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一）

新時期中國文學理論經(jīng)歷的三十年，是發(fā)生了巨變的三十年：前所未有的進展，前所未有的活躍，前所未有的多元，前所未有的繁復。這些變遷，標示出中國文學理論發(fā)展中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

如果對歷史做總的思考，那么從五四算起，中國文學理論可以說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不同的“三十年”：第一個三十年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理論誕生的階段，它對應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二個三十年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踐的階段，它對應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第三個三十年是中國特色文學理論新形態(tài)的構建階段，它對應的是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三個“三十年”，在理論的歷史邏輯和學理邏輯上有內(nèi)在的連續(xù)性。但是，由于不同時期的巨大差別，各個階段的文學理論又有各自鮮明的理論面貌和規(guī)定性。

本書就是力圖對第三個三十年中國文學理論取得的成績、發(fā)展的狀況以及存在的問題做一相對系統(tǒng)而完整的回顧、梳理和總結，以期對新時期文學理論做出較全面的把握。

我們想以史論縱橫的兩條線索、以親歷的變化為現(xiàn)實基礎，以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為軸心，對新時期三十年來我國文學理論的變遷進行爬梳，既勾勒出大致的發(fā)展脈絡，又查檢出它實際存在的諸種問題。

可以說，我們對三十年來文學理論進行總結的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求得中國文學理論在今后的進一步發(fā)展。這里的發(fā)展，不是不知發(fā)展為何物的“發(fā)展”，不是僅僅廉價的增量式的發(fā)展，也不是與社會和創(chuàng)作無關的空洞發(fā)展，而是探究“為什么發(fā)展”、“如何發(fā)展”、“怎樣看待現(xiàn)實中的發(fā)展”這樣一些深層次問題的發(fā)展，是突出文學理論謹嚴的科學性和深刻的人文性的發(fā)展，是把發(fā)展問題放到更寬厚的理論背景來探討的發(fā)展。

為此，本書采取了強化“問題意識”的做法，闡述三十年來文學理論的進展和成果，分析三十年來文學理論的走勢與變遷，涉及此間多次理論論爭與學科范型的轉換，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文學理論的基礎研究問題和學科定位問題。

為了總結的深入，本書突出了反思的成分。按照黑格爾的說法，“反思”無非是不以外界的事物而以自己的認識或思想與行為作為思考的對象，對于先前的認識或思想與行為進行再思考。簡單地說，“反思”就是對已有的認識加以再認識。反思并不意味著否定，反思是在發(fā)現(xiàn)問題中求得健康發(fā)展的一種方式。我們不能以存在的問題——盡管有些問題足以抵消它所取得的其中任何一個進步——來掩蓋文學理論進程中實際呈現(xiàn)出的線性延伸趨勢。

當然，總結和反思三十年的文學理論，不會是風平浪靜的。因為要總結和反思，就勢必要分析這一過程中哪些意見是正確的，哪些意見是不成功或錯誤的，就勢必要在指出成績的同時找出存在的問題。而要找出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就可能同固有的見解、學術格局、學術機制和評價體制發(fā)生矛盾。因此，總結和反思歷史，是一件嚴肅的、困難的事情。但是，新時期已經(jīng)三十年了，積累了許多經(jīng)驗教訓，文學理論格局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我們要想在新的基礎上繼續(xù)前進，總結一下，反思一下，在多元中立主導，求共識，是極其必要的。同三十年前改革之初一樣，反思是一種歷史的要求，也是繼續(xù)前進的動力。

毫無疑問，為了獲得科學回顧、梳理、總結和反思的能力，為了不被一堆理論細節(jié)和各種爭執(zhí)意見所迷惑，在處理和考察這些問題和矛盾的時候，我們需要謹記理論與理論之間基本的歷史聯(lián)系，并需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語境和范圍之內(nèi)來加以討論。如果忽視這些問題在中國語境中存在發(fā)展的特殊性質，那就很難認識到該語境對于文學理論的內(nèi)在規(guī)約，不僅要求具有學理規(guī)定性，而且還要求其具有合理的方向感。因為任何一種文學理論形式，其存在的可能——不論是技術性的，還是觀念性的——實質上都是在先前文學理論形式的范圍內(nèi)創(chuàng)造出來的。文學理論的歷史同其他精神生產(chǎn)的歷史一樣，只有放在經(jīng)濟、政治、文化各個環(huán)節(jié)的深刻聯(lián)系中，才能找到其正確的方位和發(fā)展之路。

新時期的文學理論，表面上最大的特點莫過于追求一個“變”字，不停地變，令人眼花繚亂?！白儭笔侨菀椎?，但要發(fā)生推進性的變化，就不容易了。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在這炫目的五光十色“變”的背后，仍可以看到許多凝固的、因襲的、不變的東西。有些研究，追求的不是學理的進步，而是新聞的效應；有些研究，貌似創(chuàng)新，實際離真正的文學理論相去甚遠。因此，對于“變”，要加以具體分析。如果站在時代高度，平心靜氣、拉開距離地加以俯瞰，就能看出新時期文學理論之變的真實意義，同時就會看到，有些變化，其軌跡往往還是在一種舊的理念上重復和輪回。

我們認為，從全局看，新時期三十年我國文學理論的歷史，是一部在唯物史觀指導下進行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歷史，是多方努力推動下有中國特色文學理論與時俱進的歷史，是中國化文學理論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不斷發(fā)展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講，三十年我國文學理論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在實踐基礎上推進學理創(chuàng)新、方法創(chuàng)新、觀念創(chuàng)新和境界創(chuàng)新的歷史。

從總結和反思的意義上說，我們贊同這樣的見解，即要以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中國化為主導，來理解我國文學理論的整體結構形態(tài)，這應是對新時期文學理論發(fā)展進程進行總結與反思的認識基礎。從本質上講，新時期文學理論三十年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中國化的歷史，是以當代形態(tài)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為主軸的中國文學理論整體結構形態(tài)生成和建構的歷史。新時期文學理論和文學運動發(fā)展的基本矛盾，始終是圍繞著如何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基本觀念展開的，始終是一個怎樣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中國化的問題。無論是取得的成績還是經(jīng)歷的曲折，都與對這個問題所做出的不同回答相聯(lián)系。^〔1〕這種見解，超越了表象，抓住了主要矛盾，觸及了事物本質，是符合新時期文學理論實際的。

怎么看待新時期我國文學理論的長足進步，已經(jīng)是一個亟須探討的課題。這是因為，在新時期文學理論繁復的進程中，現(xiàn)象和實質、正確和錯誤、積極和消極、新思和舊念、傳統(tǒng)和叛逆、本土和外來、官方和民間、一元和多元、學術和市場，是極其龐雜地交混在一起的。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采取科學態(tài)度，才能發(fā)現(xiàn)和理解文學理論進步的真相。

歸納起來，我們認為這種發(fā)展進步可以包括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文學觀念突破了舊有的束縛，在新的歷史時期，把堅持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同推進文學理論中國化結合起來，張揚了適應中國歷史新階段的人文精神和審美理念；二是隨著吸收借鑒中外文論及其他學科方法和思想資源的不斷增強，新時期文學理論突破了單一獨語式的模式，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呈現(xiàn)出百家爭鳴、多元發(fā)展、日臻成熟的趨勢；三是文學理論研究的視野達到了相當寬闊的程度，外國文論的引入和譯介達到了相當豐富的程度，本國文學理論與外國文學理論的交流和對話達到了準同步的程度；四是三十年來我國文學理論研究的著述成果，在數(shù)量、質量和話語方式上，都超過了原有水準，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開放的、動態(tài)的、復合多樣的理論形態(tài)；五是文學理論同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學科之間的聯(lián)系，也呈現(xiàn)十分豐富、活躍、密切的局面。

這些發(fā)展和進步的情況，是三十年前所未曾有過的。

（二）

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近三十年我國文學理論研究中，還存在一些嚴重制約和阻礙文學理論健康發(fā)展的問題。這些問題，有的是長期積累而沒有得到解決的，有的則是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新出現(xiàn)的。

