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園政治與

后殖民小說

第一節(jié)　“家園政治”命題：線索清理與討論

首先，我們務必明確一個前提：“家園政治”是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地理學問題，因為文化地理學就是研究地形、權力、表征三者之間的互動問題，而家園就屬于“地形”的重要構成元素之一。換言之，“家園”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然客體，而是一個通過“權力”，以一系列“表征”性符號為媒介通道所建構的“主體想象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家園建構都是“政治性的”（political）。它涉及身份、地點之間的基本聯(lián)系和流動、變遷、變化之間形成的更為復雜的關系。^【1】

“家園政治”（the politics of home）命題之淵源可追溯至中世紀著名學院派神學家、神秘主義學派開創(chuàng)者圣－維克多的雨果（Hugo of Saint-Victor或Hugh of Saint-Victor, 1096—1141）在《世俗百科》（Didascalicon, 1127）中的一段敘述：“發(fā)現(xiàn)世上只有家鄉(xiāng)好的人只是一個未曾長大的雛兒；發(fā)現(xiàn)所有地方都像自己的家鄉(xiāng)一樣的人已經(jīng)長大；但只有當認識到整個世界都不屬于自己時一個人才最終走向成熟?！?sup >【2】這里的“家園”顯然已不是情感意義上的家園，而是理性或哲學思考意義上的家園，指向“離鄉(xiāng)背井”、“異鄉(xiāng)”、“放逐”、“流亡”、“無家可歸”等層面。接下來的一段文字更加突顯這些意義：“稚嫩的人把自己的愛固定在世界上的一個地點；茁壯的人把愛擴展到所有的地方；完美的人則使愛消逝殆盡。我從童年起就居住在外國土地上，明白告別農(nóng)舍那微弱爐火時的悲痛心情，而且也知道，后來對那些大理石壁爐和鑲嵌著面板的客廳，心里又是怎樣不加掩飾地不屑一顧?！?sup >【3】這位神學家還撰有《基督教奧義論》（De Sacrementis Christianae）、《格言集》（Summa Sententiarum）等著作。由神學家圣維克多的雨果開創(chuàng)的家園話語，走過了近800年的喑啞期后，進入現(xiàn)代，開始有較大進展。這似乎可以以20世紀初精神分析大師弗洛伊德的論述為開端。

1.1　20世紀80年代前資源

20世紀初，奧地利精神分析大師弗洛伊德提出，“家園”有時與一種“暗恐”（unheimlich）密切相連，與一種“非家幻覺”密切相連——德語詞“unheimlich”不僅可譯作英文詞“uncanny”（暗恐），也可譯作英文詞“unhomely”（非家幻覺）。^【4】1916年，“西方馬克思主義”之父、匈牙利思想家盧卡奇通過自己在馬克斯·韋伯指導下完成的著作《小說理論》（The Theory of the Novel）提出，“所有的小說都是患‘戀家癥’的（All fiction is homesickness）”^【5】。小說建構了一個此岸世界，其中，“在彼岸世界之外，每一個迷途的漫游者都已經(jīng)找到期待已久的家園；每個漸行漸弱的孤獨之聲都被一個聆聽它的歌隊所期待，被引向和諧，并因此成為和諧本身?！税都覉@的每一個居民都來自于此岸世界，每一個人都因命運之不可抗拒的力量而與這個家園相連；但是，只要當每一個人的路已到了盡頭，路也因此變得富有意義的時候，他才認得這個彼岸，才看見了它的脆弱和沉重”^【6】。這是一個“革命性”的命題，從哲理層面來看，這種“家園”是建構在“總體性”的向往之中的。現(xiàn)代德國著名思想家海德格爾在30年代認為，“家”遠非一般意義上的居所，它在根本上指人生存的世界。人是一種特殊的存在者，與所有別的存在者都不同，因為他必須生存于世界之中，別的存在者則沒有這種“必須”。^【7】即是說，人之為人，必得在特定的生存關系中存在或生存。但這種生存關系并不自在，它是人創(chuàng)造或認可的，人之為人亦非天生，他是在特定的生存關系中生成的。從這種意義上看，人類的歷史和個人的歷史都是某種生存關系中生成的。從這種意義上看，人類的歷史和個人的歷史都是某種生存關系史。^【8】所以，在海德格爾那里，“家”指“世界大廈”，這一“世界大廈”即天地人神的“四方關聯(lián)體”，因此，“歸家”就是回到天地人神的關聯(lián)之中，回歸到作為命運的“中間”（die Mitte）^【9】，而“這個中間之所以叫中間，是因為它起著中介作用：它既不是大地，也不是天空；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蟮睾吞炜铡⑸窈腿说摹鼮槿岷偷年P系’可能成為更無限的。因為非片面的東西可能更純粹地從那種親密性中顯露出來，而在這種親密性中，所謂的四方得以相互保持”^【10】，促使“親在”（Das Sein）走向“在”（Sein）。與此同時，1931—1979年期間，一批經(jīng)典的民族主義文本對“家園”話語的構建做出了令人難以忘懷的貢獻，如卡爾頓·海斯（Carlton Hayes）的《現(xiàn)代民族主義演進史》（1931）、《民族主義：一種宗教》（1960），漢斯·科恩（Hnas Kohn）的《民族主義：意義與歷史》（1955），埃里·凱杜里（Elia Kedourie）的《民族主義》（1961），尼奧拉德·都伯（Leonard W. Doob）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論二者的心理學基礎》（1964），安東尼·D. 斯密斯（Anthony D. Smith）的《20世紀民族主義》（1979）等等?！懊褡逯髁x運動”是其中的唯一意識形態(tài)框架，均將“空間”想象為“家園”，盡管“民族”等同于“家園”會招致幾分“危險”。其中，美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在1971年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形式》（Marxism and Form）中設置專章“瓦爾特·本雅明或懷舊”（“Walter Benjamin; or, Nostalgia”）來討論“家園”：“從本雅明文章的字里行間流露出來的那種憂郁——一個人的消沉、職業(yè)的挫折、局外人的沮喪、面臨政治和歷史夢魘的苦惱等等——便在過去之中搜索、想找到一個適當?shù)目腕w，某種象征或意象，如同在宗教冥想里那樣，心靈能讓自己向外凝視著它，在里面覓到短暫的、哪怕是審美的寬慰?！谖铱磥?，瓦爾特·本雅明的思想，最好理解成一種諷喻的思想，一系列平行而不相連續(xù)的深思的層面……對于我來說，本雅明的著作仿佛鐫刻著一種痛苦的勉強，他力圖達至某種心靈的整體性或經(jīng)驗的統(tǒng)一性，而歷史境況卻處處都有可能把這種整體性或統(tǒng)一性粉碎?！?sup >【11】這里，家園＝憂郁＝個人的消沉、職業(yè)的挫折、局外人的沮喪、面臨政治和夢魘的苦惱＝過去＝心靈＝審美的寬慰＝痛苦＝心靈的整體性或經(jīng)驗的統(tǒng)一性被粉碎。1978年，當代著名的巴勒斯坦裔美國批評家薩義德在豐碑式著作《東方學》（Orientalism）中首先將家園話語推向了批評層面：“一個人離自己的文化家園越遠，越容易對其做出判斷；整個世界同樣如此，要想對世界獲得真正的了解，從精神上對其疏遠以及以寬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條件。同樣，一個人只有在疏遠與親近二者之間達到同樣的平衡時，才能對自己以及異質(zhì)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斷?！?sup >【12】這明顯地復寫了圣－維克多的雨果的家園話語。即是說，在薩義德的心中，家鄉(xiāng)可泛指世界，世界是一個大的家園，只有在這樣的寬闊胸懷中，在“流放”與“放逐”中才能真正認識到小家（民族／國家）心理的狹隘。^【13】它指向“東方學”歷史發(fā)展中的一個階段，“直接回應的是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對自我擴張的、非道德的、具有技術專門化傾向的人文文化……所構成的威脅”^【14】。

