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準備階段”

一九二七年，周有光于光華大學畢業(yè)，蒙張壽鏞校長垂愛留校任教，在大學部和中學部教英語。因受歐美影響，周有光一直有“語言只是工具，不是學問”的思想，他不甘心一輩子教外語。

一九二九年，著名教育家、哲學家孟憲承先生在無錫社橋創(chuàng)辦江蘇民眾教育實驗學校，后改名江蘇民眾教育學院。孟先生找周有光和圣約翰大學另一名校友閻敦建同去無錫。閻敦建所學專業(yè)是生物學。周有光在民眾教育學院教書，同時兼任江蘇民眾教育實驗區(qū)指導。

孟憲承，武進人。一九一六年畢業(yè)于圣約翰大學，九月到北京清華大學任教。一九一九年孟先生出國留學，入美國華盛頓大學，主修教育，副修哲學，師從著名學者杜威，僅用一年時間修滿學分畢業(yè)。一九二○年十一月赴英國，在倫敦大學研究所繼續(xù)深造。一九二一年學成回國，任東南大學教授。一九二三年被母校圣約翰大學聘為教授，兼國文部主任。恰是這一年，周有光考入圣約翰大學，成為孟先生的高足。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發(fā)生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日本軍國主義的血腥殺戮，激起圣約翰大學華人師生的愛國熱潮。六月一日，孟憲承先生以國文部主任身份召開“約大”教授會議。他說：“假如做一個學生，只知自己是‘約大’學生，而不知是中華國民?？吹酵麨橥馊送罋⒛魂P心，這對我們平日所講的國民自覺教育將無法自圓其說。今后，我們也無顏再以學問、文章與學生相見于講臺?！?/p>

六月三日，“約大”五百多名華人師生，在孟先生等人帶領下走出學校，宣布與圣約翰大學脫離關系。圣約翰大學的離校師生，旋即聯(lián)合上海社會有識之士籌建中國人自己的大學——光華大學。孟先生是光華大學籌備委員會十二名籌委之一。孟先生為創(chuàng)建光華大學功不可沒。但光華大學正式開學，他卻離開上海，同時也拒絕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聘其出任華人教育總管一職。為了避嫌，也為了平衡各方關系，孟先生選擇去南京中央大學任教。

孟憲承先生一輩子在教育領域辛勤耕耘，桃李滿天下。新中國成立后，孟先生出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華東師范大學校長。對于恩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和離世，他不止一次對我念叨，“想不到孟先生也被搞死。”

周有光先生說：“孟先生走教育救國的道路對我影響很大。到民眾教育學院后，我看了許多外國有關民眾教育的書。通過這些，深刻認識教育可以為社會做大事情。民眾教育開始于歐洲工業(yè)化時代，它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新的教育思潮。資本主義文化是讓大多數人受教育，而封建主義文化只服務于少數人。”

十九世紀英國工業(yè)化革命后，對農副產品需求大大增加。許多東西要從丹麥進口，丹麥成為英國的農村。為改變農村的落后狀況，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歐洲興起民眾教育的浪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丹麥著名教育家格隆維。他深入農村，向農民傳授生活常識和社會歷史等基本知識。他認為人有了基本知識，就會自動學習科學技術，掌握生產技能。周先生說，教育不單要教會一加一等于幾，教會算術，還要進行思想教育，提高思想水平。一個人既要有自然科學知識，又要有社會科學知識。這樣的人，才是一個人格完備的人。人格完備了，才能促進社會進步。江蘇民眾教育學院的辦學方針，有別于格隆維直接面對農民，而是為提高國民文化水平培養(yǎng)師資，相當于現在的師范院校。學校的辦學經費，由江蘇省教育廳撥款。新中國成立后，江蘇民眾教育學院合并到蘇州大學。

一年后，孟憲承先生應朋友邀請又去杭州辦浙江民眾教育學院，周有光隨其前往。周有光到杭州不但教書，還協(xié)助孟先生編輯《民眾教育》雜志。他常常在上面發(fā)表文章，介紹國內外教育動態(tài)，宣傳教育的重要性。這本刊物很受歡迎，發(fā)行量很大。

浙江民眾教育學院校址在西湖邊上的大方伯路，環(huán)境優(yōu)美。當時，西湖周邊仍然叫“旗下”。旗下，就是清朝八旗兵駐扎的地方。當年，漢人是不能隨便靠近的。周有光先生說，在孟先生身邊工作雖然繁忙，卻輕松愉快。不知不覺中患了一兩年的憂郁癥，不治而愈。

孟憲承先生選賢任能，辦學思想開放。浙江民眾教育學院不僅聘請留學美國的教育博士尚仲衣、日本留學歸來的“國歌”曲作者程與松，也放手起用嶄露頭角的年輕人，如周有光、閻敦建、鐘敬文等。

說起程與松為“國歌”譜曲，還有一段小插曲。當初，國民黨文宣部門以孫中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作為黨歌歌詞，向社會征集譜曲。程與松按規(guī)定譜寫完成，但自己不滿意，就將它丟進字紙簍。他的夫人在一旁說，既然寫好，不妨試試。聽了夫人的話，他撿起曲稿用手撫平，裝進信封，貼三分錢郵票，寄給有關征集部門。幸運之神降臨了，他的曲子不但雀屏中選，還獲一千塊獎金。后來“三民主義”歌，又被定為“國歌”。

浙江民眾教育學院移風易俗，男女同校。學校里不但有女老師，也有女學生。周有光先生溫文爾雅，一表人才，是眾多女孩子傾慕的對象。周先生坦言：“我在杭州真是交桃花運，許多女孩子追求我。當中有兩個女學生不僅讀書好，人也漂亮。但當時我只想留學，所以非常謹慎，不敢和追求我的女同事或女學生拉手，從不和她們出去玩，也不隨便到西湖邊上散步，只在房里用功。那時糊涂一點，就麻煩了。”

一九三一年底或一九三二年初，孟憲承先生辭職他往，把學校交給尚仲衣。尚仲衣，河南人。在美國讀教育博士，畢業(yè)論文寫得精彩，孟憲承欣賞其才華。尚仲衣接手學校，在高年級開設新聞學。周先生說：“新聞報道是外國來的，有五要素，有點像八股文的破題。主要講什么是新聞，怎樣做新聞記者。這在當時，算是一門新學科。”因為周有光經常在報紙上發(fā)表一些新聞類的文章，尚仲衣讓他講授這門選修課。

一九三二年底，進行學期終了考試。周先生出好考題卻臨時生病，遂請另外一位同事代為監(jiān)考。沒想到，考堂上有人挑頭鬧事。他們以題目太難為由，拒絕答卷，許多人交了白卷。拒考事件發(fā)生后，有人告訴周有光，國民黨認為尚仲衣領導下的民眾教育學院越來越左傾，所以，部署他們秘密黨員學生反對左傾教員。國民黨視周有光為左傾教師之一，加以反對。

周先生說：“此說不知真假，但也并非空穴來風。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斗爭很厲害。國民黨不但要武力消滅共產黨，也要在思想上肅清共產黨的影響。而杭州又聚集許多思想活躍的年輕人。比如，經常給《浙江日報》副刊寫文章的聶紺弩。他非常有才華，我們是文友，時有往來。杭州是國民黨嚴格控制的地方。不管‘拒考’有無政治背景，我都決心出國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