次討論是在“左聯(lián)”開始活動時進行的，發(fā)表意見的人都是左翼作家，目的在于統(tǒng)一認識和進行具體活動。由于當時還缺少實踐經驗，問題討論得并不很深入，講到文藝大眾化的重要意義時也多半是從工農群眾是革命的主力軍著眼，很少接觸到文藝本身的特點。因此雖然表現(xiàn)了為大眾服務的熱情和愿望，但并未達到應有的理論高度，對文藝界的情況和工農大眾的實際文化生活也缺乏必要的分析。這些弱點在當時是很難避免的，但它畢竟把為大眾所理解和愛好作為文藝運動和創(chuàng)作的主要目標，這在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上是邁出了新的步伐的。就這次討論的收獲而言，則魯迅的《文藝的大眾化》一文是最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他從文藝本身的特點來肯定了文藝應該面向人民的方向，肯定了普及工作的重要性；認為“應該多有為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钡膊毁澇僧敃r出現(xiàn)的一些“左”傾空談的論點，認為在人民教育文化程度不一的情況下就要求作品“全部大眾化”，只能是“聊以自慰”，實際上是行不通的。他主張“仍當有種種難易不同的文藝，以應各種程度的讀者之需”。因為如果讀者的程度過低，則事實上“和文藝即不能發(fā)生關系”；如果強使文藝流于“迎合”和“媚悅”大眾，“是不會于大眾有益的”。他認為要使文藝真正屬于大眾并開展“大規(guī)模的設施”，“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而當時還屬于這種新時代的準備階段，“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這里他實事求是地估計了工農群眾的接受能力和進步作家應該采取的措施；適當?shù)乜隙恕拔逅摹币詠砦乃囎髌返纳鐣饔?；認為在人民群眾還處于被壓迫地位的情況下，是不可能要求全部徹底地解決文藝大眾化問題的。實際上他是要求左翼作家在大眾化問題上必須準備作踏實的持久的努力。應該說，魯迅的這些意見不僅是清醒的和正確的，而且對“左聯(lián)”的文藝大眾化運動也是起了實際的指導作用的。