1.2　20世紀80年代資源

法國當代學術界一代宗師米歇爾·福柯于1982年提出了“空間—知識—權力”模式^【15】：在這里，空間乃權力、知識等話語轉(zhuǎn)化為實際權力關系的關鍵。?？氯缡钦f：“我們所居住的空間，把我們從自身中抽出，我們生命、時代與歷史的融蝕均在其中發(fā)生，這個緊抓著我們的空間，本身也是異質(zhì)的。換句話說，我們并非生活在一個我們得以安置個體與事物的虛空（void）中，我們并非生活在一個被光線變幻之陰影渲染的虛空中，而是生活在一組關系中”。^【16】這首次將“空間”問題推向后現(xiàn)代層面即所謂“后”學層面，“家園”問題也隨之進入所謂“后”學層面。戈溫德林·萊特（Gwendolyn Wright）、保羅·雷比諾（Paul Rabinow）等學者于同一時間也提出“權力的空間化”命題。^【17】他們在充分引述?？碌脑捳Z之后，明確提出：“在現(xiàn)代的權力形式下，空間的中心性……可能更具關鍵性。一部完全的歷史仍有待撰寫成空間的歷史——它同時也是權力的歷史（此兩詞都是復數(shù)）——它包括從地緣政治學的重大策略到細微的居住策略；它包括在機構（制度）建筑中的教室和醫(yī)院的設計，以及其中的種種經(jīng)濟與政治的安排”。^【18】1982年，艾芙琳·托頓·貝克（Evelyn Forton Beck）編輯相關論文集《可愛的猶太女孩們》（Nice Jewish Girls, repr., Boston: Beacon Press），標志著對“家園”（home）／“家庭生活”（domesticity）所進行的首次學理化嘗試。1983年，英國學者厄內(nèi)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推出《民族與民族主義》（A Typology of Nationalism）一書中指出：“可以本著一種倫理的、‘普遍的’精神來維護民族主義原則。抽象的民族主義原則可能并且有時的確存在，他們不把自己的民族性（nationality）看得過高，慷慨地向所有民族宣揚這種學說理論：讓所有的民族都不要把異族納入自己的政治居所。維護這種非利己主義的民族主義并不存在形式上的矛盾。”^【19】這表達了一種具有寬廣胸懷的“四海為家”的國際主義原則。民族主義等同于國際主義。同一年，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試圖理解民族所造成的深厚而強烈的個人歸屬感”^【20】，推出影響深遠的著作《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將民族“想象為本質(zhì)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21】他以深邃的視野闡述道：“它是想象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shù)的同胞，和他們的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連接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褡灞幌胂鬄橛邢薜?，因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們或許涵蓋了十億個活生生的人，他們的邊界，縱然是可變的也還是有限的。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把自己想象為等同于全人類?！褡灞幌胂鬄閾碛兄鳈?，因為這個概念誕生時，啟蒙運動與大革命正在毀壞神諭的、階層制的皇朝的合法性?！詈?，民族被想象為一個共同體，因為盡管在每個民族內(nèi)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最終，正是這種友愛關系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驅(qū)使數(shù)以百計的人們甘愿為民族——這個有限的想象——去屠殺或從容赴死”。^【22】這段引文昭示兩點：（1）“民族被認同于特定的領土，世界的某個部分，這個部分作為他們民族的歷史性家園對他們來說是有意義的”^【23】；（2）“民族主義與民族身份總是不但要建立在對一個共同體和他們可以居住在一起的領土的想象上，而且也建立在對如何把不適合的人排除出去并劃出邊界的想象上”。^【24】換言之，民族＝領土＝家園＝接納與排他。1984年，米妮·布魯斯·普萊特（Minnie Bruce Pratt）、艾妮·巴爾金（Elly Bulkin）、芭芭拉·史密斯（Balbara Smith）三人合作出版《你的身份在斗爭中建構：針對反猶太主義與種族主義的三種女性主義視角》（Yours In Struggle: Thre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ntiSemitism and Racism, New York: Long Haul Press）一書，從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角度對“家園”中潛在的權力化因素進行探討，特別質(zhì)疑了“經(jīng)驗”、“身份”、“政治化視角”三者之統(tǒng)一性。^【25】同一年，美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馬丁·杰伊（Martin Jay）在《馬克思主義與總體性：從盧卡奇到哈貝馬斯的概念歷險記》（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as to Habermas）中通過討論“懷舊和向往總體性”議題來研究“家園”：“‘總體性’確實已經(jīng)在西方文化的話語里享受著優(yōu)越地位。它同一些肯定性內(nèi)涵相呼應，已經(jīng)普遍地與其他充滿積極意義的語詞相聯(lián)系，如連貫、秩序、任務、和諧、富庶、共識、共同體等。同時，它又與充滿消極意義的概念相對比，如異化、碎片、無序、沖突、矛盾、系列化、霧化、疏離等”^【26】，并進一步指出：“現(xiàn)代是一個‘超驗的無家可歸’（transcendengtal homelessness）時期，人們居住在一個‘被上帝所擯棄’的世界——在這里，第一、第二天性……被不可改變地撕裂，人們將‘他們的自我塑造環(huán)境’看做牢籠而非充滿母愛的溫馨家園”。^【27】在這位理論家的眼里，家園等于“懷舊”、“向往總體性”和“無家可歸”。1986年，印度裔美國批評家荷米·巴芭撰寫的“播撒：時間、民族、敘事與現(xiàn)代民族的諸多邊緣”（"Dissemination: Time, Nation, Narration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一文，召回詹姆遜的“民族寓言”觀念，以發(fā)展自己的關于“移民者的隱喻性”（metaphoricity of the migrant）的論題^【28】，他指出，今天的現(xiàn)代民族被那些位居邊緣化空間的人們在諸多邊緣上書寫著，他們是“被殖民者”、“婦女”、“遷徙者”、“外來移民”，等等；加之，來自主流市民中的邊緣人士的差異，拒絕讀者強加的和諧——這些讀者認為眾多民族誕生于來自不同國度的共享一個“想象的共同體”的民族之中。^【29】同一年，康乃爾大學從事德語文學與女性研究的助理教授彼蒂·馬丁（Biddy Martin）、女性研究機構研究員江德拉·特爾培德·莫哈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二人發(fā)表了“女性主義政治：家園與之何緣？”（"Feminist Politics: What's Home Got to Do With It?"）之重要文獻。她們開宗明義地說道：“我們在1984年秋訪問了我們在朗吉堡、弗吉尼亞、印度孟買的各自的‘家園’之后，隨即開始進行這一項目——這些訪問充滿著沖突、缺失、記憶與欲望，我們均一致認為它們對于思考我們與女性主義政治之關系至關重要。盡管在我們的個人歷史、學術背景以及我們雙方所經(jīng)歷的移居等諸多層面上存在著重大差異，但是我們所共享的政治化—智識性位置，促使我們可能一起撰寫此篇論文。我們各自對米妮·布魯斯·普萊特（Minnie Bruce Pratt）的半自傳性敘事文本《身份：皮膚、血液、心臟》（Identity: Skin Blood Heart）的閱讀，正好成為我們徹底思考和開發(fā)女性主義理論與政治觀念的契機——這些觀念一直纏繞著我們。我們對以下問題頗感興趣：家園、身份、共同體之構型（configuration），……其作為概念、欲望的‘家園’的權力與感染力，其作為隱喻在女性主義書寫中的出現(xiàn)，其在新右派修辭學（rhetoric of the New Right）中的挑戰(zhàn)性在場”。^【30】阿德里安·弗蒂（Adrian Forty）也于同年推出另一部相關著作《欲望的對象：設計與社會1750—1980》（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1750—1980,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他從討論“對象的設計”入手來討論“家園”問題。他首先指出：“我們所用的幾乎每個對象物、我們所穿的大部分衣服、我們所吃的許多東西，均是一一被設計過的。由于設計似乎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就有理由去追問‘它確實是什么’、‘它設計什么’、‘它如何得以形成’之類的問題?！业臉嬒胧?，設計，在其經(jīng)濟層面、意識形態(tài)層面，是一個超越人們的通常認可的具有更加重大意義的行動”。^【31】然后，他明確論證道：“‘家園’既是一個遮風避雨的居所，又是一尊雕像。其容量的外觀能夠顯示出‘家’是什么、打算促使人們在其中做什么。有關‘家園’的觀念伴隨著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伴隨著時段的不同而不同。不過，在任何時間、在任何地方，對于家園‘應該像什么、在哪里、何為得體、何為不得體’之類的問題，可能會有一個一致的看法。關于在‘家園’中何為得體、何為美麗的構想已經(jīng)形成了供家庭使用的商品的設計。這一關系也沿著其他方向發(fā)揮著作用：設計既符合趣味方面的通常看法，也能告訴人們他們應該對‘家園’有何思考、他們在其中應該如何做到舉止得體”。^【32】不難看出，“家園”在這里絕非中立之所，是被他人建構的，被他人設計的，負載著濃郁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1987年，英國學者約翰·阿格紐（John Agnew）推出《地點與政治》（Place and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一書，系統(tǒng)討論文化、權力、地點三者之間相得益彰的關系?！八训攸c理解為有三個維度：地方（locale）（從事某一行為的地點，比如國會或城市）；位置（location）（置于廣義社會關系中的地點，比如與國家政治或全球經(jīng)濟發(fā)展相關的城市位置）以及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點的主觀維度），所有這些都必須在一起理解，所有的社會、經(jīng)濟、政治以及文化關系都被理解為在特定的地點內(nèi)產(chǎn)生的，都是由權力關系產(chǎn)生的。這里……重要的是……他所使用的語言以及他理解地點的方法，包括‘實踐’、‘方案’、‘慣常的社會交往’、‘束縛’、‘結構’、‘時空路徑’、‘莖節(jié)’等等”。^【33】南茜·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于同一時間推出專著《欲望與家庭小說：小說的政治化歷史》（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該書材料翔實，思考深刻，見解獨特，是一部探討“家庭文化政治”（the politics of domesticating culture）和“家庭小說政治”（the politics of domesticating fiction）的重要作品。阿姆斯特朗說：“‘家庭小說’從一開始就力圖廓清‘性關系語言’與‘政治化語言’，并在這樣做的時候，力圖引入一種新的政治化權力形式。這一權力伴隨著家庭婦女的出現(xiàn)而出現(xiàn)，并且通過她對所有那些對象與實踐——我們將這些對象與實踐同私人生活相聯(lián)系——的控制，來確立權力對英國文化的控制。這樣的婦女對家庭、休閑、求愛程序以及親緣關系行使著權力，在她的管轄下，人類身份的一些最根本性特征得以展現(xiàn)。將家庭婦女的出現(xiàn)視作政治史上的大事件，正像它可能出現(xiàn)的情況一樣，并不意味著用措辭來展現(xiàn)矛盾，而是來發(fā)現(xiàn)構成現(xiàn)代文化的悖論。它也是用來追溯具體化的現(xiàn)代欲望形式的歷史——在18世紀初期它改變了決定一個女性身上最重要的一切之標準。在無數(shù)的預計為女性而書寫的具有教育意義的小說論文和小說文本中，這種欲望形式伴隨著嶄新類型的女性的出現(xiàn)而出現(xiàn)”。^【34】這里，家庭—權力—欲望—女性四者被捆綁為一體，密不可分，是家園言說中的開創(chuàng)性突破。另外一位學者伽倫·凱普蘭（Caren kaplan）也在1987年的《文化批評》第6期（春季號）上發(fā)表“解構領土劃分：西方女性主義話語中的‘家園’改寫與流亡”（"Deterritiorializations The Rewriting of Home and Exile in Western Feminist Discourse"）一文。1988年，印度裔英國作家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的小說《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 New York: Viking）中公開指出“英國人的歷史就發(fā)生在海外”。^【35】這暗指英國人的家園就在海外殖民中。1989年，杰尼弗·沃爾奇（Jennifer Wolch）、米歇爾·迪爾（Michael Dear）二人合作編輯《地形的權力：領土如何鑄就社會生活》（The Power of Geography: How Territory Shapes Social Life, Boston: Unwin, Hyman）一書，“特別關注社會生活建構領土之方法和領土建構社會生活之方法。這些過程之間的彼此依賴性——社會—空間辯證法——能確保這一點：一個人如不指涉他者，就不能遭致理解。我們需要強調(diào)的是影響日常生活之社會實踐的地形權力。我們認為，此類建基于領土之上的實踐具有一種保護、堅持（即再造）社會關系的權力，而且還能超越這些關系，生產(chǎn)出重大的社會變化”。^【36】這里實際強調(diào)了與“家園”相關的空間政治化問題，走向了學科的“文化地理學”，只是未深入涉及地點、意義、抵抗之間的復雜難解的糾葛而已。

