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寫本文，有兩個心愿。其中之一，想把史可法從英雄光環(huán)籠罩底下往外拽一拽，而還他以血肉。材料讀得越多，越覺得那光環(huán)對他有極大遮蔽。他受的苦，他的黽勉支撐，他的心力交瘁，以及愁悶、寂寞、黯淡……這些我真切看到的東西，在光環(huán)下統(tǒng)統(tǒng)不見了，只剩下義薄云天和高山仰止。四百十一年，崇隆每增添一點，我們與他內(nèi)心的距離也拉大一點。當(dāng)只能擺著凜然、威嚴(yán)的姿態(tài)，變成史公祠的一座塑像時，他就完全扁平化了，成為一個符號。

讀《史忠正公集》卷三所收十四通家書和五份遺書，對此感受格外強烈。那是人所不知的史可法；至少，在我如此。柴米油鹽、家長里短。左支右絀、半籌不納。既憂老父沉疴，復(fù)慮妻母不和，還要操心弟弟的婚事和前途。每信，從無片語豪言，更不見半點風(fēng)花雪月、閑情逸致，有的只是焦勞與苦惱。我對兩個方面印象最深，一是拮據(jù)，二是庸常。

關(guān)于前者：

日費艱難，又添憂惱，乞父親凡事寬解……京中諸物騰貴，日費艱難，前吳逢順、劉應(yīng)奎寄去些須，恐不足用，不妨?xí)嘿J于諸友，容男陸續(xù)補還。

此時都中米珠薪桂(米如珠，柴如桂；極言其貴)，欲寄盤費恐途次差池，只得待之?dāng)惩撕?。諸親友處，可以借貸權(quán)宜行之。有今日之苦，方知前日勸留之為是也。

養(yǎng)家盡指望于他，而崇禎以來由于內(nèi)亂邊釁，物價飛騰，僅米價即至萬歷間十倍以上，史家捉襟見肘，不得不告貸維持。借錢的事，幾乎每信都有提到。除了負(fù)擔(dān)父母妻弟生活，偌大家族，叔伯姑舅人等，亦不時給予照顧、支出。例如，五嬸母不知出了何事需幫襯，史可法無奈竟讓妻子變賣首飾：

五嬸母事該當(dāng)相助，但此時手中空乏，不能顧人。今寄去銀十五兩備用，夫人可將首飾變賣用度，將寄去銀，以數(shù)兩與之，亦陰德事也。

凡此種種，有時書信竟至如同賬單：

前寄書儀有未用者，以二金奉四太爺過節(jié)，一兩奉五嬸母，一兩奉舅太太過節(jié)，以二兩奉三弟買書，余不能概及也。

先前某信，史可法曾流露對寄錢回家被搶的擔(dān)心，沒想到，居然成為現(xiàn)實：

乘此春月，當(dāng)為可模急完親事。男欲寄些盤費，因途間難行，前令承差丁應(yīng)揚寄銀三十兩，為家中雜費，竟被北兵搶去，空自逃回，是以不敢輕寄。都中親友有可借處，父親設(shè)法借之，事平路通，男自一一措還。惟望父親母親寬懷珍重要緊，勿以男為念。

而拮據(jù)之愁，不限于家用，公職中復(fù)如是。下信談及辦公費用的極度不足：

兄巡撫年余，僅有四百三十金公費，七百金紙贖，而歲用幾至二千兩，其不足者，皆于別項代支，尚無償補之法。近因敵犯內(nèi)地，又將一年公費，捐以充餉。道途奔走，紙贖全無，窘索太甚。

“庸?！保俏覍κ芳覛夥盏母惺?。這個家庭，普通到有些俗氣。那些磕磕碰碰、慪氣使性，北京的胡同人家至今猶然。家書中，為各種瑣事而周旋、勸釋、賠小心、唉聲嘆氣的史可法，滿臉煙火色，浮現(xiàn)著地道平民的憂沮愁煩。

那是個大家庭，親眷眾多，虬結(jié)纏繞。除了“太爺”、“太太”(即父親、母親)，夫人和弟弟史可模(史可法有時稱他“八哥”，大概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八)，信中還提到三太爺、四太爺、舅太太、三弟(即堂弟史可程)、大舅、五嬸母、大兄，以及楊太爺和楊太太等。

