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中國文學在上世紀初的五四文學革命中，完成了自古典向現(xiàn)代的轉型。新文學（現(xiàn)在更多地被稱為“現(xiàn)代文學”，本書書名和內文均用“新文學”，只為自求統(tǒng)一）自誕生至今快要九十年了，對這一段文學史的研究、編纂，也有八十多年了。一種新的文學剛剛誕生，還在潮聲喧鬧中，迅即有了對它的歷史敘述，為其建構歷史，而其敘述者、建構者又往往就是當事人或當時人。這可能是現(xiàn)代文化領域的獨特現(xiàn)象。八十多年的時間里，特別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各種類型的新文學史著作蜂擁而出，爭奇斗艷，成果琳瑯滿目。身處這一行當中的人，也許不以為怪；實則在文學史的編纂史上，也在史學史上，這是很奇特的現(xiàn)象。在這個現(xiàn)象背后，有什么值得我們思索的呢？

這里，首先要作一點說明。人們大都把文學史與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理論并列為文學學科包括的三個部門，而從史學的角度來審視、編制文學史的就不多了。固然文學史編纂是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部門，但它是橫跨文學、史學兩個學科的。文學史也屬于史學中的專史類，對于這樣的特點，治文學史的人往往認識不足。但也有人早已看到了，看到了文學史與史學的關系，如周作人說過：“既然文學史所研究的為各時代的文學情況，那便和社會進化史、政治經(jīng)濟思想史等同為文化史的一部分，因而這課程便應以治歷史的態(tài)度去研究。至于某作家的歷史的研究，那便是研究某作家的傳記，更是歷史方面的事情了。這樣地治文學的實在是一個歷史家或社會學家，總之是一個科學家是無疑的了?！?sup>[1]今日為了提高文學史的編纂水平，除了提高文學水平，從史學的視角來作一番考量，還是很有必要的。

現(xiàn)在通行的章節(jié)體文學史，被稱為“現(xiàn)代型”的文學史，是西風東漸的產(chǎn)物，其在我國的歷史還不是很長。1903年清政府在制定京師大學堂的章程時，提出可以仿效日本的《中國文學史》，來自行編纂我國的文學史，用于“歷代文章流別”課程。不久（1906）才有了作為京師大學堂講義的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1910年出版）。到今天，正好是一百年了。那時編制這種“現(xiàn)代型”的文學史，反映了我國學術、教育追求現(xiàn)代化的歷史步伐。又過了十幾年，中國文學自身也發(fā)生了大轉型，誕生了以現(xiàn)代白話為語言工具的新文學。當著新文學幾乎還在學步的時候，早早地就被人恭請坐上了歷史寶座。從附驥于千年的古代文學，做它的一條小小卻很時新的尾巴，沒多久就有了自己獨立的、體系完整的歷史殿堂。這座殿堂雖然還不能說已經(jīng)多么雄偉了，卻足以確證穩(wěn)坐其中的主人公，在新生活中已經(jīng)有了牢固的、無以替代的地位。那時無論是在課堂上講授新文學史，或是撰寫、出版哪怕是還很粗糙的新文學史著，都有著幫助新文學確立歷史地位，推動其繼續(xù)向前發(fā)展的現(xiàn)實意義。而在快速地構建新文學歷史殿堂之時，“現(xiàn)代型　”的文學史體例和編纂法，這種更為方便、全面地紀錄歷史的方法，顯然發(fā)揮了相當?shù)闹Α?/p>

章節(jié)體新型體例的優(yōu)點用俗話說就是善于“搭架子”，可以比較自由、靈活地處理時空關系。既能夠依照時間的順序記載歷史的發(fā)展過程，理清歷史的線索，包含了中國古代編年體的優(yōu)點，又能夠在各個不同時段里鋪展開來，描述空間的復雜多樣性，使組成歷史的各個部分不至于遺漏，包含著古代的紀傳體、記事本末體的長處。還可以用附錄等多種形式完成典志的任務。這樣地經(jīng)緯交錯、縱橫流貫，有著傳統(tǒng)的“文章流別”所不具的優(yōu)越性。憑借著這種新體例，短短的一段新文學的歷史架構很快就被構搭起來了。此時，文學革命過去不久，就其立傳建史的速度而言是少見的?！艾F(xiàn)代型”文學史與有功焉。

