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關(guān)于明詞

詞萌生于唐，風行于兩宋，衰于元，亡于明，中興于清，這是清代以來關(guān)于中國千年詞史的“經(jīng)典”描述。當今詞史研究在研究格局方面賡續(xù)古人所劃定的框框，詞研究重點落在唐宋與清代兩頭，至于作為“衰、亡”的元、明，特別是明代詞的研究，投入精力不多。然而，如以古人簡單籠統(tǒng)的描述繼續(xù)統(tǒng)治今天的研究思維，其結(jié)果無疑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因為業(yè)已出版的《全明詞》“共得詞家一千三百九十余人，詞作約兩萬首”^[1]；《全明詞補編》在此基礎(chǔ)上“補編所收詞人達六二九人，詞作五〇二一首（含存疑詞五十首，殘詞或句七則），其中《全明詞》未收詞人四七一人之詞作三〇七六首，已收詞人一五九人詞作一九四五首”^[2]，作詞總?cè)藬?shù)達2019人，詞作總量高達25000多首，可謂參與人數(shù)眾多，作品量大，且參與階層“上自深宮，下逮韋素，家喻戶曉，不可謂非盛事”^[3]。面對如此大量的詞人、詞作，只用“亡于明”一語加以空白化，進而無視，帶來的結(jié)果是無法真正理解明詞以及千年詞史的演進進程。正如朱彝尊所說：“然三百年中，豈無合作？當遍搜文集，發(fā)其幽光，編為二集，繼是編之后”^[4]，認為明詞有深入認識的必要。民國時期整理過《明詞匯刊》的趙尊岳也指出：“然若就詞學而言詞，則前承宋、元，繼開清代（清初浙派，詞學極盛，大都均循明季之遺風）。作者更仆，越世三百年，又豈可漫加鄙薄。”^[5]越世幾近三百年的明詞不可鄙薄，作為綿延近三百年的明代詞史更不能忽視。詞產(chǎn)生于歷史、發(fā)展于歷史中，理解詞的成就或問題，應該將其放置于歷史中進行，對于明代詞，應作如是觀。即使明詞存在問題，也必須在歷史中解釋其文體。不理解詞在明代的歷史情形，就無法理解明代詞的存在狀態(tài)，自然也無法理解明代產(chǎn)生的詞作。另外，文學價值與文學史的價值二者之間并不具有天然的同一性，因此即使明詞之不佳，也不能等同于明代詞史的無價值。明代詞史必須得到充分認識，因為放眼千年詞史，缺少了明代的三百年，詞的歷史面目將是殘缺的。

一、明詞發(fā)生的文化土壤

一般來說，消費決定生產(chǎn)。唐、宋時代的音樂歌伎制度以及普遍存在的音樂消費無疑促進了詞的繁榮。明代科舉以八股取士，同時建立在歌伎制度上的歌舞藝術(shù)的詞已經(jīng)讓位于傳奇等戲曲藝術(shù)，明人的文化消費主流自然讓位于戲曲。此情此景，詞這種盛行于前朝的古代文藝樣式既不具有現(xiàn)實的利益攸關(guān)性，消費的市場潛力看似也不大，那么他們?yōu)槭裁匆髟~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認識創(chuàng)作詞的文化主體：詞人與當時的文化之間是何種寄生關(guān)系，因為詞首先是文化的存在物，是文化借助于文化主體形之于外的體式。

中國古代社會后期，特別是明代士人的人生選擇出現(xiàn)多元化，有的選擇以藝立身，有的選擇經(jīng)商，有的醉心儒術(shù)、希望從政等等，如大致按照中國傳統(tǒng)仕與不仕進行二元劃分的話，選擇基本仍是兩大趨向，其一幽處山林，其一高居臺閣，然有時二者之間也會發(fā)生變化，明代這種情況尤其明顯。我們必須正視的是，所謂的幽處山林與高居臺閣，并非都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式崇高的理想信念，山林與臺閣并非與前代那樣具有明顯的意識沖突性，而更多帶有各自生命稟賦完成的意味。山林與臺閣，不僅僅是出處選擇，在文化意義上更代表了兩種美學趣味，明初宋濂《汪右丞詩集序》曰：“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以槁；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fā)于言辭之或異耳”^[6]，在明代詩文實踐中，有時高居臺閣者偶爾展現(xiàn)山林趣味，幽處民間者的作品中也不乏臺閣之氣；作詞者同時也是詩文創(chuàng)作者，因而山林與臺閣兩種創(chuàng)作模式與趣味在明詞中也比較明顯。首先看幽處山林者詞的發(fā)生情況。元末明初，謝應芳（1296—1392）、邵亨貞（1309—1401）、倪瓚（1301—1374）、顧瑛（1310—1369，又名顧德輝、顧阿瑛，字仲瑛，號金粟道人）以及高啟（1336—1374）等于地方結(jié)社，互相唱酬，或因景物感懷，或憂時傷亂，或迎來送往，或題寫園林繪畫，詞與一種雅致脫俗化的藝術(shù)生活方式聯(lián)系到一起。這些人中如倪瓚終身不仕，主要從事繪畫與詩藝，日常交往者多為隱約鄉(xiāng)間、清雅脫俗之士，如其詞《折桂令·擬張明善》之“張明善，名擇，湖南人，以晦跡擢江浙提學，今謝病隱居吳江”^[7]；顧瑛在元末情形更為張致，經(jīng)常在自家園林玉山草堂宴集四方士人，于其中吟詩作詞，并將作品編輯成冊；邵亨貞作詞，有一種情形如“蘇昌齡過曹云翁貞溪故居，賦詞致慕藺之感。幼文來致其意，求次韻入卷”^[8]，可見曹幼文有將經(jīng)過他家的文化名人的詩詞作品匯編成集的意圖。詞對于創(chuàng)作主體而言，與詩、文、繪畫等一樣，都是藝術(shù)形式的一種，當士人集會于一處，作詞成為藝術(shù)素養(yǎng)全面的士人必備的能力之一。另一方面，民間對于詞的需要也給詞的生長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正如上面已經(jīng)提到，顧瑛將名士的詞作編入集中；曹幼文將名士題贈私家園林的詩詞整理成卷，說明這些活躍于地方的文化名人得到了民間的認同。元末明初形成的這種藝術(shù)化的生活方式一直在江南吳地流傳，到明代中期，江南地區(qū)出現(xiàn)了影響更大的文化名人如沈周（1427—1509）、唐寅（1470—1522）、祝允明（1460—1526）、文徵明（1470—1559）、徐禎卿（1479—1511）等，特別是沈周與文徵明，不僅影響藝壇，更以其立身處世的方式影響到當?shù)厥匡L。他們的畫作與詩詞受到了時人的追捧，他們以諸如繪畫等藝術(shù)形式傳遞著詞的創(chuàng)作方式。同時不得不提到的是朝廷的高官大僚，或失意，或致仕回歸，堪破世塵，典型如徐有貞（1407—1472），聰穎過人，經(jīng)歷土木堡之變的朝廷變局，是明英宗復辟的主要參與者，政治失意后回歸家鄉(xiāng)蘇州，廣建園林，大宴賓客，以詞遣興。又如楊慎（1488—1559），因大禮議事件被貶云南，雖然還是朝廷命官，實已被廢置，于是他在山水享樂生活中消磨余生，詞也基本作于這種情形。悠游林下，山水清音，自然雅致。居于山林寫詞，退隱田園開始作詞，這反映了明代詞的發(fā)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士人追求藝術(shù)化生活的結(jié)果。晚明時期，這種以詞為藝事之一的進一步山林化，特別是山人群體的出現(xiàn)，如陳繼儒（1558—1639）、施紹莘（1588—1640）等，將清雅的趣味貫徹到日常生活，詞因而參與表達這些趣味。整個來看，明代幽居民間的士人多堅持一種藝術(shù)趣味，這種藝術(shù)趣味在民間得到了廣泛的呼應，因而詞成為藝事之一，也是表現(xiàn)藝事以及趣味的載體之一。因藝術(shù)追求而產(chǎn)生詞作，這是詞能夠產(chǎn)生的文化土壤之一。

再來看臺閣以及官員層面。元代，“九儒十丐”，儒士摒居于下僚或草澤之中，多與幽居民間的其他士人交往頻密，也創(chuàng)作了一些詞作。元末明初時期，詞人一方面藝林化，另一方面儒林化。所謂儒林化，即詞人多以儒立身并從事于儒業(yè)，雖身處草澤，與普遍的追求感性生命趣味的山林之士交往，但他們的詞中經(jīng)常流露出世俗儒家的價值觀念。朱明立國，以理學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主流，儒生宋濂被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并以其文學風格典型代表了官方的趣味，詞作中世俗儒家價值觀念與王朝主流意識形態(tài)逐漸合一：明洪熙、宣德二帝能夠作詞，在重大節(jié)日時常有君臣唱和，充朝廷備問的臺閣大臣們應皇帝而作應制詞；在公事之暇，臺閣大臣之間互相和詞；官員之間的迎來送往或調(diào)任、赴京述職、致仕時寫作大量應景的帳詞；等等。在嘉靖年間，夏言（1482—1548）“少師得君專政，聲勢烜赫，詩余小令，草稿未削，已流布都下，互相傳唱。歿后未百年，黯然無聞?！痘ㄩg》《草堂》之集，無有及貴溪氏名者，求如前代所謂曲子相公，亦不可得，可一慨也”^[9]。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彼時幾乎形成了一個追和夏言詞的群體，然而正如官場典型的人走茶涼的規(guī)則，雖其詞集“嘉靖一朝前后三十年間，已六付剞劂”^[10]，但還是未能免去“歿后未百年，黯然無聞”的命運。這充分反映了明代官場詞的創(chuàng)作并非以詞學興趣為依歸，而是帶有明顯的現(xiàn)實功利性，也充分反映了明代的官場生態(tài)與詞的共生關(guān)系：詞只是作為官場展示才藝、增進感情的方式之一。

