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時期外交文獻匯編1911—1949》編后的話

歐陽紅

中華書局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共同合作《中華民國時期外交文獻匯編1911—1949》，是十年前的事了。當年由李巖總經(jīng)理親自出馬，與主編王建朗先生敲定，項目的出版交給中華書局。2006年，該項目在漢學編輯室立項。我初次接觸《中華民國時期外交文獻匯編1911—1949》這個項目，是七年前的事了。那年也就是2009年初，漢學編輯室并入歷史編輯室，項目轉(zhuǎn)至該室。3月份編輯室主任李晨光交給我一個重要任務(wù)，負責與近代史所中外關(guān)系史研究室聯(lián)絡(luò)，跟進《中華民國時期外交文獻匯編1911—1949》項目的工作。春天里一個周二的上午，我得到通知，到該所參加該項目課題組的討論會議。

會議由近代史所中外關(guān)系研究室主任欒景河先生主持，主編王建朗先生和其他十余位編者也在。欒先生介紹了項目的進展情況，資料收集已開展四年，但是書稿尚未成型。他樂觀地估計，年底可以交初稿一卷。討論會上我問了幾個自己比較關(guān)注的問題：未刊資料會收錄多少？總體規(guī)模有多大，有無具體編纂體例？未刊文獻占多少比例？什么時候交定稿？等等。王先生一一耐心解答。

2012年夏天，近現(xiàn)代史編輯室成立，該項目作為編輯室的重點項目，需加力推進，年底之后我頻繁聯(lián)絡(luò)欒景河先生，希望盡快進入編輯出版流程。欒先生認為，原合同時間簽訂已久，如今時過境遷，雙方要重新訂立合同，并提高稿酬標準。同時我又聞另有其他出版社參與競爭，事關(guān)重大，我將此事報告給書局領(lǐng)導，并繼續(xù)保持與欒先生的密切聯(lián)系。期間欒先生在郵件中轉(zhuǎn)達了王建朗先生的提議：“交稿的時間自2013年6月起，到12月止……出版的時間應(yīng)是2014年末，或2015年上半年為宜?！?/p>

經(jīng)協(xié)商雙方重新訂立出版合同，出版時間定為2015年，稿酬從30元千字提高至45元千字。2013年5月3日，我函告欒先生，希望由中華書局申報2014年度國家出版基金項目，請他協(xié)助填寫申報表格上的“基本情況”，并收集60%的定稿。欒先生隨即向課題組發(fā)出緊急通知，不久便收集稿件近600萬字（后來，該項目在國家出版基金成功立項，出版時間有了比較嚴格的規(guī)定）。7月5日欒先生來函，發(fā)來項目最新擬定的大綱和“基本情況”。7月17日，他在郵件中告知：“我80多歲老母親突然病重，我需要明天一早趕到哈爾濱，再乘十幾個小時的火車趕到老家。當時情況比較亂套，從北京到哈爾濱等整個一路根本沒有火車票，我很上火，和你說話也很急。我和你說過自己最近身體很不好，還在治療中，現(xiàn)在看來只能往后排了，回家照顧老媽乃當務(wù)之急?！蔽野参克Ｖ厣眢w，更深感自己肩上責任重大。

未料這是欒先生給我的最后一封郵件。2014年2月8日，正值南方陰雨綿綿的日子，春節(jié)假期結(jié)束，我剛要上車返京，便收到李晨光老師的緊急電話，告以欒先生因病去世。這無異于一個晴天霹靂，欒先生春秋正盛，卻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如今《中華民國時期外交文獻匯編1911—1949》已精美面世，小文算是對欒先生的一個紀念。

