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行跡——新版自序

許多學術研究，似乎都是來自于自我生命中的日常生活體驗。而和這本書有關的，大概是練字與寫信吧。

記得小時候學書法，一開始被要求的，就是描紅臨帖。雖然一本柳公權的“玄秘塔”，前后臨了不下千百遍，寫來仍然是四不像，但那從無到有，從力求與前人形似，之后終究還是得以自我揮灑的過程，卻是兒時一段難忘的回憶。那時候，總不免會好奇：為什么一定要照著帖子依樣畫葫蘆？為什么不能自己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另外，如果說“字如其人”，那么，是不是學久了歐陽洵，性格就較硬挺，練多了趙孟，就較柔婉呢？

還有寫信。自從初通文墨，開始和朋友、親人間有書信往來的經驗之后，最強烈的感觸，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也就是，因隨關系親疏的差異，背景及認知基礎的出入，即或同一件事情，同一種心情，在面對不同的書寫對象時，都會有不同的表述方式。當時只覺得有趣：怎么自己好像具有多重人格？浮游交錯在那么多的剖白之中，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自我”？

這些疑惑，當時并未得到解答，也不覺得需要解答，但前些年大量閱讀魏晉詩賦，卻仿佛隱隱然觸類旁通，獲得了某種啟發(fā)。

話說1991年夏天，我剛完成博士論文《世說新語的語言藝術》，并順利改聘為臺大中文系的副教授，因緣際會，受命擔任系內“詩選及習作”必修課程的教學工作。然而心中忐忑，實難以言喻。原因無它，因為我碩士論文做的是明代文論，即使博士論文改弦易轍，上探魏晉，所關注者，仍偏重在語言美學與小說敘事等議題之上。雖說長久以來，便深深著迷于唐詩宋詞的優(yōu)美意境，但業(yè)余欣賞，畢竟不同于專業(yè)的研究與教學，如今，既要面對學生，焉能不加緊自我充實？

正是如此，我開始大量閱讀漢晉詩歌，兼及賦作，同時也留意學者們的相關研究。在這過程中，最先注意到的現(xiàn)象，就是這一時期的詩歌，實以“擬作代言”與“贈答”為最大宗，但可怪的是，此前竟然沒有學者對此進行過深入的研究——為什么呢？是不是因為“模擬代言”一事意味著保守因襲，“贈答往來”隸屬交際應酬，放在言志緣情的書寫傳統(tǒng)之中，層次不高？然而，事實上，即或如陸機、陶潛、謝靈運等名家，擬代贈答之作，也所在多有，這又該如何解釋？再說，魏晉人強調“情之所鐘，正在我輩”，講求“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著重在言談文詞上力求新變，又怎會甘心平白以因襲、應酬的態(tài)度去為詩作賦？

這時候，過去習字與寫信的經驗，不期然地成為一種類比的參照坐標。它們不見得能與“擬代文學”及“贈答詩”的寫作完全相提并論，卻促使我認真思索文學藝術與個人生命體驗間的關聯(lián)，以及所關涉的種種問題。正是如此，生命體驗的傳承與轉化、文學藝術活動中的模習與創(chuàng)新、人際往還中的“人/我”互動與自我形塑，以及它們彼此間的辯證對話，遂成為我研究時的重要切入面向；而漢魏六朝“擬代文學”及“贈答詩”的研究，似乎也就在這些面向的交錯觀照下，逐漸有了不同既往的成果。

這一系列論文的醞釀與撰寫，集中于1993年到1995年之間，如今想來，每篇文章背后，都有不同的因緣紀事。依時序，《漢晉詩賦中的擬作、代言現(xiàn)象及其相關問題——從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的美學特質談起》1995年春在《臺大中文學報》刊出，發(fā)表最早。它是全書論述所以開展的重要基礎，也是從構思到完稿歷程最為漫長艱辛的一篇。為了突破前人對于“擬作”、“代言”文學的成說定論，我試圖在全面爬梳原始資料的同時，另參酌西方文學美學中若干閱讀/創(chuàng)作理論，以深化論述；于是花了相當時間，努力消化吸收許多理論性著作，個中甘苦，自是點滴心頭。然而，一旦完成，卻有如武俠小說中所謂的“打通任督二脈”，此后寫作，便也倒吃甘蔗，漸入佳境。在寫作及修改期間，素來敬愛的廖蔚卿與彭毅兩位老師，以及本系柯慶明、鄭毓瑜先生，為我提供了許多建設性意見，使我獲益良多，在此要特別向他們致謝。