如果說上面描述的是精英士人的文化生存與詞的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guān)系，那么在他們的影響下，下層民眾一方面接受山林士人的影響，結(jié)社創(chuàng)作詞，如陳如綸（1499—1552）曾記載道：“吾州里諸君子，行敦道義、藝崇風雅，凡宴集過從以詞唱酬，或用韻，或限韻，恒循擊缽刻燭故事而相角不相下，騷壇稱盛焉。予從諸君子后，其詞成，必及予，予必和；予詞成，必及諸君子，必和予?！?sup>[11]如綸，字德宣，號午江，太倉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參議。其《二余詞》中所記載的詞作酬和情況，充分印證了詞序中所說的地方民眾結(jié)社作詞的情況。另一方面，希風附影，普通家庭如壽誕等一些世俗活動往往捎帶上名人特別是官僚的題詩題詞，從而助推了帳詞這種風氣在民眾中的流布。如程敏政（1445—1499）創(chuàng)作《一剪梅·慶汪本亨六十壽詞》，是在其族人“請于途，懇于館，又使人候于家”^[12]的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產(chǎn)生的。山林士人文化對民間作詞之風的感染以及民間對于臺閣的趨附，并隨著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以及教育程度的提高，詞這種文體逐漸在民間得到認同與跟進創(chuàng)作。晚明時期，詞的寫作因出現(xiàn)了家族、郡邑以及文人結(jié)社的契機，雖然家族、郡邑或者文人的結(jié)社并不一定全為詞而組織，但在這些友朋呼應聚會的場合上，人們能夠選擇詞這一文體，本身就說明詞在民眾中的接受面擴大，詞這一文體借助結(jié)社等形式產(chǎn)生了大量的詞與詞人，形成了良好的詞學生態(tài)。

山林與臺閣，當然是影響明代詞發(fā)生的兩大勢力，此乃明詞發(fā)生之常。要知道，任何常之外都有反常之態(tài)，影響明詞之發(fā)生也是如此。山林與臺閣營造了詞體接受的文化氛圍，但特別的時空往往造成詞人主體意識的位移，從而使得詞作溢出于兩種趨勢之外，如瞿佑（1347—1433）等江南詞人來到邊塞，對比江南與邊塞的風光以及基本外在條件的落差，有感而發(fā)寫作邊塞詞；明代女性詞人群體以自身的生存境況為底色，在詞作中抒發(fā)懷親之情等，多能有感而發(fā)，情真意切。明代中后期，士人價值觀念分化嚴重，政治斗爭加劇，官場傾軋，東林士人以崇高的道德感為價值目標，有的甚至在明末國變后積極抗清復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詞中抒發(fā)不屈意志、浩然正氣之“忠烈詞”。

明代精英士子以及普通民眾中存在著寫作詞的土壤，但必須指出的是詞只是他們選擇的文體之一，詞不是他們精耕細作的領(lǐng)地，多是興之所至，偶發(fā)為之。但詞是具有技術(shù)規(guī)范的文體，明人不再處于詞樂盛行的環(huán)境，明人何以能夠作詞呢，也就是說明人興之所至、偶發(fā)作詞，如何保持詞體規(guī)范，其有哪些技術(shù)層面來支撐呢？保證技術(shù)要素，明人采用經(jīng)典示范與詞譜兩種方式。清代人的經(jīng)典示范往往選取前代某一大家的某一類風格來精研細磨，領(lǐng)會精神氣度與聲韻調(diào)。明人與此不同，經(jīng)典示范不主一家，選本《花間集》與《草堂詩余》被奉為經(jīng)典。明末詞人徐士俊（1602—1681）描述道：“《草堂》之草，歲歲吹青；《花間》之花，年年逞艷?！?sup>[13]這種觀點被清代的王昶所繼承，他說：“蓋明初詞人，猶沿虞伯生、張仲舉之舊，不乖于風雅。及永樂以后，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于世，惟《花間》《草堂》諸集盛行?！?sup>[14]的確，今人通過研究總結(jié)，發(fā)現(xiàn)《草堂詩余》在明代的各種刊刻本有39種之多^[15]，《花間集》在明代的各種本子也不少，初步統(tǒng)計大約有19種^[16]。在明人詞作創(chuàng)作實際當中，就有人遍和《草堂詩余》以及《花間集》，在一定程度上標明了明人對于這兩個集子的喜愛以及這兩個集子在明人作詞中的經(jīng)典示范意義。如陳鐸（1488？—1521？）曾遍和《草堂詩余》，亦步亦趨，和作不僅步原韻，而且仿造原詞的意境，形成《草堂余意》。和作《草堂詩余》的還有呂希周（1501—1554后）、王鴻儒（1459—1519）等。遍和《花間集》的代表人物有張杞（生卒年不詳），《古今詞話·詞品上卷》載：“沈際飛曰：‘張杞和《花間集》，凡四百八十篇，篇篇押韻……字字求新……’”^[17]得花間體式之仿佛。明詞中以《草堂詩余》《花間集》為范式的作品的確占有相當比例，這說明，明人在詞體音樂遠去的情景下，以《花間集》與《草堂詩余》為經(jīng)典示例，套作了大量的詞?！痘ㄩg集》《草堂詩余》代表著來自詞的黃金時代唐宋時期的經(jīng)典，自然應得到明人的崇敬，然而金元以及本朝的詞學作品，也是明人和作的對象。元代馮尊師的《蘇武慢》二十首、虞集和作以及虞集本人的《風入松》，都成為明人和作中的常調(diào)。又如薛應旂（1500—1575）《水調(diào)歌頭》“尉氏公館，次元人韻”，詞中有道：“尉氏經(jīng)過官舍，偶見元人詞調(diào)，信口和成篇。”^[18]楊慎《黑漆弩》“次韻馮海粟”（馮海粟，即元代馮子振），《好事近》“煮茶進，和蔡松年韻”等等。本朝詞作被和也比較多，如高啟、劉基（1311—1375）、夏言、楊慎、王世貞（1526—1590）詞等，明人同道相聚、問訊有無時?；ハ嗪妥鳎@類和作有一特點，即多數(shù)調(diào)韻最初來自唐宋時期。明人作詞除了和作前人詞調(diào)詞韻之外，還喜歡自度曲，自度曲調(diào)也得到本朝人的追和。如倪瓚婉轉(zhuǎn)流麗的《江南春》，曾得到沈周、文徵明等40多人次的追和，并且在弘治到萬歷年間有人不斷收集抄寫成冊，形成明代詞史中“和《江南春》”現(xiàn)象。以上說明，明代人即使沒有唐宋時代的音樂環(huán)境，詞集雖然沒有得到如清代那樣大量地發(fā)掘，但仍然有詞集在社會上出現(xiàn)，明人正是借助于這些詞集，選擇自己較喜歡或能夠駕馭的詞調(diào)進行創(chuàng)作，這些詞調(diào)詞韻既有來自唐宋金元的，也有來自本朝的，從明人創(chuàng)作實際呈現(xiàn)來看，其選擇范圍還是比較廣泛的。

《草堂詩余》流行于明代，基本是從以題材為類的編排向以調(diào)式為類的編排方式轉(zhuǎn)變，這反映了明人對于詞仿作之后體式的初步認知，并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了詞譜。周瑛（1430—1518）的《詞學筌蹄》是當今所能見到的最早的詞譜式樣，其自撰《詞學筌蹄序》說：“《草堂》舊所編，以事為主，諸調(diào)散入事下。此編以調(diào)為主，諸事并入調(diào)下，且逐調(diào)為之譜。圓者平聲，方者側(cè)聲，使學者按譜填詞，自道其意中事，則此其筌蹄也?！?sup>[19]嗣后的張（1487—1543）《詩余圖譜》、程明善（萬歷至天啟間人）《嘯余譜》，也基本是按照周瑛“逐調(diào)為之譜”的做法，希望學詞者能夠“按譜填詞”。詞譜的編排，將詞的聲韻調(diào)的基本體式總結(jié)出來，大大便捷了作詞者。詞譜是明人給詞學作出的最大貢獻，將唐宋詞的音情節(jié)奏轉(zhuǎn)化為平仄、韻腳、句讀等為主的格律詞譜，使得人們以作律詩的方式作詞，客觀上降低了習詞的門檻，造就了詞的繁榮^[20]。

綜上，正因為明人存在作詞的機會，又能通過仿作前代以及同時代經(jīng)典，或制作詞譜，解決了作詞的技術(shù)問題，所以明代從開國到亡國近276年的歷史中，作詞者代不乏人，并且隨著簡單易行的詞譜的出現(xiàn)，參與作詞者逐漸普泛化，作詞者的數(shù)量逐漸增多。

