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生可以說是在讀書、教書、寫書、編書中度過的。年輕時我喜歡讀中外文學著作。由于讀了一些名著，我對人生、社會產(chǎn)生了許多問題，因此我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些問題來思考。于是，我選擇哲學系，希望能了解到中外哲學家思考的哲學問題及其思考哲學問題的方法。為了積累知識和教好課，我購買了不少書，有五萬余冊。當然，我認真讀的書也就是幾百冊，其他翻翻而已。在開始寫作時，我大體上就是從思考的問題展開的，但此后因環(huán)境的變化，思想被一條繩子束縛住了，走了三十年的彎路，把最可能有創(chuàng)造力的時光白白度過。我想，這不是我一個人遇到的問題，而是一兩代學人遇到的問題。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說，他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學術(shù)歷程中是有“自我”的，但在50年代后則失去了“自我”，只是到80年代又找回了“自我”。因此，嚴格地說，我是80年代才走上學術(shù)研究的正軌。

在80年代后，我頭腦中存在著一個矛盾：作為哲學家還是哲學史家兩個雖有聯(lián)系但卻很不相同的方向，我是向哪個方向發(fā)展呢？這個問題一直到現(xiàn)在仍然是個問題。因此，在七十五歲以后，我一方面主持編纂《儒藏》，另一方面仍然在思考和研究一些哲學問題。當然，我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創(chuàng)構(gòu)一有重大意義的哲學體系。但思考哲學問題的習慣，使我還是在關(guān)注某些哲學問題，只要有時間我就把這些問題寫作成文，作為我思想的記錄，也希望得到同行的響應(yīng)和批評指正。

本想為此文集寫一“總序”，但我近日有病在身，就寫這一短短的“前言”吧！好在本文集每卷的卷首，我都寫有“自序”，讀者或可對我寫作的意圖有所了解。

湯一介

2013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