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葛浩文對莫言的推介與翻譯
一、引言
葛浩文最喜歡的當(dāng)代作家是莫言,因此莫言的小說他翻譯最多,推介也最用心。莫言毫無疑問是新時期以來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從20世紀(jì)80年代開始,莫言逐漸引起中國讀者的關(guān)注。每當(dāng)他充滿生命能量的小說出版,都會吸引眾多讀者的關(guān)注。當(dāng)時他的讀者絕大多數(shù)是華人,但也有個例外——那就是葛浩文。葛浩文是美籍猶太人,當(dāng)時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xué)剛轉(zhuǎn)行的中文教授。和大多數(shù)讀者一樣,葛浩文對《天堂蒜薹之歌》一見鐘情,但他和普通讀者不同的是,沒有唏噓贊嘆一番就算了,而是決定做點什么。他立刻付諸行動。他雖然對莫言的作品感興趣,但跟莫言一點兒不熟悉,更不知道莫言的聯(lián)系方式。但他沒有因此放棄,抱著試試看的心理給莫言寫了一封信,毛遂自薦,主動提出要將這部小說翻譯成英語。信封上的收信人是“莫言”,但地址只有“北京”二字。上天不負(fù)有心人,莫言收到了他的來信,兩個人的合作就這樣開始了。葛浩文翻譯案頭日復(fù)一日的辛苦勞作以及豐富的感情投入,最終不僅成就了作者——莫言小說從此開始走進(jìn)英語世界,也成就了自己,成為莫言小說翻譯“第一人”乃至中國當(dāng)代小說英譯本的接生婆。
莫言無疑是新時期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不僅在國內(nèi)贏得了大批讀者、得到多項文學(xué)大獎,還通過葛浩文等人的翻譯,推疆拓土,在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跨進(jìn)全世界最輝煌的文學(xué)圣殿。
莫言的成功,葛浩文功莫大焉。的確,莫言的翻譯者分布在世界各地,葛浩文并不是莫言唯一的譯者。除了葛浩文,世界各地有一群人在翻譯莫言的小說。在日本,有藤井省三,一位著名的日本學(xué)者,很早就開始推介莫言;在意大利,有個女翻譯家,翻譯起莫言小說總是比葛浩文的速度還快;在法國,有一對夫婦,幾乎把莫言的每一部小說都翻譯了;在瑞典陳安娜的翻譯就更不必說了。但是,在翻譯和推介莫言小說方面,如果說葛浩文的影響最大,應(yīng)該不會有人反對。這首先跟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言的地位有關(guān),畢竟英語譯本可以吸引的讀者群體是最大的。事實上,在那些缺乏漢語譯者的國家,譯者不是以漢語原文,而是以葛浩文的英譯本為底本進(jìn)行翻譯的,比如以色列、西班牙、葡萄牙等。另外,最重要的是,葛浩文在漢學(xué)界的學(xué)術(shù)影響以及他在譯文中的生花妙筆也幫助作品吸引了讀者、擴(kuò)大了影響。“生死疲勞”譯莫言,葛浩文在翻譯和推介莫言小說方面付出了愛和艱辛。
在本章中,筆者首先概述葛浩文在翻譯和推介莫言小說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然后結(jié)合具體的譯文,對葛浩文翻譯莫言時所采取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進(jìn)行分析。
二、葛浩文在英語世界對莫言小說的翻譯與推介
葛浩文是莫言小說在英語世界積極不懈的翻譯者和推介者。莫言小說的英文翻譯,除了短篇小說集《爆炸》(Explosion and Other Stories,Renditions Press,1993)由Janice Wickeri和Duncan Hewitt翻譯之外,其余的作品幾乎都由葛浩文一人完成。到目前為止,莫言有9部長篇小說和1部短篇小說集由葛浩文翻譯成英文出版,這還不包括發(fā)表在期刊上、選集里的作品。