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的建構(gòu)^【1】
——兼及巴斯奈特的“危機論”

■方漢文

蘇州大學中文系

一　“體系才是現(xiàn)實的”

理論體系的建構(gòu)是學科發(fā)展的生命線。20世紀中期以來，世界的比較文學理論建構(gòu)發(fā)生了匪夷所思的逆轉(zhuǎn)。如果20世紀50年代前后以韋勒克、雷馬克等學者為代表的西方比較文學理論達到了巔峰（這里指有根本意義的原理性發(fā)展，不是指學科的普及），帶動了東方比較文學的發(fā)展。但此后西方就呈現(xiàn)出江河日下之狀，除了被學生們背得爛熟的“雷馬克定義”等觀念之外，重要的理論觀念方面幾乎乏善可陳，數(shù)十年間竟然少有成理論體系的學科重要著作問世。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比較文學理論體系卻在新舊世紀交接之際成熟，相繼有多種比較文學新理論體系模式提出，多部與西方比較文學觀念大相異趣的、理論體系雄健的原理性著作的出現(xiàn)，遠非西方學界所能比。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以此來附會當代世界東西兩方比較文學理論發(fā)展的狀況可謂曲盡其妙。司馬遷《史記·六國表》中曾經(jīng)有過一個關于東西方的比較：“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边@個原理用于比較文學中卻顛倒了過來，生于西方的比較文學，可能大成于東方。

當前，西方比較文學研究中還有一種相當悲觀的看法在蔓延。如果我們還記得20世紀50年代美國韋勒克（R. Wellek）的那篇《比較文學的危機》，那么就可以看出，這種“危機”的警世之言如同基督教的“末日審判”一樣，成為永遠籠罩于歐美比較文學頭上的一片陰云，難以擺脫。1993年，頗有影響的英國比較文學理論家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再次發(fā)出“危機”降臨的警告：

20世紀末，比較文學進入了災難性階段。這種研究在西方已經(jīng)在危機之中，這是無可置疑的了?！S多比較文學學者的著作內(nèi)容貧乏，比較文學應當研究什么沒有達成共識，比較文學研究中隨處可見那種二元對比（就是不同體系中的兩個作家或兩個文本的比較——但是不同的體系應當如何區(qū)分仍然是一個復雜的沒有解決的問題）等陳腐的觀念，所以這些全都在加快著比較文學研究的消亡。^【2】

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比較文學中“危機”之聲不斷，原因何在？筆者認為根本原因還在于比較文學學科自身，在于學科的理論上的缺陷，所以盡管學者們作了大量的文本研究實踐，仍然未能克服危機。這也是對于輕視比較文學理論建設的一種反諷。我們只須要看看當年韋勒克的“危機”與巴斯奈特的“危機”之間的聯(lián)系就可以明白問題的所在。巴斯奈特所說的“危機”除了一些現(xiàn)象之外，主要根源在于兩個方面：1．比較文學學科研究對象不清楚。2．研究方法上的二元對比（即我們所謂附會式的“平行對比”）。我們再來看韋勒克當年在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第二屆大會（1958）所作的發(fā)言中的看法，韋勒克認為：

我們學科的處境岌岌可危，其嚴重標志是，未能確定明確的研究內(nèi)容和專門的方法論?！艺J為，內(nèi)容和方法之間的人為界線，淵源和影響的機械主義概念，以及盡管是十分慷慨的但仍屬文化民族主義的動機，是比較文學研究中持久危機的癥狀。^【3】

