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文獻回顧

1.3.1 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傳播與接受研究

建國后，國家一直非常重視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對外譯介，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國家加大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贊助力度，文學“走出去”成為塑造中國國家形象，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近年來，學界對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問題給予空前關注，據(jù)目前掌握的資料，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議題：

1.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接受研究

從收集到的資料看，關于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譯介與接受的研究數(shù)量眾多，如馬祖毅、任榮珍（2003）的《漢籍外譯史》有很大篇幅涉及文學作品的譯介，并辟出專章介紹建國后的文學外譯活動，史料翔實，但主要側重譯介，基本不涉及作品的接受；黃鳴奮（1997）的《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對中國古典文學在域外的傳播進行梳理；王家平（2009）的《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1909-2008》探討魯迅在域外的傳播和研究的歷史，總體看，黃著和王著并未深入細致地探討具體的譯介與接受情況。此外，還有數(shù)量眾多的期刊論文和學位論文探討作家作品的譯介與接受，總體看，上述研究大多側重梳理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及接受概貌，且多數(shù)集中于探討漢學家的譯介活動，國家贊助下的文學外譯活動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外文出版社文學外譯活動的相關研究。漢學家杜博妮（McDougall，2011）的《當代中國翻譯地帶：威權命令和禮物交換》是結合親身經(jīng)歷以及歷史語境，并加入自己的闡釋升華而成的一部專門研究中國文學外譯的理論著作。該作一半左右的篇幅聚焦于建國后外文出版社的歷史變遷和發(fā)展歷程，追溯其60多年的歷史、使命、組織機構和運作方式。更難得的是杜博妮還部分涉及外文社書刊在英語世界的發(fā)行、接受情況，多數(shù)資料基于她本人的親身經(jīng)歷，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倪秀華（2012）采用量化統(tǒng)計方法再現(xiàn)建國“十七年”外文社中國文學英譯的整體狀況和變化過程，但并未涉及譯本在英語世界的接受情況。李清柳和劉國芝（2016）通過美國圖書館聯(lián)機系統(tǒng)對外文社的英譯中國現(xiàn)當代小說在美國圖書館收藏情況進行統(tǒng)計排名，考察外文社譯作在美國的傳播情況。

（2）《中國文學》的相關研究。鄭曄（2012）借助譯介學和翻譯研究文化學派理論，考察《中國文學》五十年來的生產過程及其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接受情況。她指出原語系統(tǒng)發(fā)起的對外譯介行為更多受到原語國家在翻譯政策上的制約，譯介內容和形式都偏向原語規(guī)范標準，這種生硬譯本很難被譯語讀者接受。五十年來國家不斷對外譯介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化場域中積累了一定的資本，但收效遠低于國家對刊物的投入，導致《中國文學》在市場經(jīng)濟的沖擊下被迫?？Ｈ欢?，葛文峰（2014）對此持相反觀點，他認為《中國文學》與中國香港出版的《譯叢》（Renditions）是中國文學對外出版史上的成功個案。他從出版定位、譯介內容、譯介主體和出版發(fā)行等方面，探討兩份雜志的運營模式，希望能夠對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翻譯出版模式有所啟示。

（3）“熊貓叢書”的相關研究。耿強（2010）以“熊貓叢書”為例探討國家層面對外主動譯介中國文學的難題。該研究把“熊貓叢書”置于本土文化語境，考察叢書生產與各種話語實踐之間的復雜關系，認為叢書除了政治宣傳的本意之外，還在有限的空間內表達精英知識分子對文學性的訴求。在追蹤“熊貓叢書”譯本在英美兩國文學場域中的傳播情況后，作者發(fā)現(xiàn)大部分譯本的傳播效果可謂是默默無聞。作者認為將中國文學推向世界，不是簡單的文字或文學翻譯，譯介過程中還要考慮譯本選材、翻譯方法、營銷策略等，更要時刻注意目的語文化系統(tǒng)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語境，唯此才能有效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漢學家金介甫（2006）考察1949至1999年五十年間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英譯本的出版和研究情況，文中部分涉及“熊貓叢書”在英語世界的接受現(xiàn)狀的介紹，但并未深入展開探討。