按照單行本的出版順序,葛譯莫言小說有:《紅高粱》(Red Sorghum,Viking,1993;Penguin Books,1994)、《天堂蒜薹之歌》(The Garlic Ballads,Viking,1995;Arcade Publishing,2012)、《酒國》(The Republic of Wine,Arcade Publishing(US)and Hamish Hamilton(UK),2000)、《師傅越來越幽默》(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Arcade Publishing,2001)、《豐乳肥臀》(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Arcade Publishing,2004)、《生死疲勞》(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Arcade Publishing,2008;2012)、《變》(Change,Seagull Books,2010)、《四十一炮》(Pow!,Seagull Books,2012)、《檀香刑》(Sandalwood Death,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2013)和《蛙》(Frog,Penguin Group,2015)。其中,《師傅越來越幽默》是一個短篇小說集,以莫言《饑餓和孤獨是我創(chuàng)作的財富》(Hunger and Loneliness:My Muses)為序,收入《師傅越來越幽默》(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人與獸》(“Man and Beast”)、《翱翔》(“Soaring”)、《鐵孩》(“Iron Child”)、《靈藥》(“The Cure”)、《初戀》(“Love Story”)、《沈園》(“Shen Garden”)、《棄嬰》(“Abandoned Child”)七篇。
1986年葛浩文開始接觸到莫言作品。根據(jù)葛浩文2005年在香港公開大學(xué)的演講,他看到莫言的《爆炸》后,產(chǎn)生的第一反應(yīng)是:“天吶,這可是少見的好貨??!”一個老朋友告訴他,說是自己剛簽了四個作家,打算為他們出作品集。這四個作家是韓少功、張承志、鄭萬龍和莫言。葛浩文就說:“你留三個,給我一個。”對方問留哪個給他,他說:“莫言。”(葛浩文,2005)
其后,葛浩文有一個在香港科技大學(xué)的朋友,給他寄了一份刊物,上面登載著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告訴他這部作品非常值得關(guān)注?!拔揖烷_始看,我很驚訝,莫言能有這樣的熱情來寫這樣一部小說,其中,既有恨,又有愛。我說我一定要翻?!保ê游?,2008)。《天堂蒜薹之歌》讓葛浩文大為震撼?!澳鞘俏耶?dāng)時讀到過的最了不起的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那部小說有25萬還是30萬字,我記不清了,后來我才知道他是在一個月內(nèi)完成的,我記得他說是二十三四天。當(dāng)時他是個非常憤怒的年輕人,目睹了他的鄉(xiāng)親們因為被蠱惑而遭受的種種嚴(yán)重傷害,這才有了他這部偉大的小說。有人說這是他最有意識形態(tài)特征的小說,我說這是他最有激情的小說,至少在當(dāng)時是?!保ǜ鸷莆?,2005)“我就寫信轉(zhuǎn)給莫言。莫言回信說他很高興我能翻譯他的著作?!保ê游?,2008)就這樣,1988年,葛浩文和莫言之間的合作開始了,這份合作最終會產(chǎn)生的結(jié)果估計是兩個人都沒有想到的。
如果說《爆炸》《天堂蒜薹之歌》讓葛浩文對莫言的作品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紅高粱家族》更是讓葛浩文“一見鐘情”。本來要翻譯《天堂蒜薹之歌》的,讀到《紅高粱家族》后,他無法抑制內(nèi)心的激動,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這才是我想翻譯的東西!”(河西,2008)。“很明顯,對于中國來說,那是一部突破性的小說。我寫信給他,‘之前的約定取消,我想先翻譯《紅高粱》好嗎?’”(葛浩文,2005)
得到莫言的許可后,葛浩文開始著手翻譯《紅高粱家族》。他翻譯了前八章,投到紐約一家出版社,出版社接受了,并且愿意支付他高出平常四倍的版稅。1993年,《紅高粱家族》英譯本在美英兩國同時出版。
