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擁有綠色的永恒

孫玉石

一粒種子落在土里了。我已沒有眼淚。

心中常有一片風景浮現：年已七旬的王瑤先生，騎著自行車，嘴里銜著煙斗，從未名湖邊的小路上飛馳而過。邂逅相遇，有時不愿打擾先生預定的計劃，怕誤了什么事情，就點一點頭，微笑而別。而在他過去的路上，我會聞到一縷淡淡的光明牌煙絲的幽香……

如今走過那里，解凍的湖水依然澄澈碧綠，乍暖還寒中的垂柳也悄語著初春的消息?？墒?，湖邊的小路上，再也看不到王瑤先生銜著煙斗騎車馳過的身影，再也聞不到一路上那飄散的煙香了。

得到王瑤先生直接的指教和熏陶，是從我被分配做他的研究生開始的。那是1960年秋天，先生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判，還未得徹底“甄別”。在我的心目中，王瑤先生早已“甄別”了。他是我十分仰慕的一位學識淵博的大學者。他的三本關于中古文學史論的專著，見解之新穎與鉤沉之勤劬，已經使我讀了之后有望塵莫及之感。洋洋兩大厚本的《中國新文學史稿》，更是現代文學領域里的開山之作。能夠跟這樣博古通今知名中外的導師學習，做一名及門弟子，自然是難得的幸運。

進入學習不久，我們幾位研究生在高興之余，就開始嘗到“嚴師”的滋味了。先生開了魯迅、茅盾等十幾位大作家作品的必讀書目，此外還經常督促我們寫讀書筆記、讀書報告，然后定期交他檢查。一次到他家里，他看了大家交的讀書筆記，記得我的是讀《吶喊》《彷徨》的札記，王先生談了讀后的意見。他似乎很不滿意，頗為激動地批評起來，嚴肅的教誨中還夾著一點毫不留情面的申斥的味道。批評的是什么問題，到今天已經全忘記了，但從王先生家里走出來之后大家那種怏怏不快的情景，至今我還留有印象。我回去后也委屈了好一陣子，一位女研究生還因此痛哭了一場。從此，對王瑤先生我便產生了一種敬畏之感。在他的面前，總感到一種壓力和拘束，總怕自己說錯了什么，問的問題答不出來，挨一頓訓。甚至在內心深處覺得，王瑤先生對自己的學生有點過分的嚴峻和冷漠。

后來接觸多了，我才逐漸明白：在先生嚴峻與冷漠的背后，藏著對學生真正的熱情和關心。像一塊磁鐵，當你走進了它的磁場，就會被緊緊地吸住一樣。先生關心的不是學生眼前的一點成績和失誤，而是更關注他們未來的成長和發(fā)展。我深感到自己的每一點進步都傾注有先生的心血。1962年，我同年級畢業(yè)的許多同學，在報刊上紛紛發(fā)表文章，自己心里有一種羨慕之情，同時也感到一種壓力，有些焦躁。王先生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便語重心長地對我說：“要下苦功夫，認真讀點書，不要著急去發(fā)表文章，基礎打好了，將來要使自己的文字變成鉛字是并不難的?！彼付ㄎ艺J真通讀一遍《魯迅全集》，我按照先生的要求，一邊通讀，一邊做了札記和卡片，并在此基礎上，利用暑假寫成了一篇萬余字的讀書報告，交給了先生。先生后來推薦在北大學報上發(fā)表了。這篇《魯迅對中國新詩運動的貢獻》，是我最初發(fā)表的學術論文，也是我跨進魯迅研究領域的第一步。我由此也對魯迅產生了一種特殊感情。1964年，我在先生指導下撰寫了研究生畢業(yè)論文《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問題的考察》，試圖在一個尚很少有人注意的領域中做一些拓荒性的工作。寫得自覺很不滿意，但論文答辯的時候，竟得到王瑤先生、唐弢先生和川島先生的肯定，十年動亂之后還得以發(fā)表了。為了迎接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我動手寫《〈野草〉研究》一書，始終得到先生的鼓勵和指導，先生那篇界碑性的論文《論〈野草〉》也給我很多啟迪。有些篇章如《過客》的分析，就是移用了先生論文的見解。這本書出版之后，又得先生和同行們的好評。自己才疏人懶，幾年里成績甚微，愧對先生的期望，但回想這三十年與先生接觸的前前后后，我真正品味出，先生包容著熱情與期待的“嚴”，乃是他為師之道中的至要。