2.譯介主體和譯介模式的討論

究竟哪種譯介模式更能推動中國文學有效“走出去”？是中國譯者的譯出還是漢學家的譯入模式？這一問題近年來引發(fā)激烈論爭。早在1960年代漢學家葛瑞漢（Graham，1965:37）指出，中國譯者不能完成中譯外的任務，因為翻譯都是從外語譯成母語而非相反。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持此觀點，指出譯者始終應該把外語譯成母語，絕對不應該將母語譯成外語，因此，他認為中國政府贊助的中文典籍英譯工程不可能奏效，沒有人會閱讀這些英文譯本^[1]。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Goran Malmqvist）也認為無論一個中國人的英文多么好，都不應該把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要把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需要一個文學修養(yǎng)很高的英國人。（馬悅然，2006）國內持類似意見的學者不在少數(shù)，如胡德香（2006）認為中國譯者的譯出在理論上可行，但事實上未必成功，她認為目前中國文學應以漢學家譯入為主。與此鮮明對立的是，潘文國（2004）批判漢籍英譯只能假手英語譯者的主張，呼吁中國譯者加強英語語言和文化的修養(yǎng)，理直氣壯地從事漢籍外譯工作。在譯入和譯出問題上，爭議雙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2]

部分學者并未參與論爭，而是通過史料梳理、個案研究或語料庫等實證手段，考察譯入和譯出的差異。如王穎沖和王克非（2014:33）認為近百年中文小說的英譯有譯出和譯入兩種模式，譯介中心也經(jīng)歷了上海、北京、香港到美國的數(shù)次轉移，譯介主題和傳播方式都各有特點，他們認為20世紀最后的十年，海外主動譯入的力度明顯加強。王瑞和黃立波（2015）以賈平凹的十五部小說英譯本為語料，探究譯入與譯出作品在文體風格方面的特點，發(fā)現(xiàn)譯入文本調整了語序和添加了明示內容，努力拉近讀者與譯作的距離，而譯出文本則亦步亦趨，忠實傳達原文的內容與形式。李越和王克非（2012）通過分析老舍英譯作品發(fā)現(xiàn)，雖然譯入和譯出各有長短，但在選材、翻譯策略、出版發(fā)行和接受效果方面存在很大差異，譯入作品接受效果明顯優(yōu)于譯出作品。

近年來隨著莫言的獲獎，國內譯界再次掀起關于翻譯和譯者重要性的討論。一個熱點問題仍然是“誰”是中國文學外譯的最佳人選？在譯介主體方面，眾多學者進行了反思和探討。謝天振（2013）認為，漢學家譯介的效果優(yōu)于我國國家贊助模式。胡安江（2010:11）認為中國文學“走出去”最理想譯者是海外的漢學家，他們具有如下優(yōu)勢：熟悉中國文學的歷史與現(xiàn)狀；了解海外讀者的閱讀需求與閱讀習慣；能熟練使用母語進行文學翻譯；善于溝通國際出版機構與新聞媒體及學術研究界。之后，胡安江（2012:57）再次提出由西方漢學家和中國本土譯者合作的中西合譯模式，認為這一模式“不失為當前多元文化語境下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最佳譯者模式”。張倩（2015）認為胡安江夸大了海外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翻譯的貢獻，忽略了中國本土譯者和海外華人譯者的努力和貢獻。她指出飛散譯者具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具備中國背景同時十分熟悉外國文化，達到漢學家模式和本土譯者模式的理想化綜合。呂敏宏（2011）根據(jù)譯者身份將中譯外分為本土、海外華人、漢學家三種譯介模式。她認為近年來海外華人譯介模式日漸衰微，本土譯介模式很難得到認可，而漢學家與海外華人或中國學者的合作模式具有多方面優(yōu)勢，為譯本進入國外流通渠道提供保證?？傮w看來，學界比較認可的譯介模式為漢學家譯入或漢學家與中國學者合作模式。

3.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傳播與接受現(xiàn)狀的反思及對策研究

英國漢學家詹納爾（Jenner，1990）認為英譯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品在英語世界并未產生顯著影響，問題的關鍵在于過度直譯、對話翻譯困難等。此外，由于外文社在出版發(fā)行以及銷售方面表現(xiàn)不力，即使好的譯作在英語世界也未產生顯著影響。詹納爾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認識到文學翻譯的不易；其次，編輯要發(fā)揮積極作用，潤色譯文使其消除翻譯腔，杜絕字對字的直譯；最后，翻譯要傳達原作的氛圍和風格。加拿大漢學家杜邁可（Duke，1990）指出影響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接受的原因主要有：選材主要依據(jù)政治標準，而非藝術標準；合格譯者太少，翻譯質量不高；出版困難。另外，他特別探討了《中國文學》和“熊貓叢書”譯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作為溝通中西文化的中介，漢學家了解西方文化和讀者的情況，能夠更敏銳地發(fā)現(xiàn)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傳播和接受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癥結，他們的研究對于我們反思中國文學譯介和傳播過程中的問題不無啟示。但我們并非全盤照搬漢學家的思想，如詹納爾和杜邁克都質疑現(xiàn)當代中國文學的價值，認為這是導致英譯數(shù)量較少以及影響較小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確受到西方文學和當時政治因素的影響，但就此否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價值顯然有些過于極端。