1.3　20世紀90年代資源

1991年，英國學者多拉·哈瑞維（Donna Haraway）在著作《類人猿、賽博人和女性：人性的重新發(fā)明》（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中將家園建構上的“搜尋的政治”界定為“能為當代美國女性主義者的政治化界定和自我界定提供場所的歷史的、地理的、文化的、心靈深處的、想象性的疆界（boundaries）”。^【37】因小說《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招來殺身之禍而不得不隱居的印度裔英國作家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僑居英國多年，失去了純粹的“印度性”，卻又不能完全認同殖民立場。從13歲那年開始，他一直過著“候鳥般”的生活，身體不斷“移位”，穿越印度、英國、巴基斯坦的國界，從孟買到倫敦再到卡拉奇，從東到西，處處有家，處處無“家園”。漂浮的、無根的、游移的生存狀態(tài)意味著拉什迪別無選擇，只能走進含混破碎的記憶深處，走進語言的烏托邦，用文字言說想象的家園?？鐕纭⒖缥幕纳罱?jīng)歷加深了作家的身份錯位意識和文化認同危機，讓他在東西社會之間、不同宗教之間、歷史與今天之間無所適從，不知所歸。他在1991年的“想象的家園”（“Imaginary Homelands”）一文中說：“像我這樣的流散作家（exiles，或emigrants，或expatriates），心頭可能總是縈繞著某種失落感，帶著某種沖動去回顧過去，尋找失去的時光……但當我們回顧過去時，我們會處于深深的困惑之中：離開了印度便意味著我們不再能夠找回業(yè)已失落的東西；我們創(chuàng)造的不是真實的城市或鄉(xiāng)村，而是看不見的想象的家園，即我們腦海里的印度”。^【38】即，對于身處英國的拉什迪來說，因空間的錯位，過去的歲月反倒成了永遠的家鄉(xiāng)，盡管那是一個失落于時間迷霧之中的失落城市中的失落的家（a lost home in a lost city in the mists of lost time）^【39】。拉什迪一連用了三個“失落”（lost），強調(diào)心理錯位。1992年，米歇雷·巴瑞特（Michele Barrett）和安妮·菲尼普（Anne Phillips）在選編的論文集《理論的“解固定化”：當代女性主義爭論熱點》（Destabilizing Theory: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中設置專章“女性主義的碰撞：‘經(jīng)歷政治’探尋”（"Feminist Encounters: Locating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再次討論家園“搜尋的政治”問題。同一年，安東尼·魏德勒（Anthony Vidler）承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評話語，寫出《建筑上的暗恐心理：論現(xiàn)代的“非家狀態(tài)”》（The Architectural Uncanny: Essays in the Modern Unhomely,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一書，從建筑的角度來討論“家園”問題。他如是說：“建筑，自18世紀終結以來，一直與暗恐觀念密切地關聯(lián)著。一方面，‘家’在文學藝術中，提供了一個充滿諸多‘再現(xiàn)物’、‘恐怖情形’的‘難以忘懷的’、‘迂回曲折的’、‘四分五裂的’的場所。另一方面，現(xiàn)代城市的錯綜復雜空間已被闡釋為現(xiàn)代焦慮的源頭——從進化、時疫等層面一直涉及恐懼、異化等層面；‘偵探小說’這種文學樣式就將其存在的價值歸因于此類恐懼——‘懸而未解的謀殺就是暗恐’，心理分析學家西奧多·雷克（Theodor Reik）如是說”。^【40】他同時又說：“但是建筑超越了此番巨大的夸張性戲劇角色，通過一種非類同的方式揭示了暗恐的深層結構，展示了‘似乎有家’與‘明確無家’二者之間的令人憂慮的滑動。正像弗洛伊德的理論詮釋的那樣，暗恐（uncanny／heimlish）在詞源學和用法上植根于家事的環(huán)境，因此展現(xiàn)了一系列有關自身、他者、身份缺席的身份認同問題——因此展現(xiàn)了暗恐在詮釋內(nèi)心世界與居所、身體與住宅、個人與都市方面的巨大能量。弗洛伊德將暗恐與死亡的沖動、閹割的恐懼、期盼回到子宮的不可能的欲望密切粘連，暗恐因此被詮釋為現(xiàn)代懷舊情結的主流因子——承載著深深地觸及著所有社會生活層面的相應空間感”。^【41】1993年，英國學者吉利安·蘿絲（Gillian Rose）在《女性主義與地理學：地理學知識的局限》（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London: Blackwell Polity,1993）一書中，從女性主義角度討論家園／日?？臻g的政治化含義。她指出：“對于女性主義者而言，女性所追尋的日常小事從來都不是無足輕重的，因為日常的這些表面平庸、瑣碎的事件被捆綁至與羈押女性的權力結構之中。對女性日?；顒拥闹T多限制，由社會期盼女性所成為的一切和因此去實踐的一切，所建構著。某個平常的日子遂成為一個夫權制得以重建與遭遇抗爭的競技場。用特里莎·德·洛瑞蒂斯（Terasa de Lauretis）的話說，就是，女性主義‘仍然更多的是一種日常生活政治。尖銳點就在那里：斗爭的意識、壓制與反駁的負荷’”。^【42】她還指出：“對于白人女性主義者而言，日?？臻g的一個最富于壓抑性的層面，是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區(qū)分。有關公共空間、私人空間二者最早的討論成果之一是凱特·米列特于1969年發(fā)表的一篇文章，其眾多論點表明很多女性主義者已將公共／私人之區(qū)分與夫權制權力粘連起來。米列特的文章系對維多利亞時代‘性政治’核心宣言書的一種解讀：……《論女王們的花園》（"Of Queens'Gardens"）一文是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1864年在曼徹斯特市政廳（Manchester Town Hall）所作的演講，標題中的‘女王們’是他觀眾心目中的資產(chǎn)階級女性。羅斯金在演講中解釋道：特定家園（the home）是女性應該棲居之處，因為只有男性才是實干家（doer）、創(chuàng)造者（creator）和發(fā)現(xiàn)者（discoverer）：相比較而言，女性是消極被動的、自我謙卑的、美麗優(yōu)雅的。正是這種自然的完美驅(qū)使羅斯金將女性描寫為花瓶。而她們的‘花園’，被諸多墻體所圈圍著，就是家園，他描寫為私人性的、家事纏繞的、陰柔嬌美的空間（feminine space），這一空間與男性的薪水工作—政治工作領地（the male sphere of waged work and politics）完全分離。……在羅斯金看來，無論女性在何處，均可成為家園——一個充溢著特殊品質(zhì)的空間、一個洋溢著靜謐與愛的港灣：雖然她打算被她的主人統(tǒng)治著，但她可以成為他的道德良知和道德向?qū)?，并因此在較廣的層面上影響著他的行動?！?sup >【43】羅斯金特別舉出莎翁作品《李爾王》之例子來討論這一問題。他說：“如果因此造成什么罪惡的話，又多是依靠女人的智慧和意志、品德來救贖，而且全都獲得圓滿成功。降臨到李爾王頭上的災禍就是源于其自身對決斷的渴望、魯莽的浮夸，以及對子女的不信任，要不是他把自己那個真正的女兒從自己身邊趕走，憑借她的人品和意志力足以把他保護起來免遭他人的陷害，而事實上，也正是這個女兒拯救了他”。^【44】根據(jù)特里莎·德·洛瑞蒂斯的思路，羅斯金開創(chuàng)了以超越男性性別為己任的西方女性主義批評話語的先河。