韋勒克的“危機論”的主要觀念是十分清楚的，黃源深先生曾經(jīng)在韋勒克發(fā)言的譯后記中十分精確的歸納為三點，我們不妨直錄如下：1．沒有確定明確的研究內(nèi)容和專門的方法；2．機械地把比較文學界限于研究淵源和影響，以至于比較文學降到了附屬學科的地位；3．比較文學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義動機，使研究本身失去了應有的客觀性，而成為本民族“爭奪文化聲譽的舌戰(zhàn)”。^【4】比較文學中的文化民族主義至今仍未消除，特別是西方民族文化的自我中心主義更是比較文學“危機”的重要根源，這是毋庸諱言的，這里我們先暫且不論。第二點其實是說法國比較文學中存在的單一影響研究方法使學科不能成立，其實質(zhì)仍然與比較文學的研究內(nèi)容與方法有關。因此，如果比較韋勒克與巴斯奈特兩人的危機論主要根源，我們再一次發(fā)現(xiàn)了比較文學中最常用的一句話：“驚人的相似”——兩種危機論都是以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和內(nèi)容不能界定，比較文學沒有方法論——作為主要的根源。時光如梭，世事滄桑，然而數(shù)十年比較文學的發(fā)展竟然如同非洲人的“飛來去”游戲一樣，重新回歸到其出發(fā)點，這真是令人不勝驚詫。我們不妨引用《哈姆雷特》中霍拉旭（HORATIO）所說過的那句老話：

它們是如此相像，真令人沮喪而且充滿恐懼與驚異。

（Most like: it harrows me with fear and wonder.）

比較文學學科對象能不能確定……

比較文學沒有特定的研究方法？

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家最推崇的著作之一是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在這部著作開頭，馬克思寫下這樣的一段話：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能說都出現(xiàn)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xiàn)，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xiàn)。^【5】

如果用這段話來作為世界比較文學的敘事話語，那么，比較文學的危機可以看成是兩次出現(xiàn)，韋勒克的危機恰如一次悲劇，而巴斯奈特等人的說法則不過是一次笑劇。這種笑?。ㄕ堊⒁猓R克思用的是笑劇，而不是他所喜愛的希臘人的喜劇）的可笑之處當然正如先哲所言，是一種在新的歷史形勢下所作的具有反諷性質(zhì)的表演。

新危機論的產(chǎn)生，原因在于巴斯奈特等人的目光只停留于歐美比較文學之一隅，而完全忽略了從20世紀80年代后就崛起的東方比較文學。用一種后殖民主義理論的話語來說，即是所謂“視域限制”（perspective limit）。被后現(xiàn)代主義敘事理論視為圭臬的法國拉康（J. Lacan）心理分析為敘事理論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這個框架受到后現(xiàn)代主義者霍米·巴巴（Homy K. Bhabha）到德里達（J. Derrida）人或褒或貶，但無可懷疑地影響巨大，由這種視域局限發(fā)展出了“視域互換”。這種理論是說明，每一個場景其實都存在多種視域，而多種視域形成的是一種結(jié)構(gòu)關系。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決定了主體所能具有視域，而這種位置的變化又會產(chǎn)生結(jié)構(gòu)關系的改變。正像拉康所說：“這些條件的特殊地位來自于它們同時所具有的邏輯時間的關系，通過這些關系和形式?jīng)Q定了對于主體的位置，在他們之間才可能進行選擇?！笨上У氖牵退鼓翁夭⒉荒苋缌芯S—斯特勞斯、拉康這些后現(xiàn)代主義先行者所想像的那樣具有這種轉(zhuǎn)換功能，因為在場的話語結(jié)構(gòu)畢竟是西方的，東方—西方、野蠻—文明的不在場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決定了巴斯奈特等人不可能轉(zhuǎn)換向東方視域，所以在東方這一視域這些學者其實是所謂的“零視域”。王充說：“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筆者以為，當代世界不惟要知古知今，更為重要的是要知道西方與東方，只知其中任何一方都是不足為訓的。因此有必要對于《論衡》再補充曰：“知東不知西，謂之蒙昧；知西不知東，謂之眇目?！表鹌湟荒考词撬^獨目，也就是《奧德賽》里所描述的那種獨眼巨人。理性中心其實就是一種獨眼巨人的象征，正應了阿拉伯人那句名言：西方人是一只眼看世界，中國人是兩只眼看世界。

