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早期與前期詩學

在早期蒙古政權(quán)下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的，有耶律楚材與丘處機等人。而留下詩論文字的，只有耶律楚材一人。耶律楚材（1190—1244）本契丹族，仕金為左右司員外郎，后歸蒙古，隨成吉思汗西征，窩闊臺當政時為所謂中書令。今存《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在當時北中國文化危急時，他是最早投身文化救亡的儒士。在早期蒙古政權(quán)中，他又是一枝獨秀的詩人和詩論家。

耶律楚材的詩學觀念，從文學思想史的淵源說，是由金上承北宋，是北宋文學思想一脈的延續(xù)和在當時社會背景下的發(fā)展。正如清人翁方綱所說，在宋金南北分裂之時，“蘇學盛于北”^[1]，耶律楚材的詩學主張也由此而來，而他的夫人又是蘇軾之后。他論詩崇尚蘇、黃。他又承接其契丹家族傳統(tǒng)，推崇白居易。他的詩學主張，也有其哲學思想的淵源。他是佛教居士，又受道家自然觀的影響，所以論詩崇尚平易自然，追求空靈的詩境，這是道家“大音希聲”和佛教“直指人心”“教外別傳”觀念的混同。他有詩云：“須信希聲是大音，猱多則亂吟多淫。”“道眼點破言外句，禪心說破劫前春?！?sup>[2]他又崇尚古雅簡淡，這與儒家以《詩經(jīng)》之二雅為典范的尚古精神有關，同時也與一個宗教徒追求超塵絕俗之風有關，所謂“九成合古奏，二雅詠新篇”。他以唐代詩人白居易為詩學榜樣，白居易和他一樣同是儒士而兼佛教居士，他說：“詩章平淡思居易，禪理縱橫憶道安?！?sup>[3]他還崇尚清新雄奇的風格，這應該是對宋代蘇軾一派詩文風格的繼承。與他的詩風追求相關，他的作品也呈現(xiàn)多種風格。王鄰《湛然居士文集序》贊其詩“溫雅平淡，文以潤金石；其飄逸雄掞，又以薄云天。如寶鏡無塵，寒冰絕翳，其照物也瑩然”，孟攀鱗序則稱其“詞鋒挫萬物，筆下無點俗，揮灑如龍蛇之肆，波瀾若江海之放，其力雄豪足以排山岳，其輝絢爛足以燦星斗”，指出其兼具平易、雄奇、雅潔等風格。^[4]雖稍嫌溢美，但對其風格的把握還是準確的。

耶律楚材進入蒙古政權(quán)在成吉思汗時期，對滅金后的元初詩壇影響不大。為元初北方詩學開局的是元好問。元好問在金元之際的北方文壇，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極大的影響，清代史學家趙翼有《題元遺山集》詩，很好地揭示了元好問在金元之際的心理、處境及其詩歌的地位和影響：“身閱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sup>[5]元好問的詩學思想，是在金室南遷以后的詩學風氣的濡染中形成的。

金室南遷，是金代詩學風氣的轉(zhuǎn)捩點，詩人們棄宋而學唐。由金入元的劉祁在其《歸潛志》中說，金中期的“明昌承安間作詩者尚尖新”，尖新之弊，乃學蘇、黃過于求新求奇之病?！澳隙珊笪娘L一變”，當時的文壇宗主趙秉文提倡唐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同書同卷又記：“趙閑閑嘗為余言，少初識尹無忌，問：‘久聞先生作詩不喜蘇、黃，何如？’無忌曰：‘學蘇、黃則卑猥也?！湓娨灰岳疃艦榉??！?sup>[6]元好問曾得趙秉文之賞識和大力推獎，也奉趙秉文為師，其詩學觀念深受趙秉文影響。元好問論詩，也多有“以唐人為指歸”之論。^[7]

1234年蒙古滅金。以此為標志，北方的學術(shù)與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就一般意義上說，元代的學術(shù)史和文學史也正是在這時正式發(fā)端的。此前兩年，公元1233年，蒙古軍攻下汴京，這是當時北方最大的文化中心，集中了大批舊金文人。汴京破，他們渡河北上，散居各地，成為蒙古統(tǒng)治區(qū)的居民，其中就有一代詩文宗主詩學大家元好問。

