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語言文字論說體系中的歷史民族
一
光緒三十二年（1906）丙午五月初八（6月29日），在因“蘇報案”系獄三年后，章太炎出囹圄的當晚即登上赴日本的輪船。孫中山專門派人至滬，迎為《民報》主筆。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東京留學生開會“歡迎章炳麟枚叔先生”，“至者二千人”。[1]太炎登臺演說，“只就兄弟平生的歷史，與近日辦事的方法，略講給諸君聽聽”。這場演講標志著他進入革命派的核心階層，同時也意味著經(jīng)過多年變化淘洗，在思想與主張上形成了自己的定見。
在“平生的歷史”部分，章太炎自承“瘋癲”“神經(jīng)病”，而追根溯源，則在于少年時代的閱讀：
兄弟少小的時候，因讀蔣氏《東華錄》，其中有戴名世、曾靜、查嗣庭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發(fā)憤，覺得異種亂華，是我們心里第一恨事。后來讀鄭所南、王船山兩先生的書，全是那些保衛(wèi)漢種的話，民族思想，漸漸發(fā)達。但兩先生的話，卻沒有甚么學理。[2]
民元以前章太炎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就是為“民族思想”注入“學理”。而蔣良騏《東華錄》，更是終其一生反復道及的一部書，被太炎描述成自己的“元閱讀”。1903年《獄中答新聞報》：“自十六七歲時讀蔣氏《東華錄》《明季稗史》，見夫揚州、嘉定，戴名世、曾靜之事，仇滿之念固已勃然在胸?！?sup>[3]同年《致陶亞魂柳亞廬書》：“鄙人自十四五時，覽蔣氏《東華錄》，已有逐滿之志?！?sup>[4]其于公開私下場合均不諱言。民國成立后，他仍然不斷回顧，1918年《光復軍序》云：“余年十三四，始讀蔣氏《東華錄》，見呂留良、曾靜事，悵然不怡，輒言有清代明，寧與張、李也?！?sup>[5]而到晚年，則有更詳細的回憶：
余十一二歲時，外祖朱左卿名有虔，海鹽人。授余讀經(jīng)。偶讀蔣氏《東華錄》曾靜案，外祖謂：“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義?！庇鄦枺骸扒叭擞姓劥苏Z否。”外祖曰：“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為甚。謂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庇嘣唬骸懊魍鲇谇澹床蝗缤鲇诶铌J?！蓖庾嬖唬骸敖癫槐刈鞔苏摚艄铌J得明天下，闖雖不善，其子孫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論耳?！庇嘀锩枷敕诖?。依外祖之言觀之，可見種族革命思想原在漢人心中，惟隱而不顯耳。[6]
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敘述中閱讀蔣氏《東華錄》的年齡也從十六七歲逐步降至十一二歲。或許這是憶往的常態(tài)，不足為異。[7]不過，“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則道出章太炎參與革命的基礎立場。所謂“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者，王夫之《周易外傳·離》：“夏商之授于圣人，賢于周之強國；周之授于強國，賢于漢之奸臣；漢之授于奸臣，賢于唐之盜賊；唐之授于盜賊，賢于宋之夷狄。”又《宋論》“恭宗、端宗、祥興帝”第二條：“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sup>[8]至于顧炎武，則《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sup>[9]