二、明詞的特色與價值

明代陳霆（1479—約1561）評本朝詞人詞作曰：“予謂我朝文人才士，鮮工南詞。間有作者，病其賦情遣思、殊乏圓妙。甚則音律失諧，又甚則語句塵俗。求所謂清楚流麗，綺靡蘊藉，不多見也”，提出明詞缺少“圓妙”“清楚流麗，綺靡蘊藉”，存在“音律失諧”“語句塵俗”^[21]等問題。清代朱彝尊曰：“明初作手，若楊孟載、高季迪、劉伯溫輩，皆溫雅芊麗，咀宮含商。李昌祺、王達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錢唐馬浩瀾以詞名東南，陳言穢語，俗氣薰入骨髓，殆不可醫(yī)。周白川、夏公謹諸老，間有硬語。楊用修、王元美則強作解事，均與樂章未諧。”^[22]以語言陳舊、不明聲律為明詞最大的問題。到康熙戊辰（二十七年，1688）時，丁煒則認為：“詞肇于唐，盛于宋、元，熄于明，迄我昭代，彬彬大盛”^[23]，直接將明代詞空白化。誠然，與盡善盡美的詞體相較，明代詞有其自身的問題。現(xiàn)代詞學家趙尊岳編輯《明詞匯刊》，通過自己的閱讀體會，總結(jié)出“明詞之疵累”：“詞貴境界……明代諸家，則大都有所因襲，未獲闡揚。斯其境界之限，足以墜其聲華也?！薄霸~出于歌詩，而律韻為之鵠式?！魅硕嗝劣诖酥迹嵉瓜齺y，比比即是。”“明人多能制詞，而絕少論詞之作，因之斯道，卓之不尊?！薄斑x家之學，門徑所系，于詞亦然。……明人治詞，獨少總集?！薄蔼毸^夏威名隱山林之韋素，其詞未必能工。……而一時人士，多目此數(shù)家為宗工，風行草偃，明詞之不振，亦其一端也?！薄懊魅思纫阅媳鼻婇L，詞藝遂為所掩?！?sup>[24]指出明詞之不足在于境界陳舊、聲律混淆、少論詞之作等幾個方面。20世紀80年代張璋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明詞不可抹殺》^[25]，后來黃天驥、李恒義發(fā)表《元明詞平議》^[26]，對于明詞的價值提出了很多合理中肯的意見。即便如此，明詞還值得進一步理解，為此，我在前賢相關(guān)意見基礎(chǔ)上認真閱讀明詞原典，摒棄了一些固有觀念，發(fā)現(xiàn)明詞的特色與價值如下。

第一，明詞中無名家，但不乏佳作。黃宗羲《明文案序上》這樣評述明代散文，曰：“有明之文……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庵、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sup>[27]意即明散文中沒有產(chǎn)生能比肩前代的大家，但單從一些具體作品看仍有無愧前代大家的作品。明詞的情形與散文類似。明人評價劉基詞“纖秾有致，去宋尚隔一塵”；楊慎詞“好入六朝麗事，近似而遠”；夏言詞“覺少精思”^[28]，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明代拋灑終生心力于詞的文人少見，似乎只有馬洪、陳霆、張等，然他們事功太不突出，他們的詞學成就并未得到時人以及后人的肯定。明人所繼承的詞學資源以及作詞方式注定不可能有大家產(chǎn)生，因為詞在明代并未成為專門之學，雖然吳訥手抄了大量唐宋詞，風格鮮明、個個迥異的唐宋名家詞有機會出現(xiàn)在文人視野中，但是明人并未選擇契近個人精神的其中一家精研細摹，而是利用選本資源的示范來仿作詞，其效果自然是會出現(xiàn)很多平熟之作，連自謂“四十余年，僅得百篇”^[29]、幾乎以作詞為終身事業(yè)的馬洪也不免被清代朱彝尊批評為“陳言穢語”。明代的確是《草堂詩余》與《花間集》兩大選本風行的時代，而清人的做法與此不同，清人恰恰選擇風格鮮明的前代資源來深耕。清代浙西詞派認為明詞衰亡在于南宋著名詞集被隱匿，明人對于經(jīng)典的選擇太單一，但選擇什么樣的經(jīng)典作為范本，決定于寫作者自己的趣味，并非南宋詞集所顯示的文學價值就一定高過《花間集》與《草堂詩余》。浙西詞派詬病《草堂詩余》，推崇《絕妙好詞》，王國維對此提出異議：“自竹垞痛貶《草堂詩余》而推《絕妙好詞》，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雖有褻諢之作，然佳詞恒得十之六七?！督^妙好詞》則除張、范、辛、劉諸家外，十之八九皆極無聊賴之調(diào)?！?sup>[30]顯然，明詞整體成就不如清代，應該不全是經(jīng)典取資的問題，還有作詞的態(tài)度。明人作詞是隨意的，相比之下，清人更虔誠認真。隨意作詞并非產(chǎn)生不了好詞，馬洪的詞《畫堂春》“蕭條書劍困埃塵”即是一篇可觀之作。況周頤曰：“世譏明詞纖靡傷格，未為允協(xié)之論?！?sup>[31]他激賞的和作不僅步《草堂詩余》原韻，而且仿造原詞意境的陳鐸“《草堂余意》具澹、厚二字之妙，足與兩宋名家頡頏”^[32]。夏言詞作多采用蘇軾的詞調(diào)，模擬蘇軾的詞風，“豪壯典麗”^[33]，這正是夏言以及追和者所需求的效果，無蘇軾之博大胸襟，當然產(chǎn)生不了類似蘇軾詞的效應，在詞學風格層面只“與于湖、劍南為近”^[34]。徐朔方《明代文學史·前言》：“明詞有可讀之作，少傳世之篇；明代文人大多不致力于詞的創(chuàng)作，鮮有專工此行者；南北曲興盛，對詞的傳統(tǒng)造成強烈的沖擊；與當時山歌時調(diào)的興起同步，詞至晚明，出現(xiàn)了民歌化的傾向——這些就是明詞的實際。新顏依稀而并非一仍其舊，作為詞史上的一環(huán)，似乎不宜不給明詞一席之地?！?sup>[35]明代邊塞詞、女性詞人詞、忠烈詞人詞以及明末動亂時代出現(xiàn)的詞作中，上乘之作大量出現(xiàn)。創(chuàng)作這些詞作的詞人產(chǎn)量并不豐富，難以詞名家；但他們的詞作值得采摘出來，編成《明詞選》予以表彰，這項工作姑俟筆者異日完成。

第二，明詞服務于藝事，成為藝事整體中之一種元素，詞從詩余變?yōu)樗囉唷Ｃ鞔[居鄉(xiāng)間的士人多與藝術(shù)結(jié)緣，或書法，或繪畫，書法題寫于便面或條屏上，書寫內(nèi)容有時是別人詞作，有時是自作詞；特別是繪畫，無論人物、風景、靜物，畫作完成往往題詞一闋于其上。明人鐘愛園林，園林工程完工后迎接文人雅士，詞作因而與園林結(jié)合到一起。但他們作詞較少后代所要求的具有寄托，更多的是附著藝事的完成表達一種藝術(shù)趣味。如元末明初的詠物題畫詞，明顯沒有寄托的意味，只是借助詠物來表現(xiàn)一種藝術(shù)趣味。趣味為主，而不是情感為主，是這個時期詞的主要特征。元代社會分層的文化政策，使得詞人們只能悠游林下，棲跡藝境，如江南地區(qū)受到趙孟、楊維楨等影響，或以詞題畫，詠畫中意；或園林雅集，賞古玩古，情感不再是表達的重點，因此詞深沉不足，不求情緒之感染，只是表達賞景愜心的趣味。這種范式在后來沈周、文徵明等詞人身上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主業(yè)從事于藝術(shù)的藝術(shù)家參與了詞的創(chuàng)作，在中國詞人之詞、學人之詞之外，又添一類藝林之詞。另外，在藝林演化過程中，當幽居鄉(xiāng)間、超塵脫俗成為可以消費的賣點時，山人應運而生。山人作為明代中后期逐漸出現(xiàn)的一類群體，他們的詞作散發(fā)著“清逸”的風格。這個群體以及他們詞作的群體風格，在詞學史上是很少見的。

第三，從單個詞人而言，明代詞人缺少恒定突出的風格作為標識，可謂風格多樣，不主一格。接上文第一所談，明人缺少專研一家的興趣，多依照選本來進行創(chuàng)作，而所選之《草堂詩余》是風格多樣的選本，因而同一詞人筆下往往出現(xiàn)多種風格的詞作；另明代《草堂詩余》多按照題材進行類編，大略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節(jié)序、天文氣候、地理宮室、人物、人事、飲饌器用、花柳禽鳥等^[36]，每一類都有比較穩(wěn)定的風格特征，因明人寫作多處于需要應景的情境中，故他們往往結(jié)合當前需要，循順既定的格調(diào)，因而同一詞人筆下也會呈現(xiàn)不同風格。即使是屢次和蘇軾韻的夏言以及夏言周圍的詞人，當他們離開了官場，光風霽月類的作品可能就被喁喁私語所取代，可以說明人試驗了多種多樣的風格。