但是也還要看到另一種因素，那就是我國悠久的史學傳統(tǒng)，古代大量歷史編纂所留下的寶貴經(jīng)驗。1929年，朱自清開始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史，為此特撰《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見本書第二章第一節(jié)）。如果把他的講義作為第一個成體系的新文學史（綱要性）著作，那么就會發(fā)現(xiàn)，從西方所學到的，主要是如何構建歷史的大框架，而在具體的衡估、表述方法上，中國學者還保存著傳統(tǒng)漢學或樸學的特性。1949年以前所出為數(shù)不多的新文學史著，多具有這樣的特點，即用章節(jié)體為歷史構搭框架，在內容組織和史實評述時還程度不同地保留著傳統(tǒng)的學術方法和風格。

被稱為漢學的中國傳統(tǒng)學術治學途徑和方法，注重考據(jù)，強調征實，追求嚴謹，要求內容的扎實細密、博大精深，反對空疏；但表達的風格平實，議論平和，就事論事，語不驚人，卑之無甚高論。其基本功就是從收集材料開始，培育、訓練對史料的發(fā)現(xiàn)、辨?zhèn)?、考證、識斷、精審、爬梳、組織的功力。因為偏重考證，就需要文字、音韻、訓詁、?？?、史地、名物、制度等多方面的知識，特別忌諱知識性的錯誤。由此而形成一種樸實的特色，所以亦稱樸學。但亦有其弊。一方面一心鉆到故紙堆里，常常脫離實際，昧于人事，成為書呆子。有時鉆了牛角尖，搞成煩瑣考證。另一方面長于具體的求證、求是卻短于風議，抽象思維有所欠缺，理論上的建樹較少。古書汗牛充棟，學理上有創(chuàng)新之見者少，像《文心雕龍》這樣體系性的學術著作更是屈指可數(shù)。所以到了晚清，傳統(tǒng)漢學便已走向衰落，新的學術轉而向經(jīng)世致用的方向發(fā)展。到了五四，胡適介紹實驗主義，提倡科學方法，推進了我國現(xiàn)代學術的建成。他同時注意到作為集古代學術傳統(tǒng)之大成的清乾嘉學派，已經(jīng)具備現(xiàn)代學術的某些科學方法。他把這些學術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學術方法相結合，對于我國現(xiàn)代學術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確認這些古代學術傳統(tǒng)，是構建我國現(xiàn)代學術的重要基石。

按照朱自清《新文學史研究綱要》的題目，內容應該是對新文學的“研究”，在史論兩者之間應該偏重于論。但《綱要》的實際內容卻是偏重于史，更像是《中國新文學史綱要》，實際上也的確是重在整理史實，給新文學繪制歷史的圖象，并未去追求什么理論高度。讀這份《綱要》給人的深刻印象一是對史的描畫求全面、周到，看得出朱先生在史料的整理上下了許多功夫。如不苛求詳細，則已經(jīng)可以說是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精工描繪了。二是評論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不大，而且很客觀，重在詮釋而輕于褒貶、臧否。他的態(tài)度、語氣都是平和的，只要不是偏好極端或一味求深刻者，對他所作的評價大多是能夠接受的。《綱要》風格的扎實、周全、客觀、平實，正是繼承漢學傳統(tǒng)的明證。

同時，《綱要》也連接著學以致用的傳統(tǒng)。朱自清開講這門課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性。那時新文學發(fā)生不過十二年左右，再過六年才有趙家璧那套總結第一個十年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在那個時候，對新文學無論說是說非，都不是單純的學術見解、一家之言，而是影響當前文學發(fā)展之舉。朱先生這么快把五四新文學立為大學課程，編出講授《綱要》，總結、提高、宣揚、傳播這新生的文學，顯然有幫助新文學發(fā)展壯大的現(xiàn)實意義。此后幾十年，我們的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始終與現(xiàn)實保持著緊密的聯(lián)系，不論其功過是非，這個頭是朱自清開的。

