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家路 —城隍廟—人民廣場
周國平
準貧民窟
從記事起,我家就住在侯家路一二〇號。不過,那不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出生在虹口區(qū)的一所房子里。母親說,懷我的時候,抗戰(zhàn)臨近結(jié)束,飛機頻繁轟炸上海,虹口是重點目標,窗外警報聲和炸彈聲不絕,使她處在極度的驚慌之中。也許正是這種特殊的胎教,造就了我的過于敏感的天性。母親懷我時身體不好,分娩后沒有奶水,我是靠奶粉養(yǎng)大的,因此體質(zhì)也比較弱。我生下后不久,一家姓毛的鄰居不慎失火,把整幢房子燒了。其后這個鄰居投靠他的哥哥,把我家也介紹過去,于是我家搬到了侯家路,住進了他哥哥當二房東的住宅里。事過十多年后,母親還常常不勝懷念地說起虹口住宅的舒適,而對毛家的闖禍耿耿于懷。我是絲毫不記得我的誕生屋的情形了,受母親情緒的感染,我總把它想象成一幢明亮寬敞的樓房,總之世上沒有比它更美麗的房屋了。
侯家路位于上海東南角,屬于邑廟區(qū),后改稱南市區(qū)。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窄小的街道縱橫交錯,路面用不規(guī)則的蠟黃色或青灰色大卵石鋪成,街道兩旁是低矮陳舊的磚房和木板房,緊緊地擠挨在一起。在當時的上海,有兩個區(qū)最像貧民窟,一個是閘北區(qū),另一個就是邑廟區(qū)。邑廟區(qū)靠近黃浦江,由于排水設施落后,每年暴雨季節(jié),當黃浦江漲水的時候,那一帶的街道上便會積起齊膝深的水,我們稱作發(fā)大水。水是從陰溝里漫上來的,當然很臟,水面上躥躍著水蜘蛛。大人們自然覺得不便,但我們孩子們卻像過節(jié)一樣,一個個穿著木屐或赤著腳,興高采烈地在臟水里蹚來蹚去。對于可憐的城市孩子來說,這是難得的和水親近的機會。
上海老城區(qū)的黎明景象極具特色。每天清晨,天蒙蒙亮,便有人推著糞車邊走邊吆喊,家家戶戶提著馬桶走出門來,把糞便倒進糞車,一時間街上臭氣撲鼻,響起了一片用竹刷洗刷馬桶的聲音。一會兒,垃圾車來了,推車人丁零丁零地搖著手鈴,家家戶戶又出來倒垃圾。街道就在這刷馬桶聲和鈴鐺聲中醒來了。然后,女人們提著竹籃,圍在街道邊的菜攤旁討價還價,一片喧嘩聲,開始了雷同而又熱鬧的一天。
走進侯家路某一扇臨街的小門,爬上黢黑的樓梯,再穿過架在天井上方的一截小木橋,踏上一條窄窄的木走廊,我家便在走廊的頂頭。那是一間很小的正方形屋子,只有幾平方米,上海人稱作亭子間。頂上是水泥平臺,太陽一曬,屋里悶熱異常。它實在太小了,放兩張床和一張飯桌就沒有了空余之地,父親只得在旁邊拼接出一間簡易屋子,用作廚房。現(xiàn)在我完全無法想象,那么狹小的空間里是怎么住七口人的,但當時卻絲毫不感到難以忍受,孩子的適應性實在是超乎想象的。
從街上看,一二〇號是一扇小門,走進去卻別有天地,其實是一座頗深的二層建筑,住著十多戶人家。二樓主體部分基本歸毛家使用,小木走廊上的幾間小屋以及一樓的房屋則租給了其他房客。樓下住著幾家湖北人,常聚在一起搓麻將賭錢,樓上的居民就向警察告發(fā),因此樓上和樓下之間充滿敵對情緒。夏天的夜晚,二樓的居民經(jīng)常在屋頂?shù)乃嗥脚_上乘涼,毛家叔叔喜歡講鬼故事,我每每聽得毛骨悚然,不敢回屋睡覺。他還講過一個徐偉長的故事,說是有一寡婦懷了孕,被告到官府,徐偉長斷案,論定只是因為這女人與婆家人包括小叔子共用一個馬桶,馬桶內(nèi)有精氣而致孕,后來女人生下一無骨死胎,證明了斷案正確。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但當時我頭一回聽到與性有關(guān)的談論,似懂非懂,覺得很神秘。