要認識這一時期的詩學，就不能不高度重視元好問。他在元代生活了近三十年，我們沒有理由一定要把他排除在元代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之外。元好問本質(zhì)上是一位辭章之士。元代初期所謂儒治的用人導向是，用經(jīng)濟之士與義理之士，辭章之士棄而不用。辭章之士元好問沒有受征召進入蒙古政權(quán)，盡管也曾北覲忽必烈，但不遇而歸^[8]。在民間，元好問憑其個人的影響力，從事著文化恢復和重建事業(yè)，影響了當時北方一個時代的文學包括詩學的走向。清人顧嗣立《寒廳詩話》談元詩發(fā)展說：“元詩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遺山，而郝陵川、劉靜修之徒繼之，至中統(tǒng)、至元而大盛?！睍r人徐世隆特別強調(diào)這一點：

自中州斫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為不輕，故力以斯文為己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跡益窮，其文益富，而其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獎進后進，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為泛愛，至于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毫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后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為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為之一變。^[9]

其弟子郝經(jīng)稱其“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辭林義藪，文模道程，獨步于河朔者幾三十年”^[10]，決非虛譽，他在金元之際的學術(shù)史、文學史上，確有總結(jié)金源開啟元代的崇高地位和重要影響。

他作于金的《論詩三十首》，至今為研究者所珍視。他在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即36歲那年，還編成了《杜詩學》一書。原書雖不傳，但在他的《遺山集》里保存了一篇《杜詩學引》，即該書的自序。序說：

切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于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為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云，千變?nèi)f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jīng)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仿佛其余韻也。夫金屑丹砂，芝術(shù)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為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咸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參術(shù)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為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于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為可略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為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11]

至今讀之，還不能不為他的超人見解所傾倒。又過58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由宋入元的詩論家方回編成《瀛奎律髓》，書中提出了詩學的“一祖三宗”說，以為“古今詩人當以老杜、山谷、后山、簡齋四家為一祖三宗”^[12]。此可謂前后相承，南北相應，推尊杜甫，為元代的唐詩學開端定調(diào)。元好問所編金詩總集《中州集》，成書于元，其詩人小傳包含了豐富而精到的詩學思想。又其《唐詩鼓吹》一書，清代四庫館臣認為成書于元初，《四庫全書總目·唐詩鼓吹》提要評論說：

顧其書與方回《瀛奎律髓》同出元初，而去取謹嚴，軌轍歸一。大抵遒健宏敞，無宋末江湖、“四靈”瑣碎寒儉之習，實出方書之上。^[13]

又其大量的詩集序引題跋，多作于入元后，成為重要和珍貴的詩學文獻。

我們重視元好問，不僅在于他本人的詩學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對元初北方詩壇籠罩一世的影響。元初活躍于文壇的世祖潛邸文人、東平行臺幕府文人、河北三鎮(zhèn)文人、河汾地區(qū)文人和其他遺民文人，都深受元好問影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弟子郝經(jīng)和后起的著名詩人劉因。郝經(jīng)不必說，劉因8歲時元好問去世，未能親承顏色，讀其詩而仰其輝光，故有“晚生不得見遺山，每讀歌詩必慨然”^[14]之嘆。

郝經(jīng)、劉因是元初北方詩學大宗。他們的詩學，除受元好問影響外，還受到了當時由趙復傳來的南宋朱熹理學的影響。正如明人陶自悅為郝經(jīng)《陵川集》所作序中所言：“理性得之江漢趙復，法度得之遺山元好問?！?sup>[15]