二

1932年進行的關于文藝大眾化的第二次討論，比前一次要深入和具體。這次討論的中心已經不是一般地講大眾化的重要意義，而是著重在具體的措施和途徑，因此涉及最多的是文藝作品的語言、形式、體裁以及內容和描寫技術等問題。就是說問題已經集中到“怎么做”才能取得為大眾所歡迎的效果。這是左翼文藝運動在實踐中提出來的問題，同時它也反映了“九·一八”以后人民群眾抗日情緒高漲，向文藝作品提出了新的要求。1932年3月“左聯(lián)”通過的《關于“左聯(lián)”目前具體工作的決議》中就說：“首先，‘左聯(lián)’應當‘向著群眾’！應當努力地實行轉變——實行‘文藝大眾化’這目前最緊要的任務。具體的說，就是要加緊研究大眾文藝，創(chuàng)作革命的大眾文藝，以及批評一切反動的大眾文藝?！背艘酝?，它也指出“目前一般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為主要讀者對象的非大眾化的文藝作品，也應當在文字、體裁及描寫等各方面實行大眾化，使其不僅為知識分子的讀物，在一方面也能為工農大眾讀者所接受”。這說明“左聯(lián)”除積極地多方面地加強普及工作以外，對作家的創(chuàng)作也是同樣提出了大眾化的要求的。由于“左聯(lián)”的重視，不僅許多作家都參加了大眾文藝的創(chuàng)作實踐，寫出了一批普及性的作品，著名的如魯迅的民歌體詩《好東西》、《公民科歌》、《南京民謠》和《“言詞爭執(zhí)”歌》，瞿秋白的“亂來腔”《東洋人出兵》等，而且理論探討的規(guī)模也很大，《北斗》、《文藝新聞》都發(fā)起了征文，各種文藝刊物上發(fā)表了許多文章，參加討論的人也比較廣泛，如陳望道、鄭振鐸等人都寫了文章。這次討論涉及到許多重要問題，對當時和以后的創(chuàng)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于文藝大眾化首先要求作品能使大眾看得懂，唱本和連環(huán)圖畫等在大眾中流行的形式自然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因此關于大眾文藝的形式體裁問題就成了討論中涉及最多的一個方面。這里有通俗形式與藝術質量的關系問題，有舊形式的采用與改造的問題，也有新形式的創(chuàng)造與輸入的問題。有些人雖然承認唱本和連環(huán)圖畫等可以產生宣傳鼓動的作用，但不承認它有藝術價值；“第三種人”蘇汶就用嘲諷的口吻問道：“這樣低級的形式還生產得出好的作品嗎？”魯迅的《“連環(huán)圖畫”辯護》一文就引用了中外美術史的許多事實，說明只要有“好的內容和技術”，通俗形式的作品“不但可以成為藝術，并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的里面了”。他指出提倡連環(huán)圖畫并不“蔑棄大幅的油畫和水彩畫”那種高級形式的作品，但應該同樣看重連環(huán)圖畫這類形式，因為“大眾是要看的，大眾是感激的！”這里不僅說明了重視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的重要性，而且說明普及性的作品同樣需要作者追求“好的內容和技術”，努力提高藝術質量。在利用舊形式的問題上，瞿秋白在主張運用舊式體裁的同時，也提出了預防盲目模仿舊式體裁的投降主義。他認為“應當做到兩點：第一，是依照舊式體裁而加以改革；第二，運用舊式體裁的各種成分，而創(chuàng)造出新的形式”。這一思想在魯迅后來寫的《論“舊形式的采用”》一文中得到了闡發(fā)，他從接受文藝遺產的高度來考察了中國的藝術史，論述了新文藝對歷史遺產的繼承和革新的關系。他說：“舊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xiàn)，也就是變革。”這些意見對于促進文藝創(chuàng)作努力取得鮮明的民族特色，是有很大貢獻的。除了利用舊形式之外，周揚主張也“要盡量地采用國際普羅文學的新的大眾形式”，如報告文學、群眾朗讀劇等。其中報告文學這種體裁就是由于“左聯(lián)”的倡導而在中國得到繁榮和發(fā)展的。不僅30年代就產生過像夏衍的《包身工》那樣的優(yōu)秀作品，而且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深受群眾歡迎的一種文學體裁。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為了使大眾看得懂，語言問題自然成了討論的重點?！拔逅摹币詠淼奈膶W創(chuàng)作由于受到翻譯的外國作品的影響，語言的“歐化”傾向相當普遍，這就妨礙了文學的普及程度，因為它不符合群眾的習慣和愛好。這當中自然還有題材內容和表現(xiàn)方式等復雜的原因，但語言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瞿秋白認為用什么話寫“雖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卻是一切問題的先決問題”。關于大眾語的更為廣泛和深入的討論是1934年那次大規(guī)模的論爭的中心，但許多重要論點在這一次討論中就已經涉及到了。瞿秋白強調大眾文藝所用的語言“應當是更淺近的普通俗語，標準是：當讀給工人聽的時候，他們可以懂得”。周揚認為“只有從大眾生活的鍛冶場里才能鍛冶出大眾所理解的文字，只有從斗爭生活里才能使文字無限地豐富起來”。由于當時在對“五四”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的估價上有分歧，以及在都市工人中是否已經形成了一種大眾的普通話有不同的看法，因而有些意見是并不一致的。但許多人都強調了從人民群眾的口語中提煉文學語言的重要性，因而對文學創(chuàng)作產生了有益的影響。

討論也注意到作品的題材內容和藝術表現(xiàn)方面。瞿秋白主張“普洛作家要寫工人民眾和一切題材，都要從無產階級觀點去反映現(xiàn)實的人生，社會關系，社會斗爭”。他號召文學青年“到群眾中間去學習”，“觀察，了解，體驗那工人和貧民的生活和斗爭，真正能夠同著他們一塊兒感覺到另外一個天地”。周揚認為“最要緊的是內容”，主要任務應該是描寫大眾的斗爭生活，而且認為革命作家應該是“實際斗爭的積極參加者”。在藝術表現(xiàn)方面，茅盾強調大眾文藝除了讀得出聽得懂之外，還“必須使聽者或讀者感動”。他認為作品必須從行動上來描寫人物的性格，多用“合于大眾口味的藝術的動的描寫”，才能產生感人的力量。上述這些論點都接觸到了文藝大眾化的重要方面，顯示了討論的深入和進展。