十年動亂之后，同先生交談的機會更多一些。先生同許多中青年人一樣在拼命奪回失去的時光。他對自己同對學生一樣地嚴格。這是一種真正科學研究者所必備的品格。這一品格的熏陶比那煙斗的幽香更沁人心脾。一次，我問先生，他的《中國新文學史稿》是怎樣寫出來的。他對我說，那本書是逼出來的，匆忙得很，但有一點自己很明確，他是完全依照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的體例寫成的，多以作品和史實為依據，少寫空泛的議論和分析，點到為止，不多渲染，要言不煩，留有余地，這些都得之于魯迅那本書的啟發(fā)。前些年，上海文藝出版社要修訂再版這部書時，先生讓我?guī)椭抻啞拔逅摹睍r期那一部分，我問先生：“有些章節(jié)是不是要多加些理論評價和藝術分析的文字？”先生說：“不必大動，資料要嚴格核對，錯的就改過來，理論文字少加或不加，特別是那種長篇大論的分析更是要不得，史要有史的樣子，改多了就會面目全非了?！敝两襁@部《史稿》，仍能于眾多的現代文學史教材中卓然不群，獨具特色，于國內外葆有經久不衰的價值和影響，是與先生始終如一的嚴謹科學的治學態(tài)度和學風分不開的。

十年動亂之后不久，先生有感于一些現代文學史仍然是文藝思想斗爭加作家論，沒有什么太大的突破，曾幾次同我談到，最好能動手寫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論》，以蘇聯的《聯共（布）黨史》為藍本，史料要精煉扎實，對一些文學現象、流派和作家，作精當深入的理論探討，找出一些真正符合新文學發(fā)展的歷史規(guī)律來。我很贊同先生的構想，也頗感到應當做一名助手協助先生完成這一新的宏愿。但是后來自己教學繁忙，又轉入詩歌流派的教學與研究，也就沒有為先生實現宏愿盡微薄之力，至今想起來仍是倍感抱憾的。

先生經常告誡我，治現代文學史一個重要的信條：許多作家都還活著，研究文學史要同一些作家打交道，但不要太密切了。太密切了，固然可以得到許多第一手的資料，但是寫起東西來，就往往會身不由己地筆下留情，不大容易客觀了。不客觀，不科學，你的東西是經不住歷史考驗的。先生反復敲打我，不要研究哪一位作家，就過分地偏愛這個作家，連他的缺點和毛病也成了優(yōu)點了，不能為尊者諱。他常說，學術文章要講科學性，要實事求是，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不能搞成追悼會的悼詞，一切盡講好話。先生這種平平常常的談話中，體現了一位文學史家具有的精神與風度。

先生最痛恨的是不實事求是，不講科學的學風和態(tài)度?！八娜藥汀睍r期，魯迅“研究”、評法批儒，搞什么工農兵“摻沙子”，同知識分子一同注釋《魯迅全集》，先生也被“三結合”進去了?！八娜藥汀笨迮_后，這些摻的沙子都走了。王先生卻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不只一次對我講，在《墳》的注釋中，一位郊區(qū)公社來的農民，硬說《人之歷史》中的“黑格爾氏”是個女的，理由是農村婦女過去都叫“××氏”，你跟他說，這個人是個男的，“氏”是文言的用法，他就是不相信，以至爭論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弄得你真是哭笑不得！王先生由此感慨說，“三結合”簡直是亂彈琴！搞研究不用科學的方法就根本沒有什么科學可言了。先生極盼一些工農出身的作家能夠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先生同我講過一個“笑話”：一次文代會上，他同吳組緗先生在同住的房間里聊天，一位50年代就出名的作家前來看望吳先生，兩人正談論他們的老師朱自清，那位名作家竟問道：“朱自清是什么人？我只聽說有個夏自清，從來沒聽說過還有個朱自清?！蓖跸壬v完這段插曲，便哈哈大笑起來，而且如往常最激動時的習慣，往嘴里“哈、哈、哈”地抽氣，然后用手抹抹眼角笑出的眼淚，不無沉痛地說：“我們一些作家文化素養(yǎng)不高，又不肯下苦功夫學習，文學水平怎么能上得去呢。這樣下去，倒真是中國新文學的悲哀了！”