第四，明代詞總體來說，較少宏大主題，境界不闊大，情感不深厚。明人詞多重在感發(fā)小情小趣，寄托感性生命，有些詞作透露出比較強烈的諸如繪畫等藝術(shù)氣息，頗與明代小品有潛通之處。這種以趣味為主，而非抒發(fā)情感、寄托理想的作風一直延伸到清初。如沈周“《唐多令》自題畫像，真率風流，天然蕭曠”^[37]；陳繼儒等人的詞“筆致瀟灑，想見……高趣”^[38]。在這種習氣之下，明人詞中的題材較往昔有一定的拓展，沒有唐宋時期關(guān)于詞體寫作題材方面相關(guān)的規(guī)定性，如劉基《念奴嬌》與《八聲甘州》詠蛙；以組詞的形式描寫園林不同景致，實則是宋末以來以組詞寫西湖十景等形式的新應用。另外，也出現(xiàn)了風格較為鮮明的詞家，如朱灝（字宗遠，華亭人）詞境幽奇，特色非常明顯。清人顧璟芳評曰：“文中劉蛻，詩中李賀，詞中朱灝，皆以鬼才勝?！?sup>[39]吳衡照曰：“灝在明詞中，另出面目，詞手之郊、島也?！?sup>[40]但也有符合清代詞學認知的好作品，如以擬作《草堂詩余》出現(xiàn)于詞史的陳鐸，況周頤評曰：“超澹疏宕，不琢不率。和何人韻，即仿其人體格。即如淮海、清真、漱玉諸大家，寘本集中，雖識者不能辨。昔人謂詞絕于明，觀于大聲之作，斯言殆未為信?！?sup>[41]明清易代之際的詞人目睹時代巨變，一反先前小情小趣的寫作，開始在詞中寄托深重的家國情懷，從而能夠拈大題目、出大意義，為明代詞增添了最激烈悲愴的筆調(diào)。明人受“詞乃樂府之流變”思想觀念的影響，詞作往往出語天然，不事雕琢，這與宋代后期以及清人精雕細琢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是很不相同的；同時，明人小情小趣的感性生命之承載與清人所宣揚的重、拙、大的詞學理念更是相去甚遠。相比較而言，明詞創(chuàng)作更接近詞作為一種文藝樣式的本質(zhì)，正如俞平伯說：“明朝的詞，大都說不好，我卻有一點辯護的話。他們說不好的原因，在于嫌明人的作品，往往‘詞曲不分’，或說他們‘以曲為詞’，因為‘流于俗艷’。我卻要說，明代去古未遠，猶存古意?！?sup>[42]有些“以曲為詞”的作品，生動活潑之中饒有智慧的光彩。

綜上，進入明代，中國古代文化所可能孕育的文體都已經(jīng)產(chǎn)生，詩文自是傳統(tǒng)士人不能舍棄的文體，而曲、小說等得到普通大眾的青睞，詞處于二者之間，既沒有得到士人傾情投入，也沒有完全被放棄，這決定了明代要想產(chǎn)生非常偉大的詞人幾乎是不可能的。的確，明人詞存在著一些相關(guān)問題，然無名家，有佳作；繪畫、書法等藝術(shù)家甚而消費清雅脫俗趣味的山人群參與詞的創(chuàng)作，客觀上為詞提供了新的趣味與表達可能；明人詞風格多樣，不主一格，注重小情小意，講究情趣智性，與清代以來的詞體觀念有相當?shù)木嚯x：諸如此類，應該都是明代詞的特色以及價值。

三、明詞的發(fā)展歷程

有關(guān)明詞的歷史分期的研究成果，拙作《明代詞學之建構(gòu)》已經(jīng)列示。^[43]學界多傾向于將明詞發(fā)展分為三個段落即明初、明中、明末。明詞發(fā)展的三段論其實承續(xù)清代朱彝尊以來的關(guān)于明詞發(fā)展的認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要具體而微地把握明詞演進的歷程，就顯得有些認識不足。對明詞首度做深入研究的張仲謀根據(jù)“明代社會特點、文化背景之轉(zhuǎn)換，以及詞體自身的發(fā)展、詞壇名家的相對集中諸因素，把近三百年的明詞史劃分為以下四個時期”：“明初詞壇”，“明詞的衰敝期——永樂、成化詞壇”，“明詞的中興期——弘治、嘉靖詞壇”，“明詞的衰變期——明代后期詞壇”^[44]，在三段論基礎(chǔ)上深化了明詞的研究。拙作《明代詞學之建構(gòu)》鑒于明代詞學研究存在著重重陳見的情形下，希望對于明詞發(fā)展中的大問題展開闡述和判斷，以明詞的中心地域吳中地區(qū)的社會、文化意識變化以及詞的發(fā)展趨勢為依據(jù)，提出明詞的發(fā)展兩段論：元末明初到成化之前，江南吳地文化意識的高漲到明王朝建國后的壓制封閉，詞因而從繁榮走向凋敝；中后期是指成化之后，隨著江南經(jīng)濟文化的復蘇并逐漸活躍，詞因而從凋敝走向繁盛。明詞演進的趨勢，前期呈現(xiàn)下降趨勢，后期呈現(xiàn)上升趨勢，整個明代詞學走向是先降后升。將明詞演進分為兩段，目的在于顯現(xiàn)中心區(qū)域的詞學變化，以抓住明代詞學的主要問題。如果對明詞全局作具體而微的歷史觀察的話，則必須對明詞的歷史階段進行細分。本書改變以前較為宏觀式的分期來觀照明詞發(fā)展歷程，將《全明詞》《全明詞補編》中收錄的詞人按照詞人出生時間段，結(jié)合明代社會、經(jīng)濟、文化意識發(fā)展階段性、詞人數(shù)量聚集度、詞學發(fā)展的相關(guān)標志，詞人影響以及詞學事件的持續(xù)度等等要素，將明朝（1368—1644）近三百年詞的發(fā)展史劃分為五個階段：元末明初、永樂到天順、成化到正德、嘉靖到隆慶、萬歷到明末。

根據(jù)《全明詞》《全明詞補編》，明代詞人總數(shù)是2019位。雖然在實際歷史中產(chǎn)生的詞人數(shù)量肯定大于這個數(shù)，但也不會相差太遠。因此，筆者擬將各個時期的詞人對應至相關(guān)時期，統(tǒng)計出各個時段的人數(shù)，期望得出明代各個時期的詞人變化情況。如表0-1所示：

0-1　明代五個時期詞人統(tǒng)計表

表0-1顯示，晚明是明代歷史進程中產(chǎn)生詞人最多的時期，占到整個明代詞人總數(shù)的70.92％。為更加直觀地看到明代各個時期差異與變化，現(xiàn)將上述數(shù)據(jù)以圖0-1形式展現(xiàn)出來：

圖0-1　明詞發(fā)展歷程直觀圖

圖0-1顯示：以詞人數(shù)量來說明，明代各個時期發(fā)展極度不平衡。發(fā)展模型不是馬鞍型：理解這個圖形，如果以通代詞史的眼光來看，從宋末到明末，詞史經(jīng)歷了一個波曲線，詞自宋末始走下行，到元末明初，這個波還沒有到底，永樂—天順間才是波谷，過后則開始慢慢反彈，成化后坡度越來越高，至明末形成波峰；如單就這幅圖像理解詞在明代發(fā)展演變的模型，我們可以將其看作為形似“√”的煙斗狀。明詞演進的基本大勢是經(jīng)過元末明初的過渡，明王朝的鼎定帶來的和平局面并未刺激詞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過永樂—天順的蕭條之后，詞在成化后逐步復蘇，詞人數(shù)量節(jié)節(jié)攀升，晚明時期形成峰巒突起的景觀。

必須提到的是，明代女性詞人異軍突起，可謂是又一生力軍。明代各時段女性詞人數(shù)量變化見表0-2：

0-2　明各時期女性詞人數(shù)量表

表0-2顯示，與前述總體形勢煙斗形不同，女性占各個時期詞人總數(shù)的比例逐漸增大。但與總體上明代詞人數(shù)量于成化—正德年間開始增加不同，女性詞人數(shù)量的增加起步于嘉靖期間，繁榮于晚明。在晚明，女性詞人幾近本期詞人總量的25％，這不能不說是詞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大景觀。

下面分述這五個發(fā)展階段。首先是元末明初時期。元末明初，是朝代的過渡期，也是詞學的過渡期，也是明詞創(chuàng)作模式的創(chuàng)始期。元代統(tǒng)治者實行民族分化政策，使得先前文化超前以及詞繁榮的南方區(qū)域長期處于下層，漢族士人分化為兩類，一類棲心山林，以藝為主，一類以儒為業(yè)。前者悠游林下，棲跡藝境，受到趙孟、楊維楨等影響，或以詞題畫、詠畫中意，或園林雅集、賞古玩古，詞作深沉不足，不求情緒之感染，只是表達賞景愜心的趣味。后者多以學問經(jīng)籍為尚，受浦江柳貫、金華黃溍影響。柳貫“學問淵源，悉有所受，故其文章原本經(jīng)術(shù)，精湛閎肆”^[45]；黃溍“原本經(jīng)術(shù)，應繩引墨，動中法度。學者承其指授，多所成就”^[46]，如宋濂、戴良出自柳貫之門，宋濂、王祎曾受業(yè)于黃溍。元末明初的一些詞人如謝應芳、邵亨貞等，主要以儒學為業(yè)，詞文趣味相似，多“有關(guān)國計民生，人心風俗，非徒以筆墨為物行役者”^[47]，詞作用語樸拙硬朗。他們沒有早期士人那么強烈的使命感，主體精神稍顯孱弱，因此明詞走向藝林化與儒林化的情況，貫穿明代始終。元末動亂，江南經(jīng)濟明顯高過其他地區(qū)，加之江南張士誠好結(jié)文士，使得其他區(qū)域文士流寓江南，在楊維楨、顧瑛等人集結(jié)之下，江南地區(qū)形成了較好的詞學生態(tài)，詞呈現(xiàn)出局部的繁華。但繁華猶如曇花一現(xiàn)，隨著明朝立國，先前的詞學生態(tài)被新朝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政策破壞，繁華漸見凋散。這一時期詞作的風格呈現(xiàn)較為豐富，驛騎于南宋、北宋之間，其文學品質(zhì)在明代詞史中是較高的。

