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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葛浩文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研究與推介

葛浩文和他的中國文學譯介 作者:孫會軍 著;查明建 編


第一章 葛浩文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研究與推介

一、引言

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進入英語世界,得到西方讀者的認可,本土翻譯家勞苦功高,但英語世界的翻譯家也功不可沒。而在眾多翻譯家當中,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無疑是最重要的一位。其翻譯作品在數(shù)量上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無人能出其右,其翻譯質量也得到了廣泛認可。先說他本人獲得的翻譯獎項和翻譯資助:2000年,葛浩文因為翻譯朱天文的《荒人手記》(Notes of a Desolate Man)獲得美國“國家文學翻譯獎”(National Translation Award for Literature),另外他還兩次獲得全國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提供的翻譯資助。此外更重要的是,多部中國文學作品由于他的翻譯獲得海外文學獎項:1991年,葛浩文翻譯的賈平凹的《浮躁》(Turbulence)獲得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Pegasus Prize for Literature);2007年、2009年、2010年,他翻譯的姜戎的《狼圖騰》(Wolf Toten)、蘇童的《河岸》(The Boat to Redemption)和畢飛宇的《玉米》(Three Sisters)分別在眾多優(yōu)秀作品中拔得頭籌,獲得當年的“曼氏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2009年,他翻譯的《生死疲勞》(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使莫言獲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莫言最終于2012年成為諾貝爾獎得主,與多年來葛浩文孜孜不倦的翻譯和介紹分不開,而且葛浩文就是莫言的諾獎推薦人??陀^來講,葛浩文已經成為莫言在英語世界的代言人。葛浩文多年來在美國文學翻譯領域享有很高聲譽,被厄普代克稱為中國文學在美國的“接生婆”(Updike,2005),被奉為西方中國文學領域的“首席翻譯家”(Orbach,2012);中國文學作品通過他的翻譯在英語世界贏得了讀者群,使西方讀者認識到中國也有可以和昆德拉、馬爾克斯相提并論的作家。(Amy Tan,in Updike,2005)。沒有葛浩文,莫言的作品或許也會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但是莫言何時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說不定就要畫一個問號。正如王寧教授所言:“如果沒有漢學家葛浩文和陳安娜將莫言的作品譯成英文和瑞典文的話,莫言的獲獎至少會延宕十年左右,或許他一生都有可能與這項崇高的獎項失之交臂。”(王寧,2013)

不容置疑,葛浩文是當今最重要的中國文學英譯者。但是,僅僅把葛浩文看成一個翻譯家是不夠的。葛浩文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從事中國文學研究,他的研究先于他的翻譯,服務于他的翻譯,是其文學翻譯的基礎。在美國的漢文學研究領域,葛浩文是頗有成就的漢學家,2009年,他榮獲古根海姆學者獎(Guggenheim Fellowship)就是一個明證,他主編的多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選集影響巨大。葛浩文編選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選集,他關于現(xiàn)當代中國文壇、中國作家、中國作品的介紹性、研究性著述,同他的眾多翻譯作品一起,為英語世界的讀者塑造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概念和印象,完成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經典的塑造。葛浩文不僅是一位文學翻譯家,他首先是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在西方英語世界的介紹者、推介者。正如有學者所言:“中國文學走出去,葛浩文在其中用功最勤,成效最大……如果說是埃德加·斯諾讓世界了解了黃土地上發(fā)生的中國革命,那么,我們也可以說,是葛浩文和其他漢譯外的專家們,讓世界了解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借用《狼圖騰》總策劃安波舜的話,我們應該感謝葛浩文和其他所有漢譯外的專家們,是他們通過各種文字,一筆一筆地描繪中國文學的海外形象。”(史國強,2014:265)

二、葛浩文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研究與推介

在本章中,筆者嘗試較為全面地介紹葛浩文在中國文學方面的研究和推介工作。首先從葛浩文的教育背景說起。1939年,葛浩文出生于美國加州長灘,1961年,在加州一所社區(qū)大學獲得學士學位,畢業(yè)后加入美國海軍,赴中國臺灣服役4年,開始有機會接觸中文。服役期滿之后,出于對中文的濃厚興趣,他沒有馬上回國,而是留在臺灣,進入臺灣師范大學進行全日制的漢語學習?;貒螅尤肱f金山州立大學的研究生計劃,受教于許芥昱先生,1970年,獲碩士學位。畢業(yè)后,他留校工作一年,然后進入印第安納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攻讀中國文學專業(yè),師從柳亞子的公子柳無忌先生,1974年獲得博士學位。