這些問題，概括起來即是，相對于引進和介紹外國文藝學說持續(xù)偏熱，原創(chuàng)性的文學理論研究明顯疲軟和滯后；文學理論研究的方式，還沒有完全進入到科學發(fā)展的軌道上來；文學理論內(nèi)部在基礎理論研究、方法問題研究及應用批評問題上，存在嚴重的結構性不合理；文學理論研究的數(shù)量與質量、制造與應用之間，既不協(xié)調也欠平衡；習慣提出一些“新口號”、“新命題”而缺乏深入細致推理論證的浮躁風氣，還沒有得到根本扭轉；文藝學說中的唯物史觀，在某些層面和范圍內(nèi)有被逐漸消解的危險。

我們不能為表面的熱鬧所遮掩屏蔽，不能為一孔之見而沾沾自喜。真正需要的是深刻認識并切實加強文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加快轉變文學理論研究的格局與方式，建立引進與消化的良性互動機制，妥善應對來自西方學說的挑戰(zhàn)，以提高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驅動文學理論健康地發(fā)展，這對于我國文學理論具有長遠的戰(zhàn)略意義。

總結三十年文學理論，不能忘記，這一時期的文學理論是從清理和批判“文革”前后各種極“左”思潮開始的。批判“左”的、教條的、庸俗的文學理論的需要，使得各種西方文藝思潮被大量介紹過來。這里又主要以張揚“自律”性的文學理論思潮為主要內(nèi)容。三十年來，我國文學理論存在的一些偏頗，多是由于未能準確把握“自律”與“他律”的辯證關系，過度擴張“自律”功能，逐漸消減“他律”功能，從而導致文學理論發(fā)展某種程度的畸形與失衡?！白月伞焙汀八伞睂嶋H上是文學規(guī)律中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沒有一個文學理論概念的意義可以只從“自律”方面加以完全解釋，也沒有一個文學理論概念的意義可以只從“他律”方面加以完全解釋，它們是一致的、統(tǒng)一的。解釋和使用概念時，如果其內(nèi)涵的整體性遭到肢解或破壞，某些功能被人為去掉，制衡結構的要素變得不全面和不協(xié)調，那么，文學理論的發(fā)展就難以擺脫片面的狀態(tài)。

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初翻譯過來后就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但今天需要反思的是，人家上世紀30至40年代的西方理論，為什么在中國的80年代又紅火起來？

本來，“新批評”理論從觀念和方法論上承襲的是俄國形式主義文學觀，認為文學作品像一個渾圓的蘋果，是一種自足體，因此應在“細讀”的基礎上，分析作品的“語言、結構、意象”，從而把握本來就存在于作品肌理中的那種“文學性”。這對于厭倦了社會的、傳記的、印象式批評的讀者來說，無疑是新的方法。特別是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在區(qū)分文學“外部研究”和“內(nèi)部研究”的基礎上，重視文學作品存在方式、文體或文體學等“內(nèi)部研究”，更是帶有回到文學自身的性質。再加上“新批評”把諧音、節(jié)奏、格律乃至意象、隱喻、象征等詩學問題當成理論重點，就更帶有美學化的傾向。

盡管如此，“新批評”理論并沒有否定和堵塞文學的“外部研究”。文學和社會、文學和思想、文學和其他藝術的關系等，仍在文學理論的視域之內(nèi)。從“新批評”之后西方文藝思潮的發(fā)展來看，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新歷史主義等，采用的都是“外部研究”的方法。所以，不能夠將“外部研究”和“內(nèi)部研究”完全對立起來。韋勒克就說：“文學是一種社會性的實踐，它以語言這一社會創(chuàng)造物作為自己的媒介。”“文學的產(chǎn)生通常與某些特殊的社會實踐有密切的聯(lián)系……”^〔2〕這一論述，說明“新批評”理論沒有斷絕與社會的聯(lián)系。如果出于對“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從屬于政治”命題的反思而過多地注意文學的“內(nèi)部規(guī)律”，以至于將文學與社會的關系、作家的思想傾向等，都誤認為是庸俗唯物論和機械反映論而加以拋棄，那就連“新批評”觀也不吻合了。

以“審美”為例，由于是在“文革”后的特定時期，學術的反思集中于清除“左”的思潮的影響，因此，提倡“文學自律”就成了這一階段的中心性口號。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美學熱”的出現(xiàn)，“審美無利害”的論證，“審美反映論”的提倡等，都起了特殊的作用。由此，倡導文學的“自律”，倡導作品的“審美”，就明顯具有了取代“文革”時期階級斗爭主題和斗爭哲學的含義。這些提倡和追求，與抗拒文學理論中“社會—文學”模式或曰“反映論”模式，又是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有論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美學被當成是一種隱喻，它吸納了一切為僵硬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產(chǎn)生的離心力所拋出去的社會和思想力量。^〔3〕但在表面上，它又很大程度上是對文學自律傳統(tǒng)觀念的一種回歸。而這種具有古典精神的理論，顯然有著現(xiàn)實的需要性，因為它確乎起到了舒緩高度政治化理論氛圍的作用。

但如果只把沉浸在文學的形式、語言、意境中的隔離性、無功利性的趣味判斷，稱之為審美體驗，那不過是一部分學人的人為規(guī)定。這種審美純粹化的界說，帶來的則是對文學審美的狹隘化理解。

再如，文學理論的“去功能化”趨勢，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

我國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一個傳統(tǒng)，是具有鮮明而自覺的意識形態(tài)建構功能。從現(xiàn)代文論對一些基本范疇的解釋闡發(fā)中，從半個多世紀文學理論的教學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文學理論不只是面向文藝，它還面向人生，面向社會，許多方面表現(xiàn)為參與社會實踐和引導思索的功能。這一功能，在近三十年的文論發(fā)展過程中，顯然是逐漸被萎縮和減弱了。如果說80年代前后的文學理論“去功能化”，是針對文學理論在過去的過度功能化（如過度政治化等）弊端，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文學理論的“去功能化”就逐漸演變成擺脫意識形態(tài)和逃離社會歷史的限制了。

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文學理論的“去功能化”，當然不是去除文學理論的所有的功能，而是去除某種特定的功能。文學理論的“去功能化”也并不妨礙其別種功能的構建，它常常是以構建一種功能的方式來避免和弱化另一種功能。

文學理論的“去功能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理論對文本某些層面的闡釋能力，增強了理論對審美因素的重視，但是，這種“去功能化”也減弱了文學和理論對于社會、人類和精神世界可以做出更大幫助和貢獻的可能性。文學理論的功能化過程，其實也就是它的社會化過程，如果去掉這樣的功能化過程，其影響力和生命力必然遭受損失。

不管是先前的“過度功能化”也好，還是近期的“去功能化”也好，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從根本上講，都是割裂了文學“自轉律”和“公轉律”之間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拔乃嚭帽仁堑厍颍鐣帽仁翘?，我們現(xiàn)在都知道地球有隨太陽的公轉，也有地球的自轉。其實，就是文藝也有文藝的公轉律和自轉律的。”^〔4〕如何協(xié)調文學“自轉律”和“公轉律”之間的引力和張力關系，如何求得文學理論概念內(nèi)涵的整體性，如何結合文學的“文本”研究與文學的“功能”研究，無疑是未來文學理論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

不能不承認，相當一個時期以來，由于盲目跟著西方思潮走，文學理論的認識功能和批判功能逐漸退隱。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涌入文學研究中來，使得文學研究離文學更加遙遠。人們能看到的成果，多是宏觀的、跨學科的、甚至于邊緣化的研究，文學本身的研究，特別是對文學基本理論、基本概念、基本范疇的研究，越來越遭到冷落，不受重視，離開文本妄下斷語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

是否可以這樣說，從歷史上看，當西方文學理論熱衷于對文學進行內(nèi)部規(guī)律研究的時候，中國文學理論恰好把對文學外部規(guī)律的研究推向了極端；當中國文學理論傾心于對文學內(nèi)部規(guī)律進行研究的時候，西方文學理論又開始突破文本中心和形式主義的局限，向社會、歷史和人生開放，大大地拓展了外部規(guī)律的研究。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理論的研究重心常常與西方存在明顯的錯位。如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已經(jīng)解體多年，中國一些文學理論研究者又追隨著西方學者的腳步，沿著“文化研究”的路徑，從對文學的內(nèi)部研究走向對文學的外部研究。種族、階級、性別等，又成為主題。不能說這些外部的研究沒有意義，但對于文學來講，它們又并不僅僅是“外部”問題。對于西方文學理論而言，所謂“內(nèi)轉”、“外轉”的變化有其自身的邏輯，是理論自我演化的結果，在我國卻是“跟風”研究的結果，這種“走馬燈”似的轉換，只能大量消耗文學理論研究的能量。