在蒙古滅金的第二年（1235），發(fā)生了一件在元代學術(shù)史上帶有某種標志性意義的大事：趙復北上。這年，蒙古太子闊出伐宋，拔德安（今湖北安陸），俘獲宋儒士趙復。儒者楊惟中帶趙復北上，于燕京建太極書院，請趙復講學其中。趙復在北方傳授程朱理學，程朱之學在北方受到儒士的普遍歡迎，迅速傳播。北方學者，在原有學術(shù)基礎之上，大多吸收了朱熹之學。其中與我們的話題有直接關系的，有郝經(jīng)、許衡、劉因等人。許衡被認為是元代開國大儒，對于理學，他接受的主要是其倫理部分，而對心性義理之說亦即其哲學部分，并沒有很高的熱情。許衡所關注的依然是經(jīng)世致用，是日用常行。他以朱熹理學為工具，從事于當時所迫切急需的社會和道德重建。在文學上，他將程頤的“作文害道”說作了極端發(fā)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jié)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條，此文之大者?！彼J為文章不僅不可作，且不可讀，因為那些“艷麗不羈”的文章“大能移人性情”，“使人情志不可收拾”^[16]，他以學術(shù)的眼光而不是以文學的眼光評文，說“天下事只問是與不是，休問樂與不樂”^[17]，要用哲學和倫理的評價取代審美的評價。但他也寫詩，有些詩還寫得頗富情趣。郝經(jīng)本是元好問弟子，其受元好問影響是直接的，所以他之論詩崇尚雄奇，推崇高古，都與元好問一樣，體現(xiàn)了“中州萬古英雄氣”^[18]。他發(fā)揮理學思維而創(chuàng)“內(nèi)游”說^[19]，則可看作他對理學文論與詩論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劉因是在北方學術(shù)背景上接受朱熹理學的，他所接受的，主要是理學獨立不倚的人格精神和思辨理性，而他的學術(shù)基礎、進學之階等等，即其學術(shù)的基本精神，依然是北方的。他論詩的文字不多，但他以禮、樂、御、射、書、數(shù)“六藝”為“古之藝”，而以詩、文、書、畫為“今之藝”，認為今人也應與古人一樣“游于藝”，游古藝已不可能，則應游“今之藝”?！八匀A國，所以藻物，所以飾身”，“如是而為詩文，如是而為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于成，則可以為君相，可以為將帥，可以致君為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20]表現(xiàn)了令人佩服的通達的眼光。

在蒙古滅金統(tǒng)一北方之后35年，即公元1279年，中國歷史再度在震蕩中巨變：元滅宋。中華大帝國在公元907年唐亡分裂之后，再度實現(xiàn)完全統(tǒng)一。元代的詩學，也隨之展現(xiàn)了新的面貌。就詩學的視角看，元滅宋，南北統(tǒng)一，原屬南宋的詩論家如方回等入元，成為元代詩論家。他們的詩學理論，極大地豐富和提升了元代詩學。但新的詩學面貌，還必待南北詩論的交流融會，才可能真正展現(xiàn)。而這一交流融會，有賴于北方文人的南下和南方文人的北上。

北人南下而對南北詩學發(fā)生影響的代表人物有盧摯、張之翰。盧摯（1242？—1314？），字處道，一字莘老，號疏齋、嵩翁，族貫涿郡（今河北涿縣），遠祖居登封（今屬河南），潁川（今河南許昌）人。弱冠由諸生充忽必烈侍從。曾任職于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歷任江東道提刑按察副使、陜西道提刑按察使、河南路總管、集賢學士。代皇帝祀中岳、淮、南岳、南海、嵩、桐柏，移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旋流寓江南，還朝為翰林學士，進承旨。晚年移居宣城（今屬安徽）。盧摯為元代著名詩人、文章家、散曲家和詞人，文與姚燧齊名，詩與劉因齊名，曲稱大家，詞為名家。他歷仕并寓居江南，在江南詩壇極具影響。虞集說：“國初，中州襲趙禮部、元裕之之遺風，宗尚眉山之體。至涿郡盧公，稍變其法，始以詩名東南。宋季衰陋之氣，亦已銷盡?！?sup>[21]可見他在南方的巨大影響。元代詩壇尚陶、韋，當時詩論家認為這與盧摯的影響有關，揭傒斯就說：“海內(nèi)之學韋者，吾識二人焉：涿郡盧處道，臨川吳仲谷。處道有爵位于朝，有聲名在天下，其氣完，故獨得其深厚，而時發(fā)以簡齋?！?sup>[22]江南詩人說到盧摯，往往充滿敬意，也可說明他在當時的影響。張雨《句曲外史集》卷中有詩題《盧疏齋集》，詩前小序說：“《盧疏齋集》宣城校官本，讀之一過，生氣凜然，有懷哲人，援筆而賦?！?sup>[23]蘇天爵則認為盧摯在元代詩壇有扭轉(zhuǎn)風氣之功：“我國家平定中國，士踵金宋余習，文辭率粗豪衰苶，涿郡盧公始以清新飄逸為之倡……”^[24]由于文集散佚，我們已經(jīng)無法看到盧摯的詩論文字，但從以上材料中，足可見他對南方詩壇的影響和在南北詩學交匯中的巨大作用。張之翰（1243—1296），字周卿，邯鄲人。世祖中統(tǒng)初，任洺磁知事。至元十三年（1276）除真州路知事，歷行臺監(jiān)察卿史，按臨福建行省。以疾謝事，僑居高郵，蓄書教授。起為戶部郎中。至元末，自請外補，以翰林侍講學士出知松江府兼勸農(nóng)事。張氏早師李治，仰慕趙秉文，與同輩北方文士胡祗遹、王惲、魏初、閻復等為好友，是元初北宗文派的重要作家。在任職東南期間，廣交東南文士，與方回、白珽等著名詩人贈答唱酬，相與論詩，在南北詩風融合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寫給方回的論詩詩說：“憶初桐江共說詩，詩中之玄能得之?！薄斑儊砦淞终撐姆ǎ瑲w正派夫奚疑！”^[25]可見他與方回曾在建德和杭州論詩，并且頗有共識。他對融會南北詩文風氣有著高度的自覺，說：“余嘗謂北詩氣有余而料不足，南詩氣不足而料有余?！?sup>[26]他認為理想的詩風則是南北“兼之”，取兩者之長而補各自所短。