無論西方還是東方，比較文學“危機”的真正解決是理論體系的建構(gòu)。

在當代社會中，一門學科的真正確立，并不在于從事這門學科研究的人數(shù)多少或是它的著作的多寡。理論體系的建構(gòu)是任何一門學科成熟的主要標志，只有完整的理論體系才能使學科具有真正的獨立意識。比較文學同樣如此，經(jīng)過一個多世紀的比較文學，如果不進行理論體系的探索和發(fā)展，回避學科原理探索，只停留于幾條原則的反復，理論的貧乏最終會導致它的危機。黑格爾關于體系曾經(jīng)說過：

知識只有作為科學或體系才是現(xiàn)實的，才可以被陳述出來；而且一個所謂哲學原理或原則，即使是真的，只要它僅僅是個原理或原則，它就已經(jīng)是假的了；要反駁它也就很容易。^【6】

比較文學百年發(fā)展中，經(jīng)過法國學者到當代學者的努力，已經(jīng)形成了種種理論模式，但這些模式大多是零碎的、不系統(tǒng)的，即劉勰《文心雕龍》中所批評的“不能持論”，不能夠適應全球化時代的要求。為此我們認為有系統(tǒng)建構(gòu)當代比較文學科理論體系的必要。從比較文學的特性出發(fā)，它的理論體系的主要特征應當是綜合世界各民族文學研究的經(jīng)驗，參較世界主要文明與文化，以不同文學之間的差異性與同一性比較研究為主的理論體系。比較文學理論的目的不是要成為無所不包的世界文學史，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為世界文學研究提供一種研究學科和研究模式，這種學科通過不同文學的差異與同一研究，達到對于文學基本規(guī)律和特性的理解，從而把世界文學研究作為一個整體來認識。

二　世紀之交的中國比較文學理論創(chuàng)造高潮：構(gòu)架與創(chuàng)新

新舊世紀的時間交接很容易與新舊理論的替換產(chǎn)生聯(lián)想，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釋夢》，盡管當時連區(qū)區(qū)500本印數(shù)也無人問津，但誰也沒在想到精神分析在那個新世紀的發(fā)展與當年的冷落形成鮮明的對比。當2000年到來時，中國比較文學理論在外表的平靜中產(chǎn)生了新的蛻變，甚至掀起了一個小小的理論體系建構(gòu)的高潮。

其實回顧起來，中國比較文學理論體系建設的思想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就已經(jīng)醞釀，最初是樂黛云、謝天振等學者就提出了建立新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的設想。在實踐方面，樂黛云、湯一介等人的“合而不同”理論為一種有中國學術(shù)淵源的普適性理論提供了觀念上的借鑒，曹順慶等一批學者提出的“異質(zhì)文化比較”、“漢語詩學理論”突出了有中國特色的新觀念，這可以說是建立有民族特色理論的先聲。圍繞著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綿延長久的討論，無論參加者的意見是否定還是肯定，都產(chǎn)生了一種吸引學術(shù)目光的作用。

從2000年起，新理論體系化有大的變動，筆者先后在《中國社會科學》、《外國文學評論》、《光明日報》、《學術(shù)月刊》與《中國比較文學》等刊物上發(fā)表了“比較文學與文化的新辯證論”的系列論文，論證了比較文學的認識論、方法論與本體論之間關系，提出了比較文學新定義，目的是建立一種有中國學術(shù)思想淵源的體系創(chuàng)造。樂黛云的《互動認知：（Reciprocal Cognition）：比較文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發(fā)表從實質(zhì)上將比較文學的認識論、方法論的研究導向深入。^【7】2002年筆者的《比較文學高等原理》、《比較文學基本原理》先后出版^【8】，實踐了新的比較文學理論建構(gòu)方式。從在樂黛云的直接指導下，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出版^【9】，這部由眾多學者參與寫作的將一些新的理論觀念進行全面闡釋，并將它們進一步普及。直到近期，曹順慶等學者從“跨文明研究”角度來定義比較文學，也屬于理論體系建構(gòu)的重要內(nèi)容。學科定義、研究對象等內(nèi)容屬于本體論范圍，也是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理論主線的發(fā)展不是單一的，它有一個巨大的相關域（context）。這就是一個更為廣泛的大范圍理論探索潮流，遠遠超出了比較文學學科范圍。如季羨林先生一系列關于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觀點；樂黛云、湯一介等人關于跨文化對話的研究；在文藝理論界，錢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隔界聲援了比較文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他早在1993年發(fā)表的《面向新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外文學理論新變》一文中就預言：“在中西文論的研究中，綜合研究方法的運用，在于使中西文論產(chǎn)生新交融。從整個理論形勢來看，一種在科學、人文精神指導下當代性的中西文論交融研究，將會在下一階段、新世紀得到極大的進展與興盛。”^【10】這一預言當然也包括比較文學理論。其余茲不一一述及，如陳思和、謝天振教授關于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的討論，劉獻彪、鹿國治教授關于理論創(chuàng)新的及時評介等等，這一切因素互相激活，互相融匯，共同推動了理論創(chuàng)新。毫無疑問，這不是所謂一個單一“學派”或某人一家之說的興起，不同學說之間的不同與碰撞是大量存在的。筆者從不諱言這種碰撞，而且相信這種沖突是積極的，是發(fā)展的必經(jīng)之途。筆者在比較文學的定義、對象、主要理論構(gòu)架如本體論、方法論方面都與一些良師益友有不同見解。但這種不同見解不但不是互相攻訐的理由，卻正是互相商榷，求同存異，共同發(fā)展的動力。