在全球化語境中介紹各種當代西方文學理論，是非常必要的，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文論的前沿話題。許多與“后學”（post-ism）緊密相關的新問題和新視角，也的確促使了我國文學理論的進一步活躍，對我國當代文學理論建設產(chǎn)生深刻的影響。但是，應該看到，在西方文學理論引進過程中，由于過于重視社會思潮的更迭，忽略在這些思潮下形成的文論背景和話語條件，又不顧及中國文學理論界的現(xiàn)實情形，生硬地引進、使用這些西方文論的話語體系，結果，也給中國文學理論的健康發(fā)展帶來不利的影響。哲學家金岳霖當年曾指出哲學界“是把歐洲哲學的問題當作普通的哲學問題”^〔5〕，同樣現(xiàn)在也存在把歐美文學理論問題當作普通的文學理論問題的傾向。

短短二十多年，中國的文學理論界匆匆走過了西方文學理論界一個多世紀的歷程。現(xiàn)代西方各種文學思潮、批評模式、文學觀念、文學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練，并經(jīng)過一定程度的“本土化”過程，出現(xiàn)了一些發(fā)育不甚成熟的中國版。中國文學理論的結構正在發(fā)生重組與新變，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祛魅化”運動的磨礪與考驗。然而，各種理論資源和學術思想的碰撞、對話與競爭，給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發(fā)展提供了開拓創(chuàng)新的動力和契機，使其通過承接和吸納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來豐富和優(yōu)化自己。

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重視文本存在，運用美學的、人學的和史學的觀點對作家作品進行審美的、人文的和社會歷史的解讀，形成了一種謹嚴的理論系統(tǒng)，實際上是一種真正把文學的外部研究和內(nèi)部研究結合起來的理論。這種理論也是一種歷史觀，而“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xiàn)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fā)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fā)來解釋觀念的東西……”^〔6〕這就為文學理論研究提供了指南。

（三）

新時期文學理論的發(fā)展變化，最為外在且易見的表現(xiàn)，就是理論形態(tài)的轉換。面對三十年的文學理論事實，有必要對其進展和轉變進行評估判斷。這種評估判斷的原則，是要符合文學理論的實際，符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要求。其目的是要轉變不適應和不符合文學理論發(fā)展規(guī)律的觀念，使文學理論走上更健康的發(fā)展道路。

具體而言，在我們看來，這三十年我國文學理論的劇烈變化和轉型進程，大致經(jīng)過了三個主要階段，即反思和恢復傳統(tǒng)的文學理論的階段；同西方現(xiàn)代文學理論和本國文論資源碰撞、融會中構想有中國特色文學理論新形態(tài)的階段；具體構制和建設有中國特色文學理論新形態(tài)的階段。

把三十年來的文學理論的進程大體上劃分為“復蘇”、“探索”、“建構”這樣三個階段，只是大致的劃分，如果細分起來，還可以再劃出一些小的階段。

（1）復雜的復蘇階段，大體指“文革”后的1978年到80年代中期。這一階段，也可以看做是“文革”后出現(xiàn)的學科反思階段、反彈階段，或者說是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恢復階段。這個復蘇，是十年內(nèi)亂后社會的亟須，是“溫故而知新”的亟須，是批判“極左”思潮的亟須。因此，在整體上它是以“為文藝正名”的名義，以恢復“文革”前的理論狀況和面貌開始的，或者說，是出于批判僵化的話語環(huán)境和扭曲的理論路徑，還原正確文學理論傳統(tǒng)的需要而出現(xiàn)的。從文學政治學角度看，這一階段的文學觀，再次充當了政治和思想運動先鋒的角色，成為意識形態(tài)聚焦的焦點。盡管各具體的文學觀念和訴求有差別，但反思、啟蒙、思想解放的總旨趣和總主題，卻表現(xiàn)出驚人的一致性。例如，就是批判文學“工具論”、“從屬論”，也是認為片面強調文學的政治工具屬性而忽視藝術規(guī)律，實際是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在政治上也沒有帶來好的結果。當時，許多唯物史觀的文學理論命題，都是受歡迎和容易被接受的。當“文革”中“左”的一套被認定為錯誤的時候，人們最先想到的對象就是犯錯誤之前的情況。這一點，我們從第四次文代會《祝詞》中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們的文藝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文藝工作的成績是顯著的”^〔7〕，也能看得出來。

當時的文學理論處在“物極必反”的狀態(tài)，由于要克服過去那種只重視“外部規(guī)律”的做法，此刻要特別重視“內(nèi)部規(guī)律”，所以，追求“文學的自律”便成了這一階段共同的傾向。即使有不同的意見，不過也多是同一理論的不同側面而已。

由于這種現(xiàn)實需要，復蘇階段的文學理論一方面呈現(xiàn)出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復原的趨勢，另一方面呈現(xiàn)出馬克思學說同其他學說奇特混合的局面。比如，有的理論，就是以用馬克思的思想來修正康德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實際上完成的是一個用康德來修正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任務。盡管其理論在隨后的變化中又逐漸滲透進一些其他學說的成分，但此時將馬克思與康德學說結合的痕跡確已十分明顯。

（2）艱難的探索階段，大體指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中期。這一階段，可以說是“新潮”大量涌入的階段，是“多元”探索的階段，是理論急劇分化的階段，也是正式提出建設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當代形態(tài)設想的階段。這一階段的不少思想是在前一個階段中成型的，其表現(xiàn)出的特點是理論上不同學說的矛盾和沖突加劇。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面臨外部環(huán)境的壓力，普遍感到落后了。“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sup >〔8〕因此，為了追趕世界潮流，一齊把眼光投向了國外。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文學理論是因襲西方一些時髦名詞和觀念來設計自己的路徑，還是堅持批判吸收立場，堅持沿著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指引的探索之路前進，就成了此階段許多學說比賽、較量的實際上的重心。

比如，有種意見認為，由于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討論將人的地位問題突出地提了出來，從而為以后“文學主體性”論的提出作了必要的鋪墊。到80年代中后期，以人道主義為基本線索概括、論述新時期文學逐漸成為文學理論的主流話語。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不是當時文學理論的主題，從“文學主體性”理論提出開始，恰恰導致了文學理論走向了唯心史觀、抽象人性論和非理性的歧途。在復蘇階段比較一致的文學理論趨勢開始發(fā)生分化，產(chǎn)生了向幾個不同方向推進的局面。

這一階段，文學理論已不再扮演思想解放先鋒的角色。它一方面與社會和文學發(fā)展的實際漸行漸遠，另一方面又開始比較集中地從理論上探尋中國文學理論的發(fā)展出路。理論家們?nèi)琊囁瓶实馗髯詫ふ抑黄?，有的向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發(fā)掘資源，更多的則是向西方文學理論看齊。盡管理論界對西方文學理論的了解還是不完整的，但饑不擇食、拿來就用、立竿見影的做法，幾成普遍的風氣。當然，好比醫(yī)學上移植活體器官可能產(chǎn)生排異現(xiàn)象、引進一個新物種可能會遇到天敵一樣，這一階段事實上也產(chǎn)生了理論的“排異現(xiàn)象”和遇到了“天敵”。

這一階段的質的規(guī)定性，應該說就是“探索”。介紹性的探索也好，批判性的探索也好，建設性的探索也好，都是為了獲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新認知。而這種探索，與當時的社會經(jīng)濟體制文化及觀念的變遷有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比如，隨著文學本體論層面的一些追問，刺激了以文本為中心的形式研究的興起，于是有論者就提出了文學研究的“向內(nèi)轉”；隨著對文學自身認識的逐步側重，有論者通過在哲學上“改造反映論”、“批評認識論”，通過在文學理論上強調“回到自身”，提出了“審美反映”論、“審美意識形態(tài)”論。這些都可看作是有現(xiàn)代主義思想?yún)⒄盏睦碚撎剿鳌?/p>