無論是興中會入會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還是同盟會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孫中山均改寫自朱元璋所發(fā)布《諭中原檄》中的“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其前半部分，所訴諸的都是種族復仇，似乎與章太炎所謂“種族革命思想”并無二致。但孫中山早期文獻，如《民報·發(fā)刊詞》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10]他在東京《民報》創(chuàng)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亦即后來所謂《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中，首次用到漢語詞“中華民國”[11]，其論述重點都在“民國”二字，于世界歷史大勢的格局中，從義理上予以論證。至于“中華”，在孫那兒是不證自明的，并未述及。而一年半后《民報》刊發(fā)太炎《中華民國解》，洋洋灑灑：“是故華云、夏云、漢云，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為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謚?！?sup>[12]其所論者，全在“中華”二字，由古而今，遍及四裔，而于“民國”之“民”究所云何幾不著一字。
此可見于“邦國”、于“種族”，章太炎與孫中山及絕大多數(shù)革命黨人的理解，有著很大的不同和側重：
故今世種同者，古或異。種異者，古或同。要以有史為限斷，則謂之歷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13]
太炎所關心，簡而言之就在所謂“衣冠文物”，因而本民族歷史與文化的依據(jù)是其根本，亦即“歷史民族”其所云者。
普通述及章太炎，總會談到他從維新到革命的變化，約略以1900年《解辮發(fā)》《客帝匡謬》為分界。想必在當年就是這樣的評價，因而1903年獄中答記者，他對此做了明確的否定：
中歲主《時務報》，與康、梁諸子委蛇，亦嘗言及變法。當是時，固以為民氣獲伸，則滿洲五百萬人必不能自立于漢土，其言雖與今異，其旨則與今同。昔為間接之革命，今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謂始欲維新，終創(chuàng)革命者哉。
聯(lián)系同文中小時讀蔣氏《東華錄》種種，構成一個具有邏輯脈絡的完整敘事。而接下來的論述，則直接陵轢“維新”“革命”二語，以為“惟以維新革命，錙銖相較，大勇小怯，秒忽相衡”，因而需要“正名”：
夫民族主義，熾盛于二十世紀，逆胡膻虜，非我族類。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吾之序《革命軍》，以為革命、光復，名實大異。從俗言之，則曰革命。從吾輩之主義言之，則曰光復。會朝清明，異于湯武，攘除貴族，異于山岳黨。其為希臘、意大利之中興則是矣，其為英、法之革命則猶有小差也。[14]
王夫之《黃書·原極第一》云：“故圣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于孫子，須于后圣?？啥U，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15]“革”是漢種自己的事情，對于“夷類”，那就不是“革命”而是“光復”了。亦即《革命軍序》所謂：“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于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sup>[16]所以“變法”“救民”，這些維新或革命的口號皆非根本。所謂“能變法亦當革”，所謂“能救民亦當革”，章太炎語氣決絕，他的目標，在于“祀夏配天，光復舊物”。[17]
晚清革命黨人大體由三支組成：主要人物籍屬廣東的興中會，籍屬湖南的華興會，以及籍屬浙江的光復會。光復會成立于1904年，會名或許就來自章太炎。其后他在不同場合不斷將當時已經(jīng)通行的“革命”正名為“光復”，會中同仁想必皆佩服其學問，但似乎也沒人孜孜于其間的分別。
章太炎實踐的是一條獨特的道路，《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詞》“近日辦事的方法”部分，他首先言及：“一切政治、法律、戰(zhàn)術等項，這都是諸君已經(jīng)研究的，不必提起?！憋@然此類形而下的事情，不能入他的法眼?！耙佬值芸矗谝灰诟星椤?，至于如何成就“感情”，則“全在宗教、國粹兩項”。
