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左思與皇甫謐

揚(yáng)雄、班固、摯虞之論辭賦，皆以古義相繩，謂辭人之賦沒其風(fēng)諭之義。至左思則又一變其論調(diào)，謂后人之賦近于虛誕失實(shí)。其《三都賦序》云：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yáng)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fēng)：見“綠竹猗猗”則知衛(wèi)地淇澳之產(chǎn)；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yáng)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欲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滋。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為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征。且夫玉卮無當(dāng)，雖寶非用；侈言無驗(yàn)，雖麗非經(jīng)：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抵舉為憲章，積習(xí)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yàn)之方志：風(fēng)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

此種作賦求真的主張，其合不合自是另一問題。王觀國《學(xué)林》“三都賦序”條已為相如諸人辯護(hù)，謂“盧橘夏熟”云云正所以見上林之富麗，四海之嘉木珍果莫不移植其中；玉樹亦非指天產(chǎn)，本不限于地域；“以出比目”所以極言感格之所致，雖魚鳥之飛潛亦有不召而致者；“以游海若”蓋言武帝好神仙，治太液池，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仙之宅、龜魚之屬以俟神人，是則左思所列舉以為疵病者，固未必盡當(dāng)。不過他既有此主張，則在文學(xué)批評史上也有值得研究者。大抵這種思想的形成，不外二端：其一，是受賦家之影響。賦家者流，章學(xué)誠本以為兼諸子之馀風(fēng)，異于后世辭章之士。其《校讎通義》云：“假設(shè)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chǔ)說》之屬也；征才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源，實(shí)能自成一子之學(xué)，與夫?qū)ｉT之書初無差別。”此說亦自有一部分的理由。由于辭賦本身之欲自成一子之學(xué)，則對于“侈言無驗(yàn)，雖麗非經(jīng)”的，當(dāng)然不能滿意了。其二，是受批評家的影響。王充的文學(xué)批評，即本于他疾虛妄的態(tài)度而建立的。所以對于辭賦之揚(yáng)厲過甚，藻飾失實(shí)，往往加以駁詰。此與左思這種主張也有很大的關(guān)系。我們須知辭賦雖欲自成一子之學(xué)，但其“虛張異類，托有于無”，則自司馬相如以來久已如此了。⁽¹⁰⁾所以這種思想，非受批評界的指示，則在作家自身，不容易覺悟的。

左思的論賦因較偏于情實(shí)，所以他定詩賦的界說云：

發(fā)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shí)。匪本匪實(shí)，覽者奚信。（《三都賦序》）

他這樣定詩、賦的區(qū)別，似乎有些不甚妥當(dāng)，若欲使其賦成為一子之學(xué)則可，若欲其文學(xué)批評也取疾虛妄的態(tài)度則可。如果此意不足以范圍賦的全體，則因于升高能賦一語而必求其賦之翔實(shí)，未免太偏極端了。何則，蓋所謂發(fā)言為詩者，不過言其情之自內(nèi)生者而已；所謂升高能賦者，不過言其情之自外起者而已；未必詩可逞虛而賦必核實(shí)也。所以這種主張不如皇甫謐的《三都賦序》說得較為圓通一些。他說：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¹¹⁾

此說較得賦的要領(lǐng)。因?yàn)橘x是美麗之文，所以末流所及，恒以極端尚美，而漸離于善——昔之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者，至是而沒其諷諭之義焉；再進(jìn)一步而漸違于真——昔之感物造耑、材知深美者，至是而亦并務(wù)恢張、博誕空類焉。謂賦的末流之漸離于本初則可；必謂這種離善違真者為賦之失，則未當(dāng)?！稌x書·文苑傳》稱其“欲賦三都；會(huì)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gòu)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边@種求真的態(tài)度，本亦無可非難。但在賦的立腳點(diǎn)而言，則實(shí)是至是而作風(fēng)一變，并不是至是而作風(fēng)返之于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