這一階段的探索很多，其中，概念術語的“向內(nèi)轉”和“審美化”，是一個顯著的特點與趨勢。而這種“向內(nèi)轉”和“審美化”也有兩個時段。第一個時段是80年代，它們是為了在文學領域實現(xiàn)“自由”的個體主體，是為了以此抵制社會組織結構對個體主體的過度限制。這時的審美本質和社會本質幾乎成了對舉的不相容的概念。到了90年代前期的第二個時段，文學理論的“向內(nèi)轉”和“審美化”趨勢，又向人性化、本能化、世俗化甚至庸俗化方向轉移。這是市場經(jīng)濟過程對文學等精神產(chǎn)品要求的一種基本反映。

在探索階段，比較符合時代需要、比較有學理價值且具有連貫性和推進性的文學理論主張，是部分學者提出來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理論”和構建“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當代形態(tài)”的意見。^〔9〕因為，一則它與先前文學理論的科學性成分一脈相承，同時又總結了許多新的經(jīng)驗與教訓；一則它力求解決重大實際問題，積極探索未知領域?？梢哉f，這是在當時巨大的時代變遷和理論激蕩面前，在唯心論理論風靡和審美烏托邦說教走俏的情況下，對中國文學理論走向的一個自覺而清醒的推進性把握。

這一理論，對“當代形態(tài)”的宏觀設定、微觀展現(xiàn)和理論依據(jù)，以及“當代形態(tài)”產(chǎn)生的邏輯和歷史必然性，文學理論演變的經(jīng)驗教訓，本體論和意識形態(tài)的轉型，文學具有非意識形態(tài)因素的論據(jù)，能動反映和主體建構，價值生成與價值取向，與現(xiàn)代西方文學理論的關系，理論變革的突破口和生長點等問題，都作了一定的探討，形成了較完整的思路。^〔10〕

當然，這一階段的“當代形態(tài)”研究，顯然還處在提出構想和初步論證的階段，許多問題的表述、許多概念的界說都還是比較朦朧和模糊的，尤其是如何解決現(xiàn)實的文學問題的主張，還很膚淺和幼稚。但由于它立足本國，努力體現(xiàn)時代精神，又主張吸收一切優(yōu)秀文論成果，堅持指導思想的一元化，這就同當時出現(xiàn)的明顯的理論虛無傾向和西化傾向，劃清了界限。

（3）主動的建構階段，大體指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在一切外來學說都幾乎被介紹一番之后，在形形色色主張都釋放出來之后，在帶有浪漫“啟蒙”色彩的言論沉寂之后，接下來的就是思想深化的階段，即各種主張由“假說”到“證明”的階段，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是進入探索、反思、建構并重的階段。這一階段，“西方等于現(xiàn)代”、“中國等于古代”的簡單模式被逐漸淘汰，中國有自己的文學理論傳統(tǒng)，中國文學理論應該有自己的現(xiàn)代化形態(tài)，逐漸取得共識。西方“后現(xiàn)代”理論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推動中國文學理論認識自己，包括“文化研究”在內(nèi)的近些年活躍的理論現(xiàn)象，變相的也是對審美“象牙塔”向往的逃避與質疑。

這一階段當然可以看做是探索階段的延續(xù)，但這種探索大大地增加了理論建構的成分，而且涌現(xiàn)了不少成果，所以，我們稱這一階段為建構階段。在文學理論上，經(jīng)過對探索過程中各種文學思潮的清理，經(jīng)過對現(xiàn)代文化與理論進程的思考，關于如何在爭鳴中把文藝科學推入新境界，如何建設面向新世紀的有中國特色文學理論體系，以及如何與時俱進地建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新形態(tài)問題，已經(jīng)成為實際的關鍵和主題。

只要稍作調查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一階段建設性的學術論著成果很多，各種體例和形態(tài)的文學理論教材也都普遍地建設起來。除新編的各種“文學概論”、“文學原理”外，“藝術生產(chǎn)原理”、“主體論文藝學”、“感受論文藝學”、“認識論文藝學”、“社會主義文藝學”、“元文藝學”、“生態(tài)文藝學”等，都顯示了主動建構的努力。這一階段雖有“后現(xiàn)代”和“文化研究”兩個外來思潮涌現(xiàn)，但也從一個側面襯托出原創(chuàng)性地加強文學基本理論研究，加強文學理論研究規(guī)律的探討，是極其必要和重要的。

這一階段處在世紀之交，因此，總結和反思性的學術成果不時出現(xiàn)，文學理論學術史研究的進展也比較突出。關于文學原理書寫及學科未來構想問題，學科的定位與可能存在的邊界問題，文學理論研究熱點背后的偏失問題，文學理論研究的科學性問題，學科殖民化與文學理論自主創(chuàng)新問題，文學理論研究的文化戰(zhàn)略問題，我國文學理論現(xiàn)代化進程中形成的傳統(tǒng)問題，網(wǎng)絡時代與文學理論發(fā)展問題，以及怎樣看待文學理論再次面臨的危機問題等等，都逐一提到了議事日程。

最能代表這一階段文學理論建設性質和特征的，應當是2004年開始啟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中，組織大量人力物力編寫新的《文學理論》。^〔11〕應該說，對于文學理論領域而言，也和其他領域一樣，這一工程的實施，正是中央在看到基本理論的戰(zhàn)略地位還沒有受到普遍重視，馬克思主義在學科和教材中指導作用亟待加強，理論創(chuàng)新的環(huán)境需要進一步改善，理論隊伍特別是中青年理論人才培養(yǎng)相對滯后的情況下，采取的有力措施。它進一步證明，盡管我國實際存在的文學理論指導思想是多元的，但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統(tǒng)領文學理論研究，依然是我國文學理論發(fā)展的基本事實。

這一工程的實施也說明，建設中國特色文學理論，或者說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當代形態(tài)，這一取向和目標和我們國家整體的社會進步方向是一致的。這并不排斥文學理論上其他方向和目標的探索與建設，但是，走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中國化之路，仍不失為有效和有魅力的選擇。

如果單從文本形態(tài)上考察，那么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中國化是多種多樣的。這其中至少有經(jīng)典闡釋文本形態(tài)，有領導人思想文本形態(tài)，有學者探討文本形態(tài)，這些形態(tài)各有特點，各有所長，各有功能，而且這些形態(tài)本身也是面貌各異的。尤其是學者們在文學理論中國化道路上的貢獻，尤顯厚重和鮮明。在總結和反思我國文學理論進程的時候，有意無意地漏掉或無視這一點，無疑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公允的。

（四）

新時期文學理論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形態(tài)的變化。如果把文學理論體系狀貌、結構關系的調整和一些新觀念的充實，稱為文學理論的“轉型”的話，那么，近三十年確乎有不少的“轉型”；如果把“轉型”看做是理論指導思想和精神體系的更改，那么，這種“轉型”在個別文學理論身上也的確存在；如果一般地將三十年文學理論的歷史，看成是不斷“轉型”的歷史，那么，這種觀點與實際情況是不甚吻合的。因為，有些理論“轉型”的描述，是過分現(xiàn)象化了。

例如，有論者將新時期文學理論的“轉型”，說成是從“形象思維論”到“二重性格組合論”到“文學主體論”到“向內(nèi)轉論”再到“審美意識形態(tài)論”，并且把后者說成是“最重要的成績”。這種“轉型”描述，表面看來是強調學科自主、自律的模式，而實質上分析其具體內(nèi)涵卻發(fā)現(xiàn)是由一連串偏頗的文學觀念組成的。它的轉變的各個環(huán)節(jié)，是把整個文學的功能和價值都審美化、形式化了。

這種“轉型”模式，在個別理論線索的描述上誤差并不大。但問題是，三十年來文學理論界有各種轉型模式，甚至是彼此沖突的轉型模式，倘若把上述模式擴展到整個新時期的文學理論領域，或者說成是唯一的轉型模式，那就以偏概全了。

這種“轉型”模式，其內(nèi)容多半是文學理論史上早就提出過的，并且在理論界也已被揚棄過的?？稍谀承┱撜吣抢铮瑓s又作為“嶄新”的知識而出現(xiàn)，甚至在一段時間內(nèi)成為一種時髦。這些“轉型”內(nèi)容，表面上看，不能說沒有一定的針對性，但總體上講，卻都忽視了新時期文學理論所應關注和思考的重大課題。其造成的結果，使人不由得想起恩格斯在談論黑格爾以來理論發(fā)展進程時說的一段話：“在公眾當中流行起來的一方面是叔本華和爾后甚至是哈特曼的迎合庸人的淺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畢希納之流的庸俗的巡回傳教士的唯物主義。在大學里，各種各樣的折衷主義互相展開競爭，不過在一點上它們是一致的，這就是它們?nèi)际怯蛇^時哲學的十足的殘渣拼湊而成的，并且全都同樣地是形而上學的。”^〔12〕