欒先生走后，項目改由中外關(guān)系史研究室主任張俊義先生與我聯(lián)絡(luò)。張先生緊盯項目的進展，極為上心。我這邊也一直和他保持密切聯(lián)系，雙方約定分卷審稿、發(fā)稿。2014年3月，第一卷、第二卷初稿交稿。至2015年3月初，第七卷、第八卷最終完成初稿。為了合理安排時間，加快進度，審讀和編輯加工化整為零，以卷為單位滾動。又因項目體量龐大，編纂人員復雜，我個人無力一人承擔，于是相繼加入四個編輯，由我和張榮國、張玉亮、吳愛蘭、潘鳴形成五人編輯組，我負責第七、第十卷，張榮國負責第四、第八卷，張玉亮負責第二、第六卷，吳愛蘭負責第一、第五卷，潘鳴負責第三、第九卷。根據(jù)最早交來的書稿，我和榮國、玉亮經(jīng)過數(shù)次討論，定下“編輯體例”，最后由玉亮執(zhí)筆成文。在后來的審稿中，責編盡量依據(jù)體例做全書統(tǒng)一，特殊問題卷內(nèi)一致，并將情況通報于討論組，供其他卷次參考。

由于全部來稿系電子版，編輯手頭并無原文獻用于核對，審讀之后責編撰寫了每卷詳細的審讀意見。清樣改出后又退給分卷主編核對原文獻，之后才進入校對。截止2015年4月，第七、第八卷完成審讀，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十卷完成審讀與初二校。承擔校對工作的是古籍中心專司“二十四史”（修訂工程）校對工作的編校部。他們每校完一卷，便給我反饋該卷的校對意見，每卷千余字。末了，編校部主任李曉霞特地撰寫一份題為《為什么請編者提供原始文獻——都有些什么問題是“通讀”不能解決的？》的意見，舉出的問題很典型也很尖銳。我與曉霞反復溝通，形成一致意見：即個別卷次需要增加校次和通讀，尤其是編者須提供清晰的原始文獻，用于校對和核查。時間緊迫，不能遲疑，我將此事報告給主管局領(lǐng)導尹濤副總編輯，并給王建朗先生撰寫公函，指出書稿問題所在：“編輯和校對遺留的問題，需要核對文獻原文才能解決；編輯和校對未發(fā)現(xiàn)的問題，同樣需要核對原文方能解決；一些疑問也需要編者給出專業(yè)的判斷。為切實保證書稿質(zhì)量，并確保書稿能按期順利出版，建議將校對、審讀過的書稿，再次退回近代史研究所，由貴所組織人力重新對照文獻原稿逐篇逐字對校，并重點解決校對人員提出的問題?！痹谛胖杏诌M一步指出：“本文獻的出版是該領(lǐng)域的一項重要工作，用于學者征用、核查，它的質(zhì)量就是它的生命，更關(guān)乎貴所與中華的聲譽，希能您撥冗盡快召開編者會議，將以上問題一一落實?！惫l(fā)出時附上了曉霞撰寫的意見。

幾天后，我們反饋的問題很快得到了重視。5月12日下午，王先生召集了張俊義、杜繼東、陳開科、張麗、葛夫平、李珊等人開會。我和曉霞前往近代史所，我們就編校發(fā)現(xiàn)的問題通告給各位，希望他們將征引的原始文獻的紙質(zhì)書、電子書交給編輯部，用于核校，以期提高書稿質(zhì)量、減少為文字錯訛。