Red Sorghum(《紅高粱家族》)出版后,立即引起轟動。成功的原因,離不開小說自身的魅力和譯者高超的水平,同時與電影《紅高粱》在第38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獲得金熊大獎也不無關(guān)系。美國文學(xué)評論雜志W(wǎng)orld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世界文學(xué)》),將《紅高粱家族》評價為1993年最佳外文小說?!癢orld Literature Today在美國是一份很專業(yè)的、深受歡迎和尊敬的文學(xué)雜志,它主要刊載散文,還有全世界的書評,每一期都有上百個書評,他們已經(jīng)出版75年了,每年都要出一輯特刊,選出當(dāng)年最優(yōu)秀的一部小說,上過榜的有加繆、卡夫卡、??思{、索爾仁尼琴、馬爾克斯,這些人的作品都被選上過,而1993年的年度小說是《紅高粱家族》(Red Sorghum),該雜志認(rèn)為Red Sorghum是1993年度全球最佳小說。這本小說確實太棒了,即便經(jīng)過我的翻譯之后,也還是很棒,我想那是能說明問題的。”(葛浩文,2005)。翻譯《紅高粱家族》之前,葛浩文“只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xué)一位新轉(zhuǎn)行的、不為人知的中文教授”(葛浩文,2013),譯文出版之后,莫言開始引起英語讀者的關(guān)注,成為莫言作品進(jìn)入英語市場的一個開始,而Red Sorghum也成為葛浩文翻譯事業(yè)的里程碑,作為翻譯家的他開始有了名氣,其翻譯家的地位從此得以確立。
1994年,《紅高粱家族》又由“企鵝現(xiàn)代經(jīng)典叢書”(Penguin Modern Classics)出版。這一版的封底引用美國華裔作家譚恩美的話:“莫言的聲音將傳入美國讀者的心房,如同昆德拉和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樣?!钡?012年為止,根據(jù)企鵝出版集團(tuán)的統(tǒng)計,《紅高粱家族》在美國就發(fā)行了將近五萬冊。(Nordstrom,2012)
從此,莫言小說的英譯成為葛浩文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劉再復(fù)的描述從一個側(cè)面可以讓我們感受到葛浩文對莫言作品喜愛到何種程度:“……葛浩文,罷黜百家,獨尊莫言。他不僅翻譯莫言作品,而且整天念著莫言的名字,像和尚天天念經(jīng),于是,我也跟著念,跟著注視莫言的文學(xué)步伐。”(劉再復(fù),2013:93)劉再復(fù)還寫道:“葛浩文特別推薦莫言,他的代表作,幾乎每部都譯……我到科羅拉多大學(xué)‘客座’多年,感到老葛口里最積極的詞匯便是‘莫言’二字。其對莫言的愛超過了蕭紅?!保▌⒃購?fù),2013:13)?!啊退娒鏁r如果聽不見‘莫言’,一定是身體出了毛病了。莫言的小說他一概翻譯。”(劉再復(fù),2013:17)
除了翻譯,葛浩文還通過譯者序、學(xué)術(shù)論文、演講、文學(xué)獎提名等各種渠道,不遺余力地向英語讀者介紹莫言。其推介之功與其翻譯之功相比毫不遜色,作用不可小覷。
筆者在這里首先介紹葛浩文在譯者序里對莫言的推介。在《酒國》的譯者序里,葛浩文指出,“對中國讀者來說,《酒國》是一部很‘有勁’的作品,……沒有幾部當(dāng)代作品能夠像這部具有爆炸性的小說這樣,用風(fēng)趣而辛辣的筆觸暴露、諷刺中國人對于食物恒久不變的癡迷。而結(jié)構(gòu)之新穎獨特,更鮮有能望其項背者
在《豐乳肥臀》的譯者序里,葛浩文寫道:“在我們最近的記憶中,在中國歷史空間的想象以及中國社會的重新評價方面,莫言的貢獻(xiàn)是任何作家都無法比擬的。他的《紅高粱家族》在1987年出版時改變了當(dāng)時的文學(xué)景觀,亦成為首部在西方叫好又叫座的中國電影。在探索中國官方或民間神話以及中國社會某些黑暗角落的過程中,莫言成了中國最具爭議的作家,既深受許多外國讀者的喜愛,亦在國內(nèi)受到過激烈的批評,但在作品風(fēng)行于海外之后態(tài)度也漸趨溫和?!保℅oldblatt,in Mo Yan,2004:vii)