宗教問題，章太炎選擇的是佛教，以為可以“勇猛無畏，眾志成城，方才干得事來”。至于國粹，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其中“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18]
這場演說后五十日，章接任主編的《民報》第七號出版，刊有《國學講習會序》，謂“天特留此一席以待先生”，宣布太炎講學：
先生已允為宣講者：一，中國語言文字制作之源；一，典章制度所以設施之旨趣；一，古來人物事跡之可為法式者……且先生治佛學尤精，謂將由佛學易天下。臨講之目，此亦要點。[19]
可見演說中“近日辦事的方法”，馬上要一一實行。而據(jù)宋教仁日記，國學講習會規(guī)模甚廣，科目繁多，計劃中也非一人施講。[20]但《國學講習會序》中所標榜者僅是章太炎，可見自家陣營中已經(jīng)以他為旗幟。當時的講學情況已不可知，今所留存者僅是當月出版署名章炳麟的《國學講習會略說》，則確可知太炎是開講了的?！秶鴮W講習會略說》收《論語言文字之學》《論文學》《論諸子學》，三文很快也在上?！秶鈱W報》連載，《論文學》改題《文學論略》，《論諸子學》改題《諸子學略說》?！秶鴮W講習會略說》中還保留著講學的口氣，《論語言文字之學》開頭“今日諸君欲知國學”，《國粹學報》本作“今欲知國學”?！墩撝T子學》起首“上來既講文學，今就學說中諸子一類，為諸君言其概略”，《諸子學略說》中刪去。因可知本都是口說的文字據(jù)本，其后也只有一半文字入集《國故論衡》，即《論語言文字之學》抽取部分改題《語言緣起說》，《文學論略》刪削為《文學總略》。[21]
《國學講習會序》作者應為章士釗，中謂：
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于國家之存滅。[22]
這段文字的風格頗有梁啟超的氣息，但意思應該來自太炎，也是當年國粹派同志的根本立場。所謂“國學”，本就不僅僅是“學”，其上還有個“國”，“學”是“國”“成立之源泉”。也就是說，光有“學”未必能有其“國”，而無“學”必不能立其“國”。章太炎反復認真分辨他所從事的是“光復”而不是“革命”，緣由正在于此：
余學雖有師友講習，然得于憂患者多。自三十九歲亡命日本，提獎光復，未嘗廢學。[23]
“光復”與“學”，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章太炎學術工作的動機，以及他“講學”的目的。1906年下半年的講學似乎沒有維持多長時間，其后章太炎陷入《民報》以及大量的政治事務中，大概未能“講學”。1908年10月《民報》遭禁，按他自己的說法，又開始講學。《自定年譜》“宣統(tǒng)元年”條：
《民報》既被禁，余閑處與諸子講學……煥卿自南洋歸，余方講學，煥卿亦言：“逸仙難與圖事，吾輩主張光復，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會先，曷分設光復會?！庇嘀Z之，同盟會人亦有附者。然講學如故。[24]
太炎不愧文章圣手，此節(jié)記同盟會渙散，陶成章擬重建光復會，翌年正月成立時且以章為會長。但此處追述，僅“余諾之”三字表明態(tài)度。在敘述這些政治大事時插入數(shù)語，“余閑處與諸子講學”“余方講學”“然講學如故”，從文章角度似是以閑筆調理辭氣，變換節(jié)奏，實則“講學”乃是敘述主脈，“閑處”“方”“然”等，其意態(tài)正在這不言而言中。
作為掌門大弟子，黃侃是可以洞澈乃師肺腑的，多年后，其追敘如此：
先生與日本政府訟，數(shù)月，卒不得勝，遂退居，教授諸游學者以國學……思適印度為浮屠，資斧困絕，不能行。寓廬至數(shù)月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彌厲。其授人以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弟子至數(shù)百人?？芍^獨立不懼，暗然日章，自顧君以來，鮮有倫類者矣。[25]
其謂“退居”講學，與章太炎所述一致。不過據(jù)朱希祖日記，早在《民報》被禁前半年，神田大成中學的《說文》課已開班。章、黃所記并不準確，但也許不是記憶問題，而是強調與《民報》被禁的因果關系。甚至朱日記中，神田開課前半個多月，還有太炎他處演講的記載[26]，可知“講學”也許是章在日期間的常態(tài)。脫卻《民報》社務，則更可以“謝公社事，專務厲學。徙居小日向臺町二丁目二十六番，署門曰‘國學講習會’。雜賓不至，從游者皆素心人”[27]。黃侃將太炎擬之為“顧君”，實則顧亭林曾改名“絳”，又改名“炎武”，而章炳麟亦曾改名“絳”，而號“太炎”。此與康有為自比孔子之“素王”，而號“長素”，一誠篤，一虛驕，其間不可以道里計也。