總結(jié)這一理論發(fā)展趨勢，有什么主要貢獻？

筆者認為提出的問題與啟人深思之處固然甚多，而重要的表現(xiàn)于以下方面：

（1）中國式比較文學理論體系觀念：以前的中國比較文學學者強調(diào)中國文化與西方的差異，并認為中國文化的差異本身就是中國模式。但新理論模式則首先承認理論是普世的，中國模式要成立，必須要從理論體系本身來建構(gòu)它，要就原理中的理論原則來提出中國的觀點，而不是中國人參加到比較文學研究中就自然有了中國模式。正像印度模式、加拿大模式不會因為印度人與加拿大人從事比較文學而自動生成一樣。東方的比較文學理論體系創(chuàng)造從中國的合而不同觀念、墨辨邏輯等傳統(tǒng)觀念出發(fā)，與西方討論理性原則、差異邏輯、比較觀念等理論原則，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在認識論、本體論、方法論、實踐論等理論線索上與西方理論完全不同。

（2）提出了不同于法國與美國學者的理論結(jié)構(gòu)方式。中國學者從中國古代文論、西方文論、馬克思主義學說等多種理論體系中汲取營養(yǎng)，左右逢源，形成了獨特的板塊結(jié)構(gòu)方法。在具體構(gòu)架上，以比較文學原理、比較文學史、比較詩學與詩學史、比較批評實踐、跨學科與跨文化研究等五大板塊為主體。如此系統(tǒng)而多樣化的結(jié)構(gòu)方式，無論是法國學派還是美國學派或其他一些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都是前所未聞的。這是中國學者的創(chuàng)造，要說中國學派的建立，這才是最主要的根基。

（3）比較文學原理觀念特別是對于其學科特性、方法的新理解，這也是中國學者不可忽略的貢獻。主要是提出以下觀念：

其一，比較文學有自己的認識論。以前只有極少數(shù)學者從反面關注到這一問題，有人埋怨比較文學沒有認識論。筆者提出以新辯證論為認識論，并且提出認識論歸根結(jié)底是邏輯體系的不同，提出以墨經(jīng)邏輯為新辯證認識論基礎。樂黛云等人則提出互動認知論為認識論等，都具有相當?shù)母镄乱饬x。

其二，主張比較文學的意義不只僅是方法論，比較文學是一種文學本體論。因為比較是一種思維方式。這就從根本上解答了長期以來令人疑惑不解的問題：比較文學是不是只有方法意義。只有解決這個問題，才能回答巴斯奈特的問題。巴斯奈特的“危機論”中，主要是對于比較文學是方法還是學科認識不清，把方法作為學科的唯一特征。比較文學科本質(zhì)特征的新認識在于：比較文學不只是一種方法論，它是人類所固有的比較思維方式在多元文化時代的表現(xiàn)，這一學科的產(chǎn)生基于比較思維的基礎，是全球化的時代要求，19世紀產(chǎn)生的比較文學正是全球化早期的時代所造就的。