南人北上且影響北方詩壇的，代表人物有吳澄、趙孟頫。忽必烈有過兩次大規(guī)模延攬漢族儒士之舉。第一次：“歲甲辰，帝在潛邸，思大有為于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是為“思大有為于天下”作人才儲備，其選人取向十分明確：選用經(jīng)濟之士與義理之士，辭章之士則在擯棄之列。第二次在滅宋后，是為了收攏南方新附之地的人心，較之第一次，時效性強而實用性弱。戰(zhàn)爭未結(jié)束，其訪求賢士的活動就已開始。而規(guī)模較大、影響也較大的，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即滅宋統(tǒng)一南北后的第八年）程鉅夫的“奉詔求賢于江南”^[27]。這一次，忽必烈的指導思想也十分明確：延攬“南方耆德清望之人”^[28]，名儒、名士多在延攬之列，其中多辭章之士。所以，集多種才藝于一身的趙孟頫，就成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大儒兼文章家、文論家吳澄，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吳澄、趙孟頫都是詩論家，他們的北上，有力地推進了南北詩學的交流。吳澄以理學大家而涉足文學，談詩論文，其思想頗富心學色彩。其論學、論文、論詩的深刻和新鮮，對當時北方文人帶來的更多的是沖擊，人們似乎一時還不能理解和接受吳澄，但在震撼過后，其影響是可想而知的。趙孟頫則以其風流儒雅為北方詩壇注入新質(zhì)，為元中期詩風的形成導夫先路。清人顧嗣立在《元詩選》袁桷小傳中說：

元興，承金宋之季，遺山元裕之以鴻朗高華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劉夢吉之徒繼之，故北方之學，至中統(tǒng)、至元而大盛；趙子昂以宋王孫入仕，風流儒雅，冠絕一時，鄧善之、袁伯長輩從而和之，而詩學又為之一變。于是虞、楊、范、揭，一時并起。至治、天歷之盛，實開于大德、延祐之間。^[29]

在滅金后的北方，元好問（遺山）及其弟子郝經(jīng)（伯常）和仰慕元好問的劉因（夢吉）為詩壇宗主。南北統(tǒng)一，南士北來，繼趙孟頫（子昂）等人之后，鄧文原（善之）、袁桷（伯長）等也入朝，影響了詩風的轉(zhuǎn)變。他們共同為虞集等人代表的元代詩風的形成導夫先路。