除了以上漢學家，中國學者也開始對中國文學外譯的現(xiàn)狀進行反思?？谆垅℉ung，1991）探討了作者、文學代理、出版社、編輯和譯者在中國文學外譯中扮演的角色，并分析當代中國小說外譯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她認為只有以上提到的譯介主體肩負起各自的責任，才能保證中國文學譯本的質量并被讀者接受。張隆溪（2014）指出中國文學和文化在海外的接受，一方面譯本質量很重要，絕不是懂兩種語言就可以自然而然勝任翻譯工作，還要對原文的思想文化背景有深入了解并具備文體、風格意識，熟悉學術語言規(guī)范等；另一方面是出版信譽與合作的問題，要與國外有良好信譽的出版社合作，共同出版中國文學譯作。

還有部分學者探討譯作傳播與接受中的問題，如王寧（2010a）分析了中國文學譯成外文卻無法進入流通渠道的原因，即：優(yōu)秀譯本的缺乏；西方學術界及大眾媒體由來已久和根深蒂固的偏見，以及全球范圍內圖書出版發(fā)行市場的蕭條和萎縮。韓子滿（2015）認為中國文學“走出去”存在一種狹隘的唯文學思維，不利于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與接受，還要具備政治思維和市場思維，只有三種思維并舉，才能提高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效率。謝天振（2014）批評了長期以來國內譯界存在的嚴重誤區(qū)，把文學“走出去”視作簡單的翻譯問題，以為只要翻譯成外文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出去”，忽略譯入與譯出的差別，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中存在著“時間差”和“語言差”問題。他認為只有正視這些問題，理解譯介規(guī)律，中國文學和文化才能切實有效地“走出去”。

反思中國文學外譯現(xiàn)狀的研究占據(jù)多數(shù)，但提出應對策略的也不乏其人。如：王寧（2014a）把中國文學外譯放在全球化和世界文學的語境下，對中國文學的譯介策略展開全方位探討，他主張超越逐字逐句的翻譯，倡導“跨文化闡釋式”的翻譯，認為唯有此才能跨越中國文學和文化走出去所碰到的“冷遇”和瓶頸。在譯介主體上，他指出應該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通過與國外漢學家合作，才能有效將中國文學推介出去。此外，王寧（2010b）認為把中國文學有效翻譯到英語世界的過程中，應當更為注重譯入語的文化接受因素，這對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至關重要。在一次訪談中，張隆溪以孔子學院為例，指出西方對中國政府不信任，認為孔子學院是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tài)輸出行為，甚至被認為是文化侵略。因此，他建議轉變思路，中國文學和文化外譯可以由政府贊助與國外出版發(fā)行機構合作出版，這種做法會產生更好的傳播效果。（楊昊成，張隆溪，2015）為擴大中國古典文學在域外的閱讀群體，王建開（2014）倡導采用通俗形態(tài)，如漫畫等繪畫形式展現(xiàn)中國古典及古代作品，配以簡練的中英雙語文字和圖畫，或者提供音頻和視頻，以此贏得海外大眾及兒童讀者。

1.3.2 楊憲益及其譯作研究

楊憲益是我國杰出翻譯家，在其漫長的翻譯生涯中奉獻了卷帙浩繁的譯作（主要為漢譯英作品），其中不少在國內外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為中國文學和文化走向世界做出難以磨滅的貢獻。改革開放以來，楊憲益及其譯作越來越受到國內學術界重視，數(shù)十年間累積大量研究成果。對“楊憲益及其譯作”的研究成果進行宏觀、全局性回顧，無疑有助于我們了解目前的研究現(xiàn)狀，研判未來研究趨勢。本研究將通過文獻計量學方法，對“楊憲益及其譯作”研究成果進行定量化分析，呈現(xiàn)研究熱點及趨勢。