毛家是浦東人,說話帶濃重的浦東鄉(xiāng)音。大毛是個胖子,一臉橫肉,開了一家襪廠,車間就在樓梯邊的大客廳里,七八個女工坐在手搖織機旁做工,滿樓都聽得見機器的咔嗒聲。小毛是瘦高個,曾經(jīng)勞改過,沒有職業(yè),一生潦倒。他的老婆也在襪廠做工,這個面色蒼白的可憐女人常常遭到丈夫毒打。倘若樓里突然哭喊聲連天,多半是毛家叔叔在打老婆了,其結(jié)果往往是老婆被推下長長的樓梯,跌得滿頭是血。此后若干天里,人們會看見毛家嬸嬸頭上裹著一塊布。毛家伯伯同樣打老婆,同樣打得狠,只是比小毛打得少些。在挨打之后,兩家的老婆始終服服帖帖,把挨打視為她們生活的正常組成部分。
在我的印象中,毛家伯伯對孩子很嚴厲,不茍言笑,毛家叔叔卻是喜歡孩子的,見了面笑逐顏開,興致好時還會帶我上街玩。他待人熱心,不過,有一回他幫的忙卻使我父親不太高興。那一天,我把腦袋伸進床頭的鐵欄桿里玩,退不出來了,毛家叔叔聞訊趕來,用錘子把一根欄桿敲掉。父親下班回家,見狀責備毛家叔叔太笨,說既然能伸進去,就一定能退出來,怎么連這個道理都不懂。反正從此以后,我家的鐵床就少了一根欄桿。
二毛家都多子女,現(xiàn)在我仍記得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大毛家的大公子叫彩庭,年齡比我們大許多,在我上小學時就結(jié)婚了。他相貌堂堂,拍過一張化裝成梁山伯的戲照,使我在心中崇拜了好一陣。他的婚禮在一家酒店舉行,擺了一二十桌,在當時算得場面盛大。母親背著父親送五元錢禮金,帶我們?nèi)⒓恿嘶槎Y,目的當然是為了讓我們飽餐一頓。老式婚禮有許多繁文縟節(jié),新郎新娘不斷地被領(lǐng)到每個稍有瓜葛的長輩前鞠躬,雖然當時我是一個孩子,也已發(fā)現(xiàn)他們越來越不耐煩,臉色漸漸陰沉?;槎Y的高潮是拜天地,當司儀高聲宣布之時,意外的事情發(fā)生了,人們發(fā)現(xiàn)新郎新娘不知了去向。大廳里一陣騷動,最后好像是從廁所里把他們找了出來,新郎臉色鐵青,勉強三鞠躬了事。大人們說,新郎是新式人,不喜歡這些老式禮節(jié)??墒牵Y(jié)婚后不久,這個新式人也和他的父輩一樣經(jīng)常毒打那個當小學校長的妻子了。大毛家的二女兒叫彩虹,比我大兩歲,父親常開玩笑說要給我們兩人定親,使得我們見面時都有點忸怩。后來她的姐姐彩霞死于腦炎,她就繼承了姐姐的婚姻,成了她的姐夫的妻子,據(jù)說這是浦東農(nóng)村的一種習俗。
小毛家很窮,家里有兩個男孩和我年齡相近,便成了我小時經(jīng)常的玩伴。彩云比我大兩歲,喜歡偷家里的東西賣掉。有一回,家里讓他去一個地方辦事,他約我同去。乘車時,他拿出一張五元整票買車票,我感到奇怪,問他有零錢為什么不用。他說,把整票找開,就可以謊報車費而留給自己一些錢了。這種做法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使我驚訝了很久。彩蜚比我小兩歲,身上臉上永遠臟兮兮的,總是拖著鼻涕,不時用舌頭舔進嘴里。他曾認真地把他的一個重要發(fā)現(xiàn)告訴我,說鼻涕的味道很鮮美。