朱自清的《綱要》開創(chuàng)了新文學史編纂的歷史傳統(tǒng)，這就是注重實證、實事求是、平實樸素、學以致用的傳統(tǒng)，對后來的新文學史編纂有著長遠的影響。文化領域里傳統(tǒng)的形成，習慣上有一種標準，現(xiàn)在也算是共識了，就是要經(jīng)過“三代兩傳”?，F(xiàn)在都說建國后我們的學科經(jīng)歷了四代人（即舊中國過來的一代，五六十年代成長的一代，文革中成長的一代和改革開放后成長的一代），是沒有把朱自清這一代算上的，算上他們這開創(chuàng)的一代應該是五代了。朱自清的治學傳統(tǒng)傳到他的學生，如王瑤那一代人，再傳到王瑤的學生如樊駿、孫玉石等，就已經(jīng)是“三代兩傳”了。而更重要的是，這三代之間確實有著分明的承傳關系。1950年代初王瑤編出了建國后第一部新文學史。這之前，他的中古文學研究的成就已很可觀，今天還有人認為如純然從成果的學術質量看，那才代表了王瑤的最高成就。而他那時毅然地舍棄這已有的成績，改治新文學，從頭做起，是需要膽識、需要勇氣的。這說明他看準了現(xiàn)實生活的和由其所決定的學術發(fā)展的取向，看到了一門新學科的前景。事實也證明了，為他奠定學術地位的，不是那些研究中古文學的精品，而是他的幾乎是白手起家的帶著急就章痕跡的《中國新文學史稿》（見本書第五章第三節(jié)）。這是發(fā)揚學術的經(jīng)世致用傳統(tǒng)而取得成功的實例。朱自清的學生在現(xiàn)實有某種需要時，積極參與創(chuàng)建一個新學科，也是學以致用的表現(xiàn)，師生之間的傳承關系多么鮮明。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王瑤也并不一定就是完全地白手起家，朱自清《綱要》的幾份草稿還保存在他手里，而他的《史稿》從大的結構到整體的學術風格，還可以看出與朱的《綱要》有切不斷的聯(lián)系，《史稿》顯然是師承了《綱要》、發(fā)展了《綱要》的。如果說新文學史編纂中有一個朱自清的傳統(tǒng)，那就是王瑤把它延續(xù)下來的。

不過，不可有一種誤會，以為學術傳統(tǒng)只有通過師生的傳承關系才能得到延續(xù)。漢學的傳統(tǒng)是民族長期共同創(chuàng)造、積累，在全民族的范圍里流行、傳播而成為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并非某一個人或某一些人的私有財產(chǎn)。五四那一代人，包括朱自清在內，直接繼承了傳統(tǒng)，經(jīng)過在新歷史條件下的運用、改造，實現(xiàn)了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轉型，并傳到了1930年代那一代學人。不止是王瑤，還可以舉出另一位代表性的人物唐弢。自學成才的唐弢并沒有北大、清華的背景，自有他個人的治學特色，但總的說來也沿著這條與傳統(tǒng)有密切關聯(lián)的路線走。唐弢在給嚴家炎的《求實集》（北大出版社，1983年）寫的序里，記下了他主持編寫三卷本《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79年開始出版）時所規(guī)定的幾條原則：“一、采用第一手材料，反對人云亦云。作品要查最初發(fā)表的期刊，至少也應依據(jù)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二、期刊往往登有關于同一問題的其他文章，自應充分利用。文學史寫的是歷史衍變的脈絡，只有掌握時代的橫的面貌，才能寫出歷史的縱的發(fā)展。三、盡量吸收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個人見解即使精辟，沒有得到公眾承認之前，暫時不寫入書內?！?、文學史采取‘春秋筆法’，褒貶從敘述中流露出來?！碧茝|和他的編寫組共同制定的這些原則，充滿著傳統(tǒng)漢學的氣息，尤其在唐弢執(zhí)筆的魯迅部分，體現(xiàn)得最為鮮明（見本書第七章第一節(jié)的介紹）。

傳統(tǒng)形成之后，在流傳的過程中，會受到不同時代環(huán)境的影響，好比流水經(jīng)過不同的地形會有起伏波瀾，或激流奔騰，或迂回不前。到了王瑤，在新的社會環(huán)境里編史，也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在自己的框架上增添《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對新文學史的敘述規(guī)定。這就造成他與朱的傳統(tǒng)的距離。但就是這樣，他的《史稿》還是受到了批判。