以“楊憲益”為主題詞，從CNKI全文數(shù)據(jù)庫中檢索出截至2015年底的所有期刊論文共2265篇，然后將論文引文信息導出，包含篇名、作者、作者單位、關鍵詞、發(fā)表時間、摘要等信息。最后，剔除重復和不相關文獻，共得到有效引文數(shù)據(jù)2065條。

1.發(fā)文量走勢

通過圖1-1發(fā)現(xiàn)，國內學術界對楊憲益及其譯作的關注始于1980年代初，從90年代后期開始，對其關注出現(xiàn)爆發(fā)式增長，在楊憲益去世兩年后，即2011年（考慮到文獻的滯后因素）文獻量達到峰值，隨后呈下降趨勢。

圖1-1 文獻量走勢（1982-2015）

2.高頻關鍵詞

研究表明，2065篇文獻共包含3369個不同關鍵詞，平均每篇不足兩個不同關鍵詞，這說明對楊憲益及其譯作的研究主題高度集中，關鍵詞重疊較多。其中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關鍵詞是“翻譯”，另外，從表1-1發(fā)現(xiàn)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60個關鍵詞幾乎全部與翻譯相關。我們將高頻關鍵詞大致分為以下幾類，這些類別無疑也正是楊憲益及其譯作研究的熱點所在：

表1-1 高頻關鍵詞

（1）《紅樓夢》翻譯研究，此類關鍵詞包括：《紅樓夢》、霍克斯、《紅樓夢》英譯本、《葬花吟》等；

（2）文化和翻譯研究，此類關鍵詞包括：文化、文化差異、文化翻譯、文化因素、文化信息、文化內涵、文化意象、文化負載詞、跨文化交際等；

（3）翻譯理論研究，包括異化、歸化、目的論、語義翻譯、交際翻譯、翻譯目的、功能對等、可譯性、互文性、關聯(lián)理論、譯者主體性、翻譯美學等；

（4）具體翻譯方法研究，包括委婉語、習語、直譯、意譯、詩歌翻譯、典故、隱喻、銜接、回目等。概而言之，“楊憲益及其譯作研究”主要牽涉翻譯理論研究和具體翻譯技巧研究兩個方面，在楊憲益所有譯作中，《紅樓夢》最受關注、研究數(shù)量最多。

3.共詞網(wǎng)絡

我們通過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構建共詞網(wǎng)絡并進行可視化呈現(xiàn)，圖1-2中節(jié)點的大小表示關鍵詞出現(xiàn)的頻率，節(jié)點之間連線的粗細代表共現(xiàn)的頻率。共詞網(wǎng)絡圖更直觀地呈現(xiàn)了“楊憲益及其譯作”研究熱點所在。圖1-2顯示，在對楊憲益及其譯作的研究中，“《紅樓夢》翻譯”研究處于絕對核心位置，圍繞著“《紅樓夢》翻譯”這一主題，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關鍵詞有“翻譯策略、歸化和異化、文化差異、文化意象、文化翻譯、目的論、霍克斯、譯者主體性”等。此外，“直譯、意譯、戴乃迭”等主題也備受關注。

4.研究前沿

我們可以根據(jù)近年不同關鍵詞頻率的突變判斷研究的前沿所在，那些近期涌現(xiàn)并在隨后保持一定出現(xiàn)頻率的關鍵詞顯然代表著該領域的熱點話題。如圖1-3所示，近十五年關鍵詞面積圖直觀呈現(xiàn)了關鍵詞頻率的突變。圖中每一條色帶即代表一個關鍵詞，縱向的寬度即關鍵詞頻率，寬度越大，頻率越高。2000年初，研究主題較少，且各種研究主題的文獻總量也較低，其中“翻譯”占據(jù)關鍵詞頻率首位。2002年形成一個小高峰，但并不突出，真正的變化發(fā)生在2003年以后。此時，大量研究主題迅速涌現(xiàn)（色帶變多），并保持擴張態(tài)勢（色帶變寬）。

圖1-2 共詞網(wǎng)絡

圖1-3 關鍵詞頻率變化圖

通過圖1-3得到的更準確判斷是：“高頻關鍵詞”和“共詞網(wǎng)絡”中出現(xiàn)的熱點主題恰恰就是目前位于前沿的研究，如“《紅樓夢》翻譯、歸化和異化、翻譯策略、文化和翻譯、譯者主體性”等。圖1-3顯示，2011年以后“楊憲益及其譯作”研究整體呈現(xiàn)收縮態(tài)勢，這與“文獻量”的走勢保持一致。

