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學觀念演進與復古之文學的原因

以前說過，文學批評恒與文學有相互連帶的關(guān)系，所以現(xiàn)在即由文學本身之演變以說明文學觀念之演變。

就文學本身之演進言：在周秦是文學文與學術(shù)文混合的時期，到兩漢是文學文與學術(shù)文分途的時期，而魏晉南北朝又是文學文發(fā)展的時期。周秦以前，文字之用未廣，以口耳治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所以詩歌固屬韻文，而學術(shù)文字也往往協(xié)比其音，錯綜其言，其修辭工夫亦無異于詩歌。學術(shù)之文與文學之文猶不顯著絕大的分別，所以所謂“文學”，便兼有“文章”與“博學”二義。至于兩漢，學術(shù)文則漸趨于散化，而文學文則漸趨于韻化或駢化。在當時最古文學史上重要的位置者即為辭賦。辭賦為體，由承前言則出于韻文，由啟后言則衍為駢文，最可看出當時文學文之韻化與駢化。所以因當時辭賦特別的發(fā)展，當然須有“文學”與“文章”的分別。更進而至魏晉南北朝，無論韻散文之含有文學性質(zhì)者都有駢化的傾向。此韻散之駢化，好似僅僅是形式上的問題，實則即是時人論文所謂“義歸于翰藻”的標準。文學之所以能離開學術(shù)而顯明其獨特的性質(zhì)者，其原因即在于此。文學作品既與一切學術(shù)文字異其面目，而發(fā)揮其特有的性質(zhì)，則處此文勝的時代，文學觀念之漸趨正確也是當然的現(xiàn)象了。

迨其繼也，物極必反，于是力矯文勝的弊病，而漸返于質(zhì)。返質(zhì)之道，在唐代則一變六朝對偶聲律之習而尚單奇、尚氣勢，于是文章之美不重在文字上的技巧，而重在合于語勢之自然。唐代古文所以不必“綺縠紛披，官徵靡曼”，而也未嘗不可“唇吻遒會，情靈搖蕩”者，即由于此。這實是當時“有意為文”（程顥語）的成功。以其成功，所以可以以筆為文。以筆為文，所以仍返到孔門詩文分途的見解，而不復需要文筆之分了。這是文學觀念復古期中第一期的情形。進至北宋，道學家之語錄體興，于是廢修詞之功，崇淺質(zhì)之文，完全以語為文，不僅合于語勢之自然了。顧炎武譏語錄之文，謂“夫子言性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日知錄》十九），錢大昕謂“語錄行則儒家有鄙倍之詞，有德而不必有言”（《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十八）。所以由極端尚質(zhì)的語錄體言之，則道學家之論文，重道輕文，以文為載道之工具，以文學為道學之附庸，又安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