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下的王瑤先生

王得后

聽說，我沒有親見，王瑤先生中年的時候還是西裝革履，并且叼著煙斗的。這是真的。大概是1988年吧，有一天晚上我們去拜訪先生。臨告別，先生讓蘊如師母拿出一套五張照片送給趙園和我，上面已經題好詞。其中1961年的全身像，就是筆挺的西服，烏黑的頭發(fā)，而且特濃密。那張頭像的輪廓，長長的臉，稍尖的下巴，乍一看，像50年代我們熟悉的一位蘇聯(lián)詩人。不過王先生的眼神是嚴厲深邃的，但并不看著你，也不像在沉思，挺怪的。先生彌留的時候，不能說話，寫了許多要說的話，三言兩語，斷斷續(xù)續(xù)的。有一段給大女兒超冰的，說：“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許多問題，自以為很深刻，但不必說，不如癡呆好！”我懷疑“不必說”其實是“不能說”。對了，先生那照片上的眼神，就是冷冷的清醒的專注的眼神，卻又向內吸收自己的所見所思的樣子。這些，自然是現在對著照片的遐想。那天晚上雙手接過照片，略一翻檢，心情是別樣的沉靜，而且奇怪：為什么現在送這一套照片呢，題好了詞的？

我認識王先生的時候，他已經“華發(fā)滿顛，齒轉黃黑”了。那是1976年，“最高指示”創(chuàng)建“魯迅研究室”的時期。李何林先生從天津南開大學調到北京，出任魯迅博物館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又指定從全國幾個省市借調十幾二十個研究人員，而王先生內定為研究室副主任。莫名其妙的是，王先生就在北京，卻遲遲未能報到。我從天津來，反而捷足先登，竟是第一個。于是經常盼，經常念叨：王先生怎么還不來呢？那時我們有政治局批準的八大研究課題，真所謂“極其”繁重而且緊迫呵。

世事就是這樣，隔岸觀火，好像一切都明明白白簡簡單單似的；身在旋渦之中，反而稀里糊涂，手足無措。分明有“紅頭文件”，而且“圈閱”了的，可王先生就是調不來。一方“看來他們是不想‘放’，又不愿說‘不放’，因此拖拖拉拉，不解決問題”；一方則只有天曉得。王先生有點尷尬，有點焦急，有點寂寞。他在信里說：“我個人只能‘一切行動聽指揮’。但‘拖’得太久也不好。我希望文物局他們早點與北大商談。估計北大現在是不會斷然不放的?！庇终f：“我的借調事?lián)贝笾形南悼傊дf，已同意借調，但須對北大指導研究生工作有所兼顧，實際上目前并無研究生，何時招考也說不定。我想魯研室方面可以同意。但究竟如何解決，則只有待領導安排而已。”一年多之后，王先生終于被“安排”到了魯研室，算是“借調”。我們這先期“借調”的一批，有的去掉了“借”字，留下來；有的打道回府了。

于是每星期有那么幾天，上午八九點鐘左右，王先生從接他上班的轎車里出來，一手拿著或挾著深褐色的大皮包，叼著或拿著煙斗，一搖一搖上得二樓，走進他的辦公室。下午五點鐘，王先生又一手拿著或挾著深褐色的大皮包，叼著或拿著煙斗，一搖一搖快步走進送他的小轎車，綠色上海牌的小轎車，回到北大去。這五點鐘，是準時的。這是李何林先生的脾氣。要不是北大路遠，接王先生的車開出得遲，早上也會八點上班的。王先生有個晚上讀書、看報、寫作到深夜而次日晚起的習慣，臨到該上班的時候，可以想象他的辛苦。

王先生一進辦公室就很少出來。不串門，不談笑，也很少開會。要不開會的時候輪到他不上班，要不開的會只談室里的行政事務，與他無關，他不來。只有中午吃飯的時候，能夠見到王先生，拿著一副碗筷，和我們一道排隊買飯。很快地吃完，涮涮碗，走了。

王先生的辦公室是室里最簡單的。因為我們的大都兼作寢室，內容豐富，也頗有氣氛。王先生的卻名副其實，只有一張辦公桌，一把椅子，一對簡易沙發(fā)和配套的簡易茶幾，一個書柜里面空空蕩蕩。王先生就在這樣的辦公室坐了兩年，指導我們研究，回答提出的疑難問題，審閱集體編著的《魯迅年譜》。