第二階段，永樂—天順時期。明初統(tǒng)治者將先前江南的士紳或遷徙，或打壓，使詞學生態(tài)破壞嚴重。永樂到成化之前，江南地區(qū)經(jīng)濟低迷，人文委頓。這個時期山林文化處于下風，儒家理學因明初被立為帝國主要的意識形態(tài)，館閣文化成為強勢話語。詞流行于臺閣和官場，官員之間以詞迎來送往，應酬之風盛行，雖然冠冕堂皇、語氣鏗鏘，但是千篇一律、膚廓蒼白。另一方面，延續(xù)下來代表山林文化的江南被壓抑，由于明成祖變本加厲地實行乃父政策，第一時期良好的詞學生態(tài)沒有得到恢復。幽居民間的力量沒有得到調(diào)動，因而無論是詞人數(shù)量還是詞的品質(zhì)，這一時期可以“衰敝”稱之。

第三階段，成化—正德時期。成化之后，江南經(jīng)濟逐漸走向繁榮，詞也漸漸熱起來。詞延續(xù)元末明初重趣味的傾向。從大的方面來說，依舊是江南地方精英與館閣文化造就了詞壇。但這個時期，官僚隊伍中出現(xiàn)了分裂，上層繼續(xù)延續(xù)傳統(tǒng)的臺閣意識，下層以郎官如李夢陽（1473—1529）等為代表，希望改變羸弱的文學面貌，高舉復古大旗，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學復古運動。由于政治對江南管制的松動以及經(jīng)濟的發(fā)展，江南地方精英人數(shù)大增，極大地活躍了江南的詞學氛圍。不過此時館閣文化依舊有影響力，館閣詞無論在官場還是民間，活躍度依舊不減。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義者作為一個群體，并沒有排斥盛行于宋代的詞體，相反因詞繼承了唐詩精神而身體力行地創(chuàng)作了一些詞作。這個時期，是明代詞走向繁榮的轉(zhuǎn)折點。

第四階段，嘉靖—隆慶時期。這個時期，士林分化非常嚴重，既有延續(xù)臺閣風格的夏言詞人群，有延續(xù)江南地方精英的文徵明詞人群，還有因楊慎被貶到云南以及被貶官員增多，因而詞的創(chuàng)作出現(xiàn)多元化。嘉靖時官場文化流行詞。官員之間互相和作，展現(xiàn)了詞在拉近官員之間關(guān)系的作用。如夏言，位列嘉靖時期首輔，其詞集三十年間刊刻六次，官員和之成風，形成以一種光風霽月意度為主調(diào)的詞。不過隨著明帝國對于北方邊患的憂慮，官員被派到邊塞或貶謫到邊塞，明代詞中出現(xiàn)了些許深裘大馬之風，甚至朝廷大員想象邊塞的詞也漸次出現(xiàn)；同時，帝國承平日久，矛盾重重，朋黨傾軋，士人雖遭受打擊，但斗志昂揚，這一時期的詞也頗能因此張大主體、意氣飛動。陳霆與張是這個時期兩位重要的詞學家，他們的詞作在詞史中討論得非常不充分，故本書列出單節(jié)進行討論。除了作詞者繼續(xù)增多之外，這一時期詞作的品質(zhì)也得到提高，詞的影響力得到空前擴大，論詞著作增多，如陳霆《渚山堂詞話》、張《詩余圖譜》以及楊慎《詞品》等，有關(guān)詞體的討論較為深入，可謂進入了詞的自覺發(fā)展期。

第五階段，晚明—清初時期。這個時期，詞人經(jīng)歷了從承平到國滅的過程，中間政治亂象頻出，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以及劇烈的黨爭，徹底撕裂了士林，也撕裂了國家。就詞而言，江南地區(qū)形成了以家族、郡邑、結(jié)社為網(wǎng)絡的良好的詞學生態(tài)，隨著簡單易行的詞譜推廣，作詞者激增，使得這一時期詞人數(shù)量異峰突起；良好的經(jīng)濟條件，使得晚明時期山林之士增多，一心經(jīng)營私家園林，山人詞人群崛起于其間，詞專力描寫園林，抒發(fā)清逸雅致情調(diào)；同時，受到王學末流影響，明代后期重情文學之風興起，士人縱情冶游聲妓，開始討論詞中“情”的問題，詞回歸于傳統(tǒng)題材。明末以陳子龍（1608—1647）為代表的云間詞人，提出詞的四難：“用意難”“鑄調(diào)難”“設(shè)色難”“命篇難”，開始積極正視詞的寫作；晚明，各種社會矛盾進一步加深和激化，人文委頓的境況被打破。雖然一部分士人依然悠游林下，享受愜意生活，如陳繼儒等，以詞寫山林、園林趣味，顯現(xiàn)出清逸風格，然此時帝國內(nèi)部矛盾逐漸顯現(xiàn)，黨爭逐漸加劇。這時期的黨爭還附帶著國勢頹微的憂慮，世紀末的悲涼往往不自覺地流露于詞人筆下。1644年，帝國大廈傾圮，仁人志士興復國之志，抗舉義旗，如陳子龍、吳易（1612—1646）、夏完淳（1631—1647）等，詞或纏綿深摯，或剛烈如火，成為明代詞壇上最精粹的花朵。明代晚期，士人群體參與詞的寫作廣泛起來，從而為清代詞的繁榮奠定了雄厚的基礎(chǔ)。同時必須提及的是，女性詞人第一次以群體的形式出現(xiàn)在詞史上，女性詞寫作不僅在情感品質(zhì)、抒情對象等方面出現(xiàn)重大變化，詞風亦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格局；第一次以群體的力量呈現(xiàn)出女性巨大的創(chuàng)造力，為清代女性詞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chǔ)。詞人對于詞的認知以及主體精神世界的改造之間的結(jié)合，改變了詞的發(fā)生理念與方式，詞的品質(zhì)由此得到了提升。

詞在明代發(fā)展的五個時期中，從藝術(shù)精神上衡量，總體上是明初、明末較強，明中期較弱。前后兩端均為動亂之世，詞人的主體精神被激發(fā)，滲透于詞中的情感能和社會起伏一起共振，雖然他們不免缺少錘煉與修飾，但總有一股感發(fā)人的情感充盈于詞中。明代中期，山林文化將經(jīng)營的藝術(shù)滲透到詞中，頗有些小情趣，館閣文化因缺乏原始儒家粗糲精進、元氣淋漓的氣象，加之不太重視對詞體的研究揣摩，故詞更多地淪為應酬工具，詞體應有的精神被忽視。

明代詞人數(shù)量的變化情況，在明詞發(fā)展歷程中，可謂先落后起、先抑后揚。明代缺少“衣被詞人，非一代也”的大詞人，所以以大詞人命名時代的詞史模式顯然不適合明代。如果說唐宋時代大詞人組成了一道道峰巒疊嶂的奇觀，那么明代，正如河流進入了平原，一切變得緩慢而波瀾不驚。元祚短淺，尚有受到宋末詞學典型影響的一代詞人活到了元末明初。但接下來的明代詞壇，既不如元代尚有宋末詞學典型，又因早期朱明政權(quán)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政策極不利于詞的生長，詞的發(fā)展生態(tài)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文人學士仍舊以詞來表情達意，詞頑強地生長著，迄至成化、弘治、正德年間，詞的力量逐漸增強，終于在晚明形成一股洶涌的創(chuàng)作浪潮，詞壇顯現(xiàn)出一派繁榮景象。相比唐宋時期強大的文化消費以及清代學子孜孜不倦、精細深入的探索，詞在明代的發(fā)展與士林文化的流變息息相關(guān)，并隨之跌宕起伏，風格也較為多變。