葛浩文的學術研究應該說開始于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在確定論文選題過程中,他研究過中國古典小說、元雜劇、魯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也研究過田漢的戲劇和朱自清的散文。對于古典作品的翻譯與研究,《西游記》是其中之一,他的研究成果“The Hsi-Yu chi play:a critical look at its discovery,authorship and content”于1973年在韓國首爾的Asian Pacific Quarterly of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亞太文化社會事務季刊》)上發(fā)表。根據(jù)筆者掌握的資料,這很可能是他公開發(fā)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研究的是《西游記》劇本的發(fā)現(xiàn)、內容以及作者等幾個方面的問題。他還一度對朱自清的散文產生了興趣,曾經打算以朱自清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其最早翻譯的就是朱自清的《給亡婦》(“To My Departed Wife”)。此外,朱自清最著名的幾篇散文《匆匆》《春》《背影》和《荷塘月色》他也都翻譯過。早在攻讀碩士學位期間,葛浩文讀過蕭軍的《八月的鄉(xiāng)村》,翻譯了蕭軍的另一部作品《羊》(Goats),但他在接觸到蕭紅的作品之后,迷上了蕭紅,最終決定將蕭紅定為博士論文的選題。

1974年,葛浩文完成了畢業(yè)論文“A Literary Biography of Hsiao Hung(19111942)”,并獲得博士學位。隨后,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他寫出了Xiao Hong(《蕭紅評傳》)一書,該書于1976年由特懷恩出版公司(Twayne Publishers)出版。這是他的第一部專著,也是國內外中國文學界最早研究蕭紅的學術專著。全書分為七章,以時間和地點為線索,詳細介紹蕭紅在呼蘭出生、長大,到哈爾濱讀書、逃婚、錯愛、結識蕭軍、創(chuàng)辦文學刊物,遷居青島、上海,負笈東瀛,回國,認識端木蕻良,輾轉各地以及最終客死香港的經歷。同時,作者將很大的篇幅用于介紹蕭紅的創(chuàng)作,最后一章詳細探討了蕭紅的創(chuàng)作技巧,研究蕭紅作品的主題、蕭紅通過作品反映出來的人生態(tài)度,以及蕭紅的文學風格和創(chuàng)作技巧。對作品中農民性格的塑造、女權主義思想的反映、抗日題材的寫作都進行了詳細的剖析。在這部專著的結論部分,葛浩文指出,蕭紅的天才體現(xiàn)在她能夠將她過去經歷過的場景再現(xiàn)出來,能夠富有感情地把東北農民的生活及那片土地上優(yōu)美的自然風光清晰、準確地描寫出來。(Goldblatt,1976:126)在他看來,蕭紅的作品非常感人,非常引人入勝。(Goldblatt,1976:134)跟同時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蕭紅非常獨特、別具一格、不同凡響,因為當時的作家都致力于革命文學的創(chuàng)作或政治宣傳,而她卻從非常個人的視角、依靠自己獨特的藝術天分進行創(chuàng)作,因而她的作品更有魅力。葛浩文把蕭紅看成是她那個時代中最重要的文學天才之一。(Goldblatt,1976:135)這部專著使中國國內文學界開始關注蕭紅,重新認識蕭紅的文學成就,重新評價蕭紅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而作者也因為這部專著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產生了不小的學術影響。

1974年到1978年是葛浩文學術活動非?;钴S的時期。1974年6月,他在京都“第十九屆東方學者國際大會”上發(fā)表題為“Hsiao Hung's Position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蕭紅在中國現(xiàn)代小說中的地位)的講演。

1975年4月1日,葛浩文在圣何塞加州中文教師協(xié)會發(fā)表講演,演講題目是“The Fictional Works of Hsiao Hung”(蕭紅的小說)。同年10月,他再次在該協(xié)會發(fā)表講演“Literary Translation:Can It Be Taught?”(文學翻譯有法可教嗎?)