關(guān)于楊太爺、楊太太，我認(rèn)為就是史可法岳父岳母——也據(jù)而可知，史夫人姓楊。太爺、太太，是當(dāng)時對父母的稱謂；父為“太爺”，母稱“太太”。史可法的十四封家書中，兩次提到楊太爺、楊太太，而兩次都是在寫給夫人的信中，其為夫人之父母，甚明。一次說：“楊太爺太太及闔家想俱平安，見時為我致意?！?sup>另一次說：“不知太爺病體比前如何？又不知太太及楊太爺、楊太太近日俱安否？”前信問安岳父母闔家，后信以雙方父母并敘，意皆甚明。另外，乙酉四月二十一日揚州城破前所留遺書，也以“太太、楊太太、夫人”并提，云：“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于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此三人乃史可法之至親者，亦當(dāng)無疑(其時史父已于崇禎十二年病故；未提楊太爺，諒亦如此)。所以，史夫人姓楊應(yīng)該是沒有問題的。

專門講一下這個問題，是因以往朱文長有這樣一種說法：“史可法最初娶李氏為妻,次娶楊氏。因為后者較前妻身份更高,因此他視她為第一夫人,并尊稱‘太太’?！?sup>不單稱史可法有正側(cè)兩室，且具體指出她們的姓氏。倘使果如朱文長所說，史可法家信和遺書中不會沒有蹤影，但我們將它們逐字讀下來，并無一丁點跡象。相反的，所有家信和遺書表明，史可法只有一位妻室。大家知道，史可法膝下無子，他在寫給夫人的《家書八》中談到此事：“如今我年已長，又無子嗣……目下分離，日后自然聚會，萬一上天見憐，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盡，何必憂愁?！?sup>明顯地，話語只預(yù)設(shè)了一個對象，亦即收信者。換言之，對史可法來說，子嗣之談，除夫人外再無其他對象及可能；假如有側(cè)室，像“萬一上天見憐，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盡，何必憂愁”這種話，明顯是不可以用來寬慰正室的。另外，《明史》明確記載史可法曾回絕夫人“置妾”建議，更可證他絕無側(cè)室：

年四十余，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

既如此，為什么朱文長仍然發(fā)明了側(cè)室之說？一番旁搜遠(yuǎn)紹，我發(fā)現(xiàn)大概出于《家書八》這樣一句話：“楊太太腸窄，凡事須要寬解。夫人雖苦，然上有父母、下有丈夫……”朱文長必定妄度了“楊太太腸窄”幾個字，覺得很像在調(diào)解大小老婆之爭，于是附會出一個“側(cè)室楊氏”。前面，我們已經(jīng)辨明，“楊太太”乃史夫人之母。而朱文長為何張冠李戴？很簡單，他將“太太”的意思搞錯了，以為明朝也和現(xiàn)代一樣，以“太太”稱夫人，不知道那時“太太”不是配偶而是“母親級”(媽媽或岳母)的稱謂，所以才有“他視她為第一夫人,并尊稱‘太太’”這樣的無稽之談。不過，朱文長何以不但杜撰了正側(cè)二室，且指那位“正室”姓氏為李，我們就毫不知情了。我知道的是，史家確有位李氏兒媳，但她卻是史可模之妻，史可法曾在信中多次提到他們的婚事。

十四封家書，寫于崇禎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年二月之間。這時，史可法人在安徽，擔(dān)任安慶、廬州(今合肥)、太平、池州四府巡撫。北方家中，父親身患重病，幾經(jīng)反復(fù)之后死去。除了惦念父親的病情，史可法另外操心不已的，是家中幾個女人：母親尹氏、夫人楊氏和岳母楊太太?？雌饋?，她們均非知書達禮之人，細(xì)大不捐，易生齟齬，而難于諒人，常置史可法于一地雞毛。過去，我們習(xí)慣于英偉人物身后，站著胸懷寬廣、品性高拔的女性。比如孟母三遷的故事、岳母刺字的故事；與史可法同時的左懋第，身后也有一位剛烈而識大體的母親。但這故事模式，到史可法這兒卻煙消云散。關(guān)于岳母楊太太，前面有“腸窄”一語。又曾在給弟弟史可模信中說：“嫂子心窄性執(zhí)，凡事當(dāng)諫勸之?！?sup>至于老夫人尹氏，他不能口議母非，我們只見他給弟弟信中以“素多憂慮”、“心窄，凡事須寬解之”微言其性情，更多的，要借他與楊氏的通信了解。這些信，再三出現(xiàn)“萬萬不可灰心”，“不可惹氣”，“不可時時愁苦”，“夫人是極好心人”，“只愿夫人作個大賢大孝之人”等叮嚀、央求、打氣之語，這些話語背后，一般指向婆媳麻煩。