好在傳統(tǒng)并沒有“斷裂”。王瑤受到了批判，新文學研究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走了彎路。這必然對此后的一代人，甚至幾代人造成損害。今天司空見慣的研究中的主觀隨意性，不顧事實，不要證明，拼貼理論，標榜新潮，追求轟動等等，種種“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表現(xiàn)，都可以看到五六十年代反科學的批判運動陰魂不散，影響還在。那時的運動都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卻恰是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總是要求研究工作應盡可能詳細地占有資料，從分析事實開始，而不是從最終的結論開始，強調要從事實中引出結論。真正虛心學習、領會并按照這樣的要求去進行科研的，必定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收益。同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一代學子，直接受到了“二三十年代”那一代學者的教育，親承謦欬。這就是樊駿、樂黛云、嚴家炎等的一代，當他們都已經(jīng)成了“老一輩”而逐漸淡出學術界的今日，我們回過頭去不難看到，后來真正能夠繼承朱自清、王瑤的治學傳統(tǒng)的，也就是這一代人了。他們經(jīng)歷過曲折，對反科學的危害性更有痛切之感，當他們有了正常的學術探求的可能時，便很自然地向著科學性作思想的傾斜。為了繼承、發(fā)揚實事求是的學風，強調史料的重要意義，早在1980年代末樊駿就發(fā)表長文，全面檢討新文學研究中史料工作問題，針砭時弊，大聲疾呼，振聾發(fā)聵。此文名為《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tǒng)工程——關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在《新文學史料》上連載三期。為什么要連載三期？怎么會有那么多話呢？原來樊先生考察史料工作極其細致、全面，文中所征引的材料非常豐富，絕不是單靠靈感，或為了寫文章的臨時湊集，而是長期留心觀察積累而成。他的觀點都是建立在堅固的事實之上的，所以是難以撼動的。樊先生在新文學研究界，是公認的為學的榜樣，他的文章被贊為無一字無來歷。這或許有點溢美，但從上述這例子里就能感受到他的論著的濃厚漢學傳統(tǒng)意味。像他這樣重要的學術論文，卻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那時最時髦的是搞“名詞爆炸”、“轟動效應”！而就在普遍地心浮氣躁，批量生產(chǎn)著學術泡沬、學術垃圾之時，恰恰是這一代人中，還有甘于默默無聞坐冷板凳，埋首舊報刊，一條條地發(fā)現(xiàn)，一句句地核對，如朱金順等一批人。而在王瑤的私淑弟子中，不是在王瑤得意，而是在他受難之時能夠跟從他學習的，是這一代中如孫玉石等。孫先生治學從來都有著非常自覺的史料意識，在平日就注意收集、積累一點一滴可用的材料，因而占有非常豐富，一旦成書，總是論述扎實、堅實，如他的《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流派史論》（見本書第八章第三節(jié)）。在李金發(fā)的象征詩派沒有出現(xiàn)之前，新詩中有沒有西方象征詩的影響，他的答案是有，而舉出的證據(jù)差不多是把此前的詩作全都掃描一遍，才從細小的縫隙里剔出來的，積少成多，集腋成裘，證據(jù)便成洋洋大觀之勢。梁啟超總結中國“正統(tǒng)派”的治學規(guī)范十條，現(xiàn)在我們新文學研究界中最能符合者，孫先生為其一。如為“窄而深”的研究，孫主要是研究新詩的，又集中力量于現(xiàn)代詩的研究，故能因窄而深。至于他所致力的解詩學，也是為研究現(xiàn)代詩所必需，那更是從朱自清那里承接下來的，典型的“隔代遺傳”。