經(jīng)過一周的準備，各卷原始資料于5月19日取回，校對、核查工作繼續(xù)進行。書稿再次經(jīng)過校對、審讀兩個來回，歷時4個月。期間我們將收錄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資料退返給該館，相關(guān)人員進行了復核。至9月份各卷相繼付型質(zhì)檢。陸續(xù)收到質(zhì)檢反饋的意見后，我覺得有必要進行最后的沖刺，集中時間清除質(zhì)檢提出的遺留問題。10月13日—16日，雙方由尹濤副總編輯、王建朗所長掛帥，編輯組和編纂方十余人，齊集香山飯店現(xiàn)場辦公，舉行統(tǒng)稿會議。會前，我通報了各卷書稿的質(zhì)檢情況、會議須核心解決的問題等，將各人的任務(wù)作了分工：尹濤副總編輯負責通查全稿，處理涉及外交、黨爭、政治敏感等問題；王建朗先生重點通讀第七、第八卷全文；分卷編者通讀所有外文譯文、未刊檔案、分卷前言等；五個責任編輯則當場解決體例問題，包括各級標題、文獻出處、附錄、表格、注釋等，并負責卷內(nèi)、卷間的文字查重工作。為此，還特地邀請曉霞參與，她負責將千余萬字的電子稿，用她獨創(chuàng)的軟件通查書稿。四天的閉門統(tǒng)稿會議，雙方投入人力最多的時候有十六人。高強度的查核工作，細致入微的各種修改，編著雙方的反復討論，對書稿整體質(zhì)量的再次提高，是至關(guān)重要的。各類遺留問題得到重視和解決，曉霞又為我們統(tǒng)計出不少被忽視的細節(jié)問題。會后，又請張俊義先生利用電子稿，作最后的核查和確認，重點核實外文翻譯資料和外文引注，并要求在印前反饋給編輯部。

一年多時間里，五個編輯“蟄伏”在冷板凳上，無論寒暑，沒有抱怨，沒有感慨，更多的是對工作的耐心、細心，以及對職業(yè)對文字的敬畏。2015年底，十卷本的《中華民國時期外交文獻匯編1911—1949》終于殺青面世，皇皇1000萬字，從起點到終點，一晃就是十年時間。十年對于一個出版社來說很短，但對于一個編輯而言，是并不漫長的編輯生涯中的黃金時期。當然，我們甚至還有歷時二十、三十、四十載的項目，一代又一代的編輯薪火相傳。究竟是什么讓我們一直在堅守？是什么讓中華和中華人從不言退卻？堅持十年、幾十年重復著這樣費力不討好的工作。那是一份源自對出版對學術(shù)深深的責任心，以及對承續(xù)文化厚重的使命感。

2016年，在全國優(yōu)秀審讀報告評選中，編輯組合作的撰寫的“審讀報告”獲得二等獎?！冻霭鎱⒖肌冯s志社的同行囑我寫幾句“獲獎感言”，我把這“重大任務(wù)”交給項目組的所有責編，讓每個人想一句話。五個人的總結(jié)，就濃縮成這二百余字的“感言”：

好書成就好編輯，好編輯成就好書。

參與集體大項目，對編輯是最好的鍛煉。

署名《中華民國時期外交文獻匯編1911—1949》責編的雖然只有五人，但還有其他貢獻力量的幕后英雄。

該書的編輯隊伍新老搭配，一部書多人參與，大家各自分工，團隊協(xié)作，相互促進。編輯審稿過程，體現(xiàn)了良好的團隊精神，以及對提升一部書稿的質(zhì)量、打磨出一本好書孜孜不倦的追求?？简灥牟粌H是職業(yè)水準、專業(yè)知識，還有責任心、工作韌勁兒。

審稿報告體現(xiàn)了編輯的水準，沒有體現(xiàn)編輯的辛苦。編輯，就這樣辛苦并快樂著！

能獲得這個獎勵，并不意味著我們達到了目標而可以停滯不前。獲獎只是一種肯定，我們將繼續(xù)努力，做好書，做好編輯。

上下同心，其利斷金！集體項目的協(xié)同戰(zhàn)斗就是這樣，付出的多，收獲更多。感謝我的同人，因為有好的團隊，才能克服阻礙，迎難而上。如果沒有一個團隊的支持、配合、包容與理解，困難會更多，阻力會更大。成績是屬于所有人的。最后借用玉亮的話：“戰(zhàn)斗力是在戰(zhàn)斗中提高的?！笔堑?，經(jīng)過《中華民國時期外交文獻匯編1911—1949》的合作，我們的新編輯在成長，老編輯更成熟，好的項目總在成就好的編輯，好的編輯成就好書。

（原載《出版參考》2017年第二期，作者系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部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