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緒論

1.1 研究緣起

2009年11月23日早晨6時45分，那個“翻譯整個中國”^[1]的老人走了，老人的離去在海內(nèi)外引起巨大反響，各媒體重鎮(zhèn)紛紛在顯著位置發(fā)布訃告，以示悼念和尊敬。國內(nèi)媒體稱他為“譯壇泰斗”“中國著名翻譯家”“翻譯整個中國的人”“《紅樓夢》英譯者”等^[2]，《紐約時報》稱他為“把中國古典和當代文學譯成英文的知名翻譯家”^[3]。老人的離去在英國引發(fā)的反響尤為激烈，《衛(wèi)報》《泰晤士報》等主流媒體均不吝溢美之詞^[4]。這位老人就是楊憲益。他的逝去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jié)”“一道文化橋梁斷了”（韓浩月，2009），隨著他的逝去，我們開始追問：誰來繼承楊憲益生前未竟的翻譯事業(yè)？楊憲益身后，誰能擔負起向英語世界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重任并贏得廣泛認可？伴隨著這些疑問的是一個經(jīng)久盤桓于譯界同仁腦中的烏云：中國文學究竟應(yīng)以何種姿態(tài)走向英語世界？倘若有詳細明確的判斷標準和依據(jù)，以往的種種努力是否是簡潔有效的路徑？同時再次勾起人們對于文學外譯的反思，如何才能讓中國文學真正有效走向世界？

根據(jù)馬祖毅（2003:2）考證，漢籍外譯起始于六世紀的北魏時期，之后自印度歸來后致力于譯經(jīng)的唐代僧人玄奘曾將《道德經(jīng)》譯成梵文，以便推動中印文化交流。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相繼來華，他們一方面與中國士大夫合作翻譯西方科技著作；另一方面將儒家經(jīng)典翻譯成拉丁文、英文、法文等西方文字。直至鴉片戰(zhàn)爭以后，救亡圖存之際，中國學者才主動把傳統(tǒng)經(jīng)典，尤其是文學名著譯成外語，代表性人物有，早期的陳季同、辜鴻銘等，后期的林語堂、蕭乾等。之后，隨著海外移民數(shù)量增多，海外華人開始在西方的大學擔任教職，也致力于譯介中國文學作品，比較典型的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王際真，他曾節(jié)譯《紅樓夢》并翻譯多篇魯迅小說。這些先驅(qū)為中國文學和文化在域外的傳播做出不可磨滅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但就總體的傳播手段、范圍和效果看，單個譯者對中國文學的譯介缺乏系統(tǒng)性，通常表現(xiàn)為選材隨意、譯文水準參差不齊、傳播效果有限等。大規(guī)模、成體系的對外譯介中國文學和文化要到建國以后。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由于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方面的全方位封鎖，加之當時國外媒體和臺灣方面對新中國的歪曲報道，迫切需要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向世界展示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的嶄新形象。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即中國外文局前身）成立，并創(chuàng)辦一系列雜志，如《人民中國》（People's China）、《人民畫報》（China Pictorial）、《中國報道》（China Report）、《中國建設(shè)》（China Reconstructs）等向世界宣傳報道新中國。與此同時，國家還意識到文學作品對宣傳國家形象的重要性，尤其在國際政治環(huán)境比較惡劣的情況下，對外宣傳報道經(jīng)常遭到封殺、歪曲及丑化等有色處理，通過文學作品向外部世界展現(xiàn)與國外媒體報道迥異的新中國形象不失為一種變通之道。于是，1951年英文版《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雜志創(chuàng)刊，這是國內(nèi)唯一一份向英語世界譯介中國古典和現(xiàn)當代文學的綜合性雜志，從創(chuàng)刊到2000年底?？?，共發(fā)行590期，譯介作家、藝術(shù)家2000多人次，譯載文學作品3200余篇。（田文文，2009:8）除了《中國文學》雜志，外文出版社（外文局下屬出版機構(gòu)，以下簡稱外文社）還以單行本出版大量優(yōu)秀的中國經(jīng)典文學作品。據(jù)統(tǒng)計，僅在“十七年”間，英譯文學作品就達171部之多^[5]（倪秀華，2011:27）?！拔母铩逼陂g，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對外譯介的中國文學作品較少。但是，改革開放伊始的80年代初期，對外譯介熱情再次復燃，1981年開始，楊憲益主持“熊貓叢書”系列，向英語世界推介中國文學作品。截至到2009年底，“熊貓叢書”共出版英文版圖書149種^[6]（耿強，2010:46）。令人遺憾的是，2000年《中國文學》停刊，之后，“熊貓叢書”也逐漸停止出版，有論者認為，上述兩項對外譯介活動終止的主因是譯文質(zhì)量和銷售渠道等諸多因素。（耿強，2010；鄭曄，2012）