1976年4月,葛浩文出席了在中國臺北召開的“第四屆亞洲作家大會”,發(fā)表題為“文學與翻譯家”(Literature and Translator)的講演,6月,他又在加州發(fā)表題為“Lu Yin:Important Writer,Hack,or None of the Above?”(廬隱:重要作家,雇用文人,還是兩者皆非?)的演講。

與此同時,葛浩文開始在中國香港、臺灣等地的學術期刊上發(fā)表自己的學術觀點。1975年,他的論文《談蕭紅與魯迅》發(fā)表在香港的《抖擻》第9期。同年7月23日,他又在臺灣《中華月報》上發(fā)表《蕭軍自傳及其他》。1976年4月29日,《明報》刊登了葛浩文的《一本失落的書》,而5月31日至6月2日的《中央日報》則刊載了他的《文學與翻譯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東方語言系的學術期刊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也在春季號第2卷第1期上刊登了葛浩文的論文“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China:A Selection of Source Materials”(《革命文學在中國的發(fā)展:原始資料的選擇》)。

1977年是葛浩文非常多產的一年,他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世界文學》)這一權威文學期刊的第10期上發(fā)表論文,評論孔尚任的《桃花扇》。此外,這一年發(fā)表的論文還有《蕭紅作品數(shù)目及有關蕭紅的參考書目》(《號外城市》第10期)、《蕭紅及蕭紅研究資料》(《明報月刊》12月7日)、《關于左聯(lián)的名單》(《新觀察》第3期)、關于《老舍與中國革命》、老舍的《貓城記》的評論文章(《中文教師協(xié)會會刊》12卷2期)、劉紹銘的《臺灣的中國小說》的書評(《今日世界文學》冬季號)及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的評論文章(《今日世界文學》秋季號)。

1978年,葛浩文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78年夏季號上發(fā)表兩篇論文,一篇評古德曼(Merle Goldman)編輯的《五四時代的中國文學》,一篇是《元稹》的評論文章。

1978年是葛浩文文學研究的轉折點。1978年以前,葛浩文對于中國文學的研究幾乎完全集中在對古代和現(xiàn)代作品的研究和分析上,而從1978年6月開始,他的學術研究開始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眾所周知,這個時期正是中國文壇起死回生、開始復興的新時期。中國新時期文學的解凍、復蘇和發(fā)展一直都在他的視野里。

1978年6月,葛浩文在加州發(fā)表講演,題為“Post-Cultural Revolutionary Dissent Literature in China:An Introduction”(中國文革后的異議文學:導言)。

1979年,葛浩文在加州伯克利的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上發(fā)表了論文“Underground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當代中國的地下文學》)。在中國,取材“文化大革命”及其直接影響的有兩類文學作品:一類是傷痕文學,另一類就是地下文學。所謂地下文學,原是以手抄本和油印本的形式流傳于中國大陸,直到1976年底才公開發(fā)表的中國文學作品。同年,他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發(fā)表了“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Wenyi Bao”(《當代中國文學和新〈文藝報〉》),通過《文藝報》在1978年7月復刊一事,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標志性事件。在他看來,十年“文革”導致中國的文學園地一片荒蕪?!段乃噲蟆返膹涂?,預示著文學藝術領域的思想解放,標志著文學創(chuàng)作的新生(Goldblatt,1979)。接著,作者結合“文革”后的社會語境,介紹和分析了《文藝報》復刊的重要意義:文學作品開始走出了樣板戲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老作家獲得平反,新作者也受到鼓舞,他們都拿起筆來開始創(chuàng)作。雖然這些作家沒有明確宣布,文學的使命除了要服務于革命以外,還應有其他目的,但人們對于文學的理解開始拓寬。在作者看來,《文藝報》復刊無異于中國文學領域的一場文藝復興。(Goldblatt,1979)

1981年,葛浩文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面發(fā)表了題為“Fresh flowers abloom again: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rebound”(《鮮花重放:反彈中的中國文學》)的文章。這篇文章讓西方學者看到,中國文學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中國在文藝政策以及對文學使命的認識方面發(fā)生了革命性轉變。這篇文章介紹了新《文藝報》復刊以后,中國文學界的新動態(tài)、新發(fā)展。作者指出,從1978年7月到1981年的3年時間里,中國文壇發(fā)生了很多事情,所發(fā)生的一切都證明中國文壇的形勢非常樂觀,把世界的目光重新吸引到這個人口最為眾多的國家及其在文學領域的新變化上。他指出,當時對中國文學影響最大的一件事就是1979年10月30日到11月16日期間第四屆“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召開,因為鄧小平在該次大會上首次提出,文學和藝術不僅僅是階級斗爭的工具,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拓展創(chuàng)作的主題,從正面和反面等多個角度來看待問題,提出回歸文學標準。(Dong Xiaoping in Goldblatt,1982:7)葛浩文詳細介紹了當時文壇上的一些動態(tài),他提到《重放的鮮花》的出版,中國傷痕文學的興起,談到作家待遇的改善、《新觀察》《小說選刊》《人民文學》《詩刊》和《新文學史料》的出現(xiàn)和中國臺灣文學的引入。在他看來,中國文學已經開始復興,中國文學這個大花園里又一次逐漸呈現(xiàn)出百花齊放的局面。(Goldblatt,1981)