1986年6月，在清華大學召開聞一多學術討論會。會上，我沒來得及寫學術論文，被逼著作了個即興發(fā)言。我談到，聞一多先生雖然留學美國，卻沒有接受西方現代意識的洗禮，而過分地固守偏愛東方文化美，由于他有一種歐化的恐懼病，他在美國意象派運動高潮中接受的影響甚微，他詩歌創(chuàng)作可以達到浪漫主義的高峰，而在現代主義門檻面前卻止步了。過分固守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心理使他未能肩起詩歌藝術現代化的責任。會議結束以后，到王先生家里聊天的時候，先生幾年里頭一次如此嚴肅地對我說：“我轉達一個意思，參加會的許多老先生，都不同意你發(fā)言的意見?！蔽艺f：“我理解他們的意見。”我知道先生說的話是很婉轉的，其實是對我缺乏深入研究而輕率下結論這種非科學態(tài)度的批評。我在慚愧中又一次感到先生對自己學生出于愛護的敲擊。

1985年5月20日，我到先生家談剛剛去武漢參加聞一多學術討論會的情況。王先生那天心情非常好，為我打開了回憶的閘門，說了一大堆關于聞一多、朱自清兩位先生以及自己同他們關系的話?；貋砗笪矣脙蓚€晚上作了追記。其中特別值得提到的是，王先生對我說：“研究歷史最重要的就是要實事求是，聞一多先生受羅隆基的影響走上進步道路。羅隆基是搞政治的，皖南事變后他到昆明，同聞一多來往很多，拉聞一多加入民盟。當時陳果夫到云南，來勸高級知識分子入國民黨，馮友蘭、雷海宗等人都加入了，聞一多也為之心動。他為此找朱自清先生，朱先生不同意，聞一多也就作罷了。聞一多犧牲之后，許多文章都說朱自清先生受聞一多的影響，朱自清先生看了之后很生氣。朱先生一直是支持進步的，‘一二·九’時曾多次冒生命危險掩護進步學生?！蓖跸壬终f：“聞一多熱情外露，他是詩人、學者、民主斗士，幾個階段很分明。朱自清先生不同，他更內向一些。他一生皆是詩人，一生皆是學者，一生皆是戰(zhàn)士?！闭f這段活時，王瑤先生是很激動的。這番藏在心底的聲音，說明王先生不是在為朱自清先生辯護，而是在為歷史的真實辯護，在為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辯護。

王瑤先生對學生的創(chuàng)造精神總是熱情鼓勵的。即使意見相左，他也抱極寬容的態(tài)度。他喜歡說一句話：“我可以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是我堅決捍衛(wèi)你發(fā)表意見的權利?！贝朔N精神，我深有感觸。我1964年撰寫有關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畢業(yè)論文時，對一些觀點先生并非完全贊同，答辯之前我心中打鼓，擔心通不過。但在答辯中，先生的評語對論文還是作了很高的評價，并認為達到了發(fā)表的水平，建議我修改后給刊物發(fā)表?？上菚r氣候已不允許，整整隔了十四年后方得以與社會見面，觀點已十分陳舊了。1983年我在東京大學講學時，曾應邀在全國哲學學會的例會上作了關于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問題的學術報告，后來整理成文，文中引述了我所不同意并與之商榷的許多意見，注明了出處，其中就包括王先生在天津魯迅國民性思想討論會上講話中的意見。后來這篇文章收在紀念先生七十壽辰的論文集中出版了。一次我問王先生，有什么意見。先生說：“學術上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有了不同意見，既不能依靠某個權勢者的命令，也不能等待哪一位學術權威的裁判。學術的真理要自己思考，要允許時間去考驗?！毕壬鷮ξ野l(fā)表與他相左的意見，沒有絲毫的怨意，即使先生明白我的意見不一定是正確的。前幾年里，我研究和講授象征派詩歌，1982年將講稿整理成《中國初期象征派詩歌研究》一書，交給出版社后，出版社擔心會不會有什么問題，要請老專家寫一份學術意見。書稿送到先生手里，他認真翻閱之后，很快就寫了一份意見，對這本書填補學科空白和學術上的開拓性的價值作了充分的肯定。我知道先生一直堅持文學與人生時代聯系的以人民為本位的文學觀，對于象征派詩向無太多的藝術好感，但他寫了熱情肯定的意見，還慨允將這篇意見改成該書的序言，這種更多的是對發(fā)展學術的寬容精神遠超過師生之間的私人感情。我常常想起先生對我講的一件軼聞：當年北大教授劉文典在課堂上講，陳寅恪每月月薪值三百元，我只值三十元，沈從文連三塊錢也不值。先生說沈從文是講現代小說的。劉文典瞧不起這門學問，這就太褊狹了。不能以一種尺度去衡量學術研究。你的學問要別人承認它的價值，總要有個多元的標準，有個時間和歷史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