盡管中國文學對外譯介工作受挫，但國家層面并未喪失推動中國文學和文化走向世界的信心，相反，近年來加大了對文學外譯的贊助力度。1995年，新聞出版總署開始推出“大中華文庫”；2003年，國務(wù)院新聞辦、新聞出版總署資助“金水橋計劃”；2004年，國務(wù)院新聞辦、新聞出版總署推出“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2006年，中國作協(xié)開啟“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對外譯介工程”；2009年，新聞出版總署開啟“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和“經(jīng)典中國出版工程”；2010年，國家漢辦資助“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和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中華學術(shù)外譯項目”等系列外譯活動。另外，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guān)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diào)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提升影響力與感召力。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四大自信，并且特別強調(diào)“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7]同時，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多種場合倡導“講好中國故事”，并且身體力行。在2017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堅定“文化自信”“講好中國故事”成為十九大在文化方面的重要內(nèi)涵。由此可見，在當今世界文化浪潮中，提升“文化自信”不僅是中國文化和文學的時代使命，更是中華文明繼往開來、重振復興之路的精神內(nèi)核。它直接影響世界文學版圖的角力和國家軟實力競爭。在此過程中，“走向世界”的中國文學外譯自然是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必然要求和必經(jīng)之路。

隨著近年來國家加強“軟實力”戰(zhàn)略的實施以及對中國文學外譯贊助力度的加大，如何在今后的文學外譯工作中做到譯介對象明確、譯介選材恰當、譯員團隊結(jié)構(gòu)合理和傳播效果良好等各個環(huán)節(jié)之間的系統(tǒng)化、有序化和前瞻性，成為學者們關(guān)注的重點。這就需要我們回溯以往中國文學外譯歷史，總結(jié)建國后六十余年來國家贊助的成敗得失，汲取經(jīng)驗教訓。全面檢視、研究其文學譯作生產(chǎn)、傳播和接受等各個環(huán)節(jié)的運作機制，發(fā)現(xiàn)問題的癥結(jié)所在，為今后的中國文學對外譯介和傳播提供切實借鑒，才能使中國文學更有效“走出去”。

那么，在研究之前需要回答兩個根本性問題：第一，為什么選擇國家贊助的中國文學外譯模式作為研究對象？第二，為什么選擇楊憲益的代表性譯作作為個案？

譯界公認的比較理想的譯介活動是由譯入語文化主動發(fā)起，并由母語譯者擔任翻譯工作。^[8]顯然，英語世界的漢學家和出版發(fā)行機構(gòu)更了解本國或本地區(qū)讀者的閱讀需求和偏好，這便大大增加他們的譯作獲得成功的概率。但是，現(xiàn)實情況并不盡如人意：一方面，由于英語世界的優(yōu)秀漢學家數(shù)量偏少，其中愿意致力于譯介中國文學并具備相當翻譯能力的更是鳳毛麟角；另一方面，在東西方對峙的“冷戰(zhàn)”時期，出于所謂“政治正確”的無形壓力，英語世界的出版發(fā)行機構(gòu)對待外來作品，尤其是來自“紅色中國”的作品的偏見更是不容忽視的因素。此外，英語讀者對待翻譯作品極其挑剔，因此，英美國家出版社一般不愿冒險推出譯作，以盈利為導向的商業(yè)出版社尤其如此。長期以來，中西文化輸入和輸出比例嚴重失衡。據(jù)統(tǒng)計，20世紀的一百年間，中國譯入的西方各類圖書將近10萬冊，而西方翻譯的中國圖書還不足500冊。不僅數(shù)量少，西方對中國的了解基本還停留在器物層面，真正反映中國思想文化的哲學、文學、歷史類書籍譯出的非常少。（王岳川，2002:9-10）近年來，中國的崛起舉世矚目，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的關(guān)注驟增，是不是意味著西方譯介的中國圖書數(shù)量會同步增長呢？我們以美國出版發(fā)行機構(gòu)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為例做一個考察，專注于文學譯作的“百分之三”（Three Percent）網(wǎng)站^[9]每年都會發(fā)布美國出版發(fā)行機構(gòu)推出的文學譯作數(shù)據(jù)。據(jù)該網(wǎng)站統(tǒng)計，自2008年始至今，出版的譯作共4493部，譯自法國和德國的數(shù)量最大，譯自中國的共有153部，^[10]僅占全部譯作的3.41%，平均每年15部左右。