這篇文章發(fā)表之后,鑒于第四屆“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對于中國文學復興的重要意義,葛浩文又著手編選并組織譯者合作翻譯了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 1980s:The Fourth Congress of Writers and Artists(《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學——第四屆文學藝術工作者大會》)一書,于1982年由紐約M.E.Sharpe Inc.出版。該書把那些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發(fā)言譯介給西方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其中收錄了茅盾、鄧小平、周揚、劉白羽、柯巖、陳登科、蕭軍、劉心武、夏衍、巴金等人的會議發(fā)言,葛浩文本人作為編者在序言中介紹了這本選集的背景和意義,這部選集隨即成為西方學者了解和研究20世紀80年代初轉折時期中國文藝政策和文藝動態(tài)的重要文獻。

上面提到,中國臺灣文學這個時候開始被介紹給大陸的讀者。葛浩文在臺灣生活過多年,對臺灣文壇了如指掌,他早期的翻譯就以臺灣作家的作品為主,此次臺灣文學進入大陸的情況很自然地引起了他的關注。1981年,葛浩文在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上面發(fā)表了題為“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臺灣文學》)的論文。

1981年是葛浩文學術成果非常豐碩的一年。除了上述的兩篇文章之外,葛浩文還對中國現(xiàn)代小說進行了全面的梳理。他的論文“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49”(《現(xiàn)代中國小說:1917—1949》),被收入Winston L.Y.Yang和Nathan K.Mao編選的Modern Chinese Fiction: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essays and bibliographies.(《現(xiàn)代中國小說研究與欣賞導引——隨筆與文獻》。同年,他和George Cheng合作完成了“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現(xiàn)代中國小說文獻目錄選》)被收入劉紹銘、夏志清和李歐梵合作編寫的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19191949(《中國現(xiàn)代中短篇小說:1919—1949》),1981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

上述兩項研究課題的完成,無論是對英語世界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研究,還是對他本人的學術研究及翻譯活動,都很有裨益,不僅填補了學界的空白,而且他本人也由此對中國現(xiàn)代小說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為以后翻譯文本的選擇打下了基礎。

相對于前面兩項宏觀研究而言,葛浩文還做了一些關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具體研究,研究對象為魯迅、蕭紅等人。1981年8月,葛浩文出席了加州阿西洛馬會議中心舉行的關于魯迅的一場研討會,宣讀了題為“Lu Xun and Patterns of Literary Sponsorship”(《魯迅及文學贊助模式》)的論文,該論文后來被收入李歐梵主編的論文集Lu Xun and His Legacy(《魯迅及其遺產》),于1985年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葛浩文撰寫的“Life as Art:Xiao Hong and Autobiography”(《生活即藝術:蕭紅和自傳》)一文,也于1985年被收入Anna Gerstlacher等人編選、出版的論文集Woman and Literature in China(《中國的婦女與文學》)。

同年2月,葛浩文在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中文語言教師協(xié)會學報》)上發(fā)表關于他的老師許芥昱的論文“Kai-yu Hsu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許芥昱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介紹許芥昱在譯介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方面的貢獻。許芥昱是葛浩文攻讀碩士學位時期的老師,加利福尼亞北部的一場暴風雨吹倒了他的房子,過早地奪走了他的生命。葛浩文從讀書的時候開始,就跟許芥昱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為了紀念這位在譯介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方面做出重要貢獻的良師益友,葛浩文發(fā)表這篇文章來總結他在譯介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方面的成就。

20世紀80年代中期,葛浩文還先后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發(fā)表三篇論文介紹中國戲?。骸癈hinese Theater: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中國戲?。簭钠鹪吹浇裉臁?,1984)、Salesman In Beijing(《北京的推銷員》,1985)和“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9”(《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通俗文學和表演藝術:19491979》,1986)。

1988年,葛浩文撰寫的論文“Back Where We Started:Culture in 1987”(《回到我們的起始地:1987年的文化》被收入Kane,Anthony J.編選的China Briefing(《中國情況通報》)。