侯家路這座老樓里也許發(fā)生過許多故事,可是年幼的我知道得不多。在其余房客中,李家媽媽給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穿過毛家用作車間的客廳,角落邊有一扇門,門內(nèi)就住著和藹可親的李家媽媽。她是一個漂亮的廣東女人,彎彎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常常笑容可掬,露出雪白整齊的牙齒。她也愛打扮,總是描著眉涂著口紅,這在新社會是很忌諱的。她的丈夫是一個比她年長得多的老先生,戴一副金絲眼鏡,留著八字胡,聽說是國民黨的一個遺老,在一天夜里突然死了。李家媽媽沒有孩子,她非常喜歡我,有一回把我請到她房里,不知怎么款待我才好,最后是給我煮了一碗甜面條。也許出于對她的身世的猜疑,母親不太贊成我們和她往來,可是我卻不由自主地被她的嫵媚笑容所吸引。我記得的另一個特別房客是一個單身男人,住在一樓的一間沒有光線的小屋里。他也不是本地人,和誰都不來往,平時沒有人注意他。有一天,他突然上吊了,樓里的居民為此議論了好些天。有一個小孩看見了現(xiàn)場,向我描述死者那一根拖出的長舌頭。從此以后,上樓梯經(jīng)過那間小屋門口時,我就會感到一陣恐怖。
小學五年級時,我家遷居了,侯家路的屋子由我的三舅和外婆續(xù)住。遷居后,因為我和姐姐仍讀原來的學校,為了方便上學,我倆就和外婆一起繼續(xù)住在侯家路,只在周末去新居與父母團聚。外婆很疼愛我們,天天給我們煮雞血豆腐湯,問我們好不好吃。開始我挺愛吃,后來就膩了,但為了讓她高興,就總是回答好吃。她真的很高興,屢次告訴母親,說我最喜歡吃雞血豆腐湯。結(jié)果,我吃了一年雞血豆腐湯。小學畢業(yè)后,我也離開了侯家路。幾年前,在房產(chǎn)開發(fā)的熱潮中,上海老城的那些舊街舊屋被全部拆毀,世上不再有侯家路,也不再有那間藏著我的童年記憶的亭子間了。
萬竹街和城隍廟
離紫金小學不遠,有一條著名的小街叫萬竹街。我說它著名,是對住在那一帶的孩子們而言。當時在我們小學生中間時興搜集火柴商標,萬竹街是最興旺的交易場所。一走上這條街,就可以看到孩子們熙熙攘攘,手里拿著各色火柴商標,邊走邊喊:“換嗎?換嗎?”交換時必須小心,因為有些人用別種商標冒充火柴商標,我就上過當。街上還有一些攤販,其中數(shù)一個老頭出售的品種最多,生意也最火,我常在他的攤旁流連。普通的商標很便宜,一分錢能買一沓,精美的或罕見的要幾分錢一張,這在當時的我看來算很貴了。這個老頭允許用別的東西交換,我家里有幾副象牙麻將,都被我陸續(xù)換光了。當時我收集了一百多種商標,有從火柴盒上揭下的,但大多是嶄新的,并且在日常用的火柴盒上見不到,可能直接來自各地大小火柴廠,也可能是專為收集而印制的。
在更小的年齡,我收集的是糖果包裝紙,除自己吃后留下的外,大量的也是嶄新的未使用過的。小時候我還集過郵,但成績平平,半途而廢。兒時的收集只是一種游戲,與成人的收藏是兩回事,后者混合著戀物癖、占有欲和虛榮心。我這么說并無貶低之意,收藏恰恰是這些欲望的最天真無邪的滿足方式。也許我的這些欲望不夠強烈,也許它們有了別的滿足途徑,總之在成年以后,我沒有養(yǎng)成任何一種收藏的雅好。
在我小時候,除了萬竹街,另一個使我流連忘返的地方是城隍廟。城隍廟是上海老城的中心,離我家很近,走幾分鐘就能到達。那里非常熱鬧,擺著五花八門的售貨攤子,有賣蟋蟀、金魚、烏龜、鳥等小生物的,也有賣各種小玩具和零食的,是孩子們的樂園。過年時尤其熱鬧,像趕廟會一樣,平時看不到的商品都擺出來了,人聲、鞭炮聲、吹氣球的哨聲、扯鈴的聲音響成一片。逛城隍廟是我們每年的必有節(jié)目,不逛一下,就覺得不像過年。