但這一代學者治學，也免不了有傳統(tǒng)漢學的某種弱點，加以客觀環(huán)境的制約，限制了他們的成就。幸而由于他們大多思想比較開放，在時代環(huán)境發(fā)生巨變之時，多能與時俱進，這對于他們的學生一輩的成長無疑是十分有利的。比他們晚一輩的，就是“文革”中成長的那一代，應該說他們的成長環(huán)境更加惡劣，所幸趕上了改革開放，出現(xiàn)了上一輩人所沒有的一片新天地。新的機遇下他們已經(jīng)成長為今天新文學研究領域的主力軍。因為環(huán)境和自身條件的變化，他們在治學上又有了新的特點。他們中間很出色的一位，清華大學的解志熙教授，在他的名著《美的偏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的扉頁上寫道：“現(xiàn)代文學研究要想成為真正的學術，必須遵循嚴格的古典學術規(guī)范”。如果沒有猜錯，他說的“古典學術規(guī)范”應該就是梁啟超說的“正統(tǒng)派”的治學規(guī)范。他發(fā)出這樣的感慨，想來不是無的放矢，明顯地是針對當前學術研究中的問題而發(fā)。《美的偏至》一書是為我國文壇上的唯美主義立傳的。對我國有沒有唯美主義的流派，可以各持己見，不求統(tǒng)一，但西方唯美主義對我國新文學有著相當?shù)挠绊懀瑒t是沒有疑義的。解先生這部書充分證明這種影響的存在，對這個以前不具確定性的問題作了結論。該書搜求之細致、史料之豐富，幾乎竭澤而漁，也可以說是“應該這樣做學問”的實例。他們這一代人是熱中于發(fā)表自己的獨見、創(chuàng)見的，這是很大的優(yōu)點，但如果沒有像解先生這樣下苦功，獨見、創(chuàng)見缺少足夠事實的支持，那也只是大膽假設甚至不過一廂情愿而已。解先生碩士階段在河南大學師從任訪秋、劉增杰，挾中原厚重、求實的學風進京，博士階段在北大師從嚴家炎教授，進一步受實證方法的訓練，才養(yǎng)成了他現(xiàn)在這樣的學風。看了解志熙的著作，頗讓人生薪火殘存、余脈未絕的感慨。

“歷史”這個詞包含著兩個相關又相異的內涵：一指以前發(fā)生的，已經(jīng)過去了的事情；一指后人對這些已經(jīng)過去了的事情的記載。二者分屬兩個范疇。前者所指為客觀世界，那些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情是不可改變的。后者所指為主觀世界，既然是后人所記載的，則限于種種條件不能很全面深入地了解、掌握過去事情的全部真實，其真實性就打了折扣。而且這里面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后人的主觀評價，它已是一種精神產(chǎn)品了。由上述差異又引出史學上兩種各有所偏重的理論、方法和風格，甚至形成了學派。一種是重在探求客觀的真相，非?？粗貧v史的真實性，甚至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守護這真實性。一種是認為人的認識永遠不能達到歷史的真實，歷史的存在只是為了被解釋，歷史研究的任務主要是表達史家自己的主觀見解，史家也就是闡釋家。從前面很簡單的對漢學特點的概括中，不難看出中國傳統(tǒng)史學是偏于第一種的，即力求再現(xiàn)客觀的歷史真實。但理論思維有所欠缺，浩瀚典籍留下了大量史實，相比而言總結出來的理論認識就少多了。

