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前記

漢魏六朝詩論叢(中華現(xiàn)代學術名著叢書) 作者:余冠英 著


前記

中國詩里可以說有兩個傳統(tǒng),一個是由三百篇以來的民間詩歌的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二千年來從未斷絕,它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的生活,從民間產(chǎn)生的藝術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另一個就是文人詩的傳統(tǒng),這是過去的中國文學史里所講的主要內(nèi)容。但這二者之間是有關系和有聯(lián)系的。魯迅先生說:“歌、詩、詞、曲,我以為原是民間物,文人取為己有,越做越難懂,弄得變成僵石,他們就又去取一樣,又來慢慢的絞死它?!保ā遏斞笗啞分乱说谑咝牛┚臀膶W史的源流演變考察,魯迅先生這話是完全正確的。民間文學的內(nèi)容極其豐富生動,因為人民的生活和語言本身就是生動豐富的;而這也就是傳統(tǒng)的文人所以要模仿它的原因。但民間文學也有它的難以避免的缺點;因為封建社會里的人民還沒有可能掌握文化這一武器,因此民間作品也就很少集中和提高的機會,所以“里巷歌謠”的發(fā)展進步的情形就比較緩慢,藝術就比較粗糙;但這些都掩蓋不了它那內(nèi)容上的豐富與光彩。在文人開始向一種民間詩體擬作或學習的時候,他的作品立刻就會從民間文學中吸收到多量的健全的血液,使他的作品顯得異常光輝生色。又因為文人是有一些文化知識的教養(yǎng)的,因之當他開始擬作或學習民間文學而還沒有到“越做越難懂”的時候,他是可以給民間文學以一定的集中和提高的。我們文學史上有許多著名的詩人,他們所以能有偉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直接(從歌謠)或間接(從保存下來的樂府詩)從民間文學中汲取了豐富的健康的營養(yǎng);屈原這樣,曹子建這樣,杜甫、白居易,無不如此。毛主席說:“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的礦產(chǎn),這是自然形態(tài)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它們使一切加工形態(tài)的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加工形態(tài)的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保ā对谘影参乃囎剷系闹v話》)這里清楚地說明了民間文學的寶貴價值,和以民間文學的健康特色為基本內(nèi)容的加工后的文學作品的價值。

就中國詩說,詩經(jīng)是一部很早的民間詩歌的總集,是有極高的文學價值的;但自被儒家奉為經(jīng)典以后,對漢以后詩歌的影響遠不如樂府詩的力量大。我同意本書著者余冠英先生的看法:“中國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雖然早就表現(xiàn)在詩經(jīng),但是構成一個傳統(tǒng),卻是漢以后的事,不能不歸功于漢樂府?!保ā丁礃犯娺x〉序》)唐宋人所盛稱的“漢魏風骨”,白居易很佩服杜甫的“三吏三別”一類社會詩,而把他自己做的社會詩叫做“新樂府”,都是指樂府詩中的那種健康的人民性說的。以后北朝樂府的直率爽朗的風格,南朝新聲雜曲的愛情描寫,都給了后來的詩人和詩以很大的影響。因此研究中國詩,就不能不特別注重樂府詩的這個傳統(tǒng),和它所給予文人詩的偉大影響。

余冠英先生是研究樂府詩的專家,并由此旁及而對漢魏以來的文人詩也有很精湛的研究;多年來他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及“漢魏六朝詩”等課程,課余之暇,常發(fā)表一些有研究心得的文章;現(xiàn)在就把有關漢魏六朝詩的一部分,編為這一本書。其中《〈樂府詩選〉序》一篇是他為鄭振鐸先生主編的《中國古典文藝叢書》中《樂府詩選》一書所寫的序文,文中說明了他對樂府詩的估價和看法,而這看法是貫串在本書的各篇文章中的,因此也不妨視為本書的總序。以下六篇,是解釋詩句的含義和歌辭的分合等問題的;問題雖似不大,但了解意義是研究或閱讀詩歌的初步工作,實際是非常重要的。樂府詩中的詞句本來有許多很難解,特別是漢樂府;以前雖也有些人做過解釋訓詁的工作,但大都是采用“漢人解經(jīng)”的傳統(tǒng)辦法,注重出處訓詁,而對詩意和樂府詩的精神卻每多忽略;他解釋的態(tài)度既不似訓詁家之穿鑿附會,也不似一些人“不求甚解”式的“以意逆志”,他能本著樂府詩的精神別求新解,使詩煥然生色,而又言必有據(jù),從歷史和詩本身來證明這解釋的真確。譬如“公輸與魯班”一句詩(《玉臺新詠》古詩八首中之第六首),以前人只用力考證公輸與魯班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作者也考證過了,但他卻解釋說:“公輸與魯班可以分指兩個人……但‘公輸與魯班’這句詩卻不一定非照此解釋不可?!恼Z氣雖似指著兩個人,意思還是指一個。這樣的句法不僅有加重語氣的效果,還有些詼諧意味,可以見出民間文學的活潑性?!彼€舉了一些證據(jù),說明這樣解釋不只是可喜的,而且是可信的。其余有兩篇論文人詩的,蔡琰和曹植,都是和漢樂府淵源很深的人物。論蔡琰一文雖專在考訂悲憤詩的真?zhèn)螁栴},但他相信五言悲憤詩一首是蔡琰所作,似乎與樂府詩風格的比較也是促成作者立論的一因。曹植是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由他的詩中正可看出樂府對文人詩的偉大影響來?!稑犯娂骷倚帐峡籍悺放c《七言詩起源新論》兩文是有關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文章,不屬于論詩的范圍;但《樂府詩集》一書是收羅樂府詩最完備的書籍,這種細致的考訂工作是會對愛好樂府詩的人有幫助的,因此也收在這里。這篇文章是沿用了考訂文字的傳統(tǒng)格式寫的,作者用了文言,只是為了體例的方便。在《七言詩起源新論》一文里,作者考訂七言詩的來源是民間歌謠,“體制上的一切特點都可在民間歌謠里找到根源”,正可見出作者平日治學一貫重視民間文學傳統(tǒng)的精神。他和李嘉言先生討論七言詩起源的文章也有助于這問題的闡明,因此也一并編在后面。從本書的各篇文章中,讀者是會對樂府詩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的。

余冠英先生于本年十月底到中南區(qū)參加土改去了,需時約四個月,因與書局已有交稿成議,他又來不及親自編定,因此囑我代為編排一下,并略加題記。他這些文字在發(fā)表的當時我就全讀過,平日也常在一起討論這一類問題,因此就毅然答應下了。但如果在編排次序上或序文介紹中有什么不合適的地方,那是應該由我來負責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日王瑤于北京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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