飼養(yǎng)和收集是孩子們的兩種普遍愛好,它們也許分別代表了人的自然天性和歷史天性。對于我來說,萬竹街是收集的圣地,城隍廟是飼養(yǎng)的天堂。我小時養(yǎng)過金魚、蝌蚪、蟋蟀,最喜歡養(yǎng)的是蠶。當時許多孩子都喜歡養(yǎng)蠶,我們親昵地把蠶叫作蠶寶寶。每年春季,在城隍廟可以買到剛孵化出來的幼蠶,我一定會買一些回來,養(yǎng)在紙盒里。桑葉也是要買的,一分錢可以買一小把,隔一兩天換一次新鮮的。伺弄蠶寶寶,每天都有需要關(guān)心的事,每天都有驚喜。看它們辛勤地蠶食,一點點長大,身體逐漸透亮,用稻草搭一座小山,看它們爬上去吐絲作繭,這個過程真是其樂無窮。繭子由薄變厚,開始時像紗帳,仍能看見蠶在里面忙碌,漸漸就看不見了。美好的時光到此結(jié)束,因為此后必須耐心等待,直到有一天,繭上出現(xiàn)了一小缺口,逐漸擴大,蛾破繭而出。接下來就更沒有意思了,蛾們的必然命運是交配,產(chǎn)卵,死去。雖然我總是把卵保存到第二年春季,但它們從來沒有孵化成蠶寶寶。
在城隍廟還能買到一種米粒大小的甲蟲,名叫養(yǎng)蟲。其實我只知其發(fā)音,我揣摩是營養(yǎng)的養(yǎng)字,因為據(jù)說這種小蟲是大補,而它們也專吃蓮子、紅棗等滋補食品。吃這種小蟲的方法很特別,抓一把活活放進嘴里,讓它們自己順著咽喉和食道爬到腹中。我們班上真有同學這樣吃過,我可不敢。我只是養(yǎng)著玩,上課時把小紙盒擱在課桌里,不時偷偷打開蓋子看它們一眼。它們有驚人的繁殖力,弄幾只放在那種裝針劑的小紙盒里,幾天后就是滿滿一盒了。養(yǎng)這種小蟲的最大樂趣就在這里,看它們的數(shù)量像變魔術(shù)似的日新月異。
解放初,城隍廟口上有一家劇團,專門演大頭小頭戲。毛家叔叔認識守門人,帶我進去觀看過一回。場地很小,沒有舞臺,也沒有座位,觀眾都站著看。所謂演員,其實是三個畸形人。一個侏儒女人,頭極大,相當于正常人的兩倍。兩個男人是兄弟,頭極小,相當于正常人的一半。他們都穿著花衣服,臉上抹濃彩,在鑼鼓聲中咿咿呀呀亂唱一氣。不多久,這個劇團被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小動物園,展出雙頭蛇之類怪物。后來我多次見到那一對小頭兄弟,發(fā)現(xiàn)他們也住在侯家路,據(jù)說已經(jīng)安排了正當?shù)墓ぷ鳌?/p>
城隍廟現(xiàn)在仍是上海的一個熱鬧場所,那里有九曲橋和蘇州式園林豫園,有許多傳統(tǒng)小吃店和特色小商場。但是,廟早已拆除,如同今天許多地名一樣,城隍廟已經(jīng)名不副實。在我小時候,廟是完好無損的,而且長年燃著香燭,煙霧繚繞。廟分兩層,有好幾進,供著來歷不同的眾多神像。一樓是陽間,儒佛兼收并蓄,有玉皇也有觀音,當然有城隍老爺,還有劉備、諸葛亮、關(guān)公之類。二樓是陰司,光線特別暗,展示下油鍋之類陰森的地獄景象,角落里藏著拖長舌的白無常和黑無常。我經(jīng)常進廟里玩,心情恐懼而興奮,一旦踏進去又后悔,目不敢旁視,硬著頭皮穿過一個個燭光昏暗的殿堂,魂飛魄散地從另一個門口逃出來。直到搬離侯家路后,長達二十年之久,我經(jīng)常做同一個夢,夢見自己在廟里迷路,被無數(shù)神像包圍,殿堂一間連著一間,仿佛沒有盡頭,怎么也找不到出口,最后在驚恐中醒來。
廣場一角的大院
