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話題

史學家寫史，與文學家寫史，總歸不同，一路走去，不但步步要考據，而且攻瑕索垢，剖璞呈玉，態(tài)度冷靜端方，不耍浪漫脾氣。這就使讀者，覺得可靠、放心。

但有時，上掛下連，生發(fā)開去，疑問免不了還是有的。

這一回，因為我要寫點東西，同明朝有關，便研讀起吳晗的《朱元璋傳》。吳晗治明史，據說開初還是胡適的主意，覺得明朝離得近，年輕人治研，相對容易些。吳晗聽從建議，取得成功?！吨煸皞鳌?，便是其四易其稿，匯聚了20年心血寫成的。

書中第272頁，寫翰林院編修張某，因說話出紕漏，被貶作山西蒲州學正。后來寫慶賀表，有“天下有道”“萬壽無疆”字眼。朱元璋記得張某的名字，發(fā)怒說：“這老兒還罵我是強盜呢！”便新賬舊賬一塊算，把人抓來當面審訊，說：“把你送法司，更有何話可說？”面對如此嚴峻場面，張某說：“只有一句話，說了再死也不遲。陛下不是說過，表文不許杜撰，都要出自經典，有根有據的話嗎？天下有道是孔子說的，萬壽無疆出自《詩經》，說臣誹謗，不過如此?！敝煸氨豁斪×?，無話可說，想了半天，才說：“這老兒還這般嘴強，放掉罷。”

張某有膽量，有策略，敢在朱元璋面前，援用朱元璋的話救自己。張某撿回了一條命。

史料是真實的，引用是完整的。我的疑問也來了，像冰冷的雨點，滴溜，掉在心頭——吳晗寫到了張某，可吳晗自己，為何不學學張某？1965年，姚文元發(fā)表文章，批他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給他扣上嚇人的帽子，推到類似張某的地步。一般人不知曉張某，也就罷了，吳晗摘引過史料，應是記憶猶新的；為救自己，他至少該套用張某的話，這樣講：“只有一句話，說了再批判也不遲。最高領導前幾年不是說過，要宣傳海瑞的剛直不阿的精神嗎？我是遵照這個精神，才編了歷史劇《海瑞罷官》的。說我影射，不過如此?！?/p>

似乎沒有材料證明，吳晗去向最高領導作過類似口頭的辯白，包括書面的。假設，辯白過，又怎樣？我們只知道，歷史是走了后來那條路的。

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發(fā)表于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那時我已進《文匯報》，在農村搞“四清”。11月10日，正巧回來休假，走到二樓樓梯口的評報欄前，看見這篇文章下面，插著兩面紙做的小紅旗。那時，每日評報，評上好文章，可插一面旗；至于插兩面旗，極少有，因為這等于告訴人們，這是一篇特佳文章。從評報欄，轉個彎，走十來步路，便是總編輯陳虞孫的辦公室。陳虞孫臉色嚴肅，不茍言笑，使我輩年輕人，心存敬畏。姚文元這篇文章，什么來頭，別人不清楚，陳虞孫也不會隨便說。當然，對批判吳晗，正直的陳虞孫內心是不愿意的，但那年代，除了簽字照發(fā)，他又能說什么？北京拒批《海瑞罷官》，上?！段膮R報》卻開了第一槍。

如此想來，將1965年的吳晗，與明朝的張某，放在一起評估，說吳晗缺少張某自救的勇氣，實在是苛求吳晗了。吳晗比起張某，背負著更重的擔子。他面對的是一個時代，江青等人在打著紅旗反紅旗；他面臨的是“全民大裹挾”，就連評報的人，也只有眾口一詞、插兩面紅旗的自由，沒有了解發(fā)表背景的自由，誰若寫文章商榷，對不起，一概被網住，掃蕩！吳晗何嘗不知，應當追問一下政治誠信問題？（“政治誠信”作為名詞，在1965年前后，似乎未見流行。但意思差不多的詞語，是有的，比如“說話算數”——展開來講，便是：說話要算數；出爾反爾，不算數，說它干嗎？）但時代容不得他這樣去問，他憑自己的人生經驗，無法解答從天而降的難題。他1964年寫《朱元璋傳》自序，說“我所擁有的知識還是很有限的”，到1965年，這種“有限”就被證實了。

1965年，風調雨順，吃穿不愁，但1965年的話題，卻顯得沉重。那一年出生的嬰兒，到如今2005年，已屆不惑之年。怎樣做到不惑？就是要增長知識。我們總該有些長進，才對得起40年來，一日三餐的白米飯。譬如，既懂得，保持知識分子獨立、堅定的靈魂，像薩義德所說，“在心靈中保有一個空間”，“能對權勢說真話”；又懂得，知識分子的地位是脆弱的，不能脫離時代真實，給他們壓過重的擔子，像俄羅斯哲學界有些人，反思蘇聯歷史，把興廢隆替、精粗美丑，什么樣的責任，都推給知識分子承擔，仿佛蘇聯歷史，是由知識分子掌控的歷史，這就讓人掉進霧中，不明所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