從上面兩篇譯者序可以看出,葛浩文是個出色的推銷員,他一方面指出莫言小說在結(jié)構(gòu)上的藝術(shù)性,另一方面則強調(diào)莫言小說的顛覆性、批判性和爭議性,以此來吸引讀者的興趣。
葛浩文還發(fā)表過多篇論文探討莫言小說,通過將莫言與西方讀者熟悉的作家相提并論,幫助英語讀者更好地理解莫言小說,從而逐步確立莫言作為小說家在國際文壇上應(yīng)有的地位。2000年,葛浩文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發(fā)表了題為“The‘Saturnicon’:forbidden food of Mo Yan”(《莫言的禁忌佳肴》)的論文。該論文的關(guān)鍵詞和切入點是cannibalism——吃人。西方文學(xué)中涉及到“吃人”問題的情況不勝枚舉,而且有長達(dá)幾千年的歷史。作者首先對cannibalism一詞進(jìn)行了定義和分類,然后探討了英國作家Jonathan Swift的《一個小小的建議》、德國作家Patrick Süskind的《香水》和克羅地亞作家Slavenka Drakulic'的《人的味道》等西方經(jīng)典作品的“吃人”主題。接著,作者把目光轉(zhuǎn)向中國,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以及現(xiàn)代作家魯迅的《狂人日記》中涉及到的“吃人”內(nèi)容。在此基礎(chǔ)之上,作者探討了莫言小說在寓言和諷刺意義上所涉及的“吃人”問題,討論的作品包括《十三步》《棄嬰》《靈藥》和《酒國》。在葛浩文看來,當(dāng)代小說家中,余華、韓少功和莫言在小說中都涉及到“吃人”,但莫言是最有想象力的,也是最頻繁涉及該主題的作家。(Goldblatt,2000)
葛浩文2009年在David Pong主編的Encyclopedia of Modern China(《現(xiàn)代中國百科全書》)中發(fā)表了論文“Mo Yan,1955-[Prolific Writer]”介紹莫言的文學(xué)成就。
演講是葛浩文推介莫言的另一個重要渠道。2005年,香港公開大學(xué)授予莫言榮譽博士學(xué)位,葛浩文親臨現(xiàn)場發(fā)表演講,他說:“莫言不只是一個作家,他是一種現(xiàn)象?!且粋€了不起的人。我必須要承認(rèn),無論是從讀者的角度說,還是從譯者的角度看,他都是我最喜歡的作家?!瓕嵲捀銈冎v,我實在無法理解為什么有人會不喜歡莫言的文字,這太令人費解了。莫言的小說結(jié)構(gòu)很好嗎?可能算不上。莫言的小說緊湊嗎?絕對沒有斧鑿的痕跡嗎?永遠(yuǎn)都符合邏輯嗎?答案永遠(yuǎn)都是否定的。但是,如果有人要問,莫言的小說有激情嗎?有燃燒的火焰嗎?我會用‘一向如此’來作出回答?!保ǜ鸷莆模?005)
演講中,葛浩文還提到美國著名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發(fā)表在《紐約客》(New Yorker)上的論文“Bitter Bamboo:Two novels from China”(《苦竹:談兩本中國小說》)。厄普代克不喜歡莫言,認(rèn)為他的作品缺乏古典美。葛浩文針對這一點做出如下回應(yīng):“這一點我想我們倒是沒有異議,但是謝天謝地,所謂古典美并不是優(yōu)秀文學(xué)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顯然,我們不希望小說家去寫小說評論。好吧,讓他們寫去吧,尤其是像厄普代克這樣過氣的作家。不管怎么說,像莫言這樣的小說家其作品能夠得到廣泛的尊敬,在歐洲也賣得不錯,這是令人鼓舞的,他的作品值得幾乎每一個人閱讀?!保ǜ鸷莆模?005)