1994年，安妮·茨威特柯維琦（Ann Cvetkovick）、艾芙瑞·戈登（Avery Gordon）在共同發(fā)表的“別以我們的名義：婦女、戰(zhàn)爭、艾滋”（"Not in Our Names: Women, War, Aids"）一文中也從婦女、戰(zhàn)爭、艾滋三方面討論了家園問題。全文由兩部分構成：第一部分題為“戰(zhàn)爭機器與洗衣機”（"War Machines and Washing Machines"），由艾芙瑞·戈登撰寫；第二部分題為“抗艾滋之戰(zhàn)與中東之戰(zhàn)”（"The War Against AIDS and War in the Middle East"），由安妮·茨威特柯維琦撰寫。戈登在第一部分中說：“今天我很想從頭部與心臟（并且也可能是胃部）之間的某個部位開始同你們談話，因為它們說：在戰(zhàn)爭與和平時期，家園通常就是女性所居之處；因為它們還說：在戰(zhàn)爭與和平時期，家園就是心臟所居之處。我樂意間接地表明：海灣戰(zhàn)爭中生死存亡的一切就是‘我們棲居于家園中何處’和‘我們?nèi)绾螚佑诩覉@中’。我很想請你們思考三個問題：（1）戰(zhàn)爭機器與洗衣機之間的關系如何？（2）戰(zhàn)爭在何地爆發(fā)？（3）我們?nèi)绾螢橐粋€更美滿的家園而戰(zhàn)？”。^【45】她進一步指出：對于第一個問題，“你們中的一些人可能很清楚這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女性加入了獲取報酬的勞動力大軍，特別是軍需品行業(yè)的勞動力大軍，數(shù)量上對于白人中產(chǎn)階級、工人階級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在那里，她們學會了很多她們先前被剝奪的工業(yè)和工藝上的技巧，并且她們因為樂于為‘戰(zhàn)時努力’發(fā)揮作用的慷慨之舉而獲得‘政府宣傳電影’的致謝。這些鉚釘工們（Riveters）捍衛(wèi)民主，將成堆的碗碟洗刷之事束之高閣，戰(zhàn)后紛紛被送回家中繼續(xù)她們對構建‘嶄新美國世紀’（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貢獻：用微小的餐具端上凍干的食品，為年老體弱者貯存罐裝給養(yǎng)，轉(zhuǎn)變?yōu)橛牟煌瑢こ５暮诵目腕w——‘餐具’與‘炸彈’。白人中產(chǎn)階級女性通過照看她們各自的洗衣機，參與新一輪戰(zhàn)時經(jīng)濟建設——即我們?nèi)缃袼Q的軍事—工業(yè)聯(lián)合體——之際，被要求發(fā)揮著與五角大樓完全一樣的作用：高度警惕，為戰(zhàn)備隨時待命”。^【46】

茨威特柯維琦在題為“抗艾滋之戰(zhàn)與中東之戰(zhàn)”的文章中談到：“如何可能將艾滋……與中東之戰(zhàn)聯(lián)系起來？提出此類‘粘連’或許已經(jīng)成為一個越界的政治化問題，因為喬治·布什非常討厭接受‘薩達姆·侯賽因冒險侵略科威特’與‘美國支持下以色列登場于占領區(qū)’兩事之間的粘連，或者說，科威特作為一個國家的權利與巴勒斯坦為民族自決所作的斗爭兩件事情之間的粘連。為開創(chuàng)諸如此類的粘連，首先有必要思考‘戰(zhàn)爭’一詞之意義。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可以毫無困難地理解‘國內(nèi)之戰(zhàn)’（war at home）概念——這一用語不僅可用來描述反戰(zhàn)行動主義（antiwar activism），也可用來描述‘家事’問題。我很清楚這一點：經(jīng)常會發(fā)生以對女性的剝削為幌子的‘家中之戰(zhàn)’——不管它是采取公開的性暴力、家庭暴力形式，還是采取不能走近墮胎、保健、兒童保育、恰當?shù)刂Ц秷蟪旯ぷ鞯确矫娴妮^為含蓄的形式。作為一個對性的政治感興趣的女性主義者，并不難把這些女性問題與艾滋引起的諸多問題聯(lián)系起來——反對艾滋的斗爭已經(jīng)被同樣的對待性行為特別是同性戀行為的道德化與壓抑性的態(tài)度（moralizing and repressive attitudes）所阻礙著，而這些態(tài)度已經(jīng)嚴重地影響著女性”。^【47】她還說：“坦率地來看：為什么曾經(jīng)令人詫異的無數(shù)的艾滋病患者的死亡，被認為不如潛在的中東戰(zhàn)場美國士兵的死亡那么重要？投入至保護中東戰(zhàn)場上士兵們的生命和屠殺伊拉克市民的金錢，較之投入至對抗艾滋病行動中的金錢多得多；更多的媒體篇幅關注‘海灣的最后攤牌’（Showdown in the Gulf）而較少關注可能少有新聞價值的艾滋病患者（PWAS）——除了‘無辜的’兒童與白人中產(chǎn)階級異性戀者正在死亡之時刻——的死亡；更多的人帶著同情與對同胞和家庭成員的關注，收看有關戰(zhàn)爭的新聞報道，而較少收看有關艾滋的新聞報道——它們經(jīng)常可以推斷或激發(fā)一種對與行將死亡者進行合作的恐懼。我發(fā)現(xiàn)這些差異是令人心煩的。為什么艾滋病患者及其死亡仍然不為公眾所見，而美國士兵們被高度張揚，他們‘家園的缺席’（absence from home）由‘黃色勛帶’（yellow ribbons）的不斷遞增所彰顯著？”^【48】