這種褊狹“轉型”理論為了給自己的意見找到一種符合文學理論整體狀況的理由，便設定出這樣的事實與邏輯：“劉再復論文（主要指《論文學的主體性》等——引者注）的意義不在于具體論述一個問題，而在于文學觀念的轉變。即從過去的機械的反映論文學觀念，轉變?yōu)閮r值論的文學觀念?！薄澳敲磩⒃購偷奈膶W主體性理論是反馬克思主義，還是合乎馬克思主義呢？（我認為）主體性問題是馬克思主義之意，文學主體性的見解大體上也合乎馬克思主義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文學活動問題上的具體運用?！?sup >〔13〕這樣，一個典型的唯心論、人性論的文學主體觀，就被粉飾、裝扮和判定成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觀。因此，這種“轉型”的理論是難以服人的。

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學主體性”論爭，當時相當激烈，意見對立得十分尖銳。有論者給以充分肯定，有論者給以鮮明質疑，有論者甚至認為劉再復的文學主體性理論，否定了馬克思主義觀點、立場和方法，歪曲了中國革命文學的發(fā)展實際，對馬克思主義文學原理進行了錯誤的概括。^〔14〕為此，當時《紅旗》雜志文藝部還專門編輯了《文學主體性論爭集》一書^〔15〕。這是歷史的真相。可是，二十年后，有“轉型”論者居然無視并消解這場論爭的存在與意義，在回顧時只是單方面地肯定和鼓吹劉再復的“文學主體性”理論，這就不實事求是了。

研究文學理論的“轉型”，關鍵是抓住事物本質。不能只展現(xiàn)浮面上的、吸引眼球的變化，不去觸碰問題的核心。如果以為只要把所謂“新潮”的東西——不管它科學不科學、正確不正確——展覽一番，就可以冒充和替代新時期文學理論的進展與功績；如果以為只要把花樣翻新的西方文學理論概念——不管是適用的還是不適用的——引入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就可以認為是解決了中國文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問題，那么這種想法至少是不切實際的。這種令唯物史觀文學理論沒有置喙余地的做法延續(xù)下去，只會給文學理論的進步帶來意想不到的傷害。

除了上述“轉型”模式，那種把三十年來文學理論的變遷簡單概括為從“政治化”到“審美化”再到“學科化”^〔16〕的意見，也是欠妥當?shù)?。這是因為，把新時期以前和之初的文學理論，通稱為“政治化”的文學理論，是不準確的，這是把個別理論上和政策上的失誤混同于對整個學說的評價；認為新時期的文學理論就是走向“審美化”，是把特定時期人們強調審美變成整個理論界的審美主義走向，把某些文學理論的傾向，概括成為此時文學理論的整體走向，也是以點代面、不見森林，甚至會產(chǎn)生弊端的；至于說走向“學科化”，則已經(jīng)不是“轉型”問題，“政治化”和“審美化”本身也是一種“學科化”，單純講“學科化”難以看清理論變化的界限。這種“轉型”模式，主旨是強調“審美化”，它以反“政治化”的功能出現(xiàn)，結果扮演的卻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去意識形態(tài)的意識形態(tài)”的角色。

“審美化”，作為文學理論變革特定時段的口號或簡稱，有一定積極的意義。但是，它作為理論取向的全稱判斷，就有很大的問題?；撸瑥仡^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所謂“化”，就是“變”，而且是地地道道、完全徹底的“變”，才能稱作“化”。況且，提出“審美化”的潛臺詞，是要求理論自足、自立，與各種外在因素脫鉤。因此，將文學理論的變革簡單界定為“審美化”取向，是不利于文學理論的全面發(fā)展的。

當前，要實現(xiàn)文學理論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既不能單靠“審美化”來解決，也不能單靠“文化化”來解決，必須深入研究文學“自律”和“他律”，即“內(nèi)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統(tǒng)一和同一問題。既不能忽視文學的社會歷史性問題的重要性，在一些審美枝節(jié)話題上喋喋不休，也不能忽視文學的藝術審美性問題的重要性，在一些無關文學的話題上夸夸其談。最重要的，還是要走上“美學和史學觀點”結合的軌道。

從文學理論的哲學基礎來看，近三十年來我國的文學理論研究和建設的主體部分、核心部分，并沒有發(fā)生根本性質的“轉型”，或者說，基本上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的范圍內(nèi)運行。這其中的變化多是局部的、枝節(jié)的，主要是糾正以往理論的錯誤，彌補以往理論的不足，并根據(jù)新形勢增加新的層面和內(nèi)容，以實現(xiàn)理論的自我更新和完善。盡管出現(xiàn)了不少種理論形態(tài)，但除了個別的例外，其主導形態(tài)的性質并沒有發(fā)生大的變化。因此，在對待文學理論“轉型”的屬性問題上，是不能采取“戰(zhàn)略模糊”立場的。這種表面的“模糊”立場，實際也是維持不了多久的。

（五）

實踐表明，為了推進文學理論的發(fā)展，確實需要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和研究方向。這個指導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這個研究方向，就是幾代人奮力開拓的中國化方向。如果不很好地解決文學理論的指導思想和方向問題，任由其他觀念和脫離實際的思維主導和左右文學理論研究，那就容易導致文學理論實質上的退步。

盡管今后中國文學理論仍將會呈現(xiàn)多元和多樣的格局，但是，從時代的需要和現(xiàn)實的進展出發(fā)，從當今國際文學理論格局的深刻變化和中國文學事業(yè)發(fā)展的目標出發(f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建設中國特色文學理論，依然應該是我國文學理論未來前進的主航道。在未來的理論格局中，應該尋求建立“在多元中立主導，在多樣中謀共識”的關系。

建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是就其總體而言的，它并不排斥其他各種形態(tài)文學理論的存在和發(fā)展，也不排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內(nèi)部的多樣化探索與爭鳴。強調建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關鍵是要對今后的文學理論運動主體有一個時代性質上的規(guī)約，有一個理論價值取向上的限定，并緊緊抓住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這個根本。因為在多種選擇與多種可能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性質上與價值取向上的規(guī)定，那就可能與其他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形態(tài)劃不清界線，就可能抹煞根據(jù)我國實際賦予文學理論中國特色的科學精神。在這方面，哲學界有論者提出“馬魂、中體、西用”的理論模式，使文化體系中的三種文化資源“綜合創(chuàng)新”地發(fā)展到新形態(tài)，^〔17〕這種意見對文學理論的建設是有啟迪價值的。

文學理論不僅是關于文學的專門知識，也是思想觀念的組成部分，意識形態(tài)的一個門類。不管研究者是否有意為之，他總是有一定的立場和方向，采取絕對的“中立”態(tài)度，是困難的。有論者指出：沒有信念，可能是當今文學所面臨的最大精神困境。要說不正常，這恐怕是最大的不正常。^〔18〕對于當下的文學理論來說，似乎亦可作如是觀。指導思想的混亂和崩坍，已成為當前文學理論軟弱乏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近三十年的各種文學理論研究，不是以這種思想為指導，就是以那種思想為指導，“真空”狀態(tài)是不存在的。以什么樣的思想為指導原則，理論就會出現(xiàn)什么樣的素質與面貌，這是文學理論研究的一個基本事實。

近些年有種意見，主張要以“現(xiàn)代性”即“現(xiàn)代意識精神”為指導，來進行今天的文學理論建設，主張要“建設中國現(xiàn)代性文學理論”。這種意見認為，“當今文學理論的現(xiàn)代性要求，主要表現(xiàn)在文學理論自身的科學化，是文學理論走向自身，走向自律，獲得自主性；表現(xiàn)在文學理論走向開放、多元與對話；表現(xiàn)在促進文學人文精神化，使文學理論適度地走向文化理論批評，獲得新的改造?！辈⒄J為這種“現(xiàn)代性”要求的，“應是一種排斥絕對對立、否定絕對斗爭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更應是一種走向寬容、對話、綜合、創(chuàng)新，同時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價值判斷的亦此亦彼的思維”。^〔19〕