府中三位女眷，心胸都與“窄”字沾邊。她們的日常交集，將生出多少閑氣，一目了然。這當(dāng)中，最值得同情也許是楊氏。結(jié)婚多年而終無一子，在那時是天大的煩惱。夫妻長期分離，跡近守寡不算，侍奉公婆及持家的擔(dān)子全在一肩之上。這樣的日子，即心胸豁達之人也難免愁眉不展。再者，連“夫貴妻榮”這一點，也沒沾上光。她為此責(zé)怪過丈夫，史可法當(dāng)時答道：“我在任已經(jīng)年半，再過年半，就該考滿、請誥封。所言覃恩，久已奉旨不準(zhǔn)，非我不請也。”覃恩，一般指皇帝給予臣民的封賞、赦免等，這里具體所指不明，大概是楊氏可以指望的某種恩典。至于“請誥封”，后來大概沒有落實。因為未及“再過年半”，史可法丁憂去職?？傊瑮钍喜坏眢w辛苦，精神上亦無安慰，她的“心窄性執(zhí)”只能日甚一日。而史可法所可指望的，仍然是她，每信不斷予以鼓勵以至懇求，崇禎十一年臘月一封長信最典型，一口氣談了奉公婆、和妯娌(弟媳婦即將過門)、保信心等五件“最要緊之事”，讀來苦口婆心、煩言碎語：“太太娶了八哥媳婦，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wù)須含妨，不可存一點成心，只要求公姑歡喜，讓得人，受得苦，才是享福之人。”“何必憂愁，就是凡事不如意都有個命在，看到他人家破身亡，我們便是有福之人，務(wù)要多方勸解。”

中國有“畏大人”傳統(tǒng)，位高權(quán)重則“異于常人”。史可法位非不高，權(quán)非不重，但我們看他的家庭生活以及所糾結(jié)之事，與常人有何不同？即有不同，似也是愁煩更多不少。我們并非廉價談?wù)撌裁础皬纳竦饺恕?、“從英雄到普通人”。我從中想到的是，像這種易被宏大敘事架空的歷史人物，恰恰要回到日常狀態(tài)，從生活情態(tài)切入，才能重新感知他，恢復(fù)對他的新鮮感，找到為之設(shè)身處地的情境。比如，我注意到他文字中有個常見的字眼：“苦”。通信《與楊某》，以下語自況：

弟事事苛細(xì)，徒自苦耳。

臨難前，遺書母親：

兒在宦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于朝廷。

給弟弟史可模的遺言，同樣喟嘆：

揚城日夕不守。勞苦數(shù)月，落此結(jié)果，一死以報朝廷。

這個“苦”字，在以往對他的議論中，似乎無人覺得可以注意一下。贊美他的人，好像不便提到“苦”，好像他如有這種心情和感受，則有損于形象。批評他的人，又無視他的“苦”，拿不成功求全責(zé)備，質(zhì)問他的能力，或究竟辦成了哪一件事。但雙方其實沒有分別，都從“大人物”角度看他，想象他三頭六臂，或用三頭六臂要求他。其實他和常人一樣，也兩條胳膊兩條腿；而所處局面，無論家事國事，卻到處一地雞毛。里里外外看下來，史可法既當(dāng)不起英雄的光環(huán)，卻也絕不該擔(dān)負(fù)某些袖手清談之輩的率意苛求。末日時刻，他有這樣的感慨：“身死封疆，實有余恨。”又說：“遭時不遇，有志未伸?！?sup>他自知不成功，是失敗者，而并不需要別人似乎一針見血、振聾發(fā)聵地指出。他帶著余恨死去，有志未伸，心留慚愧。可實際看一看，他的志怎么個伸法？我不厭其煩，描述他的日常景狀及種種瑣事，一是還他以普通和平凡，另一面，也作為弘光政局的一番隱喻。后者的一地雞毛，毫不遜于史可法有點焦頭爛額的家中情形：七姑八嫂、人多口雜；左右掣肘而眾難群疑，上下不睦而恩牛怨李，補苴罅漏而計盡力窮，跋前躓后而動輒得咎。就像韓愈描繪過的那種情形：“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