顯然，在艾芙瑞·戈登眼中，戰(zhàn)爭與和平時期的“家園”就是“女性所居之處”、“心臟所居之處”，就是“戰(zhàn)爭中生死存亡的一切”；在安妮·茨威特柯維琦眼中，“家園”就是充滿“反戰(zhàn)行動主義”與“家事問題”的“國內(nèi)之戰(zhàn)”，就是充溢著公開的性暴力、家庭暴力和對墮胎、保健、兒童保育、報酬工作等采取隱性忽視形式的“家中之戰(zhàn)”，就是與艾滋病患者相媲美的美國士兵們的“由‘黃色勛帶’的不斷遞增所彰顯著”的“家園的缺席”。幾乎在同時，后殖民經(jīng)典批評家荷米·巴芭討論被殖民者游移的文化身份時，也深刻地談及家園問題。在他看來，“二者中的任何一種文化均沒有家園之感。這種棲身于兩種彼此沖突的文化中的‘無家’（homelessness）之感，巴芭稱作‘unhomeliness’——這是一個為其他一些后殖民理論家稱為‘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的概念。這種為兩種文化所摒棄的感覺或直覺，導致殖民主體／被殖民者（colonial subject/the colonized）成為心理上的避難者（psychological refugee）”。^【49】巴芭詮釋道：“非家幻覺”是“家和世界位置對調(diào)時的陌生感”，或者說是“在跨越地域、跨越文化開始時期的一種狀態(tài)”^【50】。巴芭的同行貝爾·胡克絲（Bell Hooks）對家園也有一番獨到的思考：“有時家園是無處可尋的。人們有時只知道極端的疏離與異化（extreme estrangement and alienation）。家園，然后，就再也不是一個固定的地方（place），而是不斷搜尋中的場所（locations）”。^【51】

而美國圣地亞哥加州大學英語文學與文化研究助理教授蘿絲瑪麗·瑪瑞戈莉·喬治（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于1996年首次從解構主義和后殖民批評立場正式提出了“家園政治”命題。她在專著《家園的政治：后殖民遷徙與20世紀小說》（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的開篇，首先推出盧卡奇的著名論斷：“所有的小說都是患‘戀家癥’的”（All fiction is homesickness）。^【52】

喬治女士開篇即說：“在上一個100年左右的歷史進程中，家園／家一國概念已經(jīng)在殖民者、被殖民者、新近獨立的民族、移民用英文撰寫的小說中，被重新固定化（re-rooted）和重新線路化（rerouted）。這些篇幅里所嘗試的一切就是通過一個不局限于‘第一世界’小說或‘第三世界’小說之類的單一項目的劃分，來對英文小說的核心層面——對‘家園’概念的投入（investment）局面——作出考察。這一項目，在‘全球化英文’的召喚下，集中考察一組不同的小說表征‘家園’意識形態(tài)（ideologies of 'home'）的方法和因此將這一動態(tài)問題由英國文學引入英語文學中的方法”。^【53】她接著又說：“將‘全球化英文’引入討論中，挑戰(zhàn)了迄今為止仍被編碼為‘英國文學’（即來自英倫三島的文學）、‘美國文學’（即美利堅合眾國文學）、‘世界文學’（英文本和翻譯本）三個分隔領域的特定的文學場和學科的邏輯。這些當然是富于巨大爭議的分類，但‘全球化英文’能改變這些富于爭議的術語——即便正在思考中的諸多文本保持著一致性。我將論證道：在全球化英文語境下對我們所認可的‘家園’的概念、結構的考察，能重估我們在英語語言中和在我們稱之為家園的空間中對歸屬問題的理解”。^【54】顯然，在她的多次不厭其煩的論述中，“家園”問題與作為強勢話語的“全球化英文”和“歸屬”問題密切相關，英語因此被賦予了一種濃烈的語言政治色彩。

而對于到底何為“家園”？喬治女士首先作出界定：“家園”意謂著挑戰(zhàn)傳統(tǒng)英文現(xiàn)實主義小說中的那種充塞著“父權等級制”、“性別化自我認同意義”、“居所意義”、“慰藉意義”、“養(yǎng)育意義”、“保護意義”的私人化領域。^【55】她舉亞瑪·亞塔·埃都（Ama Ata Aidoo）于1977年撰寫的實驗小說《我們的姐姐吉爾喬伊；或，來自黑眼斜視的反思》（Our Sister Killjoy; or, Reflections from a Blackeyed Squint. New York: NOK Press）和米歇爾·克里夫（Michelle Cliff）于1987年撰寫的小說《沒有電告上帝》（No Telephone to Heaven. New York: Vintage Books）為例：前一部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在她的家—國正在經(jīng)受巨大重構的時刻，重新從異國的角度思考“家園”與“自我”的整體概念；后一部小說仍然述及通常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在時間安排慣例上的解體。這些小說均表明：“在‘商定’（negotiate）小說人物緊緊抓住的那些處于現(xiàn)實家園與想象家園之間的居所時，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很多準則受到修正”。^【56】她接著說：“‘家園’概念得以建構的基本組織原則就是‘選擇性接納與排他模式’（a pattern of select inclusions and exclusions）?！覉@’是建構差異之方式，諸多家園與家—國是‘具有排他性的’（exclusive）。家園……同性別／性行為、種族、階級一起，扮演著主體意識形態(tài)層面上的決定性因子（ideological determinant of the subject）。術語‘家—國’本身表達一個被認為是對主體的存在必不可少的復雜難解的意識形態(tài)機器集合物的概念（a complex yoking of ideological apparatuses），也就是‘歸屬’的概念，即擁有家園的和擁有自己居所的概念。但是，對‘家—國’的專門指涉昭示著言說者正在遠離家園。這種與人們力爭勘定的居所所保持的距離，……對明確定義的獲取是異常重要的?！褜さ恼巍╰he politics of location）開始在‘編織’主體—地位（subject-status）——這一‘主體—地位’被對我們熟知的‘家園’的居所的體驗（experience of the place）和對明顯地屬于‘非家’（not home）的居所的抵抗所支撐著——的嘗試中開始發(fā)揮作用。在這一研究語境下的‘搜尋’，表明了‘家園’與‘自我’的多變本質(zhì)，因為二者均為協(xié)商的姿態(tài)——這些姿態(tài)的形狀完全由它們得以確立的場所主宰著。眾多得以搜尋的場所就是距離與差異得以確認的眾多位置、家園得以變得暖意融融的眾多位置”。^【57】

根據(jù)以上論述問題的思路，我們似可“搜尋”出喬治女士的“小說家園”構想的一個三段推理：大前提——“家園”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中的“沒有問題的司空見慣的現(xiàn)實主義敘述牢獄”；小前提——“家園”的建構與“家—國”的建構及差異、距離、主體地位、非家、自我密切相關?！凹覉@”是建構差異之方式，與性別／性行為、種族、階級一起，決定著主體的意識形態(tài)層面；“家—國”指涉的主體的意識形態(tài)層面更加復雜難解，通常指向擁有“家園”、擁有自己居所的“歸屬”概念?！凹摇獓钡难哉f隱喻著言說者對家園的遠離，家園“搜尋的政治”，因此生產(chǎn)了著力編織著那個“由我們熟知為‘家園’的抵抗所支撐著”的主體—地位，并且在這里，“家園”與“自我”由不同的場域操控著，呈流動的不斷協(xié)商的態(tài)勢。

在蘿絲瑪麗·瑪瑞戈莉·喬治女士看來，眾多家園并非中立之所，想象家園同想象國家一樣，均屬政治化行為。無論是建構家園，還是建構國家，都是霸權性權力（hegemonic power）的彰顯。促使設計這樣一些人們能作為自然化的社會化過程的一分子進入的標識，展示了階級、共同體與種族所行使的權力。在全球化英語語境內(nèi)的閱讀，能揭示語言、文學、空間三者的諸多政治化支撐點。我們著力去考察異彩紛呈的英語文學中所呈現(xiàn)的“家園”話語的最廣泛的含義，并在一個框架下去捕捉特定的小說如何構想“家園”概念意識形態(tài)立場的動態(tài)方式。^【58】

由以上討論可知，“在家園政治中，‘家’的方位不再是與生俱來，而是建構得來，個人必須積極爭取歸屬于某一社群”。^【59】這或許就是喬治女士反復論證的“選擇性接納與排他模式”——