太炎奮力講學，“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當時他自然不可能預知清廷何時覆滅，所可以努力的是維系“學術不絕”，才能有所依俟，以期于“復陽之望”。熒光爝火，守先待后，是為太炎學術的真精神。
正因為身任顧炎武，自以為文化命脈所系，當生命受到威脅，章太炎總有無限焦慮。1903年上海獄中，有《癸卯□中漫筆》：
上天以國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茲，三十有六歲。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跡是踐，豈直保守殘闕而已。又將官其財物，恢明而光大之。懷未得遂，累于□國，惟□翼□歟，則猶有繼述者。至于支那閎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tǒng)緒，國故民紀，絕于余手，是則余之罪也。[28]
語氣似乎夸慢，而拳拳之心，讀之令人動容。1908年因劉師培與之反目事，他移書孫詒讓，請前輩為之調停，自言“非為一身毀譽之故，獨念先漢故言不絕如縷，非有同好，誰與共濟”，所希望于劉師培者，乃是“與麟戮力支持殘局”。詒讓尚未接到函件便已離世。[29]翌年直接致函劉師培，極言“與君學術素同，蓋乃千載一遇。中以小釁，翦為仇讎……思君之勤，使人發(fā)白”[30]，痛心疾首，溢于言表，所為者盡在“國粹日微，賴子提倡”。[31]
辛亥“秋八月，武昌兵起，余時方與諸生講學”，很快“湖南、江西相繼反正”，大局已變，章太炎“始輟講業(yè)”。[32]
二
1906年7月章太炎第三度赴日，1911年11月返國。此數(shù)年間，概而言之即其自言之“提獎光復，不廢講學”。期間所出版，最早系1906年9月《國學講習會略說》，收《論語言文字之學》《論文學》《論諸子學》三文。最晚系1910年6月《國故論衡》，“分小學、文學、諸子學三類”，《教育今語雜志》上的廣告，稱“本在學會口說，次為文辭”。[33]正可見其一以貫之的“講學”，在結構上，基本都是這三支。
因太炎有“語言文字之學”一語，遂被后來的學者賦予現(xiàn)代學術轉型的意義，即與傳統(tǒng)“小學”劃然有別。此說甚是渾淪，實則二語在太炎處通?；煊?，等而為一，用“小學”者更為常見，“語言文字”一般在論述二者關系時使用?！墩撜Z言文字之學》只在開頭部分言“語言文字之學”，此后俱稱“小學”。不過，不管“語言文字之學”還是“小學”，他確實有不同前人與時人的界定。[34]《論語言文字之學》云：
此語言文字之學，古稱小學……今日言小學者，皆似以此為經(jīng)學之附屬品。實則小學之用，非專以通經(jīng)而已。周秦諸子史記漢書之屬，皆多古言古字，非知小學者必不能讀。若欲專求文學，更非小學不可……如上所說，則小學者，非為通經(jīng)之學，而為一切學問之單位之學。
有清一代，樸學大師輩出，其中“小學”一門，早已由附庸蔚為大國。但在一般觀念上，“小學”確為通經(jīng)之用。而在章太炎那兒，正如孔子并不居于特殊的“教主”之席，《語》《孟》應回歸諸子之部列一樣，經(jīng)部誠如章學誠所謂“六經(jīng)皆史”，也不具有特出的典籍地位?！靶W”是一切學術的基礎，因而“今日諸君欲知國學，則不得不先知語言文字”。
“所謂小學，其義云何，曰字之形體、音聲、訓詁而已?！碧兹绱私缯f，實在平平無奇。不過對于諸多清儒名著，他認為僅可稱“說文之學”“爾雅方言之學”“古韻唐韻之學”，而“不得稱為小學”，只有像戴東原以下如段、王、郝，能夠“兼此三者，得其條貫”，才當?shù)闷鹌湫哪恐械摹罢Z言文字之學”。[35]
章太炎所謂“語言文字之學”或“小學”，有遠超乎前賢的關懷?！秶收摵狻烽_卷首篇之《小學略說》，是章的綱領性文件，其言曰：
……凡治小學者，非專辨章形體，要于推尋故言，得其經(jīng)脈……蓋小學者，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豈專引筆劃篆，繳繞文字而已……[36]