（4）比較文學的新定義：這是完全不同于傳統(tǒng)的西方學者如法國學者和美國學者等所提出的比較文學定義，筆者認為：

比較文學作為跨語言跨學科和跨文化的文學研究，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學間的差異性和同一性的辯證思維為主導，它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異同類比，而包括了多種文學的不同研究方式，從而展現(xiàn)多種文學的特征和它們之間的辯證聯(lián)系。比較文學是在世紀文化多元化和文化一體化中確定自己的學科主體、對象客體和方法論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5）創(chuàng)建比較文學的新理論體系的初步構(gòu)想：包括比較文學的認識論、方法論和本體論（包括主體論、客體論與實踐論）等系統(tǒng)構(gòu)成。

三　回復所謂的“危機論”

理論體系是現(xiàn)實的，就是說它是為現(xiàn)實而創(chuàng)造的，它具有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品格。中國比較文學理論體系的創(chuàng)造同樣是現(xiàn)實的，它必須為中國與世界的比較文學研究服務。所以我們要再回到上文所說的“危機論”。

那么，中國比較文學理論體系的發(fā)展是否能解決所謂的“比較文學危機”呢？這是關鍵所在，我們的答復是肯定的。我們已經(jīng)指出：第一，比較文學對象能否確定；第二，比較文學有無方法論；這兩個問題是目前危機論最主要的根據(jù)。

第一，比較文學對象是什么，筆者已經(jīng)指出，如果按照目前的思路是沒有答案的。這是因為，從比較文學產(chǎn)生之時，關于它的對象就形成了一種簡單直觀的劃定方式，把對象看成是“比較方法”的附屬品。在所在關于對象的劃界中，人們所關注的是對象的形式特征而不是它的本質(zhì)特征。這是一種低級的對象劃定，它必然成為一個無限擴大的對象范圍。從最初的不同國家間的文學關系研究（法國學派）到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直到近年來國內(nèi)外盛行的“跨國別、跨語言、跨民族、跨文化、跨文明……”。這種跨可以無限地跨下去，直到無所不包。這也就是比較文學研究對象不確定的一種表征，一定程度上，巴斯奈特絕不是杞人憂天，而只是受害于這種對象界定的反映。

在中國理論體系的創(chuàng)建中，筆者認為我們一定要擺脫這種思維方式，克服比較文學范圍無限擴大，無限循環(huán)的認識論錯誤。唯一的出路開辟比較文學對象認識的新途徑。這種新途徑是從辯證理性層次來認識對象，而不是簡單直觀地看對象。筆者認為：

簡單說，比較文學是比較思維與方法指導下的，對于不同文化文學的差異性與同一性的研究。^【11】

這是筆者的簡明定義，把比較文學研究對象規(guī)定為不同文化文學的差異性與同一性。這樣避免了無休止地范圍擴大，卻永遠不能確定對象。比較文學對象是十分明確，一切文化中不同文學的差異性與同一性都是其對象。它既不是無所不包，也不是畫地為牢。

什么是“同一性”（identity）？這個詞的另一個意義“認證”，已經(jīng)被后現(xiàn)代主義者們炒得無人不知。可惜即使是西方的后現(xiàn)代主義者們中，也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詞被點鐵成金，其始作俑者是黑格爾。黑格爾《小邏輯》中把這個詞稱為“同一性”（identit?t），這是認識事物的基本范疇，因為人的思維就建立在同一性的基礎之上。萬物“獨化”，就不可能有“存在”，也不可能有人類思維。所以同一性其實是思考的統(tǒng)一性，是經(jīng)過抽象，舍棄不同所形成的認證。所謂差異性（diffrence）與同一性相對，它們都不是指形式上的異與同，而是認識事物本質(zhì)的手段。異，來源于墨經(jīng)中的“異”，用于比較文學中，如果同一性是指文學文本或是主體所被承認的共同性，即這些文本是被認均可以建立文學聯(lián)系的認證關系。那么，差異性就是文本的歷史環(huán)境和藝術(shù)特性的典型特征，是某一個文本所具有的民族文化與文學的集中體現(xiàn)。這是《詩經(jīng)》與《荷馬史詩》、《吉爾伽美什》、《羅摩衍那》得以區(qū)分的特性。文本是有限的，藝術(shù)象征是無限的。