《漢晉詩歌中“思婦文本”的形成及其相關問題》初稿發(fā)表于1995年底東海大學所主辦的第一屆“婦女文學學術會議”。撰寫期間，適逢女性主義思潮在臺灣方興未艾。由于當時引進鼓吹者，多為外文系學者，所據以論析的文本，自然偏于英美文學，即或有本土性論述，也多集中于現(xiàn)當代，至于古典文學的女性研究，實有待開發(fā)。因此，如何將當代女性主義觀點融會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以期彼此映照、相互深化，遂成為我當時的關懷焦點。所幸，初步的嘗試還算頗受肯定，會議之后，修訂稿隨即刊登于《臺大文史哲學報》，并被收錄于加州大學吳燕娜教授所選編的《中國婦女文學論集》。另外，據此改寫的《誰在思念誰？——徐淑、鮑令暉思婦詩與漢魏六朝“思婦文本”的糾結》一文，也被南京大學張宏生教授選入《中國古代女詩人研究》一書。這篇文章，為我此后的女性/性別研究開啟端緒，在個人學術生涯中，具有一定意義。

不過，全書最值得一提的，還是《論建安贈答詩及其在贈答傳統(tǒng)中的意義》。它的初稿早在1993年夏天便已完成，算是本系列論文最早成篇者。然而修訂之后正式發(fā)表，則是在1995年秋南京大學所主辦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那是我第一次赴中國大陸參加學術會議，與會地點，又是昔日六朝古都金陵，感受自然別有不同。還記得，大會由周勛初與張伯偉先生主持，除了開幕當天有程千帆先生專題演講外，北京大學袁行霈、張少康，山東大學張可禮等前輩，南京大學許結、張宏生、曹虹，上海師大曹旭，社科院劉躍進等青壯輩學者，以及臺灣六朝研究的專家洪順隆、楊承祖、蔡宗陽、李立信教授等，也都與會發(fā)表論文。三天會議中，大家以文會友，會后并且一同前往考察南齊帝王陵墓遺址，往事歷歷，在在令人難忘。正是這次會議，使我結識了不少優(yōu)秀的大陸學者，并成為時相往還的好友。南京天高氣爽的秋日風情，會中論學析理的縱橫意氣，也因此為個人的生命歷程，圖繪出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至于《二陸贈答詩中的自我、社會與文學傳統(tǒng)》，既是本研究系列的收尾之作，也是當年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獎助的成果報告。而我當初所以申請“專題研究計畫”，實出于系內同事兼學長古清美教授的鼓勵。古先生在明代思想及佛學方面的研究十分杰出，為人仁慈寬厚，對我的研究向來多所關照鼓勵?？上觳患倌?，抗癌多年后，仍不幸于去年夏天辭世，令人追懷不已。何況，在此之前，當年曾出席南京文會的程千帆與洪順隆先生，更早已先后作古。當此重理舊作之際，心頭閃現(xiàn)的，遂不免是謝靈運《擬鄴中集序》中的文句：“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倍緯藭r再次結集出版，于是也就因為歲月推移，于原書的學術論述之外，另增添了幾許人世的憾悵。如果說，漢魏六朝“擬代文學”及“贈答詩”的寫作，是時人所留下的種種“生命的行跡”；那么，對它們的研究歷程，及其所牽涉的個人生命體驗，又何嘗不然？天地逆旅，浮生若寄，不同時空中的行跡縱使雜沓多方，但藉由書寫銘刻，總也要為人文世界，留下動人的傳承。

以上四篇文章，連同《序言：新視域的拓展——兼談“擬代”與“贈答”在漢魏六朝文學史上的意義》，曾以《漢魏六朝新論：擬代與贈答篇》為題，于1997年由臺灣里仁書局結集出版，引起學界不少關注；隨即并有若干青年朋友各自據以引申擴展，發(fā)展為學位論文。漢魏六朝“擬代文學”與“贈答詩”的相關研究，似乎也在長久冷寂之后，開始有了多元而活潑的氣象，這毋寧是令人欣喜的。新增收的附錄《毛詩序“風教說”探析——兼論其與六朝文學批評之關系》一文，原是就讀研究所博士班期間，修習裴溥言先生“詩經學”課程的學期報告，1990年發(fā)表于《臺大中文學報》。雖是學生時代的習作，但自認還有些新意，因此野人獻曝，附志于此，也算是作為研究生涯開始之初的紀念吧。

當然，本書能被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文學史研究叢書”，與國內學界見面，實由于北大中文系陳平原教授及出版社張鳳珠女士的促成，在此也要對他們深致謝忱。

梅家玲

2004年春于北京圓明園花園別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