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會期間，茅盾、周揚聯(lián)合發(fā)起成立全國的魯迅研究學會，境外的傳媒沸沸揚揚，著實熱鬧了一番，接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成立魯迅研究室，大家戲稱為“東魯”。因為原來的在西城，借住在西黃城根，是為“西魯”?！皷|魯”決定把王先生調過去。這回是雷厲風行，立竿見影。傳媒沉默著，私下里還是有議論。甚至傳說，“東”“西”要合并。1980年5月25日王先生來信說：“我離開那天恰好你們開會，我原擬找您聊天，未能如愿。”嗚呼，一點記憶的影子都沒有了：室里是不是開過“歡送會”？不過這種照例心存腹誹，口唱諛詞的會，王先生是討厭的，而且也不合李先生的脾氣。

我常?；匚逗屯跸壬谝黄鸬耐隆？稍隰斞惺业膬赡曛挥浀脙杉?。一次我去王先生辦公室請教一個魯迅所引古籍中的問題。敲過門，應命進去。王先生坐在滿室煙霧中看東西。他抬起頭聽我問完，摘下秀瑯架的老花眼鏡，直白地告訴我不知道。我一下愣了，不知如何是好，鞠個躬退出來，比在室內聞著煙味還難受，也頗生氣。一次吃中飯的時候，王先生在排隊，我走過去告訴他大家正爭論的一個熱門話題：瞿秋白到底是不是叛徒？并問王先生的意見。王先生脫口就說：這是中組部的事情。我的心一震，真像醍醐灌頂似的，許多曖昧難解，三番四覆的疙瘩全解開了。

不記得什么時候，也不記得為了什么，怎樣走進王先生的家，到北大鏡春園76號去拜訪王先生的。但他給我碰的那個大釘子，每每想起都心顫，當時是氣得決心不再踏進那個門的。

王先生住在一個獨立的四合院里。門口有一對比我還高的石獅子，這種權勢的象征頗不一般。后來才知道這里曾是黎元洪的別墅。進門一個大院子，有高大的柏樹，有青翠的竹子，有蓬勃的雜草，因為沒有人再來修葺了。東西房住了好幾家，北房王先生也只住西邊的小一半。后來落實政策又加了連接客廳東邊的一小條，兩米多一點寬的，橫放一張床就差不多齊了。王先生用作書房，取了個名字叫“竟日居”，是把“鏡春”兩個字拆散來的。有人作過演義，頭頭是道。但王先生心里怎么想的呢？我沒有聽他說過。他自己很得意這個名字是感覺得到的，因為他平常幾乎不寫毛筆字，這回卻用毛筆寫下了這個名字，而且掛在案前；他又想用“竟日居文存”的書名編輯他的文章，——這是他得力而且得意的高足又是助手的理群兄告訴我的，可見很不一般。

王先生的客廳很大，很高，夏天陰涼，冬天很冷，——直到1987年才接上暖氣；不知是“殊遇”，還是落實政策。那部電話確是落實政策才給裝的，而且是王先生強烈要求的碩果。在裝暖氣的前一兩年，北大要給知識分子落實政策了，決定給教授裝電話，但必須是一級教授。王先生雖說在“文化大革命”時就被北大中文系定為“反動學術權威”，1981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聘為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但教授還不是“一級”。可王先生50年代就裝了電話的，這電話是“文革”革掉的?！奥鋵嵳摺?，名副其實。王先生通知我裝上了電話，分機號很好記：“三五九旅（3590）?！蔽伊⒓磁苋タ此?。他開懷大笑，告訴我這樣的經過。

王先生的客廳擺著一套明式紅木家具：大書案，八仙桌椅，書柜。有一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箱裝四部叢刊。西墻上掛著三幀條幅：靖節(jié)先生畫像和《歸去來辭》全文；魯迅《自嘲》詩手跡的水印木刻；沈尹默先生書贈的墨寶?？蛷d中央按凹字形放著一組沙發(fā)，沙發(fā)前是茶幾，茶幾前是一架彩電。

王先生接待我們時，家里是非常非常安靜的。王先生叫人斟滿一壺茶，茶來人即退下，王先生再往杯子里斟。偶爾有家人從外面進來，都是輕輕地側身走過去。唯一的例外是先生的孫女王宜，兩三歲吧，她敢于闖進來，敢于爬到王先生身上去，敢于打斷王先生和客人的談話。王先生也任她嬉戲，設法哄她。