諸多包容物建立在學習而來（或傳授而來）的親緣關系意義上，親緣關系擴展至被認為擁有同樣血液、種族、階級、性別或宗教的那些人身上。成為其中一員的資格由關愛、恐懼、權力、欲望、控制力構成的粘接鏈所維系著。眾多家園呈現(xiàn)于地理的、心理的、物質(zhì)的層面上。它們是那樣一些被置于家園中的和失掉家園的人們照此認同的地方；它們是充滿暴力和養(yǎng)育層面的地方?！覉@是一個可以逃至的地方，一個可以逃離的地方。其重要性就在于它不是人人都能擁有：家園是為人們竭力奮斗的，但只被少數(shù)人建構為專屬領地的充滿欲望的地方。它不是一個中立之所，是一個共同體。這些共同體不是“逆向建構物”（counter-constructions），而是家園的擴展物（extensions）——在較大的層面上提供著同樣的安慰與恐懼。^【60】

很顯然，由于蘿絲瑪麗·瑪瑞戈莉·喬治女士的部分身份“文化研究助理教授”所決定，“家園政治”命題無疑走向文化研究。

1998年，當代英國著名文化地理學家邁克·克朗（Mike Crang）在專著《文化地理學》中認為，“家”可以被想象成歐洲大家庭或民族國家的大家庭或地區(qū)的大家庭，這些想象均充滿著對整體統(tǒng)一性和完整的渴望^【61】，他指出：“以帝國為家。對‘外國的’和‘非西方的’世界的理解，為‘家’和‘祖國’這兩個概念提供了答案。我們可以偏頗地認為‘祖國’的一切是與殖民地那里的一切相反的，它是理性、公正和秩序的象征。但是，考慮到19世紀激烈的帝國主義競爭，家也變成了令人擔憂的地方。這種憂慮是用種族言論表達出來的，尤其是用稱贊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為優(yōu)等民族的方式表達出來的。”^【62】這里，家、民族、帝國主義競爭、擔憂彼此粘連，充塞著濃烈的東方主義色彩。2001年，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阿雷恩·鮑爾德溫（Elaine Baldwin）、布萊恩·朗赫斯特（Brian Longhurst）等借助美國學者段義孚的觀點來論說家園：“思考地點……意味著考慮特定地點在文化世界的塑造中起重要作用的途徑。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與我們建構以及爭奪特定意義的方法聯(lián)系在一起，這種特定地點通常是命名的地點。例如，‘家’的特定意義被用來支持對家庭如何運作的特定理解”^【63】。與此同時，他們認為，家、雜貨店、客棧等是這樣的一些可以被稱為“呵護場所”的地點^【64】——“當人們之間充滿情感的關系，通過重復和相互熟悉而在一個特定的地方找到停泊地的時候，它們就變得更富有意義了”。^【65】但另一位學者大衛(wèi)·萊（David Ley）則斷言這種對地點／家的闡述是本質(zhì)主義的，因為不同的人與地點的關系是不同的。地點／家的意義是在置于“地點”的人們之間（主體之間）創(chuàng)造的^【66】——“正是這些社會集團通過社會交往使地點產(chǎn)生意義且使之更富于意義。這些有共享意義的固定群體就是‘生活世界’（我們又可以稱它們?yōu)槲幕?，而且我們可以看出這些是和特定的地點相聯(lián)系的”^【67】。它們是一種“地方文化”。對它們的理解，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則伴隨著一種權力關系。不難看出，大衛(wèi)·萊的話語里不乏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哈貝馬斯的話語痕跡。與此同時，阿雷恩·鮑爾德溫等人從民族主義角度來討論“家園”：“民族主義等同于接納與排他”（Nationalism: inclusions/exclusions）^【68】，“民族經(jīng)常是被建立在一個對文化同質(zhì)性（cultural homogeneity）的創(chuàng)造和把特定的想象這個共同體的方式優(yōu)先化的‘工程’之上的。這是一種接納，同時也是一種排斥。所有種類的身份與其說是通過對一個人是什么的陳述來形成的，不如說是通過對一個人不是什么的陳述來形成的。創(chuàng)造群體和個人身份的過程是確定差異并使這種差異具有意義的過程?！硗庖惶着懦馐悄切┙⒃谕幻褡鍍?nèi)部的對性別身份的界定之上的，……這同樣適用于階級”。^【69】在這樣的前提下，家園＝民族主義＝接納與排斥（排他）。

由以上較為漫長的“家園之旅”，我們不難看到，家園政治完全是一個文化研究議題，一個主體得以不斷建構的問題，深深浸潤于精神分析、存在主義、文化政治、女性主義批評、后殖民批評、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身份、設計、時間、空間、地形、文化地理、建筑、疾病、戰(zhàn)爭、權力、欲望、抵抗、協(xié)商等重重資源之中，其內(nèi)涵分別指涉以下層面：（1）家園＝流亡／放逐；（2）家園＝暗恐心理／非家幻覺／飛散；（3）家園＝“世界大廈”——天地人神的“四方關聯(lián)體”；（4）家園＝所有小說的表達主題；（5）家園＝空間＝民族；（6）家園＝憂郁＝個人的消沉＝心靈的整體性或經(jīng)驗的統(tǒng)一性的被粉碎；（7）家園＝世界；（8）家園＝空間—知識—權力；（9）家園＝想象的共同體；（10）家園＝懷舊＝對總體性的向往（連貫、秩序、任務、和諧、富庶、共識、共同體；異化、碎片、無序、沖突、矛盾、系列化、疏離）；（11）家園＝“民族寓言”＝移民者的隱喻＝邊緣化空間；（12）家園指潛在的殖民者／被殖民者、男性／女性之間的權力機制；（13）家園指沖突、缺失、記憶、欲望及“挑戰(zhàn)性在場”；（14）家園是被人設計出來的經(jīng)濟層面與意識形態(tài)層面上的雕像；（15）家園＝海外殖民；（16）家園指家庭婦女對家庭、休閑、求愛、親緣關系行使權力的場域；（17）家園指影響日常生活之社會實踐的權力化“地形”；（18）家園＝歷史的、地理的、文化的、心靈深處的、想象的疆界；（19）家園＝想象＝回憶＝過去＝失落＝心理錯位（處處有家／處處無家）；（20）家園指充滿著與“死亡的沖動”、“閹割的恐懼”、“期盼回到子宮的不可能的欲望”密切關聯(lián)的“暗恐觀念”的建構；（21）家園指以“女性在何處”為標識的、充溢著特殊品質(zhì)的和靜謐與友愛的，且能在較廣層面上影響著男性行動的空間與港灣；（22）家園指戰(zhàn)爭與和平時期的“女性所居之處”、“心臟所居之處”、戰(zhàn)爭中“生死存亡的一切”，充溢著公開的性暴力、家庭暴力并對墮胎、保健、兒童保育、報酬工作等采取隱性忽略形式的“家中之戰(zhàn)”，與艾滋病患者相提并論的美國士兵們的“由‘黃色勛帶’的不斷遞增所彰顯著”的“家園的缺席”；（23）家園＝棲身于兩種文化沖突之中且被兩種文化所擯棄的“無家”之感；（24）家園＝充滿“極端的疏離與異化”的不斷搜尋中的場所；（25）家園＝云游四方／旅居他鄉(xiāng)；（26）家園指建構差異之方式，與性別／性行為、種族、階級一起，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上決定著主體—地位——“家園”與“自我”呈流動不已的協(xié)商的態(tài)勢?！摇獓惑w隱喻著歸屬的概念和與故土的遠離。家園包含著血液、種族、階級、性別、宗教在內(nèi)的親緣關系，同時，家園是人人為之奮斗但只被少數(shù)人建構為“排他性”領地的充滿欲望的地方。所以，家園既是“接納性”，又是“排他性”的；（27）家園是對歐洲大家庭或民族國家大家庭的渴望，是面對劇烈帝國主義競爭時所發(fā)出的擔憂；（28）家園是塑造文化的地點和“呵護場所”；（29）家園是暖意融融的空間；（30）家園＝“外國的”、“非西方的”，帝國主義競爭；（31）家園指潛在的殖民者／被殖民者、男性／女性之間的權力機制。