當著中國走向現(xiàn)代社會，中國的學術也發(fā)生了現(xiàn)代轉型后，一方面是胡適、魯迅等第一代學者們不同程度地繼承了漢學傳統(tǒng)，這對于現(xiàn)代學術的形成、發(fā)展作用甚大。而另一方面，出于社會變革的要求，又在西風吹拂之下，新的學術必然具有新的因素，這很突出地表現(xiàn)在對理論的重視上。如果稍稍說得遠一點，從嚴復譯述《天演論》以后，西方各個學科的理論大量涌進，對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形成、發(fā)展起了巨大作用。從胡適講述新舊文學轉化歷程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到朱自清的《綱要》搭起新文學的歷史框架，其所排列出來的史實背后，都有著進化論思想在比比劃劃。理論對于歷史的闡釋作用越來越明顯。1930年代開始有了形態(tài)比較完整的新文學史著，可以看出左翼文藝理論，諸如弗里契的機械唯物論等在起作用。到了1940年代，某些作品中主觀的因素更加強了，理論的色彩更為鮮明。新文學史編纂中另一種學術風格，有重主觀闡釋的，有強調理論指導的，這樣的風氣升騰而起，逐漸地彌漫開來。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本書第四章第一節(jié)）把這二十年中最重要的五四文藝思潮的大變動，輕輕地放在一邊，卻用了幾倍于五四的大篇幅去記述新文學史上相對不太重要的1930年代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兩個口號的論爭”等。這表現(xiàn)了很強的主觀性，中國文藝思潮史開始了向“中國革命文藝思潮史”轉換的趨勢。同在1940年代，周揚在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講授新文學運動史（本書第四章第二節(jié)），他留下了講義的頭幾章，名曰《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他當時很可能已經(jīng)看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或者已經(jīng)了解到這篇文章的內容，所以他的《提綱》的風格就不是無甚高論，而是頗有高論了，已經(jīng)可以看出他想站在新的理論高度，用新的思想闡釋新文學運動的意圖。周揚的作品表現(xiàn)了他運用理論駕馭史實的高度水平，在論的統(tǒng)帥下，歷史在周揚的筆下顯得神采飛揚。李、周等治文學史的風格顯出與朱自清的明顯區(qū)別。他們不滿足于比較客觀地弄清并鋪敘史實，想要把史實與某種主觀的見解或某種理論聯(lián)系起來，用理論來照亮史實，用史實來證明理論見解。如果說這是另一種學術傳統(tǒng)，那么到了李何林、周揚已經(jīng)鮮明化了。建國以后，經(jīng)過對王瑤《史稿》的批判，這條路線成了新文學史編纂中的主流，并且走向極端化，從“以論帶史”發(fā)展到“以論代史”。

在中國新文學史編纂方法改變了主導的方向時，國際上哲學、史學思潮也在變化著。本書舊版的導言中曾提到：“在本世紀，大約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為界，歷史研究方法有明顯的變化。牛津大學巴勒克拉夫教授在1978年曾說過：‘今天我們看到的新趨勢是歷史學家對1945年以前占優(yōu)勢的那種歷史學和歷史觀念的反動，至少對于年青一代歷史學家來說是如此。對于20世紀上半葉支配歷史學家工作的基本原則提出懷疑的趨勢，是當前歷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特征。’^[2]這里指的是以實證方法為主的描述型史學，讓位給了強調史學主體作用的闡釋型史學。有意思的是，文學研究方法也有類似的變化，似乎具有同步性，這是因為史學研究、文學研究都同受哲學思潮嬗變的影響。西方學術上發(fā)生上述變化之時，中國正處于自我封閉的狀態(tài)，不屑于對門外的一切瞥上一眼。那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指導著中國的學術研究，一方面發(fā)揮著科學的威力，另一方面在不斷膨脹的‘左’的思潮沖擊下，遭到嚴重歪曲、破壞，導致了嚴重的后果，其威信不免受損。于是，到了80年代，在改革開放大潮中，一旦打開大門，很快就被外來思潮攪得眼花繚亂。強調恢復和發(fā)揮認識主體作用的各種主張，一度成了文學研究界的‘主旋律’，這種思潮的出現(xiàn)，幾乎比西方遲到了近半個世紀。盡管上述思潮在新文學史的編纂中，反映得并不強烈；但的確也有這樣的認識——既然歷史是不可能完全認識清楚的，不可能有一部真正符合歷史實際的文學史，那么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闡發(fā)主體的認識，而且這種認識并不一定要接受客體的檢驗。重要的不是史實，而是史學家的主觀見地，這才是新文學史編纂的一條出路，一條走向現(xiàn)代化之路。這樣的思想今后很有可能會比以往表現(xiàn)得更加激烈，也許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歷史事實是凝固的，對它的描述是有止境的，而對它的闡釋卻是無止境的。從史學自身特征來看，描述型之讓位于闡釋型，有其必然性?！?/p>