太炎之前，“小學”本是“通經(jīng)”的工具。太炎之后，一般人的觀念，誠如吳稚暉所言，“語言文字之為用，無他，供人與人相互者也”[37]。但對于章太炎來說，“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從國故到民俗，負載著古今上下的文化。而且，“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傳記者已寡，惟文字、語言間留其痕跡，此與地中僵石為無形之二種大史”。[38]這豈是“器具”而已，簡直就是中華文明的本體。
太炎所處之世，李鴻章所謂“三千余年一大變局”，危機遍及所有方面。精英階層的應對方案，也是言人人殊。具體到語言文字層面，則有拼音化、白話文的改革思路，此有增廣民智、普及教育等思考背景。而現(xiàn)實的局面，由于西方文明大量涌入，已有語言文字不敷使用，造新字、用新詞已到疲于奔命的局面。二十世紀伊始，以梁啟超為代表，大量移用“和制漢語”，文章也染上日本風，影響所及，已成風氣。太炎自幼“泛覽典文”，及壯以光復為使命。在他眼里，文化命脈所系，首要在于語言文字，而這也是危機根本所在。時下局面，諸多改革方案，無論拼音化還是日語詞等等，皆無異飲鴆止渴。
早在初刻本《訄書·訂文》，章太炎就闡述了他的判斷。從史籀到許慎，文字“九千名”，而“自《玉篇》以逮《集韻》，不損二萬字”。但北宋以降，各項所用，“千名”至“四千名”而足，“其它則視以為腐木敗革也已矣”。相對的，“今英語最數(shù)，無慮六萬言。言各成義，不相陵越。東西之有書契，莫繁是者，故足以表西?！?。[39]
當然，此說有個問題，漢字的“名”即“字”，與英語的“言”即“word”并不是可以直接比較的概念。太炎也不是不懂這一點，《訂文》附錄《正名略例》中就專有一條論及此：
西方以數(shù)聲成言，乃為一字，震旦則否。然釋故、釋言而外，復有釋訓。非聯(lián)綿兩字，即以雙聲迭韻成語，此異于單舉者。又若事物名號，合用數(shù)言……是皆兩義和合，并為一稱。茍自西方言之，亦何異一字邪。今通俗所用，雖廑跂二千，其不至甚憂困匱者，固賴此轉移爾。由是言之，施于檄移，亦逾萬字。然于理財正辭，其憂不逮甚矣。若有創(chuàng)作，用纘舊文，故一字訓數(shù)字兩端，皆稱一字。是則書童竹笘，數(shù)必盈億矣。[40]
此處“字”的界說，擴張成相當于如今的“詞”。但即便如此，他認為也只是滿足“通俗所用”，至于“理財正辭”，則遠遠不夠。而現(xiàn)實狀況中“以二千名與夫六萬言者相角”，簡直是最大的民族危機，“烏乎，此夫中國之所以日削也”。因為“于文字之盈欠，則卜其世之盛衰矣”，再也沒有比這更形象地反映出當下國家的衰敗。作為應對之策，《訂文》云：
先師荀子曰，后王起，必將有循于舊名，有作于新名……孟晉之后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舉者，循而摭之。故無其名，今匱于用者，則自我作之。[41]
此即“創(chuàng)作”與“用纘舊文”的兩項方針。待到《訄書》重訂本，《訂文》所附，則雜入1902年《文學說例》內(nèi)容，改名《正名雜義》。其最后部分提及，“武島又次郎作《修辭學》曰：‘言語三種，適于文辭，曰見在語、國民語、箸名語，是為善用法。反之亦有三種，曰廢棄語、千百年以上所必用，而今亡佚者，曰廢棄語。外來語、新造語，施于文辭，是為不善用法?！睂θN“不善用法”，武島認為外來語、新造語有時非用不可，但須節(jié)制。而廢棄語，“世人或取丘墓死語，強令蘇生，語既久廢，人所不曉，輒令神味減失”。對此，太炎同意“官號地望”“械器輿服”必用今名，即“有作于新名”者。至于廢棄語，他則以為“頃歲或需新造，尋檢蒼雅，則廢語多有可用為新語者”。此其所謂“有循于舊名”，同樣是應對當下詞語需求的策略。而更為章太炎所尤其關注者，也是他獨有的思考和主張：
……若其雅俗稱名，新故雜用，是寧有厲禁邪。至云人所不曉，致減神味，說尤鄙俴。夫廢棄之語，固有施于文辭，則為間見，行于繇諺，反為達稱者矣……此并曠絕千年，或數(shù)百稔，不見于文辭久矣。然耕夫販婦，尚人人能言之……故文辭則千年曠絕，繇諺則百姓與能……然則不曉者僅一部之文人，而曉者乃散在全部之國民，何為其惛懣減味也。繇是以言，廢棄語之待用，亦與外來、新造無殊……[42]
也就是說，“廢棄語”只是不存于文人筆札，卻為民間所慣用，文人筆下的死文字，在國民口中是活語言。因而“雅俗”“新故”可以并存，千年之久，萬里之廣，俱可統(tǒng)為一體，這是他解決文之“日以啙媮”的方案。[43]
時隔數(shù)年，太炎東渡日本后，開始有機會將這一觀念轉化為學術工作。1906年在致劉師培函中，他談到這個想法：