許多年前,在上海人民廣場的西南角,有一個圍著黑色竹籬笆的大院,門牌號為黃陂北路一八四號。院子里有幾棟二層小樓,解放前是賽馬場老板的房產(chǎn),而人民廣場這一帶原是賽馬場的地盤。解放后,這位瞿姓老板的財產(chǎn)被剝奪,他一家人租居在其中一棟小樓的第二層,其余房子分配給了別的住戶。除小樓外,院里還蓋了許多簡易的茅草房,居住的人家都是上海人所說的江北佬,過去從江蘇北部逃荒到上海來的。搬離侯家路后,我家便住進了這個大院,并且成了瞿家的鄰居。
這些小樓都已陳舊,瞿家住的一棟算是其中最好的。底層有一個門廳,只通二樓,一樓的居民不從這里出入。二樓有三間房,我家住靠外的那一間。這間房原來也是瞿家用的,大約因為總面積超標,被迫讓了出來。當時住房由公家分配,如果我家不住進來,也會住進別的人家。盡管如此,瞿太太仍不免心懷不滿。她沒有工作,兩家做飯都在走廊上,因而天天都會和我的母親見面,母親常為她的指桑罵槐感到傷心。然而,每年過年,她又必定會端一盤糕團送到我家,糕團上印著鮮艷的紅點,如同一種儀式。瞿先生在房產(chǎn)公司做事,見了我的父母只是點一點頭,從不說話。我能感覺到兩家之間的鴻溝,而使我的這個感覺格外鮮明的是他們的獨生子。他們的居室在頂頭那一扇門里,我從未瞥見過門里的情形,這位風度翩翩的公子就深居在里面苦讀。當時他剛從育才中學畢業(yè),后來考上了清華大學。偶爾在走廊上遇見,他對我們看也不看一眼,好像我們根本不存在。我倒并不因此感到自卑,只是仿佛第一次看見了一種高貴青年的類型,這是一個與我無關(guān)的類型,所以我不會用它來衡量自己。那時候我做夢也沒想到,不久之后,我會進上海中學、北京大學這樣的名牌學校。
在這個家庭里有一個奇怪的人物,我們叫他老公公。他大約六七十歲,滿臉皺紋,須發(fā)花白,永遠弓著腰,不能直立,戴一頂破氈帽,穿一件臟兮兮的藍布短褂。據(jù)說他是瞿先生的父親,但他的地位實在連奴仆也不如。他是無權(quán)踏進瞿家的門檻的,屬于他的只有樓梯下一個黑暗的角落,那里搭了一塊木板,鋪一床破爛的褥被,他就在那里起居。他的親密同伴是一只貓,總是蜷縮在他的床上。他專干掃走廊、倒垃圾之類的粗活,自己單獨用餐,做一點簡單的飯菜,或者就吃殘羹剩飯。瞿太太動輒叱罵他,而他總是低聲下氣,逆來順受。我的父親多次替他打抱不平,向瞿家夫婦提出抗議,在街道整風時還寫了大字報,但無濟于事。老公公不是一個孤僻的人,他顯然歡迎新房客,我們住進來后,他不那么寂寞了。他很喜歡同我們這幾個孩子逗玩,給每人起了綽號,結(jié)果我們一吵架就用他起的綽號互罵。
住慣了邑廟區(qū)的鴿子籠,乍一搬到人民廣場,不用說是感到新鮮而又愉快的。那時候,人民廣場一帶還很有野趣,到處雜草叢生。在我家對面,橫穿廣場,是人民公園。我們這些孩子完全不必買門票,因為我們知道公園圍墻的什么位置有一個洞,可以讓我們的身體自由地穿越。院子里有大片的泥土地,我在我家樓前的籬笆旁埋下牽牛、鳳仙、雞冠等花籽和黃豆、綠豆之類,頭一回領(lǐng)略了種植的快樂。家里的住房比以前寬敞多了,光線也好,打開窗子,看見的是寬闊的廣場。每年五一和十一,廣場中心搭起主席臺,我家的窗戶就在主席臺的斜對面,坐在家里可以觀看游行和焰火。一到節(jié)前,母親便忙碌起來,做許多饅頭和點心,準備招待來我家看游行的親友們,節(jié)日的氣氛格外濃郁。
我在這個大院子里只住了兩年,就遇上人民廣場整修,這個大院子被拆除了。其后,我家搬到了江寧路一處石窟門建筑的一間暗屋子里,從此再沒有搬遷。對于瞿家來說,拆遷的消息不啻是一聲晴天霹靂,他們對于所安排的新居一律表示不滿意,始終拒絕搬離。當然,拆遷不可阻擋,聽說他們后來搬到了一個親戚家里寄居,而瞿太太則因為承受不了這個刺激而精神失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