從理論上看，上述以“現(xiàn)代性”為主軸的文學理論建設意見，固然凸現(xiàn)了“現(xiàn)代意識精神”的“指導”性，凸現(xiàn)了學科的“自主性”，凸現(xiàn)了文學理論向“文化理論批評”的適度“改造”。但這一以“現(xiàn)代性”為指導思想的理論預設，帶有根本性的缺欠，那就是缺乏對這種“現(xiàn)代性”文學理論在性質、歸屬和特征上的規(guī)定，至多只能是對未來走向開放、多元、對話、人文精神化狀態(tài)的一種呼吁。而這種呼吁，又不過是打起新的旗幟播撒舊的思想，至于其內(nèi)涵是否體現(xiàn)出時代精神和歷史要求，是否融入了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中國化的行列，那是反映不出來也體現(xiàn)不出來的。

這種以“現(xiàn)代性”為指導和重心的理論主張，有一個固定的思想脈絡，那就是認為：“建設具有我國自身特色的文學理論，必須要有堅實的現(xiàn)代性思想為指導”，認為“新時期的一個重要成就，就是在現(xiàn)代性的指引下，大體明確了文學也包括文學理論的自主性問題，使文學理論初步回歸自身”^〔20〕。就是在這一思想脈絡影響下，導致了某些文學理論研究中對某些意識形態(tài)因素闡釋的淡化。

應該看到，伴隨著對文學理論知識特征和學理地位的爭議，“現(xiàn)代性”問題成為文學理論話語的中心議題之一是自然的。不僅當代文學理論，就是在近代文學理論階段，也會有一大串對“現(xiàn)代性”內(nèi)涵不盡一致的定義及其方法論類型。但總體上說，古代和近代文學理論還沒有達到對文學現(xiàn)象進行現(xiàn)代性闡釋的程度。到了“新文化”運動以后，“現(xiàn)代性”這一主題才變得具體、系統(tǒng)和理論化起來。這其中，西方文學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傳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不論其運用的理論和采用的方法如何，中國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歷史使命與核心論題，始終沒有發(fā)生大的轉化，這就是文學理論“現(xiàn)代性”的特殊功勞。

但是，從我國文學理論自身的歷史發(fā)展來看，它的軌跡猶如一條正弦曲線，始終處于科學主義、人文主義、馬克思主義三種不同傳統(tǒng)的理論張力之中。三種不同取向的文學理論，都有自己的現(xiàn)實根由與學理依據(jù)，都有自己的理論優(yōu)長。如果簡單以“現(xiàn)代性”為坐標，以與西方的關系為參照，那么，它們都是具有“現(xiàn)代性”的理論。在這一點上，它們是沒有本質區(qū)別的。因為“現(xiàn)代性”對于文學理論來說是個素質問題、品格問題，而“現(xiàn)代性”的理論基礎則是千差萬別的。

由于特殊國情和特有的文化狀況，中國文學理論的“現(xiàn)代性”，不是簡單地遵循西方文學理論的現(xiàn)代性途徑，也不是亦步亦趨地步某些國家所謂的馬列主義文學理論后塵，而是更多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中國化模式。到了所謂“全球化轉向”的時代，盡管人們對“現(xiàn)代性”的理解得到豐富和提升，但此時堅持“走自己的路”這種理論模式，依然顯得十分的迫切和必要。由于“全球化轉向”打破了現(xiàn)代性條件下那種單一的“在場”時空觀念，瓦解了行為的本土情境，并把相距遙遠的事件聯(lián)系在一起，改變著人們習以為常的思維方式，這就很容易使文學理論陷入無力面對后現(xiàn)代社會與文學所產(chǎn)生的困境，陷入缺乏實踐根基的危機。在這種歷史性變革的境遇中，堅持在正確思想下走中國化之路，顯然是解決這個矛盾的一計良策。

一種文學理論能否提供引導去進行實際分析和學科研究，不只在于此理論能否提供一個程序和規(guī)則，還在于它能否將抽象的理論轉化為具體的實踐。新時期有些文學理論的失誤，主要在于它從某種理論基準出發(fā)，卻忽視了現(xiàn)實的有效性和本土的承受性。比如認為“現(xiàn)代性”就是“私人性世界”、“語言瀑布”、“敘述怪圈”，就是“強調個人價值的發(fā)展和效率”；再如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既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同時又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性”。這些判斷，就難以為實踐所接受了。今后我國的文學理論研究，要想成為時代和人民所需要的理論，取得突破性進展，還得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來指導。這跟主張用“現(xiàn)代性”來指導文學理論的觀點，有著原則上的區(qū)別。

改革開放后的文學理論研究與改革開放前的文學理論研究比較，不同之處很多，共同之處也很多。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就是其中的一個最大的共同之處。只有辨析清楚這一點，才會對文學理論中國特色的“特”字有完整準確的理解。改革開放前，文學理論研究的指導思想存在“左”的偏差，正是偏離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原則的結果。改革開放后，我們糾正先前的失誤，但是不能“在倒洗澡水時把孩子也倒掉”。

誠然，各種不同的文學理論學說之間，在具體層面上會存在著某些共同點，尤其是西方現(xiàn)代文學理論學說，值得我們借鑒的東西很多。但這些共同之點，多半是非本質性的，是那些不能決定學說性質和價值立場的東西。能夠說明我國文學理論本質的，應是那些與西方文學理論不同的東西。這個不同的東西，主要就是指導思想的差異。用“現(xiàn)代性”這種什么學說都可以有的東西來“指導”文學理論建設，顯然是不能說明我們文學理論的性質與特征的。

“現(xiàn)代性”是一個多義性的概念?！艾F(xiàn)代性”概念本身，包含許多可闡釋空間，它在不同語境中的意義差異十分明顯，因此，不宜把“現(xiàn)代性”單一化。在中國，倘若把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排除在“現(xiàn)代性”訴求之外，否定它對文學理論發(fā)展的指導作用，那么這種“現(xiàn)代性”和實際的理論需求，將是南轅北轍的。近一個世紀的文學理論史，已經(jīng)給出了這樣的答案。我們只有把中國文學理論放到世界文學理論整個歷史進程的大格局中加以考察，充分了解世界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發(fā)展版圖，回應一些傳統(tǒng)研究對象和命題日益走向式微的局面，將宏觀構架與微觀現(xiàn)象、客觀環(huán)境與主觀實踐結合起來，更加關注文學和現(xiàn)實的多樣性與豐富性，突破現(xiàn)代性發(fā)展內(nèi)涵的謬誤，才能認識到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文學理論建設的時代意義和歷史價值。

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文學理論建設，不是使文學理論“政治化”或“狹窄化”，而是要在正確歷史觀的指引下，體現(xiàn)文學理論多重范式的科學整合，其視野是多學科的滲透和融會，其精神是開放性的重構，其目標是徹底實現(xiàn)“文學屬于人民”、“文學為了人民”。這是用其他任何思想來指導都無法比擬也無法完成的。

（六）

明確了文學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思考文學理論的“中國化”研究方向問題。

文學理論的中國化，包含了西方以及各種外來文學理論學說在中國的扎根問題，以及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現(xiàn)代應用問題，核心則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創(chuàng)造性的本土化問題。文學理論的中國化的過程，實質就是應對、回答和解決中國文學和文學理論出現(xiàn)的新問題，汲取和改造一切有益的資源，使之與中國的文學和社會實際結合的過程。

為了實現(xiàn)文學理論的中國化，一則是要繼續(xù)聯(lián)系實際，對文學理論原典進行深入的開掘和延伸；一則是要在基本原則引領下，建立屬于中國自己的概念范疇，走原創(chuàng)之路，最大限度地實現(xiàn)文學理論與當代一切有價值文論的對話，以增強自身的內(nèi)涵和闡釋能力。在這個過程中，關鍵是要從解決有關文學和文學理論的“中國問題”現(xiàn)實需要出發(fā)，盡量使理論和闡釋富于時代意義與當代色彩。

概而言之，中國化就是要使文學理論獲得實踐品格、當代形態(tài)與民族特質，獲得自身與其他文學學說平等對話的話語身份，而不僅僅是一個沉默的客體，或只做一個境外話語的傾聽者和傳聲筒。