實證主義在科學發(fā)展中曾有過非常積極的作用?？椎拢–omte）認為實證哲學的提出把人類的認識從神學、玄學推進到了科學階段。這一派認為社會科學也像自然科學一樣，是可以證明的，這對于提升社會科學研究水平無疑有很大的推進作用。胡適在五四時大力宣揚實驗主義，提倡“小心求證”，高喊“拿證據(jù)來”，對于我國學術的現(xiàn)代轉型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那個時候有人可以提出“史學就是史料學”。但是，隨著科學主義（準確一點應該叫“唯科學主義”）的缺點和局限的暴露，強調人的主觀作用、包括非理性的各種哲學流派的興起，實證主義被視為過時了。而一些國家正處于革命高潮中，理論的作用被強調到非常的高度，認為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人們要求哲學不僅能夠說明、批判世界，更要能夠改造世界。對文學則更需要它來做宣傳工具，充當斗爭的武器。對歷史，對文學史，更需要的是能為新興的階級和政治力量樹碑立傳，證明他們是歷史的當然的主人公。無論從哲學的或社會的背景來看，像朱自清那一套繼承漢學傳統(tǒng)的治學思路，就要讓出自己的位置給另一種重在闡釋、重在理論說明、重在表現(xiàn)主觀的治學思路。走這一條路會被看成是創(chuàng)新，是發(fā)展。王瑤的《史稿》很自然也就要讓位給蔡儀、丁易、張畢來還有后來一些年輕的學生仔的新作。在整個20世紀的后半葉，不論中國社會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動，那種強調主觀的作用、強調理論的重要性、注重以理論來解釋歷史的治學路線，都處于主導的地位，甚至還產(chǎn)生了“主體投入式”的“研究”。這期間也發(fā)生過一些爭論，卻多是圍繞著誰的主觀更好，哪種理論才能正確地解釋歷史、解釋文學，或者應該發(fā)揚誰的主體性等等。而在肯定主觀的作用上幾乎沒有什么大的分歧。

我們撰寫文學史，大概也有兩條思路，或“我思故史在”，或“史在促我思”。前者是先有個對歷史的看法，然后依照這一看法整理史實；后者則從整理史實入手，在這一過程中受到客觀史實的觸動、促發(fā)而產(chǎn)生某種認識，形成某種見解、理論。從一般的認識過程來說，總是事實在先，然后才能夠去認識它。但由于史家在寫史之前腦子不可能是真空的，總會有某種先在的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又可以說所有的歷史編纂都是從“我思”開始的。但確實也有對自己的對象在研究之始并沒有先入之見，在認識上還可以說是空白的，只在著手收集、閱讀史料的過程中，才對這研究對象有了印象，產(chǎn)生褒貶，形成評價，乃至抽象出了理論性的認識來。從思想開始，或從史實開始，這兩條路線都是允許的：只要從史實入手的能不被史實所淹沒，能注意消化、提煉、抽象、升華，由此而產(chǎn)生出理論；從思想開始的能十分尊重史實，小心求證，既能夠經(jīng)過證明而肯定、豐富某種思想觀點，又敢于把不能得到證明的思想否定掉，或修正之。那么，通過這兩條不同的思路，研究家、編纂者都有可能接近歷史的真實，作出比較切合實際的評價，提出比較可靠的結論來。所以，我們指明新文學史編纂中曾經(jīng)有過的這樣兩條路線、兩種傳統(tǒng)，并沒有要肯定、推崇某一種，否定、反對另一種的意思。

但是，既然我們研究、編纂的是歷史，是文學史，在允許殊途之后還應該有個同歸。一個人要發(fā)表自己的主觀思想、情緒，可以有許許多多途徑，可以寫理論文章來系統(tǒng)地講述自己的觀點，可以創(chuàng)作詩歌淋漓盡致地宣泄?jié)M腔激情，甚至可以去編出歷史劇來借古諷今，為什么一定要用屬于社會科學研究范疇的歷史學呢？既然是進了歷史學之門，就不得不帶著鐐銬跳舞了。這鐐銬，就是歷史事實，就是真實性。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時，用了更多的文字來描述漢學傳統(tǒng)，來肯定實證方法的意義，來勾畫、顯現(xiàn)朱自清所開創(chuàng)出來的這一條線索，這一種傳統(tǒng)。

中國新文學史雖然只是文學學科中的一個小部門，一只小麻雀，但如果解剖得好，也有可能找到歷史科學和文學研究的某些特性、某些規(guī)律。畢竟中國新文學史的研究、編纂也已有八十多年的歷史了，可以考慮一下我們的小學科如何對現(xiàn)代學術的發(fā)展、進步做大一點的貢獻。在跨進新世紀之時，這應該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應該是盡力去實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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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北平人文書店，1932年，第17頁。

[2] 杰里弗·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