我的釘子于是乎也就來了。

我喜歡小孩，無論師長的，朋友的，同事的。我喜歡教他們直喊我的姓名，常見的喜歡帶一塊巧克力什么的去送他，王振華先生就曾戲呼我為“巧克力伯伯”，沖著他的孫子。我既然知道了王宜，也就興之所至，忘乎所以。那次當我告辭的時候，拿出一塊巧克力來給王宜。先生立刻變臉，陰沉著，推開我的手，厲聲說：“別來這一套?！焙秒y受呵。

后來師母告訴我，王先生連兒女親家都不走動的。雖然，先生多次同我談到過，他怎樣操心女兒的婚事，怎樣為她奔走。

后來王先生去昆明，去東北，去香港，總帶給我一盒茶葉，一條領帶什么的。1984年赴日本講學回來，特地請師母拿出一只帶回的皮包給我，并說，還有一只給錢理群。

1987年我去日本。行前問王先生需要帶什么不，先生說清理煙斗的玩意兒折了，遇上帶一只回來吧。在東京，我告訴王先生的日本研究生尾崎文昭君，他陪我著意找了一家專賣店，我倆挑了又挑，挑了兩種兩件。先生見了，很高興。

現在，清理煙斗的物件沒用完，先生卻已走了。那時怕一件不夠用，先買兩件，還想再要再買的。先生送我的皮包已經修補了兩次。趙園說了幾次該換，該換，換什么呢？不過，總有一天得換的吧。

王先生的心情愈來愈開朗，思想愈來愈活躍，社會活動愈來愈多，興致也愈來愈高了。

新加坡一華文日報請先生題詞，王先生用毛筆寫了一首七律：“嘆老嗟卑非我事，桑榆映照亦成霞。十年浩劫晷虛擲，四化宏圖景可夸。佳音頻傳前途好，險阻寧畏道路賒。所期黽勉竭庸駑，不作空頭文學家。”先生拿給我看，說從來不作詩，也不寫毛筆，詩既不好，字也難看，怎么辦。我說，您不是詩人，也不是書法家。人家求您，是想聽見您的聲音，看見您的手跡，這樣就好。先生從我捧讀著的手稿上抬頭看我，凝視了一眼，不說話。我說，這一張給我吧。先生正了正身子，穩(wěn)穩(wěn)地坐在沙發(fā)里，拿起了煙斗。

《中國新文學史稿》要重版了。一次我一進門，先生招呼了一句，立即轉身匆匆從臥室拿出一疊稿紙，說我寫好了《重版后記》，你看看，我一下緊張起來，像面臨一場考試，站在書桌前讀起來。先生就立在旁邊吧嗒著他的煙斗。

我讀了一遍，又快速復了一遍，對先生說，很好，結尾很動人。我建議先生考慮：是不是把被批判被迫作檢查的事點一句？吐一口惡氣！先生拿過稿子，走進臥室。很快，快得驚人，就出來了。指著加的一句問：怎么樣？我看原來寫著：“本書出版較早，自難免‘始作俑者’之嫌，于是由此而來之‘自我批判’以及‘檢查’‘交代’之類，也層出不窮?！庇谑窍壬昧ξ鵁煻?，快活地談別的話題。

清華大學的校慶，王先生是非去不可的。有幾次他推掉別的活動，有幾次他事先提醒我。有時談起他的導師們，不僅帶著深情的懷戀，也有對清華教授優(yōu)裕生活給人影響的清醒分析。偶爾涉及身居高位的同學，三言兩語，談鋒明快，沒有絲毫過眼云煙的感懷?！肚迦A1934—1938—1988紀念刊》出版了，先生拿出來給我看，笑著告訴我，每個人非寫一段《自我介紹》不可，二百字，你看。我埋頭讀了很久。我感覺到王先生穩(wěn)穩(wěn)地靠在沙發(fā)上，咬著煙斗看我。他一定猜得到，我心里多么贊賞，驚嘆。終于我念出“邇來垂垂老矣，華發(fā)滿顛，齒轉黃黑，頗符‘顛倒黑白’之譏；而濃茗時啜，煙斗常銜，亦諳‘水深火熱’之味”一段給先生聽，并說“似猶未失故態(tài)”，寫絕了，妙不可言。先生不說話，也不笑，端起茶杯，很響地咕嚕咕嚕喝干了。任我給他又續(xù)上一杯，只客氣地伸過手來擋一擋。