探討文學理論中國化已經(jīng)不是平地起高樓了。目前所談論的中國化問題，其實是一個早就展開的歷史進程，只不過眼下是這個進程的一個新的階段。因此，注意對中國化過程中概念史和問題史的譜系進行梳理，就變得十分有益而且必要。

目前關于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中國化的研究，有論者已經(jīng)指出，存在一些浮泛性的理解，比如從“技術性”意義上理解“中國化”，從“融會性”意義上理解“中國化”或者把“中國化”看做是一個不斷“糾偏”的進程。這些訴求，會導致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中國化的粗放化重復，難以形成有學術積累意義的成果。

另外，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可以而且應當“中國化”，但是，不能就此認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必須多元化”。這種“多元化”的提法，是把“多樣化”的闡釋和“多元化”的概念混同了。比如，將“生命哲學”與馬克思的文學觀結合起來，就變成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多元”發(fā)展，就變成“馬克思主義生命文藝學”，這種做法是有違科學精神的。誠然，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有被多樣闡釋的可能，但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本身并不是“多元”存在的。“多元化”意味著相互矛盾對立的立場和觀念同屬于一個理論范疇。強調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多元化”，總是嘗試將所有傳統(tǒng)文論、西方文論統(tǒng)統(tǒng)納入馬克思主義范疇，忽視其理論自身的統(tǒng)一性和可行性，這是不妥當?shù)摹?/p>

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中國化實踐過程中，我們曾付出巨大的代價。諸多的教訓使人領悟到，這一進程，是廣大理論工作者經(jīng)過長期篳路藍縷、艱辛探索、奮力開拓，從中國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識中找到并堅持的自立于世界文學理論之林的戰(zhàn)略選擇。這種選擇，積淀了近一個世紀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歷史經(jīng)驗，凝結了幾代人的智慧和心血。

這一進程本身，就含有對文學理論推進和發(fā)展的意味，因為它不是脫胎于固有的套路或陳舊的范式，也不是源自于抽象的思辨和玄想。這一進程表明，它不會將許多似是而非的東西硬拉扯到一起，做牽強附會的組合，而是去提煉鮮活的實踐經(jīng)驗，升華理論工作的創(chuàng)造精神，鑒別和判斷各種理論的是非曲直，吸收一切有益的東西。這樣的中國化，有著很強的理論整合力、親和力與感召力。

文學理論中國化的研究中如何避免過多地從政治思潮、社會風氣、文化輿論角度談論問題，如何避免籠統(tǒng)地通過對人的現(xiàn)實生存境況和社會現(xiàn)象的改造來說明理論現(xiàn)象，也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這種貌似貼近實際的理論，與具體的文學理論闡釋畢竟不是一回事。在反對“文學從屬于政治”傾向的時候，也要防止表面上反對而實際上又從屬于另一種政治思潮的傾向。

“國學”研究目前提出了要“重建國學”的問題，認為復古倒退和全盤西化有喪失文化自主創(chuàng)新立場的危險，提出“國學”“應當立足現(xiàn)實，服務于振興中華、增強民族凝聚力，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偉大歷史任務”，“以一種新的、富有當代特色的形態(tài)出現(xiàn)”^〔21〕。對照而言，文學理論提出“中國化”要求，提出具有時代性和前瞻性的“當代形態(tài)”構想，是再合情合理不過的了。

（七）

解放思想的前提是敞開“問題”。對新時期文學理論加以總結和反思，是文學理論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在民主氣氛中尋求答案，在廣開言路中達成共識，在聚集眾智中認識規(guī)律，敢于去找差距，講不足，不掩蓋矛盾，不自以為是，不文過飾非，這樣文學理論才能繼續(xù)健康地前進。

通過總結和反思，可以進一步認識到，對新時期文學理論的把握要從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段的歷史聯(lián)系上加以考慮，甚至要從近百年來我國現(xiàn)代文學理論史的角度加以考慮。因為“要了解一個限定的歷史時期，必須跳出它的局限，把它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較?！?sup >〔22〕新時期三十年的文學理論，并沒有同它之前的理論斷絕血脈，其性質也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逆轉。前后的兩個三十年，只是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的兩個不同的階段。它們雖有很大區(qū)別，但二者之間既不是相互割裂，也不是相互對立的。因此，在探討相連而不同的兩個時期的文學理論的時候，不能輕易轉換背景，以點代面，也不能夸大事實，歪曲歷史，這樣才能弄清楚新時期文學理論應有的內(nèi)涵與實質。

通過總結和反思，可以進一步認識到，加強文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極端重要性。基礎研究是理論進步的先導，是自主創(chuàng)新的源泉，只有以深入的基礎研究作后盾，才能不斷提高原始創(chuàng)新能力，增強理論發(fā)展的后勁。我們不僅要大力加強應用研究，而且要高度重視基礎研究。“第一要充分認識基礎研究的戰(zhàn)略意義和重大作用，第二要加大在這方面的投入力度，第三要重視培養(yǎng)從事基礎研究的人才特別是創(chuàng)新型人才，第四要營造寬松的學術環(huán)境，從而推動我國基礎研究取得更多優(yōu)秀成果?！?sup >〔23〕新時期以來，我國文學理論經(jīng)歷了起伏跌宕的變化歷程，其中，基礎理論上的是非功過，往往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通過總結和反思，可以進一步認識到，文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核心與實質，就在于學說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創(chuàng)新。而創(chuàng)新就是實事求是，就是解放思想。創(chuàng)新要與歷史進程相聯(lián)系，這樣，文學理論創(chuàng)新才可能包括認識對象從單個事物到復雜開放系統(tǒng)運動規(guī)律的新變化，認識手段從簡單中介到所謂“實踐工具—社會關系—語言符號—信息網(wǎng)絡”復雜中介系統(tǒng)的新變化，認識主體從自然個體、社會群體到人類整體甚至人和機器聯(lián)合主體的新變化。而價值觀念的創(chuàng)新，則可能包括價值主體從個人主體性到多元交互主體性的新變化，價值目標從單純功利論、道義論到義利統(tǒng)一論的新變化。文學理論應當對這類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化給以提升和概括。文學理論研究如果不解放思想，沖破種種牢籠的束縛，創(chuàng)新就是一句無的放矢的漂亮空話。

通過總結和反思，可以進一步認識到，文學理論研究應當實現(xiàn)其“內(nèi)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互為表里、有機聯(lián)系的科學性。文學理論研究要結束在“內(nèi)”“外”兩極中像鐘擺一樣，一下左一下右，往返回蕩、不斷易位的搖擺狀態(tài)，努力實現(xiàn)“從形而上學的思維到辯證思維的反轉”。^〔24〕因為作為規(guī)律，嚴格說來是不分“內(nèi)”“外”的；作為規(guī)律，“內(nèi)部”和“外部”都是不可或缺的。它像地球的“公轉”和“自轉”一樣，在運動中是同時進行的，是辯證地存在于文學之中的。新時期有些文學理論之所以走過“由外而內(nèi)”、“由內(nèi)而外”的兩個階段，之所以其研究對象不斷“位移”，研究方法不斷“轉向”，而且每次都往往以“片面的深刻性”告終，根本原因就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仍在起作用。由于學科劃分、人員知識結構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原因，文學理論研究存在框架陳舊、視域狹窄、線條單一、語言呆滯等問題，這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文學理論的魅力。

通過總結和反思，還進一步認識到，以實際問題研究帶動理論研究，是文學理論中國化的基本途徑；以現(xiàn)實問題為中心帶動理論創(chuàng)新，是文學理論中國化的基本模式；與傳統(tǒng)文化的深層結合，是文學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條件。同時，賦予中國文學理論家主體身份的基本前提，就是他所言說的中國現(xiàn)實。只有當一位理論家成功地詮釋和說明了中國的文學問題，他才能擁有作為文學理論話語主體的資質，進而為自己贏得傾聽者與對話者。

經(jīng)過近三十年的變化，毫無疑問，我國文學理論已經(jīng)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一場新的思想解放正在來臨。這次思想解放，是以正視和解決近三十年所出現(xiàn)的偏差和問題為中心的。這將是今后一段時期文學理論上的重要課題。這次思想解放，能為人們解除多年來文學理論演變中的一些疑惑，至少能在意識層面明了我國文學理論的發(fā)展方向和未來前景。