第二節(jié)　家園政治／后殖民小說／文化研究

蘿絲瑪麗·瑪瑞戈莉·喬治女士認為，“對自我處于居家（at home）狀態(tài)的場所的搜尋是20世紀英文小說的重要項目之一”^【70】，并期盼著“通過對……文學中‘家’的喻說的解讀的方法有時能顛覆和強化這些二元對立”——私人場域／公共場域，兩類性別，殖民者／被殖民者、西方文學／世界其他地方文學。^【71】在喬治女士眼中，20世紀殖民小說負載著民族、事件、帝國方面的深刻內(nèi)涵：第一，“帝國文學／宗主國文學可以讀作某國的（國內(nèi)的）意識形態(tài)在一個擴張的空間內(nèi)的想象行為。無論這類充滿想象力的擴張背后的動機是否等同于家園化（domestication）、愛情、勾引、強奸，完全隨文本的不同而不同。不過，隨著帝國小說的出現(xiàn)，逐一變得清晰的是，‘女主人操持家務’方面的故事與任務遠遠迥異于民族和帝國層面上的‘受雇男性管理家務’方面的故事與任務”^【72】。第二，“被殖民者（或者說，曾經(jīng)的被殖民者）創(chuàng)作的小說，通過無數(shù)的方式，被捆綁至‘英語文學’這一宏大敘事中。不過，從一開始我就樂于堅持這一主張：將英語全球化文學讀作昔日的朋友饋贈之禮物，就開始進入了死胡同。當然，存在著一個特定的首先是強壓于他人而后是為他人所共享的共通語言。來自殖民地的作家所書寫的一些小說的形式也大量地依賴于英國的文學傳統(tǒng)。此番對稱，并不總是擴展至小說的內(nèi)容層面，因為這些被殖民者為了提升他們的聲音，常常改變英語小說的內(nèi)容——即便他們的首次言說采用‘陛下的聲音’。被殖民者們沿著民族主義運動和隨之而來的對帝國主義的反抗兩條路徑進行書寫，使用同樣的文學手段來維護他們自身的和他們所期望展現(xiàn)的共同體的主體地位——這一主體地位是從與現(xiàn)在能專屬于‘我們?nèi)嗣瘛目臻g的新的約定中汲取效力和能量的”。^【73】第三，“20世紀文學不像那種針對‘能生存的自我’（viable selves）而言的‘能生存的家園’（viable homes）的‘搜尋’那樣，關注‘民族寓言’的‘獲取’。文學（甚至創(chuàng)作于民族主義斗爭巔峰時期的文學）不是講述與民族主義敘述完全相同的故事。民族主義運動敘述一個故事；文學，通過略為觸及的‘搜尋’，塑造其家園。文學因此可以像民族主義一樣，作為一個抵抗主流意識形態(tài)之場域發(fā)揮著作用”。^【74】不言而喻，這指向了一種歸依于所謂“后殖民文學”大家族中的“后殖民小說”，流放與移民系其一大特點和重要的文學風格^【75】——“誕生于反抗帝國主義監(jiān)禁與摧殘之中，以追求解放為目的的知識使命，已從安頓穩(wěn)定的居家樂園的文化動態(tài)轉(zhuǎn)化為無家可歸、四處奔走、浪跡天涯的動力。而今天，這種動力的代名詞便是移民。他們的思想意識和被流放的知識分子、藝術家一樣，猶如夾雜在國家之間、形式之間、家庭與社會之間、語言之間的政治家。從這個角度來看，天下萬物的確是對立的、獨到的、簡樸的和奇妙的。只有站在這個角度，我們才能欣賞到整個樂隊‘對位性的’同歡共舞”。^【76】在這個意義上，“后殖民文學／小說”似乎可以稱為“移民文學／小說”（Immigrant Literature/Fiction）或“散居文學／小說”（Diasporic Literature/Fiction），其所表征的“主題”就當然地指向文化研究，理由在于文化研究，在一定層面上，就是著眼于分析殖民“聲音”，將它們組裝于三種文學理論與實踐的路徑之一的“后殖民主義”之中。^【77】不過，后殖民文學／小說、移民文學／小說、流散文學／小說三者之間還是有所區(qū)別。

“后殖民文學／小說”是指“開始于‘殖民化時刻’并延伸至‘當下’的‘帝國化過程’所影響下的”文學／小說^【78】；“移民小說”概念來源于“移民文學”概念。而“移民文學”系當代西方批評家芭芭拉·哈羅（Barbara Harlow）之言說，指涉這樣一個文學現(xiàn)象：“搜尋家園”（"location"）或“誤置家園”（"dislocation"）的政治、經(jīng)歷成為作品主要敘事方式的文學樣式。^【79】芭芭拉·哈羅的言說又來源于尼日利亞英語作家尼古基·瓦·西昂戈（Ngugi Wa Thiong）的言說——后者打破傳統(tǒng)的以形式區(qū)分文學文本的作法，將文學分為“壓迫性文學”和“為爭取解放的斗爭性文學”兩類^【80】。“移民文學”誕生于全球性殖民主義的歷史之中，是“解殖民話語”（decolonizing discourses）運動中的參與者，雖不同于整體意義上的后殖民書寫和流亡文學，但又與它們密切相關。重要的特征是對“無家”經(jīng)歷所進行的令人新奇的超然性解讀——通過對精神層面、物質(zhì)層面的“行李”隱喻的過度使用來予以補償。^【81】其中的“移民小說”關注移民至西方國家之經(jīng)歷，是跨語言的、跨國度的，是處于“高質(zhì)量旅行”之中的。它近年聚焦文學上的“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是一種移民、遷徙、流亡過程所滋生的文本本身層面上的解讀。^【82】“散居文學／小說”則指那種由散居他國的人群所進行的書寫或小說創(chuàng)作，更多地是指“后殖民語境下……跨民族、跨文化的第三世界裔知識分子在另一民族的文化土壤中進行的英語寫作”^【83】，與“散居研究”（Diaspora Studies）、“散居批評”（Diaspora Criticism）等概念一起共同構成自成一體的散居話語，為文化研究、身份研究、后殖民研究等跨學科領域提供了新的言說方式。^【84】

盡管以上三者之間在相對的準確層面上有細微區(qū)別，但考慮到國內(nèi)學界的習慣叫法，考慮到“后殖民”（postcolonial）這一概念本已包括移民、遷徙等內(nèi)涵。加之，影響甚大的比爾·阿什克羅夫特、伽里斯·格里菲斯的《后殖民主義研究讀本》（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在2006年新版中就增添了移民離散、全球主義、生態(tài)環(huán)境和神圣觀念等章節(jié)^【85】，并參用蘿絲瑪麗·瑪瑞戈莉·喬治女士的“后殖民遷徙”一語。本書因此在大致層面上統(tǒng)一采用“后殖民小說”這一稱謂。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后殖民文學作品的流放與移民敘述最近似乎表現(xiàn)出某種“復歸”的愿望，但不是單純的懷舊和回顧，而是一種道德轉(zhuǎn)移，重返到人權主義、生態(tài)環(huán)境、本土社區(qū)建設等政治題材。^【86】用英國當代文學史家博埃默的話說，“‘后殖民’、‘后后殖民’的文學探討的不僅是歸來離去的移民題材，更注重社區(qū)復興，以及在新的國家中由多種經(jīng)歷研磨出來的自我發(fā)現(xiàn)。找到重新開始的方式便是當前的迫切任務”。^【87】

研究后殖民小說的家園政治問題，是“將創(chuàng)作小說與閱讀小說隱喻為‘居家狀態(tài)’（in living），認同一種‘歸屬于家園、小區(qū)、民族／國家’的‘誘人的娛悅’（seductive pleasure），不斷地變換那個主導性的排他與接納原則”（the governing principle of exclusions and inclusions）（薩義德語）?！都覉@政治：后殖民小說與文化研究》可以說是一番薩義德所說的“深情地、批判性地思考”家園政治之實踐。

