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戒詩與破戒 |
歷來反對作詩的人各有各的原因。唐代詩人李賀的母親不準兒子作詩,是因為李賀每天背著錦囊、騎著弱馬出門覓詩,以致嘔心瀝血,如癡如狂,唯恐作詩而耗費他年輕的生命,后來李賀以二十七歲的青春年華而離世。宋代的道學家以為道是天下一切事物的根本,而作詩害道。程頤說:“既學詩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害。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种^:‘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搜陨醍??!保ā逗幽铣淌线z書》卷十八)因而他們也勸人戒詩。至如清初的古文家方苞,據(jù)說年輕時也愛作詩,當時的大詩人查慎行見到他的詩后說:“君詩不能佳,徒奪為文力,不如專為文?!庇谑欠桨K身戒詩不做,遂成就了他一代文章家的聲名??梢娮髟娪泻ι?、害道、害文等等弊病,所以歷來提倡戒詩的代不乏人,然而如龔自珍這樣戒而復(fù)作、作而復(fù)戒的實在罕見。
定盦的天賦稟性不乏詩人氣質(zhì),但他為什么要屢屢戒詩呢?這還得從他的思想與生活中去尋找答案。定盦一生的戒詩主要有兩次,第一次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秋,他二十九歲時。這一年他第二次參加會試落第,以舉人選為內(nèi)閣中書,然未就職而南歸,詩人的思想處于消沉的低谷,同時他又對佛教萌發(fā)了興趣,如在前一年寫的詩中就有“梵史竣編增楮壽,花神宣敕赦詞精”(《夢得“東海潮來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詩》)的句子,而這一年寫的《驛鼓三首》中也說:“書來懇款見君賢,我欲收狂漸向禪?!笨芍H有學佛逃禪的打算。逃禪的目的是“收狂”,即力求泯滅腦海中的幽情麗想,使得自己易于奔騰激動的心平靜下來,排除紛沓的思緒,向禪悅中去求心靈的解悟和超脫。正是在這種思想的驅(qū)遣下他有了第一次的戒詩,其《戒詩五章》之一說:
百臟發(fā)酸淚,夜涌如源泉。
此淚何所從?萬一詩祟焉!
今誓空爾心,心滅淚亦滅。
有未滅者存,何用更留跡?
詩情在夜深人靜之際突然涌上心頭,如風雨驟至,如源泉噴射。定盦的《觀心》中說“幽緒不可食,新詩如亂云”,《又懺心一首》中也說“經(jīng)濟文章磨白晝,幽光狂慧復(fù)中宵”,都指自己的詩思如潮,每每于夜間向自己襲來,破壞了心理的平衡,令他肝腸欲裂,淚流不止,因而定盦發(fā)誓要以杜絕寫詩來空寂自己的心源。
詩為心聲,詩人深明作詩需要激情,需要靈感,因而免不了心潮的起伏與激情之奔動,要使心如枯井、泯滅一切雜念,自然宜戒絕作詩。詩人以為一旦心中寂滅,淚水也就停止了;即使還有未驅(qū)逐盡的雜念,又何必以詩去記下它的痕跡呢?
這種思想自然與定盦的學佛有關(guān),他皈依佛教中的天臺宗,天臺宗大師智在《法界次第觀門》中說:“心心寂滅,自然流入大涅槃海。”這就是定盦欲以戒詩走向空寂心靈而達到自我超脫的理論根據(jù)。他學佛得自江沅(鐵君)。道光三年(1823年),他在北京寫給江沅的信中說自己的佛學“自見足下而堅進”,而他在戒詩之前有《鐵君惠書,有玉想瓊思之語,衍成一詩答之》,其中說:“不須文字傳言語,玉想瓊思過一生?!憋@然深受佛家禪宗不立文字、不落言筌的影響,這種影響啟自與江沅的交往,因而定盦非但以詩為無用之物,而且以為是造成自己心煩意亂的根源。
然而定盦的這次戒詩并不成功,第二年夏天他便破戒重又作詩,而且一發(fā)不可收,到了道光七年(1827年),他選錄了自己七年以來所作的一百二十八首詩,編為《破戒草》,又選錄了五十七首,編為《破戒草之余》。然而,他于同年又再次提出戒詩,其《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中之一曰:
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
第一欲言者,古來難明言。
姑將譎言之,未言聲又吞。
不求鬼神諒,矧向生人道?
東云露一鱗,西云露一爪。
與其見鱗爪,何如鱗爪無?
況凡所云云,又鱗爪之余。
懺悔首文字,潛心戰(zhàn)空虛。
今年真戒詩,才盡何傷乎!
定盦強調(diào)了文字的無意義,其原因首先在于難以暢所欲言。言不由衷,寧可毋言。此時他的心情更趨惡劣,“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中年何寡歡,心緒不縹緲”,時事的暗淡令他心中也郁郁寡歡,他深感清政府推行文字獄的殘忍與血腥,故欲緘口不言,“守默守雌”,所以說:“第一欲言者,古來難明言。”他想以隱晦曲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然未能開口已悲從中來,語不成聲了。其次,他以為文字只能一鱗半爪地記錄思想,所謂“言不盡意”“辭不達意”就是這個意思,因而與其支離破碎,不成片段,寧可空白一片,三緘其口了。定盦認識到要徹底地自我改悔,首先就宜戒詩,專心一意地走入空虛中去,他表示真的不再作詩了,即使被人視為江郎才盡,也無所顧忌。這種思想也由于他深受佛學影響,他的《破戒草》的最后一首是《掃徹公塔詩》,這是他去北京西直門外紅螺寺祭掃近代凈土宗大師徹悟禪塔而作的,可見他欲以對佛學思想的皈依來結(jié)束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其中說:“吁嗟小子,聞道不遲。造作辨聰,百車文詞。電光暫來,一貧無遺。不可捉搦,倏既逝而。”佛家所謂的徹悟如電光般迅疾而通明,自己雖有百車文辭,然與此相比則如一貧無遺,于是他深感文辭之渺乎其微,這便是他又一次戒詩的原因。
定盦在第二次戒詩后的十余年中確實盡量克制自己的詩情,作詩很少。然而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辭官出都時卻大開詩戒,一連寫了三百一十五首七絕,這就是著名的《己亥雜詩》,其第一首中云:“著書何似觀心賢,不奈卮言夜涌泉。”說明他雖然知著書不如學佛觀心,然自己卻按捺不住內(nèi)心的激情,靜夜捫心,萬般思緒如暗泉噴涌,這正是他再一次破戒為詩的原因。定盦沒有忘情于時事,只是由于對佛學的傾心使他緘默,現(xiàn)實的黑暗使他無言,然而當他一旦離京南返,便無所顧忌了,他說“百年書成南渡歲,先生續(xù)集再編年”,表明了南歸后不愿停筆的決心。
定盦一再的戒詩與破戒,說明他在學佛與塵緣間徘徊,他想逃入寂滅虛靜的禪理中去,以靜默來表示對時事的抗爭,以沉寂躲避黑暗勢力的迫害。然而,他終于未能擺脫塵緣,對于現(xiàn)實的齷齪與弊病不能保持沉默,他心中激蕩的詩情也時時沖動,所以鑄成了他終身的困擾和不安,從他的戒詩與破戒中,正可了解定盦一生思想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