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輯里語，作今方言……仆所志獨在中國本部，鄉(xiāng)土異語，足以見古字古言者不少……比類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楊子，輯為一書，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以發(fā)思古之幽情矣……吾儕于此，猶能致力，亦有意乎。[44]
漢語方言，尤其南方方言中，遺存上古、中古漢語的音義，這是人所皆知的事實。不過，當初揚雄《方言》全名《
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其志誠如許慎《說文解字·丌部》，“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目的在于“采覽異言，以為奏籍”。[45]后世所作，大體也是“采風”的余脈。而章太炎所設想，“上通故訓，下諧時俗”，則是真正的“禮失求諸野”了。
一年后，《民報》刊出《博征海內(nèi)方言告白》，曰：“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后編為典語，旁行通國，斯為得之?！?sup>[46]這里所揭橥的目標是當時盛行的“文言合一”，章太炎為此提供了一個他自己的方案。
晚清所謂言文合一，白話文與拼音化主張者都以此作為理論支撐。白話文相對文言文更接近現(xiàn)代口語，有著言文一致的基礎，不過，其對接的傳統(tǒng)是以白話小說為主的傳統(tǒng)書寫語言。真正接近當下口語的是白話報，但顯然因過于簡單，很難支持新書寫語言的建設，況且還有方言的歧異。拼音化則是以取消漢字為目標，直接拼寫口語，雖然可以言文一致，但由于各地方言差異，直接導致漢語書寫的分裂。至二十世紀初，又有統(tǒng)一語言的口號，不過如此先須推行通用語，那么以拼音化實現(xiàn)言文一致的便捷性也就談不上了。[47]
《博征海內(nèi)方言告白》是為章太炎撰輯《新方言》征集資料，《新方言》成書，書末有劉師培和黃侃的“后序”，季剛言：“儻令殊語皆明，聲氣無閡。鄉(xiāng)曲相鄙之見，由之以息。文言一致之真，庶幾可睹。芳澤所披，于是遠矣?！?sup>[48]申叔言：“夫言以足志，音以審言，音明則言通，言通則志達。異日統(tǒng)一民言，以縣群眾，其將有取于斯。”[49]一個說“文言一致”，一個說“統(tǒng)一民言”，似乎商量好了替太炎道出心志。普通憑印象認為章太炎“復古”“保守”“反對白話”等等，其實都是皮毛之見。恰恰相反，他的學術工作，正是為了解決“文言一致”與“統(tǒng)一民言”之類當下的文化問題?！敖穹蚍N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辭異同為大齊。”[50]只不過太炎的“路線圖”與眾不同，其所謀者大，計劃也浩繁得無邊無際。
《新方言》1907年10月在《國粹學報》連載，1909年8月成書出版。從書名看，是繼武子云的方言學之作；不過從方法上看，以古語證今語，以今語通古語，可看作語源學著作?！笆廊藢W歐羅巴語，多尋其語根，溯之希臘、羅甸；今于國語，顧不欲推見本始。此尚不足齒于冠帶之倫，何有于問學乎。”在他看來，“蓋有誦讀占畢之聲既用唐韻，俗語猶不違古音者；有通語既用今音，一鄉(xiāng)一州猶不違唐韻者；有數(shù)字同從一聲，唐韻以來一字轉變，余字猶在本部，而俗語或從之俱變者”?！肮乓簟痹缬凇疤祈崱?，“唐韻”早于“今音”，因而所謂“俗語”，相對于“通語”和“誦讀占畢之聲”，更可以說是“雅言”。于此動人的存在，章太炎幾于情不能自已：
……后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丘墓之時，為之理解，猶愈于放失已……讀吾書者，雖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當知今之殊言，不違姬漢。既陟升於皇之赫戲，案以臨瞻故國，其惻愴可知也。[51]
其對“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滿懷深情，而“臨瞻故國”的“惻愴”，劉師培則為之疏解：