三

1934年的討論是以大眾語為中心展開的，它與文藝大眾化有聯(lián)系，有些文章也談到了大眾語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但討論的中心是語言文字問題。這是有客觀原因的，就左翼文化運動來說，既然把為工農大眾服務當做工作的首要任務，在群眾被剝奪了文化教育權利的反動統(tǒng)治下，自然要為打破統(tǒng)治者的文化壟斷和爭取群眾的文化教育權利而斗爭，因此對于文化界的反對復古主義和提倡語文改革的活動當然是要引導和支持的。同時這也是當時反文化“圍剿”的一個組成部分。1934年是國民黨反動文化統(tǒng)治最猖獗的時期，他們提倡以封建道德為中心的“新生活運動”，殘酷迫害進步文化，許多左翼刊物都被迫停刊了。正是在這種白色恐怖的情況下，國民黨一些御用文人公然在報刊上提出了“復興文言”的主張，同“五四”時期國粹派反對白話文完全唱的是一個調子；另外還有人提倡什么“語錄式”（白話的文言）的文體。這一股開倒車的逆流引起了文化教育界的強烈反響，因而引起了關于語文問題的一場廣泛的論爭。復古派用指摘白話文的缺點來提倡文言文，進步文化界則為糾正白話文的脫離群眾而提倡大眾語。陳子展在《文言——白話——大眾語》一文中說：“從前為了要補救文言的許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話，現(xiàn)在為了要糾正白話文學的許多缺點，不能不提倡大眾語?！?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7/20290445865091.png" />由于這是一場為文化教育界所普遍關心的前進與倒退的斗爭，參加的人很多，發(fā)表了許多文章，而且討論是在發(fā)行量很大的《申報》、《中華日報》、《大晚報》等報刊上展開的，與以前只在左翼刊物上的討論不同，因此社會影響也很大。因為參加的人很廣泛，所以文章的論點也相當駁雜。而且除批判復古主義以外，左翼作家對于大眾語和大眾文藝，很難像以前那樣鮮明地和充分地展開自己的論點。因此這次論爭雖然規(guī)模很大，但主要收獲是在進行文化斗爭和擴大思想影響方面。在討論中，由于反對復興文言，進而討論到大眾語與白話文的關系問題，糾正了上一次對“五四”新文學和白話文否定過多的偏向。而且既然要提倡大眾語，就必然要討論到普通話的性質和方言土語問題，在文字上則由于漢字的難學難寫進而提倡漢語的拼音化（當時稱做“拉丁化新文字”）和漢字的簡化（當時叫“手頭字”）。葉籟士的一篇文章的題目就叫《大眾語——土話——拉丁化》，后來的文字改革運動就是由此發(fā)韌的。就當時的社會影響說，它實際上表現(xiàn)為一場群眾要求文化權利和反對文化專制主義的斗爭。

在論爭中也討論到大眾文藝的問題，談得比較多的是關于作家必須實際接近大眾，向大眾學習語言的重要性，以及作品中采用方言土語的得失，并由此談到方言文學的問題。雖然討論得不夠深入，但由于語言文字是形式的中心，而且提倡大眾語的出發(fā)點是為了使作品為大眾所理解和愛好，因而對文藝大眾化運動仍然是有促進作用的。