1989年秋季,葛浩文在Manoa第一卷的第一、二期的合訂本上發(fā)表了題為“The Return of Art”(《藝術的回歸》)的論文。論文開門見山地指出,中國文學作品一直以來留給西方讀者這樣一個印象,那就是它們是說教式的、服務于政治的、缺乏想象力的,一旦走出國門就失去了讀者,但是這種情況正在改變。他說,“近年來,社會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在中國已經被取代,取而代之的,不單單是哪一部作品,而是各種各樣的寫作風格。這些風格或是沿著自己的軌跡發(fā)展而來,或是借鑒了前人的風格,走出了中國的‘文革’,走出了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低谷,自發(fā)地呈現(xiàn)出來。在后毛澤東時代,中國文學在主題上、風格上還有社會政治概念上都經歷了一系列的發(fā)展階段?!保℅oldblatt,1989:83)葛浩文列數(shù)了這個時期涌現(xiàn)出來的各個文學流派: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和尋根文學、現(xiàn)代主義實驗、當代背景的傳統(tǒng)敘事、魔幻現(xiàn)實主義、鬧劇、黑色幽默以及其他諸多流派。他認為,這些流派的出現(xiàn),一方面拓展了當代中國小說創(chuàng)作,另一方面無論是對國內讀者還是國外讀者來說都提高了中國文學的吸引力。(Goldblatt,1989:83)

葛浩文指出,這一期的Manoa上面選譯的中國作品,是從1985年到1988年間刊登在中國文學雜志上選出來的,大多數(shù)作家對讀者——尤其是西方讀者來說——都不一定熟悉。(在這里,葛浩文不失時機地向讀者推薦1989年蘭登書屋出版的短篇小說集Spring Bamboo: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春竹: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編譯者為Jeanne Tai,指出那個集子里面選取的作品都出自較為出名的中國作者。Manoa上面選編的作品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都比較短,更精妙、更折中、更自由。它們探討了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主題,不像以前的作品那么有中國特點或是程式化,但也不乏民族特點,其中有一些作品有力地證明中國文學并非都是直接的或間接地從特定的政治事件或政治潮流中獲得靈感的。(Goldblatt,1989)

接下來,葛浩文對一些作品進行了具體的介紹和評論,最后得出這樣的結論:“通過這些作家的努力,中國當代小說開始在國際文壇上留下自己的印記。在‘偉大的中國小說’問世之前,我們不如先讀一讀這些各具特色的作品?!保℅oldblatt,1989)。

1990年,葛浩文在Mel Gurtov編選的論文集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m:Perestroika and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社會主義的變革:蘇聯(lián)和中國的改革》)中發(fā)表了論文“A Literature of Reform,a Reform of Literature”(《改革文學,文學改革》)。筆者沒有找到這篇論文,但從題目看來,A literature of reform,說明論文介紹了以改革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這是進入新時期之后,隨著中國改革大潮的興起,涌現(xiàn)出來的一個以改革為題材的文學流派。a reform of literature,顧名思義,作者探討了中國文壇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出現(xiàn)了改革或說變革,說明文學作品不再是以往的純粹說教式、為政治服務的、缺乏想象力的社會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

1995年對葛浩文來說是碩果累累的一年。首先,他編選的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今日中國小說》)由紐約的格羅夫出版社(Grove Press)出版。這部選集里面選取了改革開放以后活躍在中國文壇上的20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只有王蒙一個人出生于1949年之前,也只有王蒙在“文革”前發(fā)表過小說,其他的作家都是“文革”后成長起來的作家:莫言、余華、史鐵生、蘇童、李銳、殘雪、格非、畢飛宇、陳村、池莉、陳染、曹乃謙等等。這些作品發(fā)表于1985年和1993年之間。不同于以往的作家,這些作家把自己視為藝術家,除了服務社會之外,他們更專注于內心聲音的傳達。葛浩文非常樂觀地指出,這些作品的涌現(xiàn),只是一個開始,這些作家以及其他更加年輕的作家,必將會通過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國際文壇上確立自己的地位。(Goldblatt,1995:xii)。

同年,葛浩文和劉紹銘合作出版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哥倫比亞中國現(xiàn)代文學選集》),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據(jù)統(tǒng)計,這部選集收集了83位作家的152部作品,其中包括42位作家的短篇小說和30位詩人的71首詩歌,11位作家的30篇散文和一部傳記的節(jié)選。短篇小說占到了全書的70%的比重。88部作品來自20世紀中國大陸的47位作家,58部作品來自中國臺灣的31位作家,6部作品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5位香港作家。其中女作家17人。所選作品根據(jù)時代的不同還可以被分為早期現(xiàn)代作品(1918—1949)、解放后作品(1949—1976)和1976年以后的作品。其中從1949到1976年這個階段的作品幾乎完全是臺灣作品或是從大陸移居到臺灣的作家的作品,因為編者認為這個時期大陸的文學作品主要是政治宣傳的工具,達不到一定的藝術水準,因而基本上沒有選入,唯一的例外是穆旦在1976年發(fā)表的一首詩歌。