四、明詞的地域性

拙著《明代詞學之建構(gòu)》借用唐圭璋先生當年的方法，“考兩宋詞人之籍歷，按省分列，藉以覘一代詞風之盛，及一地詞風之盛”^[48]，當時得出的結(jié)論是“明代詞人的中心地帶已經(jīng)轉(zhuǎn)移到以蘇州為首的廣泛意義的吳地”^[49]，既有中心區(qū)域，又有從中心輻射而形成的邊緣地帶，也可以說明詞之盛主要在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qū)。當時主要依據(jù)的是2004年版《全明詞》?！度髟~》出版后，相繼有學者輯佚明詞，周明初、葉曄將輯佚成果整理為《全明詞補編》，由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這樣一來，是否詞人、詞作數(shù)量的增加會修改當年形成的結(jié)論呢？故筆者在此以《全明詞》《全明詞補編》為資料源，重造數(shù)據(jù)庫。編制數(shù)據(jù)庫加入了新的考量條件，即上文提出的五個階段的詞人籍貫的地域分布情況，探察不同時段明詞的主要聚集區(qū)域是否在移動，每一個時期的表征是否與有明一代的整體表征相符。下面將收集到的數(shù)據(jù)列為表0-3（以現(xiàn)在的行政區(qū)劃為準）：

0-3　明代詞人各個時期區(qū)域分布表

（單位：人）

①《全明詞》收錄了籍貫標為“西域”的詞人“鎖懋堅”，實際上他是在杭州出生成長的西域人，從文化習得而言，應為杭州人。楊慎《詞品》卷之六曰：“鎖懋堅，西域人，扈宋南渡，遂為杭人?！保ā对~話叢編》第1冊，第535頁）郎瑛《七修類稿》卷四十七“鳥詞兆元”中曰：“癸卯冬，杭西城人鎖懋堅以《謁金門》詞餞云?！保ㄉ虾瓿霭嫔?，2001，第500頁）

《全明詞》《全明詞補編》提供的明代詞人總數(shù)為2019，籍貫、地域以及生活時段等基本情況清楚的詞人共1614人，統(tǒng)計人數(shù)占已知詞人總數(shù)的79.94％。根據(jù)表0-3統(tǒng)計結(jié)果，可以得出如下結(jié)論：

明代詞人數(shù)量前五位的地區(qū)從高到低依次為江蘇（557人）、浙江（460）、上海（111）、江西（94）、福建（73），詞的中心區(qū)域集中在江南地區(qū)。如果將詞人分置于五個時期中來看，情況如何呢？下面我們將每一時期的前五名用表格羅列出來，看看明代詞人總體與各個時段的聚集情況是否有出入：

0-4　明代五時期詞人數(shù)前五名區(qū)域表

明代各時期詞人數(shù)量第一、二名都是江蘇、浙江，說明有明一代詞人的聚集度總體與每一時期是相同的，明代詞學的中心區(qū)域一直是江蘇、浙江。雖然詞在明代遠屆云南、甘肅等偏遠地區(qū)，但各地詞人聚集度嚴重不平衡。除中心區(qū)域一直沒有移動之外，次中心有些變化。江西在前四個時段一直處于第三位，居于次中心位置，但在晚明時期卻名落五名之外，被上海所代替。這顯示了隨著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影響詞的寫作的一些因素出現(xiàn)了變化，由于地緣文化等作用，江蘇、浙江的詞學中心的輻射使得上海地區(qū)能夠后來居上。

表0-3、表0-4有力地證明了明詞無論以整個朝代還是五個時期為計算單位，其結(jié)果都顯示，明代詞人多產(chǎn)自江蘇、浙江、江西、上海等地，明詞中心區(qū)域無疑在江南地區(qū)，也就是說，明詞具有明顯的地域性。這一結(jié)論與拙著《明代詞學之建構(gòu)》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得出的結(jié)論大致不差。在上一節(jié)中我們提到明詞發(fā)展的模型呈現(xiàn)為“√”的煙斗狀，既然明詞地域性如此之強，整體上形成的模型是否由于五個時期中各自的前五名區(qū)域共同形成的呢？是否存在不同的發(fā)展模型呢？下面將明代詞人前五名的區(qū)域采用直觀圖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進行比較：

圖0-2　江蘇各個時期詞人數(shù)量變化圖

圖0-3　浙江各個時期詞人數(shù)量變化圖

圖0-4　上海各個時期詞人數(shù)量變化圖

圖0-5　江西各個時期詞人數(shù)量變化圖

圖0-6　福建各個時期詞人數(shù)量變化圖

從上面接連出現(xiàn)以區(qū)域前五名的五幅直觀圖來看，除第四名的江西有所不同外，詞人數(shù)量前三甲的江蘇、浙江、上海與第五名福建，各個時期變化圖形與明詞整體發(fā)展的模型呈現(xiàn)為“√”的煙斗狀保持一致，這說明影響明詞各個時期以及整體走向的決定性力量也是江南地區(qū)，正是它們的合力形成了明詞整體發(fā)展的煙斗狀，于此進一步增強了我們對明詞地域性的認知。至于為何永樂—天順時期，別的區(qū)域處于低潮，而江西一地卻逆勢上揚，這在后面相關(guān)章節(jié)中會作進一步論述。

以上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說明，無論是對有明一代作整體觀察還是對每個時期作局部審視，詞這種文學樣式活躍于以江蘇、浙江、上海為主的江南地區(qū)。活躍聚集于江南地區(qū)，為什么形成如此景觀呢？當前從區(qū)域角度研究過明詞的除拙作《明代詞學之建構(gòu)》外，還有謝永芳《區(qū)域觀照與明詞研究——以明代北直隸詞人為例》^[50]，汪超“明詞作者地理分布的統(tǒng)計分析”^[51]，孟瑤、張仲謀《明代詞人地域分布研究》^[52]，這些論著對明詞的地域現(xiàn)象提出了各自的高見。謝永芳以北直隸為例，認為“北直詞人對于朱明一朝文化的貢獻，與北直一地所處較高文化地位是不相稱的”，個中緣由具體而言是“北直詞壇自身的不濟、史志的無情摒棄與書目的缺席審判、文獻整理的缺失、詞史反觀中的視域阻斷和區(qū)域詞學研究意識的淡漠”。^[53]汪超通過細致統(tǒng)計工作得出明代詞學格局為“環(huán)太湖詞學帶”，之所以會如此，主要因為“發(fā)達的經(jīng)濟、稠密的人口是文學家分布密集的重要原因”，“文化發(fā)展范型的差異導致明代‘環(huán)太湖詞學帶’一枝獨秀”。^[54]這些觀點都有較強的借鑒與啟發(fā)意義。不過本書認為，理解明代詞聚集于江南這個問題，還必須回到明詞產(chǎn)生的土壤上來回答。

詞到明代成為區(qū)域化文體，實則有關(guān)詞在明之前的歷史與明代相關(guān)的經(jīng)濟、文化情形。揆之以歷史，詞本來就是產(chǎn)生、風行于南方的文藝樣式。最初形成的兩大詞學中心西蜀、南唐屬于南方；在宋代，詞的中心區(qū)域在浙江、江西；在元代，詞學中心還是在浙江。這說明詞這種文藝形式，與北方的人文氣質(zhì)頗有捍格。另外，安史之亂后，以北京為中心的區(qū)域一直被少數(shù)民族所統(tǒng)治，這種情形延續(xù)到明初。中間的宋代，隨著蘇軾影響北方，詞有向北方擴展的趨勢。入元代后，金朝遺孑中頗有作詞者，其中最著者為元好問，可是后繼乏人。北方以大都為中心的區(qū)域迅速被胡夷里巷之聲所充塞，代表宋代最高文藝成就的詞在北方已經(jīng)萎縮。南宋滅亡后，元代統(tǒng)治者實行民族分化政策，文明程度最高的南人卻位列末等；加之元朝在士人出路方面歧視南人，所以南方人多轉(zhuǎn)而從事于藝術(shù)。元代畫壇四大家吳鎮(zhèn)、黃公望、倪瓚、王蒙等四人均為南方人，他們的影響超出了僅僅從事于讀儒家典籍的士人。風會所及，詞這種文體逐漸與藝事結(jié)合起來。

元末還有一部分士人，從事于古玩鑒賞、園林等活動。顧仲瑛自不必說，他的存在說明周圍有較多同類型人物，如唐元，“字本初，姑蘇人。讀書博雅。有船號‘一葦杭’，圖書古玩，羅列左右。浮游江湖，日哦詩其中。自號葦杭子。每過顧阿瑛溪上，必系舟柳下，終日譚笑”^[55]，在動亂時期頗不以世情為務，一味盡情適性?？梢哉f，江南普遍的藝術(shù)風雅文化使得當時士人仍舊在填詞。而這種風氣除了在明初受到打擊之外，一直延續(xù)到明末。這種風氣盛，詞就盛，反之則衰。另外，明代江南經(jīng)濟在整個帝國體系中舉足輕重，此有一例可以說明。朱棣造反拉上寧獻王朱權(quán)，許諾事成后平分天下。到兌現(xiàn)諾言時，“比即位，王乞改南土。請?zhí)K州，曰：‘畿內(nèi)也?！堝X塘，曰：‘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無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建寧、重慶、荊州、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sup>[56]這則故事說明，蘇州、錢塘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事實上，明永樂之后的江南經(jīng)濟越來越發(fā)達，許多士人營建私家園林，甚至可以說私家園林成為明代繁榮的見證。所以明末張岱（1597—1689）在《西湖夢尋》中尋找“涌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57]，頓生幻滅之感。晚明祁彪佳“寓山十六景”即是其家寓園十六處園林景觀，據(jù)初步統(tǒng)計，當時有38位詞人參與了以詞述景的活動。部分詞人流傳下來的詞作僅僅與此相關(guān)，這說明園林帶動了詞的創(chuàng)作，促進了詞人的產(chǎn)生。