在王先生家和王先生聊天，是一種享受，是一大樂趣，和聽王先生講演不一樣。王先生有山西口音，講演是愈講愈快，愈講愈陜，幾分鐘后就憋住了，講不出來，于是喀喀喀幾聲，自顧自啊哈哈哈哈放聲大笑，聽講的多半沒聽懂，也就不跟著發(fā)笑。這并不影響王先生的情緒。他照樣再來一次，再來一次，直到講完為止。可王先生聊天，從容不迫，話并不難懂，說到痛快處，他笑，我們也笑，完全是“同聲相應”。我曾琢磨過，王先生講演為什么會那樣？我想，王先生是善于思考，又富機智，日積月累，腦子里充滿了見解。待到講演，腦子運轉快，口里吐字慢，他不但不自我調整，反而迫不及待，一發(fā)而不可收。像打機關槍，先是點發(fā)，接著連發(fā)，一連發(fā)就卡殼了。

王先生聊天，無所不談，無所顧忌。他鄙夷的人、文，也毫不淡化自己的鄙夷。他每天看報到深夜，又看得特仔細，似乎對期刊的出版廣告，尤其著意。因為他經常談誰誰誰發(fā)表了什么文章，卻又說明他沒看，是廣告上的目錄。

王先生憎惡大批判式的文章。有一次談到一個人說，他是靠大批判起家的，只會寫大批判，別看他觀點變來變去，還是大批判，這種東西是留不住的。王先生臨終前，病到不能說話，寫給巴金的祝壽詞說：“最近十年，巴金學術研究收獲頗大，其作者多為我的學生一輩，如陳丹晨、張慧珠等，觀點雖深淺有別，但都是學術工作，不是大批判，這是迄今我引以為慰的。”

一次王先生拿出剛收到的一份報紙，指著頭版頭條一篇大塊文章說，你看，連《白話文學史》都不知道是胡適寫的，張冠李戴，書大概也沒看，就發(fā)議論，而且宏觀的。

大凡文學界爭論的問題，王先生都很注意，也幾乎都談。他支持“重寫文學史”，他支持重新研究過去被冷落的作家，他堅持文學史的分期是有歷史發(fā)展的階段性的質的標志的……許多見解，脫口而出，“出語多諧”。這時他自己先笑，我們也笑，他就笑得更響。我?guī)状蝿癯嘀鲃觼砺犕跸壬奶?，記一記那些很難復述的語言。可惜我懶，她也懶，大家都“得意忘言”了。

王先生特別喜歡談時事，談人文景觀，談社會現象，談改革。國際國內，海峽兩岸，從紅頭文件到報紙電視到小道消息到流行民謠，無不津津樂道。他不是簡單地重復，是談字里行間或字面的意味，彼此的聯(lián)系和微妙的差異，以及歷史演變的軌跡。王先生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民盟中央委員，偶爾也談一點軼事，大概學習建國以來的歷史決議的時候，王先生談到老先生們學習特認真。在一次學習了一周的總結會上，一位老先生發(fā)言表示：經過學習，懂得了凡是正確的就是毛澤東思想，不正確的就不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集體創(chuàng)造的，毛澤東自己的思想不一定就是毛澤東思想。我都懂了。只有一個問題還沒有懂，到底什么是正確的思想？于是全組肅然。有一次王先生指給我看一家大報頭版報道中的一句話：“不說白不說，說了不白說”，告訴我這是批他的。他說，他這次在政協(xié)小組會上說了“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他批是批了，可沒有說清楚為什么說了不白說，還是說了也白說。

王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年，是1989年。他12月13日客死在上海，差一點就度過這個1989年了。

這一年我去北大看望王先生的次數特別多，可現在什么也想不起來。想了幾天了，一切都還是模模糊糊。王先生原來好像沒有什么胡子，可為什么老閃著他胡子拉碴的樣子？有一陣他好像怕看電視，可我隱隱約約記得他對我說過他很想看電視的。夏天他住過病院，好像一直沒有康復，可我仿佛看到他是一個人爬上虎丘山又去上海出席巴金學術討論會的。王先生是很達觀的，可我分明記得看到他流眼淚了，手里拿著包子吃不下去。想起來了，那是4月28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開的紀念“五四”七十周年的會上，中午吃飯的時候。在會上他如數家珍念了一串名字和他們的年齡：“五四”的時候，陳獨秀四十歲，魯迅三十八歲，周作人三十四歲，李大釗三十歲，胡適二十八歲，郭沫若二十七歲，葉圣陶二十五歲，郁達夫二十三歲，冰心最小，十九歲。說新文學是一批青年人搞起來。當時大家非常驚訝：他的記性這樣好，他的思想這樣年輕。

可是，這樣年輕的王瑤先生，竟沒有度過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