綜上，我們基本確定當前“楊憲益及其譯作研究”的熱點和前沿所在：基本上集中在微觀的語言轉換策略的探索，也有少數(shù)從宏觀的文化語境視角展開研究，對楊譯本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情況鮮有涉及^[3]。毫無疑問，語言文字的轉換是翻譯研究的本體，至關重要，但也需要認識到并非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就可以確保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接受，翻譯研究涉及一個完整的從生產、傳播到接受的過程，忽視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有失偏頗。譯作的傳播和接受以及在譯入語文化產生的影響是判斷譯作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衡量尺度，而且很多時候與譯作的忠實度并無直接關系^[4]。從上述文獻分析發(fā)行，目前學界對于楊譯作品在英語世界傳播與接受研究關注度明顯需要進一步拓展。

1.3.3 文獻評述和展望

綜上所述，盡管當前學界對中國文學譯介、傳播與接受的問題空前關注，但仍有以下幾點需要補足：

首先，國家贊助文學外譯活動的研究偏少。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致力于中國文學的外譯工作，至于這些譯作在英語世界的具體傳播和接受情況，相關研究并不多見，僅有少數(shù)學者梳理了《中國文學》和“熊貓叢書”的譯介與傳播概況，并未涉及到具體譯作，外文社推出的重點譯介工程楊譯魯迅小說和《紅樓夢》的譯介、傳播與接受情況也鮮有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

其次，個案研究匱乏。雖然有眾多學者對中國文學外譯存在的各種問題進行反思，涉及語言和文化問題、出版問題、傳播與接受問題等，并提出諸多頗具建設性的意見，但多數(shù)文章從宏觀角度關注中國文學外譯的現(xiàn)狀和問題，較少采用有說服力的個案展開系統(tǒng)深入研究，缺乏第一手數(shù)據(jù)的支持，在研究方法上多屬于定性研究，鮮有定量研究。

最后，整體過程研究缺位。多數(shù)研究側重譯介活動中的某個方面，比如，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或中國文學作品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或接受，很少把文學譯介活動當做一個跨文化傳播的連續(xù)體來研究。任何一部作品要想通過翻譯進入世界文學，必須經(jīng)過譯介、傳播和接受三個環(huán)節(jié)?？疾煲徊孔髌纷g介是否成功也需要從這三個環(huán)節(jié)展開，缺一不可，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問題都有可能導致傳播的失敗，因此，不僅要考察三個環(huán)節(jié)的具體運作過程，還要考察三者之間如何互動，如何互相影響。

鑒于此，本研究將關注國家贊助的中國文學主動譯出模式，選取楊憲益的譯作作為個案，重點探討楊譯魯迅小說和《紅樓夢》的譯介、傳播和接受軌跡，并以漢學家的譯介實踐為參照，通過史料梳理和例證分析，揭示宏觀社會語境在楊譯本生產過程產生的影響，楊譯本的傳播渠道，同時，通過具體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和調查研究展示楊譯本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接受情況，并探討目的語語境對楊譯本產生的作用或反作用。通過對楊譯個案的系統(tǒng)梳理，試圖發(fā)現(xiàn)國家贊助的中國文學外譯模式的優(yōu)勢及存在的問題，為中國文學外譯提供切實可行的借鑒。從歷史中汲取經(jīng)驗和教訓，以史為鑒才能明得失，防止重蹈覆轍，找到今后努力的方向。

[1]參見陳橙（2012:202）對宇文所安的訪談。

[2]關于翻譯方向問題，傳統(tǒng)觀念認為“譯入”是正常的翻譯模式，如Dryden（2006:173）、Benjamin（2000:20）和Newmark（2001:180）等，但Pokorn（2005:34-37）認為“譯出”的歷史悠久，從古代西方“七十二子”圣經(jīng)，到中國佛經(jīng)翻譯都是“譯出”實踐，甚至在20世紀“譯出”仍在“小語種社區(qū)”甚至位于邊緣的大語種社區(qū)（如中國）非常普遍。

[3]江帆（2014）通過對比楊譯和霍譯《紅樓夢》發(fā)現(xiàn)，在傳播效果上形成較大反差在于外文社基于“外宣模式”的編審行為以及過分強調意識形態(tài)輸出。

[4]劉亞猛、朱純深（2015）也認為在國際文壇贏得一席之地的譯作，并不止于所謂準確流暢、規(guī)范地道、傳情達意的“好”翻譯，而是能在接受文學體系中“流通”和“閱讀”的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