正是流行于江南盡情適性、博雅脫俗的藝術(shù)風氣以及在經(jīng)濟基礎(chǔ)支持下的園林建造熱，詞才得以作為藝事之一途參與到活動中來，從而形成了詞在江南的繁榮景象。而在江南之外的地區(qū)，因缺少歷史以來形成的氛圍以及較為充盈的經(jīng)濟條件，所以詞難以在那些區(qū)域枝繁葉茂。當然必須指出的一點是，我們強調(diào)明詞的江南區(qū)域特性，是強調(diào)它的重點，而非只及此而不及其余。相比較而言，江南的文化土壤適應了這個時期詞的發(fā)展，因而枝葉扶疏；其他區(qū)域可能不太適應，因而草木稀疏。

五、“明代詞史”的含義與撰述

要認識“明代詞史”的含義，形成“明代詞史”的撰述思路與目標，必須先簡要清理明詞研究史，結(jié)合明詞發(fā)生的社會土壤以及相關(guān)特性，梳理先前明詞研究史存在的問題，并由此重構(gòu)“明代詞史”?！懊鞔~”研究與“明代詞史”研究二者之間雖存在著內(nèi)涵與外延的差別，不過“明代詞”作為歷史進程中的現(xiàn)象，也應該是作為歷史研究的“明代詞史”題中所含之義，故此處先將二者打并一處進行分析概括。

研究史的第一個問題是文獻基礎(chǔ)問題，即明詞的文本整理問題。明清以來，明詞沒有專集，通常以兩種面目行世，其一作為作者總集中的一部分，其一為選本。通代選本中出現(xiàn)明詞的，明代有楊慎《詞林萬選》《百琲明珠》、托名程敏政的《天機余錦》，清代的有《倚聲初集》《御選歷代詩余》與各郡邑詞選如《柳洲詞選》等；明詞專選有明代錢允治、陳仁錫的《類編箋釋國朝詩余》、沈際飛的《古香岑草堂詩余四集》第四種，清代顧璟芳等的《蘭皋明詞匯選》、王昶的《明詞綜》等等，它們?yōu)槊髟~文獻的整理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后來的相關(guān)詞話如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等著作中亦時見明詞身影。民國時趙尊岳在況周頤的授意下，整理成《明詞匯刊》，是為明詞研究史中較大型的明詞總集，但總而不全。2004年，《全明詞》六冊由中華書局出版，明詞第一次以“全”的面目出現(xiàn)；雖說“全”，實則還有較多遺漏，故一部分學者跟進補苴。2007年，《全明詞補編》二冊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標志著明詞又向“全”更進一步。但由于明詞涉及材料相當豐富，來源多途，《全明詞》《全明詞補編》中互見以及詞人小傳等問題在在皆是，《全明詞》有待進一步完備、臻趨精善。

第二個問題是研究史中顯現(xiàn)出來的明詞品質(zhì)以及價值判斷問題。明詞的研究從明代就已經(jīng)開始了，存有褒貶兩種判斷。陳霆、王世貞、陳子龍分別在《渚山堂詞話》《藝苑卮言》《幽蘭草詞序》中對明詞作了較低評價。對明詞持贊揚意見的有錢允治，他在《類編箋釋國朝詩余序》中高倡“填詞小技，遂出宋元之上”^[58]。明亡至清康熙十七年之前（1644—1678），明詞評價總體上褒多于貶，甚至出現(xiàn)了專選明詞的《蘭皋明詞匯選》，其序與評點對明詞褒揚倍至。后朱彝尊編輯《詞綜》，詞選唐宋元三朝，獨遺落明代，因為朱彝尊認為：“往者明三百祀，詞學失傳?！?sup>[59]此后一直到清末況周頤之前，明詞被“榛蕪”之后慢慢被“亡”掉。況周頤對于明詞抱著欣賞的態(tài)度，對于明詞文本資料的不完整心有戚戚焉，因而將總明代詞大成的愿望交給趙尊岳，后形成《明詞匯刊》。成書過程中，趙尊岳悉心體會明詞，發(fā)表了《惜陰堂匯刻明詞敘錄》《惜陰堂匯刻明詞紀略》等文，擱置了歷史中形成的“詞亡于明”的說法，對明代詞作出了較為妥帖的評價。20世紀80年代，編輯整理《全明詞》的工程正式上馬，明詞重回研究視野?！度髟~》的編纂者張璋與饒宗頤分別發(fā)表了《明詞不可抹殺》《全清詞順康卷序》等文，對明詞以及明詞評價提出了較好的意見。本書關(guān)于明詞的特色與價值，已經(jīng)在上文述及，在此不贅。

第三個問題是明代詞與明代詞史的敘述問題。明代以來的詞話中提到最多的明代詞人是劉基、高啟、楊基（1332—1378后）、瞿佑、楊慎、夏言、王世貞、陳子龍等，以致今以明代詞為研究對象的博、碩論文較多地矚目于這幾位。同時，在敘述有關(guān)明代詞的演變史時，多承襲古人舊有的框架。朱彝尊曰：“明初作手，若楊孟載、高季迪、劉伯溫輩，皆溫雅芊麗，咀宮含商。李昌祺、王達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錢塘馬浩瀾以詞名東南，陳言穢語，俗氣熏人骨髓，殆不可醫(yī)。周白川、夏公謹諸老，間有硬語。楊用修、王元美則強作解事，均與樂章未諧。然三百年中，豈無合作？”^[60]隱然將明詞發(fā)展劃分為三個階段。清末陳廷焯的觀點與此頗為類似，曰：“詞至于明而詞亡矣！然三百年中，豈無合作？……明初如劉伯溫、高季迪、楊孟載之流，尚沿虞伯生、張仲舉之舊，無害風雅；至文徵明、楊升庵輩，風格雖低，猶堪接武；自此而后，如馬浩瀾輩，陳言穢語，讀之欲嘔。明末陳人中，為一時杰出，但氣數(shù)近小。”^[61]在朱彝尊論述的框架之中加入了明末這一層。進入現(xiàn)代詞學史視野，吳梅《詞學通論》中論述明代詞部分、金啟華《中國詞史論綱》中“明詞論綱”部分以及相關(guān)的明詞賞析的著作，無論是明詞發(fā)展的分期還是描述的基本框架，均與清代以來大同小異：明代前后兩頭的詞尚有可觀，中間不值一喙。值得一提的是郭揚《千年詞》與張仲謀《明詞史》?！肚暝~》從千年詞演進的大視野重新審視明代詞，提出“詞在明朝的復蘇”，詞在明代的發(fā)展階段有三——明初詞不興，盛明詞靜極思動，明末詞復蘇，與清代以來的評價幾乎完全不同。^[62]《明詞史》是迄今為止第一部明詞歷史專著，打破了清代以來的敘述體例，拓展了明詞的研究范圍，對明詞的得失作出了較為公允的評價。

誠然，明代詞存在著相關(guān)方面的問題，但《全明詞》《全明詞補編》提供的明詞告訴我們，明代“三百年，能詞者為數(shù)仍夥”^[63]，即使被眾人描述的詞荒蕪的明中期，仍舊有詞人詞作存世。有詞就有詞史，這應該不值得懷疑，應該得到深入研究。明清以來的研究在理解明代詞以及詞史之時存在著值得商榷的方面如下：唐宋詞標準，名家標準，選家加流派標準。

中國文學史有一基本原理，即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唐以詩，宋以詞，后來者總是將相同文體自覺不自覺地與該文體的黃金時代相比。就明代詞而言，明人的當代詞評價中就出現(xiàn)了這種意識，如陳霆評瞿佑詞曰：“惜其視宋人風致尚遠?！?sup>[64]王世貞評明劉基、楊慎、夏言詞時分別曰：“去宋尚隔一塵”；“好入六朝麗事，似近而遠”；“比之辛稼軒，覺少精思”。^[65]心中橫亙一宋詞標準，總是感覺明人不如宋人。清人自認為上承唐宋，并用詞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中興于清作為詞史認知的標準模板。宋詞的確可以成為標準，但作為傳統(tǒng)文化中生長出來的文藝樣式，詞不僅僅只是宋代的存在物，作為一種文體，其生命過程經(jīng)歷了唐、宋、元、明、清，宋代只是詞的生命歷程的一段而已，以此而言，詞于明、于宋在千年詞史中具有等量意義。康熙朝《御選歷代詩余·欽定凡例》曰：“詞者，詩之余也……體制因時遞變，而和聲協(xié)律之中，具有古樂府遺意。今自唐迄明，網(wǎng)羅采擇，匯為成書，鼓吹風雅?！?sup>[66]詞的“體制因時遞變”，因此，研究明代詞史，選擇唐宋詞標準，這種思路顯然是有問題的。