由此可見，美國出版界每年推出的文學譯作數(shù)量很小，中國文學所占比例更小，甚至遠不及日本文學。指望少數(shù)漢學家完全擔當起譯介中國文學的重任恐怕不太現(xiàn)實，中國文學對外譯介和傳播在很大程度上還需要國家的贊助和推動。當下首要的問題是對以往的國家贊助文學外譯模式展開深入的研究和考察，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將中國文學和文化更有效的傳播出去。

本研究選擇楊憲益的譯作作為個案主要基于以下幾點考慮：

（1）國家贊助的中國文學外譯模式的代表性。楊憲益的譯作數(shù)量之多，體裁之廣泛，時間跨度之大，無人能出其右。換言之，楊譯個案可被視作國家贊助中國文學外譯活動的一個生動縮影，透過楊譯個案可以窺見國家贊助的中國文學外譯模式的運作機理。在外文社工作的三十余年間，楊戴夫婦把從西周春秋時期的《詩經(jīng)》《楚辭》、漢魏六朝小說、唐代傳奇、明清小說到現(xiàn)當代的大量優(yōu)秀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文類涉及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寓言、文論和文學史著作等等。這些譯作均由外文社出版發(fā)行，在英語世界產(chǎn)生巨大影響。同時，楊憲益還先后擔任《中國文學》雜志的翻譯和主編工作，并于1980年代主辦“熊貓叢書”的組稿發(fā)行工作，畢生致力于向英語世界譯介中國文學。正是如此，楊憲益的翻譯活動代表了建國后國家層面上中國文學走向英語世界的努力與嘗試。

（2）外譯時間最久（1938-1986）。^[11]1938年在牛津大學就讀的楊憲益為了向老師愛德蒙·布蘭頓（Edmund Blunden）展示中國古典文學，用英雄偶句詩體翻譯了屈原的《離騷》，這是楊憲益“翻譯中國”之肇始。從牛津大學畢業(yè)回國后，1943年應(yīng)梁實秋之邀到重慶國立編譯館工作，專門從事中國經(jīng)典《資治通鑒》的英譯工作。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楊戴夫婦應(yīng)外文社副社長劉尊棋邀請，舉家前往北京。此后三十余年致力于中國文學英譯工作，直到1986年退休。之后二十多年間，楊憲益仍然筆耕不輟，不斷接受國內(nèi)外媒體的個人采訪，分享翻譯心得。作為外文局工作多年的資深專家和譯者，楊憲益目睹并親歷半個多世紀的風云變幻對中國文學和文化外譯工作的深刻烙印，通過對其翻譯歷程的考察可以窺見建國后中國文學和文化外譯的歷史。換言之，楊憲益?zhèn)€人的翻譯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部當代中國文學外譯史。

（3）英語世界的影響最大。楊譯作品眾多，其中很多都是首次譯成英文，英語世界的漢學家對楊戴夫婦的杰出工作抱有感激之情，很多漢學家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都曾得益于楊戴的優(yōu)秀譯文。著名漢學家、《西游記》英譯者詹納爾（W.J.F.Jenner）如此評價楊戴夫婦：“他們的譯作是文學性和可讀性的典范，外文局的譯者中很少有人能與其匹敵，……倘若列出一份英譯中國文學成就最大的譯者名單，楊氏夫婦必然名列榜首。他們在1948年推出第一份翻譯成果：《老殘游記》英譯本，在此之前，英國圖書市場能有多少中國文學英譯本？有多少英語國家漢學家應(yīng)該對楊戴夫婦表示感謝？”（Jenner，1990:188）楊戴夫婦翻譯的《唐宋傳奇選》《宋明平話選》《長生殿》《關(guān)漢卿雜劇選》等被倫敦大學列為“漢文教材”，成為西方漢學家普遍重視的英譯中國古典著作。（鄒霆，2001:284）