如果僅用黑格爾的說法還不能使酷愛后現(xiàn)代話語者滿意，我們不妨再用用德里達的話來加以闡釋。其實并不只是德里達，因為從19世紀起，同一性與差異性就被一大批西方思想家利用起來，特別是尼采、弗洛伊德和索緒爾三個人。這三個人都曾施惠于德里達，雖然他自己并不承認。當然其中最直接的還是索緒爾。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是西方現(xiàn)代思想經(jīng)典，其中首先討論的問題就是：人們通過語言符號系統(tǒng)互相溝通，那么，為什么語言能提供同一性（identity）？正是從這里出發(fā)，索緒爾經(jīng)過考察，得出的結(jié)論是：記號本身是任意的，但是它的意義是以其區(qū)別于其他記號的“差異性”所決定的。同一性——差異性這一對范疇從此變得突出。德里達則發(fā)展了這一觀念，他認為同一性也就是一種“在場的形而上學”，它只有通過不在場的即“缺席”的差異才能得到意指。這當然是對于黑格爾的同一性哲學批判，也是對于古希臘以來的西方理性中心主義的顛覆了。這里我們無意于對后現(xiàn)代主義多說。重要的是，從黑格爾到德里達，同一性與差異性，都是從差異性與同一性的關聯(lián)來看待比較。正像黑格爾所說：

此外，比較的任務即在于從當前的差別中求出同一，……只要我們能承認惟有在現(xiàn)存的差別的前提下，比較才有意義；反之，也惟有在現(xiàn)存的相等的前提下，差別才有意義。^【12】

墨子日：“同一異俱于一”，與黑格爾可謂同聲相應矣，他們都掌握了比較的關鍵：既不是比同，也不是比異，而是通過比較達到同一性與差異性的統(tǒng)一，從這種統(tǒng)一中理解文學的本質(zhì)，這可謂是比較文學的真諦。

比較文學的對象就是對于處于同一性與差異性之中的文本研究，這種研究的對象是差異性與同一性本身，而不同的民族、語言、文化、國別、文體……，是差異性與同一性的屬性與表現(xiàn)。只有從這種超越了在場與缺席的觀念出發(fā)，把自身的同一性與其他民族的差異性置于同一水平之上，理解自我與他人的主體間性，不同文本間的互文性，才能克服比較文學范圍無限擴大的缺點。所以，如果從這種辯證觀念來理解，那么，比較文學的對象不僅是確定的，而且是具有嚴格要求的。這里有一個非線性的、隨機性的范圍，一切在差異性與同一性的互相辯證比較中的研究，都可以也都必然是比較文學的對象。我們對于對象的界定是嚴格的但不是僵死的，它更符合比較文學作為一種交叉學科、前沿學科所具有的開放性。

這種學科對象界定還有一種重要性質(zhì)就是反對民族中心主義。比較文學學者自身具有民族與國別，這就為主體視域設定了限制，使一方成為規(guī)則制定者。所以會以希臘史詩為樣本來比較中國有沒有史詩；會從希臘悲劇為樣本來看中國有無悲劇。歐陽楨（Eugene Eoyang）指出：

在比較文學中，很少有人反思方法問題與比較邏輯。子虛烏有式的問題如“有沒有中國的悲劇（tragedy）”？“為什么中國沒史詩（epic）？”這里只是有傷尊嚴，但并沒說明問題的實質(zhì)。但被人忽略的恰恰是其中的偏激之處。相應的問題卻極少甚至沒人提出：為何西方?jīng)]有斷代史？為什么西方?jīng)]有《詩經(jīng)》（Shih ching）的對應物？……^【13】