文學理論的巨大變化和轉型，不可避免地帶有消極面。盡管沒有人斷言過變革和轉型所帶來的僅僅是成績而沒有負面效應，但如何應對這些負面效應則是必須進一步回答的問題。當舊的變革路徑不能解決某些問題時，思想解放就再次成為可能和必然。

由于文學理論變遷帶來的負面效應，很多人對文學理論的現(xiàn)實和未來充滿了焦慮和迷惑。面對這一局面，我們一方面要珍視三十年來文學理論變遷的成果，一方面又要繼續(xù)探索更科學的發(fā)展道路，繼續(xù)向前看。但這個“前”是什么，目標是什么，必須要弄清楚。如果不弄清楚這一點，那種曾經(jīng)是變革的力量可能會固步自封，也可能會逐漸變成下一步發(fā)展的阻力。

近來有論者提出“從20世紀初到本世紀初，文學理論發(fā)展的最好時期有兩個，一個是20世紀頭20年，以王國維、梁啟超和魯迅（早期）為中心的文學理論現(xiàn)代化的草創(chuàng)時期，一個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到現(xiàn)在的文學理論轉型時期?！?sup >〔25〕這樣的總結，就成了文學理論發(fā)展上的“斷裂論”和“空白論”，而且，恰好是以否定和排斥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中國傳播發(fā)展為內(nèi)容的“斷裂論”和“空白論”。說五四以前的文學理論比五四以后的文學理論還好，說30、4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沒有“現(xiàn)代性”，不在“好”時期之列，說新時期文學理論的“轉型”是要接續(xù)和轉換到上個世紀初期的思想家那里去，顯然是難以成立的。這里的“最好”標準，也是模糊的。這樣的觀點，會對未來的文學理論產(chǎn)生誤導。

20世紀90年代后，國際學術界出現(xiàn)“后專業(yè)主義”^〔26〕概念，它以建立依靠各個學科間協(xié)同來解決人類面臨的各種問題為目標，提倡討論問題時選擇綜合性、多學科的角度，克服學界缺乏橫向聯(lián)系、學科嚴重自我封閉的現(xiàn)象，從而實現(xiàn)學問的結構改革。這本是有積極意義的倡議。但我國的“后專業(yè)主義”，在文學理論上并沒有變成“學問的結構改革”，相反變成了取消主義和虛無主義，變成對文學理論自身存在合法性的質疑。這就與“后專業(yè)主義”的原意大相徑庭了。

文學理論作為一個學科的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并不悠久。學科專業(yè)制度的快速發(fā)展，也對文學理論的學術研究產(chǎn)生一些消極后果，這主要表現(xiàn)在：文學理論與美學、藝術學等學科的界限不夠清晰；人為劃定的學科自身邊界既含混又固定；“專業(yè)分治”的現(xiàn)象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學術研究組織本身的分裂。這就造成了對某些未知領域探索的限制，造成了某些不易察覺的研究的盲點，造成了理論和人力資源的浪費。同時，由于學科界限的僵硬，又可能使得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chǎn)出現(xiàn)“板結化”現(xiàn)象。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進行學科調整是十分必要的。近年已有學者試圖在傳統(tǒng)的學科專業(yè)邊界之間尋找研究的問題，通過跨學科跨專業(yè)的探討，對原有的學科制度弊端進行適度的矯正，并開發(fā)出一些新的研究領域。

不過，那種認為現(xiàn)今的文學理論嚴重脫離實際，“文學死了”，“文學理論也死了”，只剩下無處不在的“文學性”的意見，則是有些過分激進了。這種自我否定、自我打倒的所謂“內(nèi)部暴動”，這種掏空文學內(nèi)涵、以泛文化現(xiàn)象替代文學理論的知識轉移，只能使文學理論走向更大的混亂。

新時期文學理論的歷史，是我們這個時代政治、思想和文化意識歷史的一部分。新時期的文學理論，不僅僅是一種依靠自身進行理性探究的對象，而且也是一種用來觀察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殊觀點和見解。新時期文學理論的變遷，在某種意義上是時代變遷的一種反映和折射。它的未來指向，也依然會如此。

注　釋

〔1〕　馬龍潛：《論新時期文學理論發(fā)展進程回顧和反思的思想理論基礎》，蘭州：《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引文中，個別“文藝理論”、“文藝學”改成了“文學理論”。該書中，“文藝學”、“文藝理論”、“文學理論”、“文論”等幾個概念，其含義基本上是相通的、一致的。

〔2〕　〔美〕勒內(nèi)·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鳳凰出版?zhèn)髅郊瘓F2005年版，第100頁。

〔3〕　高建平：《中國美學三十年》，成都：《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第71頁。

〔4〕　楊晦：《論文藝運動與社會運動》，上海：《大學》雜志，1947年第6卷第1期。

〔5〕　金岳霖：《審查報告二》，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35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3頁。

〔7〕　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7頁。

〔8〕　鄧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2頁。

〔9〕　主要有董學文、狄其驄、劉綱紀、陳遼、葉紀彬、蔣培坤、李衍柱、郝孚逸、黃力之、馬馳等人。代表文章有——董學文：《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當代形態(tài)論綱》，北京：《文藝研究》1988年第2期；董學文：《從“經(jīng)典形態(tài)”到“當代形態(tài)”——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改革的思考》，北京：《求是》1988年第2期；陳遼：《論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當代形態(tài)和民族形式》，蘇州：《蘇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蔣培坤：《也談當代形態(tài)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建設》，北京：《文藝研究》1988年第2期；葉紀彬：《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當代形態(tài)建設的思考》，沈陽：《社會科學輯刊》，1989年第2—3期；狄其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設的當代形態(tài)》，北京：《高校理論戰(zhàn)線》，1992年第6期；劉綱紀：《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與闡釋的三種基本形態(tài)》，北京：《文藝研究》2001年第1期；李衍柱：《關于建構當代形態(tài)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幾點思考》，濟南：《山東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6期，等等。

〔10〕　參見董學文：《走向當代形態(tài)的文藝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董學文主編：《文藝學當代形態(tài)論——“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1〕　這之前，中央批準了《關于進一步繁榮發(fā)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和《關于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的調研報告》。中央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是“生命工程”、“戰(zhàn)略工程”，對鞏固馬克思主義在各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地位，反映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最新成果，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認識，推進各學科學術觀點、學科體系、科研方法的創(chuàng)新，以適應時代和事業(yè)的要求，都有十分重要的標志性意義。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

〔13〕　童慶炳：《新時期文學理論轉型概說》，見《中外文化與文論》第13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1頁。

〔14〕　陳涌：《文藝學方法論問題》，北京：《紅旗》雜志1986年第8期。

〔15〕　紅旗雜志編輯部文藝組編：《文學主體性論爭集》，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年版。

〔16〕　有時也把這一“轉型”概括為從“政治化”到“學術化”到“學科化”。南昌：《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童慶炳《政治化—學術化—學科化》一文。

〔17〕　方克立觀點。北京：《光明日報》2007年12月4日《實現(xiàn)中華文化的現(xiàn)代復興——綜合創(chuàng)新與中國哲學的現(xiàn)代走向研討會綜述》一文。

〔18〕　謝有順：《有關批評的一封信》，北京：《文藝報》2007年11月15日第2版。

〔19〕　吳子林：《創(chuàng)建中國現(xiàn)代性文學理論——訪著名文學理論家錢中文》，廣州：《南方文壇》2007年第5期，第33—34頁。

〔20〕　錢中文：《文學理論三十年——從新時期到新世紀》，長春：《文藝爭鳴》2007第3期，第1頁。

〔21〕　袁行霈：《國學的當代形態(tài)》，北京：《光明日報》2007年12月13日第9版。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頁。

〔23〕　胡錦濤語。見《深情的關懷，傾心的交談——胡錦濤總書記看望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吳文俊紀實》，北京：《人民日報》2008年1月20日，第1版。

〔2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

〔25〕　中南大學文學院組編：《新時期文學理論回顧與展望》，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

〔26〕　最早提出者是日本學者山脅直司，他針對的是“專業(yè)主義”在學術界的絕對統(tǒng)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