本書以后殖民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為其主要研究方法。

它的學術創(chuàng)新價值在于：（1）著眼于大量的第一手英文文獻的收集與閱讀，首次為學界系統(tǒng)疏理了一筆可貴的“家園政治”英文資源，并注重整體的甄別與思考，力爭建構一個屬于本研究報告可用的家園政治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對于豐富文化地理學理論寶庫有著重要意義；（2）注重宏觀與微觀的有機結合，既注重理論闡釋，又注重對一些后殖民小說文本的細讀，特別注重挖掘其后的動態(tài)的主體性建構的文化碰撞問題，力圖作到審美批評與文化批評相結合，使學術闡釋更加合理、有效；（3）為從文化地理學的微觀角度研究文學問題提供參考性思路，因為“家園”從屬于關注地形、權力、表征之間互動關系的文化地理學框架。這能積極推動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聯(lián)姻，從而一如既往地延續(xù)整個文化研究學科后面的文學研究傳統(tǒng)；（4）更加有效地實現(xiàn)后殖民批評的文本化實踐，因為國內(nèi)對后殖民批評，理論介紹多，而用此理論來研究具體文本的情況少，這無疑阻礙后殖民批評所隱含的一套文本分析傳統(tǒng)之傳播與張揚，從而不利于國內(nèi)學界全面地理解后殖民批評精神；（5）能提醒學界注意，僅關注中東問題的后殖民批評而忽略華裔美國人文化身份的研究，是不完善的，因為他們漂泊、流放至他國，遭遇了作為“邊緣人”不得不遭遇的潛意識層面的失落、“冷凍”、焦慮、矛盾、抗爭，和期盼融入主流社會而又遭主流社會拒絕的尷尬、郁悶，以及伴隨其中的一系列質(zhì)疑、思考、張力，是足以引起全球批評家關注的；（6）民族、女性、流亡、放逐務必納入家園“問題叢”（problematics）之中予以審視，“關切”、“議題”、“話語”、“預設”、“問題意識”以及歧義、洞見及“耐讀性”伴隨其中；（7）竭力倡導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聯(lián)姻，從而參與當下中國文化批評的建構。

本著作由以下章節(jié)構成：“第一章　家園政治與后殖民小說”系統(tǒng)梳理和討論“家園政治”和后殖民遷徙小說兩概念的內(nèi)涵以及整個項目的學術意義；“第二章　英國家園政治小說傳統(tǒng)”由“發(fā)軔期”、“形成期”、“成熟期”、“高潮期”四部分構成；“第三章　華裔美國小說中的家園：思念／迷失／拒斥／恐怖／批判／尷尬”喻指著由張愛玲、白先勇、陳若曦等作家所承繼的，在湯婷婷、譚恩美、嚴歌等、嚴力、哈金等人手中達到峰巔的華裔美國小說（英語小說／漢語小說）傳統(tǒng)的家園／故國從來就不是固定的抽象符號，而是充滿著愛恨交加的復雜情感，與“世界性”密切粘連著、互動著、協(xié)商著、碰撞著。飛散者們可以自由頻繁地出入“家園”，他們內(nèi)心深處的那種凄涼無助已漸漸淡化，更多地是以一種跨民族的、跨文化的視野審視故園、批判故園、反思人性、表達人性。

注　釋

【1】　〔英〕阿雷恩·鮑爾德溫等：《文化研究導論》，陶東風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3頁。

【2】　轉(zhuǎn)引自〔美〕愛德華·W. 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第331頁。

【3】　轉(zhuǎn)引自〔美〕愛德華·W. 薩義德：《世界·文本·批評家》，李自修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第11—12頁。

【4】　Sigmund Freud. "The Uncanny" in Vincent B. Leitch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2001, pp.929—952.

【5】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

【6】　〔匈〕盧卡奇：《小說理論》，載《盧卡奇早期文選》，張亮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5—36頁。

【7】　參見余虹：《藝術與歸家——尼采·海德格爾·?？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頁。

【8】　同上書，第172頁。

【9】　〔德〕海德格爾：《荷爾德林的大地與天空》，載《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200頁。

【10】　參見余虹：《藝術與歸家——尼采·海德格爾·?？隆罚本褐袊嗣翊髮W出版社，2005年，第172頁。

【11】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馬克思主義與形式》，李自修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48—49頁。

【12】　轉(zhuǎn)引自〔美〕愛德華·W. 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第331—332頁。

【13】　石海峻：“地域文化與想象的家園——兼談印度現(xiàn)當代文學與印度僑民文學”，《外國文學研究》2002年第1期。

【14】　轉(zhuǎn)引自〔美〕愛德華·W. 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第330頁。

【15】　米歇爾·?？?、保羅·雷比諾：“空間、知識、權力——福柯訪談錄”，載《后現(xiàn)代地理學的政治》，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頁。

【16】　〔法〕米歇爾·福柯、〔美〕保羅·雷比諾：“空間、知識、權力——?？略L談錄”，載《后現(xiàn)代地理學的政治》，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頁。

【17】　〔美〕戈溫德林·萊特、保羅·雷比諾：“權力的空間化”，載《后現(xiàn)代地理學的政治》，包亞明主編，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頁。

【18】　〔法〕米歇爾·福柯、〔美〕保羅·雷比諾：“空間、知識、權力——?？略L談錄”，載《后現(xiàn)代地理學的政治》，包亞明主編，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頁。

【19】　〔英〕厄內(nèi)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韓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2頁。

【20】　〔英〕阿雷恩·鮑爾德溫等：《文化研究導論》，陶東風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3頁。

【21】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頁。

【22】　同上書，第6—7頁。

【23】　〔英〕阿雷恩·鮑爾德溫等：《文化研究導論》，陶東風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3頁。

【24】　同上。

【25】　Cf. Theresa de Lauretis.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92.

【26】　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acs to Haberm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21.

【27】　Ibid., p.85.

【28】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5.

【29】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86.

【30】　Theresa de Lauretis.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92.

【31】　Adrian Forty. 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1750—198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86, p.6.

【32】　Ibid., p.94.

【33】　〔美〕阿雷恩·鮑爾德溫等：《文化研究導論》，陶東風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8頁。

【34】　Nancy Armstrong.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94.

【35】　Salman Rushdie. The Satanic Verses. New York: Viking, 1988, p.343.

【36】　Jennifer Wolch Michael Dear eds. The Power of Geography: How Territory Shapes Social Lif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4.

【37】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Press, 1991, p.196.

【38】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Grants Books and Penguin Books Ltd., 1991, p.10.

【39】　石海軍：《后殖民：印英文學之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第92頁。

【40】　Anthony Vidler. The Architectural Uncanny: Essays in the Modern Unhomely.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2, Ⅸ.

【41】　Ibid., Ⅸ—Ⅹ.

【42】　Gillian Rose.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London: Blackwell, 1993. p.17.

【43】　Gillian Rose.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London: Blackwell, 1993, pp.17—18.

【44】　〔英〕約翰·羅斯金：《芝麻與百合》，王大木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70頁。

【45】　Michael Ryan and Avery Gordon. ed. Body Politics: Disease, Desire, and the Family. Boulder, Sanfrancisc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4, p.32.

【46】　Ibid., p.33.

【47】　Michael Ryan and Avery Gordon. ed. Body Politics: Disease, Desire, and the Family. Boulder, Sanfrancisc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4, p.40.

【48】　Michael Ryan and Avery Gordon. Ed. Body Politics: Disease, Desire, and the Family. Boulder, Sanfrancisc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4, pp.40—41.

【49】　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3, p.203.

【50】　轉(zhuǎn)引自童明：“家園的跨民族譯本：論‘后’時代的飛散視角”，載《中國比較文學》2005年第3期。

【51】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

【52】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

【53】　Ibid.

【54】　Ibid.

【55】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

【56】　Ibid., p.203.

【57】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

【58】　Ibid., p.6.

【59】　馮品佳：“書寫北美／建立家園：穆可杰的家的政治”，載臺灣大學外文系《中外文學》1997年第12期（第25卷，1997年5月）。

【60】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9.

【61】　〔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06頁。

【62】　〔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92頁。

【63】　〔英〕阿雷恩·鮑爾德溫等：《文化研究導論》，陶東風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5頁。

【64】　同上書，第147頁。

【65】　同上書，第146頁。

【66】　同上。

【67】　同上書，第147頁。

【68】　〔英〕阿雷恩·鮑爾德溫等：《文化研究導論》，陶東風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6頁。

【69】　同上。

【70】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

【71】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

【72】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4—5.

【73】　Ibid., p.5.

【74】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

【75】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2.

【76】　祁壽華等主編：《文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43頁。

【77】　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 1994, p.199.

【78】　Cf.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2.

【79】　Cf. Barbara Harlow, Resistance Literature. New York: Metuuen. 1987, pp.1—30.

【80】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43.

【81】　Ibid., p.171.

【82】　Ibid., p.172.

【83】　參見王曉路等編：《文化批評關鍵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16頁。

【84】　同上書，第306—314頁。

【85】　參見祁壽華等主編：《文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44頁。

【86】　同上書，第245頁。

【87】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