2008年,葛浩文向美國的紐曼華語文學(xué)委員會推薦了莫言的《生死疲勞》,幫助莫言在2009年成功獲得第一屆紐曼華語文學(xué)獎(紐曼華語文學(xué)獎也被翻譯為“華語新人文學(xué)獎”)。葛浩文撰寫了提名宣言“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Nominating Statement for the 2009Newman Prize”(《生死疲勞譯莫言——2009年紐曼華語文學(xué)獎的提名宣言》。莫言的提名代表作是《生死疲勞》,葛浩文于是在提名宣言的題目中借用了“生死疲勞”一詞,取得了詼諧、幽默的效果。在提名宣言中,葛浩文簡要介紹了莫言已經(jīng)發(fā)表的幾部重要小說,并高度評價莫言的文學(xué)成就。他首先指出,在大陸和臺灣的優(yōu)秀作家中,好幾位作家都有條件獲得紐曼華語文學(xué)獎,但是莫言是他那個時代最有成就、最有影響力、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作家。他還把《紅高粱》與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相提并論,因為在他看來,莫言的作品不僅數(shù)量多,而且“作品的質(zhì)量和多元性,無論是從文學(xué)的角度還是從受歡迎的角度看,都是超乎尋常的?!蓖辏麨槟运鶎懙倪@篇紐曼華語文學(xué)獎的提名宣言發(fā)表在“七月—八月”一期的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Goldblatt,2009:29)
2013年,在美國普渡大學(xué)舉行的第六屆中美比較文學(xué)雙邊討論會上,葛浩文作了主題發(fā)言。他說,“我相信在任何時候,莫言的寫作都足以將他推入中國作家的頂級行列。對于那些“文革”之后的作家,在挖掘中國歷史的過程中,不論是遠(yuǎn)古還是近代,他們心中總有一種重塑歷史的使命感,幾乎就是在尋求國家的拯救。在尋找答案過程中,一些嶄露頭角的年輕小說家深入到中國廣大的農(nóng)村地區(qū),研究民族性格之“根”。正如我們所見,這一批作家中最突出的一位就是莫言。”(葛浩文,2013)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之后,德國漢學(xué)家顧彬(Wolfgang Kubin)在香港嶺南大學(xué)的一次學(xué)術(shù)研討會上指出,如果沒有葛浩文的翻譯,莫言不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針對這一觀點,葛浩文如此回應(yīng):“我第一個反應(yīng)是他(顧彬)在胡扯?!保ǜ鸷莆?,見李昶偉,2013)在葛浩文看來,諾獎評委中只有馬悅?cè)荒荛喿x中文,評委的首選文本是瑞典語,也看法語、德語等的譯本。他說,2002年凱爾泰斯·伊姆雷得獎,沒有評委懂匈牙利語;而俄國詩人布羅茨基得獎,評委中也沒有人懂俄文,全部都要靠譯本?!拔覀儺?dāng)翻譯的人有我們的貢獻(xiàn),毫無疑問,可是(成就)還要歸到作者本人?!保ǜ鸷莆?,2013)
其實清華大學(xué)王寧教授也提出過跟顧彬類似的觀點。他2013年年初在《中國翻譯》撰文指出:“如果沒有漢學(xué)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陳安娜(Anna Chen)將他(莫言)的主要作品譯成優(yōu)美的英文和瑞典文的話,莫言的獲獎至少會延宕十年左右,或許他一生都有可能與這項崇高的獎項失之交臂?!袊?dāng)代作家中并不乏與莫言同樣優(yōu)秀的作家,但是莫言確實是十分幸運的,葛浩文的翻譯不僅在相當(dāng)程度上用英語重新講述了莫言的故事,而且還提升了原作的語言水平,使其具有美感而能打動讀者。不看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實事求是地評價文學(xué)翻譯的巨大作用和功能?!保ㄍ鯇?,2013)可惜王寧教授沒有進(jìn)一步探討葛浩文如何重新講述了莫言的故事,也沒有具體指出英語譯文如何提升了原文的語言水平。筆者認(rèn)為有必要在下文中針對這兩個問題展開進(jìn)一步的研究。
三、呈現(xiàn)在英語讀者面前的莫言小說
譯者是否重新講述了莫言的故事?譯者是否提升了原作的語言水平?在本節(jié)中,筆者嘗試考察呈現(xiàn)在英語讀者面前的莫言小說與中文讀者讀到的莫言小說是否相同,研究除了語言媒介不同之外,譯文和原文之間是否存在不對應(yīng)的情況?風(fēng)格上是否有所不同?