抑自東晉以還，胡羯氐羌，入宅中夏，河淮南北，間雜夷音。重以蒙古、建州之亂，風俗頹替，虜語橫行。而委巷之談，婦孺之語，轉能保故言而不失，此則夏聲之僅存者。昔歐洲希意諸國，受制非種，故老遺民，保持舊語，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復之勛，虇蕍于此。今諸華夷禍與希意同，欲革夷言而從夏聲，又必以此書為嚆矢。此則太炎之志也。[52]
“思古”乃為了“光復”，這始終是章太炎學術的最原始動力。因而“國故”固然是學術，但更重要的是其指引向“故國”，維系人民的記憶，這使其保持原有的根本，不被同化，亦即所謂“國性”：
小學故訓萌芽財二百年……其以柀析墳典，若導大窾。次即董理方言，令民葆愛舊貫，無忘故常，國雖苓落，必有與立。蓋聞意大利之興也，在習羅馬古文，七八百歲而后建國。然則光復舊物，豈旦莫事哉。在使國性不醨，后人收其效耳。[53]
“小學故訓”的重要，以及“董理方言”的現(xiàn)實關懷，可謂寄意遙深?！肮鈴团f物”并非“旦莫事”，太炎當年是以為自己看不到的。因而對于學術工作，他期以長遠，努力維持“舊貫”“故?！保灰皣圆会r”，則總會有一天“后人收其效耳”。
1907年，日本有“漢字統(tǒng)一會”之設，并將端方、張之洞兩位極具勢力并且有相當文化影響的封疆大吏拉進去掛名。這個組織“反對羅甸字母，且欲聯(lián)合亞東三國”，亦即中日韓，共同維護漢字地位。這大概即今時髦所稱“漢字文化圈”第一次共同的文化行動，但其策略之一是“選擇常用之字以為程限”。[54]這個思路其實并不奇怪，而且延續(xù)至今。“漢字統(tǒng)一會”未必是始作俑者，但卻是最早試圖使其成為多國共同政策的。對于章太炎來說，這顯然是個問題嚴重的方案，他素所憂心“暖暖以二千名與夫六萬言者相角”，并全力為此工作以求解決辦法，《新方言》的一個重大目的即在于此。“夫語言文字之繁簡，從于社會質文”[55]，而“漢字統(tǒng)一會”卻“以限制文字為漢字統(tǒng)一之途”，完全南轅北轍，國內(nèi)居然有勢力者支持。于是，在上海的《國粹學報》開始連載《新方言》的同時，東京《民報》上刊登章的《漢字統(tǒng)一會之荒陋》。
在這篇文章中，太炎談到漢字對于日本和對于中國完全不同，在中國“聲音訓詁，古今相禪”，而日本漢字之外有假名，漢字只是“補闕之具”。因此限制字量在日本或可，在中國豈止不可，反而應該反其道而行。由此介紹到《新方言》，“得三百七十事”，均是為方言尋本字：
若綜其實，則今之里語，合于《說文》《三倉》《爾雅》《方言》者正多。雙聲相轉而字異共［其］音，鄰部相移而字異其韻，審知條貫，則根柢豁然可求……若遍討九州異語，以稽周秦漢魏間小學家書，其文字往往而在，視今所習用者，或增千許……
這些一般人眼中的“廢棄語”，存于“今世方言”，在太炎看來，“上合周漢者眾，其寶貴過于天球九鼎，皇忍撥棄之為”。[56]因而，“略
殊語，征之古音”[57]，則可以使得“已陳之語，絕而復蘇，難諭之詞，視而可識”[58]。
“筆札常文”中的“死文字”，在“今世方言”中是“活語言”。章太炎《新方言》所致力的方向，就是要從方言中復活已廢棄文字，在這樣的“文言一致”基礎上“統(tǒng)一民言”：
俗士有恒言，以言文一致為準，所定文法，率近小說、演義之流。其或純?yōu)榘自?，而以蘊藉溫厚之詞間之，所用成語，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無言文歧義之征，而又深契古義，視唐宋儒言為典則耶。昔陸法言作《切韻》，蓋集合州郡異音，不悉以隋京為準。今者音韻雖宜一致，如所謂官音者。然順天音過促急，平入不分，難為準則。而殊言別語，終合葆存。[59]
當時所謂“言文一致”，主體思路是以文就言。而北方方言地域最廣，使用人口最多，其中北京方言因政治、文化上的原因頗居優(yōu)勢。至于書寫語言，則發(fā)端于唐宋的白話文，與所謂“官話”語法系統(tǒng)一致，即太炎所謂“小說、演義之流”。不過他反對“純?yōu)榘自挕?，就因為只是源出唐宋，遠不如方言“本無言文歧義之征，而又深契古義”。“一返方言”，既解決言文一致的現(xiàn)實問題，又與語言文字的歷史建立高度統(tǒng)一性。地域之別、古今之異，在他的方案中遍包眾有，融為一體，得到徹底的安置，“合天下之異言以成新語”[60]。不得不說，這確實是完美得讓人暈眩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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