最近看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文壇五十年》的書，作者是這次論爭的積極參加者，他想以回憶錄和隨感的形式來寫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歷程；但個人的經歷畢竟有限，如果據(jù)之作出某種判斷，反而會為見聞所囿。在這本書的《大眾語運動》一節(jié)里，作者談到了針對當時的“文言復興”逆流，他和陳望道、葉圣陶、陳子展等人商量，決定提出大眾語口號的經過。提供這種史料本來是好事，但他由此斷言別人認為“魯迅奠定了基本觀點”以及“有人還牽到宋陽即瞿秋白身上去，好似這是他倡導的，那更牛頭不對馬嘴了”。意思很清楚，就是說這次論爭與瞿秋白、魯迅，以及左翼運動是毫無關系的。瞿秋白確實沒有參加這次論爭，大眾語這一個詞也是在這次論爭中提出來的，但這都不能說明它與瞿秋白沒有關系。這次討論中主張大眾語的許多基本論點都是1932年瞿氏關于文藝大眾化的論點的闡述和發(fā)揮；關于漢語拉丁化的主張也是瞿氏于1932年首倡的，現(xiàn)在的《瞿秋白文集》中就收有他寫的《新中國文草案》。這一事實當時許多參加討論的人都是清楚的，例如魏猛克在《普通話與“大眾語”》一文中就慨嘆1932年宋陽的文章發(fā)表以后，由于《文學月報》?？茨苌钊胗懻?，認為必須重新“成為一個新的運動”。這種情況反動派也是知道的，國民黨反動文人李焰生就說：“所謂大眾語文，意義是模糊的，提倡不是始自現(xiàn)在，那時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數(shù)年前已經很熱鬧的討論過，——這是繼普羅文藝而來的?！?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7/20290445865091.png" />他這樣說的目的當然是在用政治迫害來恐嚇參加討論的人，但從大眾化運動的脈絡來說，這次論爭并不是與瞿氏的論點沒有關系。至于魯迅，他寫了不少的文章來參加討論；如果說“基本觀點”是指論爭的成果和收獲的話，那么魯迅的《門外文談》正是接觸到論爭中所有的重要問題，而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予以正確的分析和解答的。當時左翼作家雖然正遭到殘酷的迫害，但積極參加討論的人也不是個別的；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次文化思想戰(zhàn)線上的重要論爭，它本來就是在左翼大眾化運動的影響和支持下展開的。

魯迅的《門外文談》從文字和文學的產生和發(fā)展的角度，考察了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以及它和人民群眾的關系；綜合地闡述了大眾語、拉丁化和文藝大眾化的重要意義和必然性。不僅論點鮮明，文字顯豁，而且有針對性地批評和糾正了論爭中所出現(xiàn)的一些錯誤或偏頗的看法。魯迅認為歷史上的人民口頭創(chuàng)作“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方言土語里常有意味深長的“煉話”，“這于文學，是很有益處的”。他強調“大眾，是有文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為文學做犧牲”。因此“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耙痪湓?，將文學交給一切人?！边@就從人民群眾是歷史和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的高度，闡明了大眾化的重要意義。對于大眾語和大眾文藝的關系，他在《花邊文學·做文章》一文中借高爾基的話作了說明：“大眾語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學?！边@里所解釋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群眾語言的關系，同樣可以說明關于大眾語的討論對于文藝大眾化運動的奠基的作用。