由于重述故事而造成譯文與原文不對應(yīng)的情況是存在的。2004年9月,葛浩文在香港的《翻譯季刊》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Blue Pencil Translating:Translator as Editor”的論文,集中討論自己作為譯者在翻譯新時期中國小說過程中所扮演的一半是譯者、一半是編輯的角色。在他看來,中國的編輯跟西方的編輯相比,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他們所做的往往只是挑出錯別字,或是找出小說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因為他們沒有被賦予足夠的權(quán)力對作品大動干戈。(Goldblatt,2004:25)葛浩文認(rèn)為莫言是個天生的講故事高手,“但是,有的時候,他的故事走形了,或許是因為他對手頭的小說已經(jīng)失去興趣,腦子里已經(jīng)開始構(gòu)思下一部小說,或許是因為他突發(fā)奇想,用一些無關(guān)的、腦子里臨時冒出來的枝節(jié)來粉飾他的作品。如果他在中國碰上好編輯,我相信我的負(fù)擔(dān)會大為減輕?!保℅oldblatt,2004:25)
為了使譯作能夠符合英語讀者的閱讀品味和閱讀習(xí)慣,將譯作以英語讀者最容易接受的面容呈現(xiàn)出來,譯者真是動了不少的腦筋,在翻譯過程中對原文進(jìn)行了一些修訂。葛浩文說他明顯刪減的小說有四部,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姜戎的《狼圖騰》和莫言的兩部小說。(Ge Haowen,2011)莫言的兩部小說是《天堂蒜薹之歌》和《豐乳肥臀》。在翻譯《天堂蒜薹之歌》的時候,葛浩文和英文編輯都覺得小說的結(jié)尾太弱,于是葛浩文建議作者修訂倒數(shù)第二章,重寫最后一章,并提出了一兩個修改想法供莫言參考。莫言接納了他的意見,對十九章和二十章進(jìn)行了改寫。《天堂蒜薹之歌》中文版后來再版的時候,最后兩章也都換成了跟英文版一樣的寫法。(Goldblatt,2004:25-26)
《豐乳肥臀》是另一個例子。該小說1996年由作家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稍后不久,臺灣即出了繁體字版。2002年,中國工人出版社出了一個縮減版。翻譯時,因出版社覺得小說50萬字的篇幅過長,所以采用的是由莫言本人提供、在工人出版社的版本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精縮的版本。而在具體翻譯過程中,經(jīng)莫言同意,譯者和出版社又對原文做了改動、調(diào)整。結(jié)果,800多頁的中文小說譯成英文后,只有500多頁。(Goldblatt,2004:26)
應(yīng)該指出的是,葛浩文有時候的確會根據(jù)編輯的意見,在作者首肯的情況下對小說的結(jié)構(gòu)和內(nèi)容進(jìn)行一些調(diào)整和改動。除此之外,譯者在字里行間的處理上也有增刪和調(diào)整的情況。
《生死疲勞》被葛浩文翻譯為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2008年由Arcade出版公司出版,2012再版。這部小說2009年獲得第一屆紐曼華語文學(xué)獎,得到了英語文壇的認(rèn)可。筆者下面從中隨機選取一些片斷,考察譯者具體的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
這是我西門鬧的女人啊,我的二姨太迎春,她原是我太太白氏陪嫁過來的丫頭,原姓不詳,隨主姓白。民國三十五年春天被我收了房。(《生死疲勞》,P13)
She is mine,she's Ximen Nao's woman,my first concubine,Yingchun,brought into the family as a maidservant by my wife.Since we didn’t know her family name,she took the name of my wife,Bai.In the spring of 1946,she became my concubine.(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P14)
在本例中,“二姨太”被調(diào)整為“My first concubine”表面上似乎不對應(yīng),卻是非常正確的:在中國文化中,妾在地位上算不上妻子,因此被稱為“姨太”,跟妻子相比永遠(yuǎn)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因此即使是第一個妾也被稱為“二姨太”,但英文表達(dá)可就不同了,就concubine來說,迎春是第一個,所以自然就是the first concubine。另外,“民國三十五年”如果照直翻譯會增加讀者的理解難度,畢竟大部分英語讀者對中國歷史缺乏了解,直接調(diào)整為“1946”是很自然的選擇。好的翻譯從來都不是字對句應(yīng)的機械轉(zhuǎn)換,目標(biāo)讀者變了,調(diào)整是必須的。上面兩處的處理就印證了這一點。
目標(biāo)讀者變了,譯者還常常需要對原文中中國文化特有的表達(dá)方式(文化專有項)加入一些解釋,否則目的語讀者會感覺一頭霧水,不知所云,比如下面的例子:
第二年初春她就為我生了龍鳳胎,男名西門金龍,女名西門寶鳳。(《生死疲勞》,P13)
The following spring she gave birth to a boy and a girl,what they call a dragon and phoenix birth.So we named the boy Ximen Jinlong,or Golden Dragon,and the girl Ximen Baofeng,Precious Phoenix.(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