唐宋詞標準由一系列諸如溫、韋、蘇、辛、周、秦、姜、吳等名家組成，名家之間有前后影響關(guān)系，就如起伏連綿的峰巒，羅列前后名家自然成為一部綿延不斷的唐宋詞史。但這種觀察角度對于明代詞就不適用，因為明清以來提到的屈指可數(shù)的明代詞的名家有劉基、高啟、楊基、楊慎、夏言、王世貞、陳子龍等，名家之間沒有相互取資的關(guān)系，因此決定明代詞發(fā)展流向與面貌的不是名家，而是與名家處于共生狀態(tài)的大量非名家。明清以來，甚至當下的明詞、明代詞史研究，專門研究明清以來明詞研究中多次提到的明代詞名家，甚至一些專題研究重點在這些名家，希望如唐宋詞史那樣通過名家構(gòu)成明代詞史認識，其結(jié)果無疑造成了明代詞史研究的碎片化。事實上，耗費明代文人心力的仍舊是詩文，少有以詞為終身事業(yè)的文人。即使被反復提及的明代大詞家如劉基、楊慎、王世貞等，其詞沒有產(chǎn)生實際的名家效應，沒有產(chǎn)生實際的接受過程，即后人作詞幾乎少有從當時名家入手、嚴守名家家法，也就是說當時名家并沒有引領(lǐng)作詞風氣。相反，作詞來自詞之外的因素。這樣看來，以名家來組織明代詞史也是有問題的。

清代朱彝尊編選《詞綜》，貫徹強烈的選本與流派意識，尋求明代三百年之中的“合作”之篇。清末陳廷焯一方面承認“有明三百年中，習倚聲者，不乏其人”，一方面則說“然以沉郁頓挫四字繩之，竟無一篇滿人意者，真不可解”。^[67]朱彝尊在明代詞中沒有找到姜、張的影子，陳廷焯則在其中體味不到“沉郁頓挫”風格，他們都是以典型的選本加流派的意識刪定明詞。以朱、陳為代表的清代詞學家們勉強明人以適應清人，顯然，這不是明人的問題，而是清人強烈的流派意識不符合明人創(chuàng)作詞的實際。清代選本加流派意識，實則是唐宋詞名家意識在清代的衍生物，而這些在明代詞史中根本不會出現(xiàn)。

結(jié)合以上相關(guān)內(nèi)容，本書擬定“明代詞史”的研究目標：1．本書認為明代詞史不宜以異代立場為本位，堅定以明代立場觀察、評析明代詞，重構(gòu)詞在明代發(fā)展的歷史，是為“明代詞史”的基本內(nèi)涵。2．本書擬從現(xiàn)在已經(jīng)存在著較為完備的明詞總集、近期整理出版的《明詞話全編》^[68]、明詞本身附載及明人相關(guān)文集提供的若干信息中，重新建構(gòu)明詞創(chuàng)作的生態(tài)背景，以詞壇為中觀視角，分析出一個時期中帶有普遍的面，以面帶動一個時期中的名家與非名家的點，以前后詞壇之間的若干文化聯(lián)系組成線，這樣的點、面、線組合成一部“明代詞史”。3．雙主線與若干副線交織。所謂雙主線，即影響明代詞學發(fā)展的山林與臺閣文化，尋求山林與臺閣兩種文化與詞的共生關(guān)系。雙主線是影響詞發(fā)展的兩個恒量。若干副線是隨著明代社會發(fā)展而出現(xiàn)的影響詞的非恒量，如邊塞以及國家滅亡等等。4．明人詞的創(chuàng)作往往隨著所處語境而發(fā)，不主一格，因而風格多變。因此本書分析明代詞注重分析詞的創(chuàng)作語境，特別要不帶成見地理解、同情明代詞，希望能更好地闡釋明代詞以及明代詞史。5．以時代—詞人—詞三要素合一，由外向內(nèi)，探尋外在時代氛圍變遷影響于詞人主體的審美情趣與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之變化，從而理解明詞的時代品質(zhì)，認識明代近三百年中時代—詞人—詞的變遷史。

[1] 《全明詞·出版說明》，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中華書局，2004。

[2] 《全明詞補編·后記》，周明初、葉曄《全明詞補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3] 趙尊岳：《惜陰堂明詞叢書敘錄》，《明詞匯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 朱彝尊、汪森編：《詞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5] 趙尊岳：《惜陰堂匯刻明詞記略》，《明詞匯刊》。

[6] 宋濂：《汪右丞詩集序》，《文憲集》卷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7] 王逢：《梧溪集》卷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 邵亨貞：《木蘭花慢》詞序，《全明詞》，第52頁。

[9]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36頁。

[10] 王國維：《讀桂翁詞》，引自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第503頁。

[11] 陳如綸：《二余詞》自敘，趙尊岳《明詞匯刊》。

[12]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八十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3] 引自清馮金伯輯《詞苑萃編》卷八，唐圭璋《詞話叢編》第2冊，中華書局，1986，第1940頁。

[14] 王昶：《明詞綜序》，王昶輯，王兆鵬校點《明詞綜》，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15] 劉軍政：《明代〈草堂詩余〉批評論》，河南大學2003年碩士論文。

[16] 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統(tǒng)計《花間集》的各種抄本、刻本、藏本有19種。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第238頁。

[17]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叢編》第1冊，第845頁。

[18] 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第2冊，第665頁。

[19] 周瑛：《詞學筌蹄》，《續(xù)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35冊。

[20] 余意：《詞譜的出現(xiàn)及其詞學史意義》，《南陽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7期。

[21] 陳霆：《渚山堂詞話》，《詞話叢編》第1冊。

[22] 朱彝尊：《詞綜·發(fā)凡》。

[23] 丁煒：《詞苑叢談序》，徐釚《詞苑叢談》，朱崇才《詞話叢編續(xù)編》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第228頁。

[24] 趙尊岳：《惜陰堂匯刻明詞記略》，《明詞匯刊》。

[25] 1984年12月25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chǎn)”專欄。

[26] 黃天驥、李恒義：《元明詞平議》，《文學遺產(chǎn)》1994年第4期。

[27] 黃家羲：《南雷詩文集》（上），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0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17、18頁。

[28] 王世貞：《藝苑卮言》，《詞話叢編》第1冊，第393頁。

[29] 馬洪：《花影集序》，楊慎《詞品》卷之六，《詞話叢編》第1冊，第530頁。

[30]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詞話叢編》第5冊，第4263頁。

[31] 況周頤原著，孫克強輯考：《蕙風詞話　廣蕙風詞話》卷五，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第85頁。

[32] 同上書，續(xù)編卷二，第135頁。

[33] 王國維：《人間詞話附錄一》，《詞話叢編》第5冊，第4273頁。

[34] 王國維：《人間詞話附錄一》，《詞話叢編》第5冊，第4273頁。

[35] 徐朔方：《明代文學史·前言》，徐朔方、孫秋克《明代文學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第17頁。

[36] 劉崇德、徐文武點校：《明刊草堂詩余二種》，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

[37] 王昶：《西崦山人詞話》卷一，彭國忠整理，《詞學》第21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第289頁。

[38] 孫兆溎：《片玉山房詞話》，《詞話叢編》第2冊，第1663頁。

[39] 顧璟芳、李葵生、胡應宸：《蘭皋明詞匯選》卷之二，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第50頁。

[40] 吳衡照：《蓮子居詞話》，《詞話叢編》第3冊，第2462頁。

[41] 況周頤原著，孫克強輯考：《蕙風詞話　廣蕙風詞話》，第127頁。

[42] 俞平伯：《讀詞偶得　清真詞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第10頁。

[43] 余意：《明代詞學之建構(gòu)》第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4] 張仲謀：《明詞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第19—21頁。

[45] 《〈待制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第2232頁。

[46] 《〈黃文獻集十卷〉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第2231頁。

[47] 《〈龜巢集十七卷〉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第2251頁。

[48] 唐圭璋：《宋詞四考·兩宋詞人占籍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49] 余意：《明代詞學之建構(gòu)》，第17頁。

[50] 謝永芳：《區(qū)域觀照與明詞研究——以明代北直隸詞人為例》，《詞學》第21輯。

[51] 汪超博士論文《明詞傳播述論》中的一章，由汪超惠寄。

[52] 孟瑤、張仲謀：《明代詞人地域分布研究》，《詞學》第28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

[53] 謝永芳：《區(qū)域觀照與明詞研究——以明代北直隸詞人為例》，《詞學》第21輯。

[54] 汪超博士論文《明詞傳播述論》中的一章，由汪超惠寄。

[55]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第58頁。

[56] 《明史》卷一百十七，中華書局，1974，第3592頁。

[57] 張岱：《西湖夢尋序》，《西湖夢尋》，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第1頁。

[58] 錢允治：《類編箋釋國朝詩余序》，錢允治、陳仁錫《類編箋釋國朝詩余》，《續(xù)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28冊。

[59] 朱彝尊：《靜惕堂詞序》，曹溶《靜惕堂詞》，張宏生《清詞珍本叢刊》第1冊，鳳凰出版社，2007，第266頁。

[60] 朱彝尊：《詞綜·發(fā)凡》。

[61] 陳廷焯著，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齊魯書社，1993，第810頁。

[62] 郭揚：《千年詞》，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

[63] 饒宗頤：《全清詞順康卷序》，《全清詞順康卷》第1冊卷首，中華書局，2002。

[64] 陳霆：《渚山堂詞話》卷二，《詞話叢編》第1冊，第363頁。

[65] 王世貞：《藝苑卮言》，《詞話叢編》第1冊，第393頁。

[66] 沈辰垣：《御選歷代詩余》，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第3頁。

[67] 陳廷焯著，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卷三，第241頁。

[68] 鄧子勉：《明詞話全編》，鳳凰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