四

30年代的文藝大眾化運動不僅在擴大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陣地、形成一支努力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文藝隊伍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而且總的看來，它還促使創(chuàng)作的內容和風貌較之“五四”時期與群眾有了更加密切的聯(lián)系。但這并不是說它就沒有缺點和錯誤。由于它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之下進行的，文藝工作者被剝奪了深入群眾和發(fā)表言論的自由，同時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尚處于缺乏經驗的開始階段，理論上又受到了一些“左”的干擾，因而發(fā)生一些錯誤是很難避免的。例如要求“脫棄‘五四’的衣衫”以及把“五四”新文學稱為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等論點，就顯然是不正確的。但如果我們歷史地從當時的具體環(huán)境和社會影響來考察，則如前所述，那成就和貢獻顯然是不容低估的。事物總有一個發(fā)展的過程，左翼文藝大眾化運動也只有在文藝和人民群眾相結合的進展道路上來考察，才符合歷史的實際。它上承“五四”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以后又發(fā)展為抗戰(zhàn)時期的通俗文藝的創(chuàng)作和關于民族形式的討論，都是沿著努力追求使文藝更好地為人民群眾服務這一線索向前進展的，這是一個寶貴的傳統(tǒng)，它深刻地顯示了現(xiàn)代文學與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在人民已經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根據(jù)地和民主政權的情況下發(fā)表的，如《講話》所說，那里已經不存在“把工農兵和革命文藝互相隔絕”的狀況，已經和30年代的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屬于“兩個歷史時代”，因而革命文藝運動所面臨的問題和所要解決的途徑都與以前大不相同了。這說明我們的文藝又向前發(fā)展了一步，怎么可以由此來否定過去艱苦地戰(zhàn)斗過來的歷程和貢獻呢！事實上毛澤東同志已經說明“‘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在二十三年中對于革命的偉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缺點”是講話時考慮問題所依據(jù)的一個“事實的基礎”，而且明確指出了“革命的文學藝術問題，在十年內戰(zhàn)時期有了大的發(fā)展”。并沒有否定過去的意思。從現(xiàn)代文學的歷史發(fā)展來看，《講話》所要解決的仍然是在新的條件下文藝如何更好地為群眾服務這個根本問題；因此決不能用《講話》來貶低30年代文藝大眾化運動的功績。就說“化大眾”這個提法罷，也并不像有些人所講的那樣“罪孽深重”；如果我們承認文藝對群眾有宣傳教育和認識生活的作用，那么文藝工作者努力追求用革命的思想內容來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方法和途徑，又有什么不對呢！至于談到作家自己思想感情的改造，那也只能要求在革命實踐（包括創(chuàng)作實踐）中去解決，而不能要求先徹底改造好了再開始工作。魯迅在1934年討論大眾化問題時就指出：“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婁羅。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yè)?！?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7/20290445865091.png" />當時從事左翼文藝運動的許多人，包括魯迅，正是按照這種精神來積極活動的。

文藝是屬于人民的。文藝如何更有效地為人民群眾服務，不僅是個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是個實踐問題。雖然文藝反映人民生活并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原則是應該堅持不渝的，但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緒是和時代的脈搏息息相關的，是根據(jù)歷史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而有所不同的。隨著現(xiàn)實生活的發(fā)展，人民群眾會不斷提出新的關心的問題和新的精神生活的需要，這就必然要對文藝不斷地提出新的要求，也必然會有許多新的問題要求從理論上加以分析或總結。而歷史的經驗之所以值得重視，就因為它可以為今天的實踐提供借鑒。鄧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會的《祝辭》中說：“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就在于他們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lián)系?！边@是概括了我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的。當我們想到在30年代那樣艱險的歷史條件下，以魯迅為首的左翼文藝工作者是那樣為文藝與人民群眾的結合而全力奮斗的時候，當然是會激發(fā)起我們?yōu)槿嗣竦奈乃囀聵I(yè)奮勇獻身的高度熱情的。

——紀念“左聯(lián)”成立五十周年

1980年2月13日

原題《三十年代的文藝大眾化運動》，載1980年《文藝報》第3期，署名王瑤。收《王瑤全集》第5卷《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論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改題為《關于文藝大眾化——紀念“左聯(lián)”成立五十周年》。

見《文學導報》第1卷第8期。
魯迅：《論現(xiàn)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三）·大眾文藝的問題》。
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
沈端先：《所謂大眾化問題》，《大眾文藝》第2卷第3期。
華漢：《普羅文藝大眾化問題》，《拓荒者》第1卷第4、5期合刊。
見《大眾文藝》第2卷第3、4期。
魯迅：《集外集拾遺》。
見《秘書處消息》第1期，“左聯(lián)”秘書處出版。
見《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
蘇汶：《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現(xiàn)代》第1卷第3號。
瞿秋白：《論大眾文藝》。
起應：《關于文學大眾化》，《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三）·大眾文藝的問題》。
瞿秋白：《論大眾文藝》。
起應：《關于文學大眾化》，《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
瞿秋白：《論大眾文藝》。
起應：《關于文學大眾化》，《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
止敬：《問題中的大眾文藝》，《文學月報》第1卷第2期。
1934年6月18日《申報·自由談》。
1934年7月10日《中華日報·動向》。
1934年6月18日《申報·自由談》。
李焰生：《由大眾語文文學到國民語文文學》，《社會月報》第1卷第3期。
瞿秋白：《學閥萬歲》。
魯迅：《門外文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