筆者對于這種思維方式深感贊同，也曾多次在有關論著中提出過相同的疑問，為什么只問中國有無悲劇史詩，而不去反思西方文學中有無唐詩漢賦元雜劇等？這本身就反映出比較的對象是被主體所先驗地規(guī)定了，首先是確定了自己作為同一性的中心，然后再去尋找他人作為差異的陪襯。因此，我們主張同一性與差異性的辯證關系，從一種互文性與主體間性來確定比較的對象，以避免自我中心觀念。

第二，關于比較文學方法論，筆者認為中國學者們有一個重要貢獻，即提出比較不只是方法論，而是一種本體論，這可謂發(fā)前人之未發(fā)的議論。我們先對于兩個基本概念進行簡單闡釋。首先是所謂本體論（ontology），西方傳統(tǒng)哲學中的本體論是專指關于世界的本原或是本性的研究，近代以來，現(xiàn)象學家發(fā)展出“先驗的本體論”（胡塞爾）、“基本的本體論”（海德格爾）等新觀念，已經(jīng)改變了傳統(tǒng)本體論。簡單說，所謂本體就是哲學的存在概念。對于一種學科來說，就是這一學科的本質(zhì)特征。比較文學的本體論就意味著比較不只是學科方法而且是它的本質(zhì)特征。從歷史來說，19世紀的比較主義思潮的產(chǎn)生不只是一種新方法的運用，而是學科觀念的更新。原因很簡單，在此之前，西方已經(jīng)有了建立于西方同一性觀念之上的哲學、歷史、文學、科學等，這些學科是沒有與異己的學科相參照的。因此，其實并不能說一種真正有普世意義的。而從海上大交通之后，東西方文化大交流，西方原是西方文化開始與異己的文化相碰撞時，西方的神學與中國的儒釋道、西方哲學學科與中國或其他東方國家的“哲學”（或相近意義上的學科如漢語中的“諸子”、“漢學”、“理學”等）、西方的文學與中國的“文學”（如“詩”或“文”）、西方的歷史學科與中國的“史”之間產(chǎn)生比較，當然這里并不只限于西方與中國，而可能是西方與世界多種文化，這種比較使得西方不得不承認：在同一種學科或是研究中，并非只有西方的一種學科，而不同的文化中的相近學科之間同一與差異正可以促進西方學科的再生與發(fā)展。由此產(chǎn)生比較主義，所以比較不只是一種方法，它是學科自身的認證，西方通過比較而知道在歐洲美洲的文學之外有多種的“文學”，比較不是目的，比較是文學本體認證的方式，可以說比較就是這種文學研究的本體。

再看方法論（methodology），方法論是關于比較文學研究方法的理論，它對于比較文學有特殊的意義。這是因為，從另一方面來說，比較文學學科建立與比較方法有最直接的關系。而學科的歷史又使得比較方法恰恰成為一種理論難點，如果比較文學僅僅是比較方法的運用，毫無疑問會使比較文學成為一門只以形式比較為特色的學科，失去了比較文學學科的本體。比較文學如果只是一種方法運用，它本身是不足以構(gòu)成一門學科的。所以不少學者對于比較文學中的形式比較提出質(zhì)疑。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國學者所說的“比較不是理由”的名言。

雖然同樣認為比較是本體論而不是方法論，其間又有不同見解。我們列舉兩種觀念。第一種是認為“比較”不屬于方法論，而是本體論。楊乃喬認為：

我們已經(jīng)理解了不能把比較文學在日常用語的“比較”意義上理解為是對兩種民族文學或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進行表面的類比，比較作為一種學術(shù)視域是研究主體對兩個民族文學關系或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關系的一種內(nèi)在的匯通性透視，是比較文學在學科成立安身立命的本體，這就決定比較文學屬于本體論而不是方法論。^【14】

其目的在于“回避把比較文學在日常用語上誤讀為一種表面類比的方法”，強調(diào)比較文學“是一種匯通的學術(shù)視域”。

另外一種看法稍有不同，筆者認為，比較方法論從本質(zhì)上是一種思維方式與方法論的結(jié)合，它產(chǎn)生于人類所共有的比較意識。這種意識經(jīng)歷了從遠古到現(xiàn)代的發(fā)展，最終成為人們的一種科學研究方法。筆者曾經(jīng)論述過從中國古代與古希臘開始的這一歷史過程：