在南宋治下的南中國，江西和浙江是兩大學術(shù)、文化中心，也是詩文繁盛地區(qū)。而吳澄、趙孟頫則可分別代表江西和浙江。吳澄來自江西撫州，趙孟頫來自浙江湖州。在江西，與撫州同為學術(shù)文化盛區(qū)的有廬陵，宋末著名文學批評家劉辰翁和他的兒子劉將孫、弟子趙文依然活躍。在浙江，南宋古都杭州仍活躍著為數(shù)眾多的詩人、詩論家，其代表人物為仇遠、白珽。而浙東文化中心四明（慶元），由宋入元的遺老戴表元，其創(chuàng)作和批評都為后人矚目。以宋嚴州（今浙江建德）守臣降元的方回（徽州歙縣人，今屬安徽），在元仍官嚴州，為總管，為官之外，以大量時間從事詩學批評活動，幾年后去職，寓居杭、歙間，更以詩歌創(chuàng)作與批評為事。他們?nèi)朐蠖紱]有北上，而是在各自的地區(qū)進行著詩歌創(chuàng)作和批評活動，其詩學理論沿著宋末以來的方向繼續(xù)前行。他們的詩學主張或各有差異，但其共同點是批評宋末詩弊，主張學漢魏唐。仇遠的表述，被后人認為是對這一時代具有共性的詩學主張的較好概括：“近體吾主于唐，古體吾主于《選》。”^[30]今人鄧紹基又概括為“宗唐得古”，認為“宗唐得古”（古體宗漢魏晉，近體宗唐）是元詩一個最顯著的特點。^[31]或者借用明清人的概括“祧宋以宗唐”。需要說明的是，近體主唐，古體主《選》（《文選》所收漢魏古詩），并不始于元初，而是南宋后期“四靈”諸人已有的主張。這一點，以后會具體論到。告別宋詩，回歸唐人，這一潮流，在當時是南北呼應、異地同調(diào)的。

清人黃宗羲說：“文章之盛，莫盛于宋亡之日?！?sup>[32]這“文章”包括詩。不僅詩盛，詩學亦盛。詩及詩學大盛的原因有三：一是當宗社傾覆之余，心中有太多的感慨要發(fā)泄，“遇遺民故老于殘山剩水間，往往握手歔欷，低回而不忍去。緣情托物，發(fā)為聲歌，凡日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于得失廢興之跡，皆可概見”^[33]。無論是不與新朝合作的遺民，還是出仕新朝的士人以及隱居田園、山林的人，都有話要說，都有感慨要發(fā)，都要寫詩，也都論詩。二是科舉廢，文人無須致力于場屋之文，“科舉場屋之弊革，而詩始大出”^[34]。那些原本為辭賦、應科考的人，科舉時文既無所有，其才華無從表現(xiàn)，于是也轉(zhuǎn)而作詩。舒岳祥描述當時情況說：南宋滅亡，“筆墨道絕，舉子無所用其巧”，于是“用其素所對偶聲韻者變?yōu)樵姼琛?，這是歷史的無奈，因此他深為感嘆：

方科舉盛行之時，士之資質(zhì)秀敏者，皆自力于時文，幸取一第，則為身榮，為時用，自負遠甚。惟窘于筆下無以爭萬人之長者，乃自附于詩人之列，舉子蓋鄙之也。今科舉既廢，而前日所自負者反求工于其所鄙，斯又可嘆也已。^[35]

這些文士進而也要討論詩學問題，發(fā)表他們的詩歌見解。這些詩歌見解往往又不為另一些人所接受，于是引發(fā)一些關于詩歌的討論。其三則是政權(quán)更迭后，大批文人無官可做，無事可為，困頓無聊，只好以詩自樂、自慰：“夫詩者，所以自樂吾之性情也”^[36]，窮居中“吟謠山林以泄其無聊”^[37]。無事可做、有感要發(fā)的詩人們，常常集會唱和，于是詩盛；唱和中相互品評切磋，有時形成文字（題跋之類），于是詩學亦盛。所以這一時期的詩學，是很值得我們關注的。

[1]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5，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陳邇冬校點本（與《談龍錄》合訂）。

[2]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11《愛棲巖彈琴聲法二絕》其一，卷5《用昭禪師韻二首》其一，中華書局1986年謝方點校本。

[3] 耶律楚材：《和冀先生韻》《和薛伯通韻》，《湛然居士文集》卷1。

[4]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首。

[5] 趙翼：《題元遺山集》，《甌北集》卷33，清嘉慶十七年（1812）湛貽堂刻本。

[6] 劉祁：《歸潛志》卷8，中華書局1983年整理本，第85、86頁。

[7] 元好問：《楊叔能小亨集引》，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頁。按，元好問晚年論詩“以唐人為指歸”，其所謂“唐人”，具體所指則為“開宋調(diào)”的韓愈。所以，其論詩宗趣傾向于宋詩。見本書附錄三。