在這個選集出版之前,還沒有哪一家出版社出版過一部能夠全面代表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三個地方、涉及所有重要體裁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選集。以前的出版物要么局限于某一種體裁,要么局限于某一個地域或時代,因而都不夠全面。而這部中國現(xiàn)代文學選集出版之后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得到了評論家、教師和讀者的好評。當然批評的聲音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對選集還不夠全面感到遺憾。12年后,也就是2007年,兩位編者又對這部選集進行了修訂,主要是進行了一些增補工作。開始的部分保持不變,但后面兩個時期在各個體裁中都有很大的變動。20世紀中國文學在小說、散文和詩歌的涵蓋范圍更廣,另外還增加了一些21世紀的作品。除此之外,增加的內容包括殖民時期和二戰(zhàn)之后的中國臺灣作品、中國大陸解放以后17年的作品、“文革”時期的作品等。黃春明和莫言是葛浩文翻譯頗多的兩位作家,在第二版中,編者對這兩位作家的作品做了一些更新。

葛浩文對于他所翻譯的作家基本都通過譯者序言進行介紹與推介,另外他還多次在學術期刊上介紹中國作家和作品,比如張賢亮、賈平凹等,并對研究中國文學的專著進行推介。

但葛浩文對有些作家尤其表現(xiàn)出學術方面的興趣,除了前面提到的蕭紅、魯迅,他專門撰文討論的中國作家還包括大陸的莫言和臺灣女作家李昂等。

先從莫言說起。葛浩文對莫言的作品情有獨鐘,翻譯了莫言的十部作品:《紅高粱家族》(Red Sorghum)、《天堂蒜薹之歌》(The Garlic Ballads)、《酒國》(The Republic of Wine)、《豐乳肥臀》(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生死疲勞》(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變》(Change)、《四十一炮》(Pow?。?、《檀香刑》(Sandalwood Death)、《蛙》(Frog)和一個短篇小說集《師傅越來越幽默》(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葛浩文在多個場合推介莫言的作品。關于這一點,第三章中會進行專門介紹,這里暫不贅述。

再說臺灣女作家李昂。葛浩文所翻譯的李昂作品包括:《殺夫》(The Butcher's Wife)、《花季》(Flower Season)、《婚禮》(Wedding Ritual)、《帶曲線的娃娃》(Curvaceos Dolls)、《愛情實驗》(Test of Love)、《一封未寄的情書》(A Love Letter Never Sent)。1990年,葛浩文編選的一部當代中國文學論文集Worlds Apart: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分離的世界:近期中國文學寫作及讀者》)中收錄了他自己的論文“Sex and Society:the Fiction of Li Ang”(《性別與社會:李昂的小說》)。在他看來,李昂是用中文寫作的最成功、最有影響力的徹頭徹尾的性小說家,因而也是最有爭議的作家。論文對李昂及其主要作品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和深入的分析。

三、結語

筆者掌握的材料未必全面,但從這些材料我們就可以看出,葛浩文在向英語世界推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為促進英語世界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作出了無人能及、不可磨滅的貢獻。葛浩文曾發(fā)表多篇以翻譯為主題的研究論文,因為不是本章的討論重點,這里暫不涉及,只關注葛浩文所從事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從上文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學術研究之基礎上從事文學翻譯的,他在文學翻譯方面的成就與他的學術研究是分不開的,沒有一直以來的學術研究和學養(yǎng)積淀,他就不可能做出那么出色的翻譯,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翻譯成就,而其目的不僅僅是完成一種文字到另外一種文字的轉換那么簡單,而是完成將中國文學譯介到英語世界這一更加宏大而重要的文化使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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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ttp://www.amazon.com/Columbia-Anthology-Modern-Chinese-Literature/dp/0231138415
  2. Howard Goldblatt,“World literature in review:China”.World Literature Today,Winter 1990,Vol.64,Issue 1.
  3. Howard Goldblatt,“Review”,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Fall 2006,Vol.13,No.2.
  4. 請參閱下文的“葛浩文翻譯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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