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與詩學譯叢》編者前言

自從20世紀初西方出現(xiàn)“語言學轉向”以來，語言已成為哲學、詩學、美學以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關注的前沿問題，從語言角度研究文學，從語言學、語言哲學角度研究文學理論的“語言學詩學”亦成為20世紀以來西方文學理論中的重要領域。盡管在“語言學轉向”之后又出現(xiàn)了這樣那樣的轉向，但并沒有使“語言學轉向”成為歷史的遺音，相反，這各種各樣的轉向都可以從語言學轉向找到根據(jù)，并使語言學轉向在更為深廣、更為基礎的層面上繼續(xù)發(fā)揮作用。人們對語言問題之所以會有如此持久的熱情和興趣，不僅在于20世紀初西方哲學領域出現(xiàn)的“語言學轉向”這一重要的思想事件，而且亦由語言本身的性質和地位所致。我們知道，語言既是我們生存的空氣又是我們存在的方式，既是最基本的文化現(xiàn)象，又是最基本的文化載體，既是構成文學的最基本元素，又是文學最直接的存在方式，語言無論什么時候都理應是文學、文化研究的基本問題。雅各布森在《語言學與詩學》中曾經說：“一個對語言的詩性功能充耳不聞的語言學家，和一個對語言學問題漠不關心、對語言學方法所知甚少的文學研究者都同樣是不能容忍的不合時宜之人”。雅各布森的這一陳述雖然是在50年前做出的，但時至今日，仍對我們有振聾發(fā)聵的作用。

我們知道，西方文學理論學界，自從20世紀初俄國形式主義把語言學與詩學研究相結合以來，歷經捷克布拉格學派，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和后結構主義，以至今天盛行于英美和歐陸各國的文體學、敘事學研究，把語言與文學，語言學與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結合起來的努力一直處于持續(xù)發(fā)展的狀態(tài)。1980年，“國際詩學與語言學協(xié)會”（簡稱PALA）在英國成立，其宗旨就是要推動語言學與詩學的交叉研究。這個學會在世界范圍內開展學術活動，每年舉辦一次年會，并擁有一份國際性的專業(yè)刊物《語言與文學》（Language and Literature）。除《語言與文學》這一會刊外，1972年，由伊頓·特雷弗（Trevor Eaton）創(chuàng)辦的《文學語義學》（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也旨在推進語言學與文學之間的交叉研究和探索。而近些年來在西方歐美學界興起的語言與文學、文化之間“界面”研究（Interface Studies），也是運行在這一理路上的。

與國際上語言學與詩學研究的繁榮局面相比，國內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和譯介則顯得冷清得多。雖然我們的古人早就說過：“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毛詩序》），“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劉勰《文心雕龍》），“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孫復《答張洞書》），都認為“語言”是詩文得以“成”“立”的根據(jù)，都認識到語言與文學、文化甚至文明的關系；雖然中國學界也有不少學者從事文學語言學或語言學詩學方面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有分量的重要成果，但相對于中國這個龐大的學術隊伍來說，相比于國際學術界的相關研究和語言問題本身的重要性來說，我們在這一領域投入的力量還顯然不足。20世紀80年代出版了一些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方面的文論選，并且陸續(xù)有一些結構主義和敘事學方面的譯作問世，對推動當時的中國文學理論界對語言學詩學的關注，以及文學觀念和文學研究方法的革新無疑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對于這個在西方文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并且今天仍在持續(xù)發(fā)揮重要作用的文學研究領域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的。正是鑒于國內學術界在語言學與詩學研究和譯介方面的這一狀況，我們主持編選“語言學與詩學譯叢”，以使這一未竟的事業(yè)得以持續(xù)、深化和發(fā)展。

本譯叢從翻譯20世紀以來的語言學與詩學研究方面的經典理論家的經典作品開始，再逐步向涵蓋更廣的、當今時代的語言學與詩學研究領域的優(yōu)秀作品延伸。所遴選的篇目涵蓋俄國形式主義、捷克布拉格學派、法國結構主義、言語行為理論以及文學闡釋學這幾個與語言學與詩學研究關系最為密切的領域中的經典或優(yōu)秀之作。通過這套譯叢，希望能對國內學界“尚未完成”的語言學轉向，尚未充分展開的語言學與詩學研究有所推進或助益，并能對更深入地理解當今的一些文學、文化研究現(xiàn)象提供可能的語言學路徑。