[8]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0《張德輝傳》：“壬子，公與元好問北覲，奉啟請王為儒教大宗師。王悅而受之?！碑敃r忽必烈以太弟為藩王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務。中華書局1996年點校本。

[9] 徐世隆：《元遺山文集序》，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下），第414頁。

[10] 郝經(jīng)：《祭遺山先生文》，《陵川集》卷21。

[11] 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下），第24頁。

[12] 方回：《瀛奎律髓》卷26陳與義《清明》詩后批，第1149頁。

[13]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整理本，第1706頁。

[14] 劉因：《跋遺山墨跡》，《靜修先生文集》卷11，《叢書集成初編》本。

[15] 郝經(jīng)：《陵川集》卷首。

[16] 許衡：《語錄上》，《魯齋遺書》卷1，《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萬歷二十四年刻本。

[17] 許衡：《語錄下》，《魯齋遺書》卷2。

[18]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七，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上），第338頁。

[19] 郝經(jīng)：《內(nèi)游》，《陵川集》卷20。

[20] 劉因：《述學》，《靜修先生文集》卷1。

[21] 虞集：《傅與礪詩集序》，《傅與礪詩集》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2] 揭傒斯：《蕭孚有詩序》，《揭傒斯全集》文集卷3，李夢生標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3] 張雨：《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卷5，《四部叢刊》影抄元刻本。

[24] 蘇天爵：《書吳子高詩稿后》，《滋溪文稿》卷29，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95頁。

[25] 張之翰：《方虛谷以詩餞余至松江因和韻奉答》，《西巖集》卷3。

[26] 張之翰：《跋俞娛心小稿》，《西巖集》卷18。

[27] 《元史》卷172《程鉅夫傳》，第4016頁。據(jù)《元史》卷173《葉李傳》載，在元軍破臨安的次年（至元十四年，1277），“世祖命御史大夫姜衛(wèi)行臺江南，且求遺逸”。而大規(guī)模的江南求賢，則是至元二十四年的程鉅夫江南訪賢?！对贰こ题牱騻鳌份d：“帝素聞趙孟藡、葉李名，鉅夫當臨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沖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钡@個名單中，除忽必烈點名要的兩人外，真正在當時名著一時的只有趙孟頫，其次則為趙孟頫的姐夫張伯淳，其他人都既無顯赫之名，也未“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未入這一名單而可考知為程鉅夫所薦舉的，有吳澄、謝枋得、范晞文、吳可孫、曾子良、謝國光、何逢原、陸正。據(jù)考當時程鉅夫所薦共22人，以上合計20人。從文獻中還可找到由程鉅夫推薦出仕為官的，但不能確定是否本次所薦。其中吳澄、謝枋得、范晞文等，在當時都聲名顯赫。

[28] 危素：《大元敕賜故翰林學士承旨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程公鉅夫神道碑銘》，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75，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9] 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93頁。

[30] 方鳳：《仇仁父詩序》，《方鳳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頁。

[31] 鄧紹基：《元詩“宗唐得古”風氣的形成及其特點》，《河北師院學報》1987年第2期。此文后成為其主編的《元代文學史》第十七章《元代詩文概況》的第一節(jié)。今天此說已經(jīng)在元詩研究者中流行，但很多人不理解其說的完整意義，只把它作為宗唐的表述，而不知“得古”為古體宗漢魏晉之意。

[32] 黃宗羲：《謝翱年譜游錄注序》，《雷南吾悔集》卷1，《四部叢刊》影印原刊本。

[33] 黃溍：《方先生詩集序》，《金華黃先生文集》卷16。

[34] 戴表元：《陳晦父詩序》，李軍等校點《戴表元集》，第117頁。

[35] 舒岳祥：《跋王矩孫詩》，《閬風集》卷10。

[36] 劉將孫：《九皋詩集序》，《養(yǎng)吾齋集》卷10。

[37] 戴表元：《仇仁近詩序》，李軍等校點《戴表元集》，第1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