比較在思維與邏輯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墨經(jīng)邏輯與合同異之論都是基于比較之上的。當然，也必須反對“同異合一”的詭辯論，人類思想的同時在兩個舞臺上演出，中國先秦學者所探討的理論問題幾乎同時在希臘雅典城中出現(xiàn)，從芝諾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對同與異有大量的論述。由于篇幅關系，我們不能一一論述。只需要指出，同與異，類比與比較，這是希臘學者公認的人類思維的開端，主要表現(xiàn)于：（1）認識的對象是存在，關于存在是“一”還是“多”，有還是無，就是從事物的同與異開始的。（2）認識的途徑即從眾多事物發(fā)現(xiàn)單一的本質(zhì)，如“相”與“型”，這就是借助于對眾多事物與單一事物之間的比較得到。（3）認識的方法，即綜合與歸納，這也是以認識的同與異為基點的。柏拉圖《巴曼尼德斯篇》是最典型的例子，柏拉圖區(qū)分了“存在”與“非存在”，特別指出“存在”和“異”這兩個“種”是無所不在的。它們可與一切事物相結(jié)合，而且它們之間也可以相結(jié)合?！瓱o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先民，比較觀念都是他們思維和邏輯的起點，并且以后形成了他們認識事物的主要方法之一。這就使得比較在人類思想中占有了重要地位?，F(xiàn)代以來，由于全球化進程的推動，從世界文化的整體性來思考的觀念終于形成，超越單一民族的視域，比較的、多元的視域來研究客觀事物成為歷史潮流。這樣，比較方法終于從日常生活的經(jīng)驗方法進入到學術(shù)研究之中，成為比較文學等學科的方法論。所以它所帶來的并不只是一種單一的方法，而是思維方式與方法觀念的變革。^【15】

19世紀的比較主義諸學科就是比較思維與科學的比較方法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所以比較文學自其誕生起，就先驗地以比較為本體，這是比較存在的理由。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比較就不是形式類比，如果比較已經(jīng)超越簡單比附，成為文學研究辯證的整體性觀念，那么也可以說“比較就是理由”。我們認為對于比較文學來說，比較的本體論意義自然使得它可以超越形式類比，牽強附會，而成為一門有重要意義的學科。這樣的學科不但沒有面臨所謂“危機”，而且會日漸發(fā)達。

所謂“為學日益”，斯以其為證乎，吾愿待之以時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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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十五社科規(guī)劃課題與教育部重大課題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東方文學與西方：文學的交流和影響”的成果之一。

【2】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1993, p. 9.

【3】　干永昌：《比較文學譯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122—130頁。

【4】　黃源深：關于韋勒克《比較文學的危機》一文的譯后記，載干永昌等編選《比較文學譯文集》，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135頁。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頁。

【6】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edited by Shoshana Felma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82, p. 463.

【7】　樂黛云教授在《互動認知（Reciprocal Cognition）：比較文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一文中提出“互動認知”作為比較文學的認識論，見《中國比較文學》，2001年1月，第7頁。

【8】　方漢文：《比較文學高等原理》，南方出版社，2002年；方漢文：《比較文學基本原理》，蘇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

【9】　樂黛云顧問，楊乃喬主編《比較文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10】　金元浦：《多元對話時代的文藝學建設——新理性精神與錢中文文藝理論研究》，軍事誼文出版社，2002年，第388頁。

【11】　方漢文：《比較文學高等原理》，南方出版社，2002年，第41頁。

【12】　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252—253頁。

【13】　Eugene Eoyang, "Polar Paradigms in poetics :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premises," in Cornelia N. Moore and Raymond A. Moody edit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 Traditions and Trends Selected Conference Papers Volume I, Hawaii Press, 1989, p. 11.

【14】　楊乃喬：《比較文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18頁。

【15】　方漢文：《比較文學高等原理》，南方出版社，2002年，第155—1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