1956至1960年推出的四卷本《魯迅作品選》（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是向英語世界“首次系統(tǒng)譯介魯迅的嘗試”（Lu Xun，1990：xlii），楊戴的《魯迅小說選》（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在海內(nèi)外多次再版重印。魯迅研究專家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曾動情地回憶自己最初購讀楊譯魯迅小說以及之后拜訪楊憲益的情景。（寇志明，2007）另一位魯迅研究專家黃樂嫣（Gloria Davies）在其2013年新著《魯迅的革命：寫在暴力之中》（Lu Xun's Revolution: Writing in a Time of Violence）中，特別向楊戴夫婦及其譯作致以謝意。（Davies，2013：VII）不僅專家學者從中受益匪淺，四卷本《魯迅作品選》以精煉的選題和準確的譯筆成為歐美各大學中文學生至今沿用不衰的教科書。（雷音，2007:186）楊譯魯迅小說被收入《朗文世界文學作品選》（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2004）、《貝德福德世界文學選集》（Bedfor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2003）、《現(xiàn)代中國小說選》（Modern Chinese Stories，1970）、《中國現(xiàn)代中短篇小說》（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1981）、《哥倫比亞現(xiàn)代中國文學選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95）等英語世界重要的世界和中國文學選集，對英語國家的世界文學和中國文學教學產(chǎn)生深遠影響。

概言之，楊戴夫婦浸淫中國文學外譯工作三十余年，“從先秦文學到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跨度之大，數(shù)量之多，質(zhì)量之高，影響之深遠，不僅在中外翻譯界創(chuàng)造了一個奇跡，被稱作翻譯工作者的典范，更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郭曉勇，2009）目前對楊譯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語言層面的探討，對其譯作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接受鮮有深入探討，因而對其評價難免有失偏頗，多數(shù)學者認為楊譯本在語言層面上忠實于原文，但傳播效果卻不佳，尤其是楊譯《紅樓夢》的傳播效果無法與霍譯《紅樓夢》匹敵。那么，楊譯本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效果究竟如何？造成楊譯本所謂的傳播不佳的深層次癥結(jié)何在？究竟是譯者的主觀原因還是其他客觀因素的影響，亦或兩者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要想解答這些疑問，需要我們從傳播學的視角對楊譯本的生產(chǎn)、傳播和接受過程進行全面探討，分析其成敗得失，為當下的中國文學外譯活動提供借鑒。

[1]參見李舫的“著名翻譯家楊憲益病逝：他幾乎‘翻譯了整個中國’”，《人民日報》2009年11月25日。

[2]《人民日報》在2009年11月25日和11月30日連續(xù)發(fā)表五篇緬懷楊憲益的文章，參見《人民日報》2009年11月25日第11版和2009年11月30日第4版、第11版。

[3]《紐約時報》訃告：“Yang Xianyi，94，Translator of Chinese Works”，參見New York Times.Nov.28，2009，p6.

[4]《衛(wèi)報》稱他為“杰出的翻譯家”，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nov/23/yang-xianyi-obituary；《泰晤士報》稱他為“文筆流暢而又多產(chǎn)的翻譯家”，見The Times, Dec 12，2009，p108，1p；《獨立報》稱他為“杰出的文學翻譯家”www.independent.co.uk/news/obituaries/yang-xianyi-translator-who-fell-foul-of-authority-during-the-cultural-revolution-1826876.html#；《每日電訊》稱之為“多產(chǎn)而又戲謔的翻譯家”，www.telegraph.co.uk/news/obituaries/culture-obituaries/books-obituaries/6782148/Yang-Xianyi.html。

[5]該數(shù)目中不包括重印本。

[6]該數(shù)目不包括重印本和再版，倘包括進去，英文版圖書共計219部（耿強，2010:46）。

[7]參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7/c_1118882832.htm，獲取日期2018-6-25。

[8]多數(shù)理論家未公開表述，均隱含在其論述中，如德萊頓（John Dryden）、德力爾（Jacques Deille）、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紐馬克（Peter Newmark）等，具體論述參見Pokorn（2005:30-34）。

[9]它由羅切斯特大學公開信出版社（Open Letter）建立，專注于文學譯作，因美國每年出版的圖書中僅有約3%是譯作，由此取名意在諷刺。參見：www.rochester.edu/college/translation/threepercent/index.php？s=database，獲取日期2017-3-7。

[10]該數(shù)目不包括重印譯作及經(jīng)典作品的新譯本。

[11]楊憲益最早接觸翻譯是在讀高中時，曾嘗試用中國七言古詩翻譯西方詩歌，其中有兩首收入詩集，一首為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歌詞，另一首為希臘女詩人莎孚的殘句，見楊憲益（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