我們知道，在語言學轉向之后在西方學界又出現(xiàn)了“文化轉向”、“空間轉向”等等多種轉向，但這些轉向并非意味著“語言學轉向”以及與之相關的語言學與詩學研究已經失去當下意義。文化轉向、空間轉向都是與語言觀念的詩化、審美化轉向相聯(lián)系的，它實際上也可看作語言學轉向的深化、擴展和延續(xù)。西方傳統(tǒng)的哲學語言觀強調語言的邏輯和語法本質，如果從邏輯的角度看語言，文學與非文學，文學語言與非文學語言就勢必成為不同的東西。但隨著語言觀的詩化、審美化的轉向，人們逐漸拋卻了往日的對于語法和邏輯的虛妄信念，不再從邏輯和語法，而是從詩、文學、藝術或修辭解釋語言的本質。如果一切語言都具有修辭本性，都是詩，是文學，文學將不再是一種特殊的文體，它將與所有用語言寫成的文化文本交織匯融在一起。文學既然失去了明確的邊界，文學研究自然也疆界難守，并從而拓展成了一種寬泛的文化研究。這便是“文化轉向”得以發(fā)生的內在語言邏輯。同時，在西方哲學文化傳統(tǒng)中，對于語言的邏輯和語法本質的強調又是與一種線性時間觀相聯(lián)系的，反對語言的邏輯和語法本質，勢必又導致對于線性時間觀的批判和質疑，從時間化向空間化的轉向也就順理成章了。從這一意義上說，文化研究、空間研究等都不是對語言研究的擯棄，而是一種“內化”或“轉化”而已。這也使得，當人們從語言學角度切入這些研究領域時，便會更有效地切中問題的內在機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這套“語言學與詩學譯叢”中的“語言學”不是在嚴格的學科意義上使用的，它既包括“語言學”，也包括“語言哲學”?！罢Z言學與詩學”研究也因此是“語言學、語言哲學與文學理論”的交叉研究領域，而這一領域顯然不是一個封閉的王國，也不是形式主義研究的代名詞，相反，它是一種開放的、具有極強輻射力和增生力的研究領域，語言與哪些現(xiàn)象有關系，“語言學與詩學”研究就與哪些現(xiàn)象有關系。如語言與心理、語言與存在、語言與符號、語言與修辭、語言與文化的關系，也決定了語言學與詩學研究關涉這些領域。同時，對于語言學與詩學研究來說，西方學者一方面從語言角度研究文學或對文學語言進行專門研究，從而生成一種“原生性”的“語言學詩學”理論，如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等；另一方面也對這些“原生性”的語言學詩學進行“繼發(fā)性”研究，從而形成一種“繼發(fā)性”的“語言學詩學”，如喬納森·卡勒的《結構主義詩學》等。無論是“原生性”還是“繼發(fā)性”的語言學與詩學研究，都可能由于他們所依據(jù)的語言學、語言哲學基礎或選取的研究對象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研究譜系，如語言形式詩學、語言文化詩學、語言存在論詩學、言語行為詩學研究等等。由此我們可以我們清楚地看出語言學與詩學研究的增生性、開放性。這種開放性也決定了我們這一“語言學與詩學譯叢”不是完成式的，而是開放性的。

最后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譯叢的籌劃離不開南京大學周憲教授的關心、鼓勵和支持。從譯叢的最初提議，到篇目的最后選定，再到出版社的聯(lián)系，周老師都給予了大量的無私幫助，譯叢出版之際，特別向周老師致以最誠摯的謝意！譯叢的編選還得到編者在英國伯明翰大學訪學時的合作導師邁克·圖蘭（Michael Toolan）教授的幫助和指導，在這里也向圖蘭教授表示衷心感謝！與編者一起訪學的學友，中央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趙明珠博士，也為譯叢做了許多細致的工作，也一并表示感謝！同時衷心感謝商務印書館的大力支持！也感謝各位譯者積極參與譯叢的翻譯工作，沒有他們辛苦的勞動，該譯叢的面世也是不可想象的。

趙奎英
2015年4月17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