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間，都在從事關于明末弘光朝的寫作。去年寫完一本，《黑洞：弘光紀事》，是從專題的角度來寫，寫了十個問題。這一本寫人物，名之《野哭：弘光列傳》。

書名取自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細林野哭》。我在《夏完淳集》里一見到，就被“野哭”兩個字攫住了，覺得有股異樣的力量?！耙啊痹诠艥h語，有無家、荒蕪并兼野鄙陋文諸意?！耙翱蕖辈⒎侵辉谕甏镜墓P下出現(xiàn)過，其他朝代，亦有以此為題賦詩者，如唐劉叉之七古，清沈曾植之五律等；但我感覺，似乎用于明清易代之際，這詞才格外有百感交集的況味。

弘光年，是明為清亡真正而確切的時間。中國歷史，在此面臨一個大節(jié)點。蓋自宋代以來，中國自身文明經(jīng)二千年世界領先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社會發(fā)展所積累的物質(zhì)和精神財富，已開始閃現(xiàn)向新的文明階段躍升或轉(zhuǎn)型的軌跡，《萬歷十五年》曾稱宋代諸多方面“已如現(xiàn)代國家”。惜為蒙元所滅，上述進程中斷一百年。好在這一百年，從全球范圍看，時間尚不緊迫，中國還耽誤得起。蒙元被逐，重回荒漠，明繼宋起，在思想、文化以及經(jīng)濟發(fā)展上，全面祧續(xù)宋人。明是個很奇特的朝代，一面很是衰邁、昏黯以至暴虐，一面又孕育著朝氣蓬勃的社會歷史因素，逮至萬歷間，各種突破跡象已十分明顯。然天不佑中華，明朝自身積攢的激烈社會矛盾終于爆發(fā)而導致嚴重內(nèi)亂，同時，曾為蒙古所敗的金人后裔，在沉淪荒蠻、幾近湮滅三百年后，重獲新生，日漸具備強大破壞力，而益為明朝大患。內(nèi)外雙憂，并至齊發(fā)。明遂先于甲申年(1644)失北都，復于乙酉年(1645)喪南京，終于滅亡。這是繼宋亡之后，作為漢族國家的中國第二次整體亡國。但這次后果更為慘痛，原因是同時西方的歐洲也開始其現(xiàn)代轉(zhuǎn)型。無論從經(jīng)濟發(fā)展還是文化積累來看，東西方世界本可謂棋逢對手、銖兩悉稱，正待好好比試一番?？上?，中國卻因一個意外情形，從競賽中退出了——好比奧運會選手在起跑時卻突然退賽。

我們于中國因被滿清所主所遭受真正損失的解讀，不在民族主義方面或感情。這當中，過去不太注意或很少談論的，是新統(tǒng)治者與中國文明之間有很大的落差。隨之，帶來兩個后果，一是本身創(chuàng)新能力已然不足，次而，作為異族入主者又勢必采取精神思想的高壓與箍束。兩個因素交織，造成各種羈絆，令中國活力頓失，而嚴重拖了歷史后腿。事實證明，有清一代，中國雖能秉其發(fā)達農(nóng)業(yè)之優(yōu)勢，以及在東方暫無敵手之地利，續(xù)其強盛國勢至康雍乾時期，但在思想、制度和經(jīng)濟上，卻無變革跡象。滿清的好處是，總算比蒙元能識良莠，虛心接受、學習和融入高等的文化；而它的問題是，受制于自身高度，只能亦步亦趨，照搬照抄前朝，論創(chuàng)新的能力，實在不足觀。這對中國，無形中是多大拖累，后人很難設身處地體會到。實際以明代最后五十年思想、政治、社會的情形來看，若非這一干擾，中國經(jīng)過當時業(yè)已啟動的思想啟蒙，得以進入制度變革、完成歷史蛻變，可能性相當大。然而，異族統(tǒng)治尤其是文化落差，突然間扭轉(zhuǎn)了歷史方向。中國落在西方后頭，關鍵就在這二百余年。我對滿人這民族不抱偏見，但從歷史角度說，滿清統(tǒng)治在攪擾中國歷史進程這一點上，實難辭其咎。此事若發(fā)生在中世紀，猶可另當別論。晉以后北中國有五胡之亂，唐以后五代也曾短暫如此，后來金滅北宋、蒙古亡南宋，每一次都對文明造成破壞與羈絆，情況也越來越嚴重，但我們覺得基本可以僅作為民族沖突來看，還談不上扭轉(zhuǎn)中國的歷史方向。那是因為，第一，整個人類文明尚未到打開一扇新門的時候，世界歷史還處在舊的格局當中；第二，中國自身也沒有真正的新萌芽發(fā)育和生長，社會生產(chǎn)力以及配套的制度還算適合、夠用，變革與突破的要求實際并未如何感受到。可十七世紀全然不同，人類近代化已肇其端始，中國在舊制度下的苦悶也忍無可忍、正待噴薄欲發(fā)，偏偏這個當口，滿清來這么一下子，真的令人扼腕。

故而明亡時刻，主要在這一層，才是中國歷史值得高度關注的重大節(jié)點。對于它的歷史與文化后果，當時中國不少杰出人物，便有明白的認識或強烈預感，后來反而認識不如當時清楚。鴉片戰(zhàn)爭以迄日本侵華，中國有將近百年處在生死存亡之間，故明季這段歷史，因此被“觸景生情”，更多從亡國之痛、民族沖突意義上，被近世奪為酒杯，澆“愛國”之塊壘，這也沒有什么不對抑或不可，問題在于這段歷史本身所含問題及所達深度，實際遠逾乎此。我覺得，黃宗羲、呂留良、徐枋等人思想里都隱約有這樣的看法：明亡本身無甚可“痛”；可“痛”者，乃是明為清亡，亦即先進文明被落后文明所毀。那意味著，中國從一個已經(jīng)達到的歷史高度，大幅跌落并裹足不前。這才是明清鼎革無限悲涼處，不知此，對于“野哭”二字只怕難會其意。

不能從文明的損失著眼，矻矻于民族情緒，會使我們錯失這段歷史的真正教益。對各國歷史來說，民族問題其實都是動態(tài)的，古代中國講“夷夏之辨”，但這字眼簡直無法作歷史的推求，不要說滿清、蒙古、西域諸族，如果推到商代，連周人也算“外夷”。何況沿著狹隘民族主義觀點朝前走，往往還將去往反方向，實用主義地模糊一些是非。即以清朝來論，當它作為入侵者、亡中國者時，固然是被痛恨的，但當它為中國帶來大片疆土之后，好多人又破涕為笑，榮耀地認作一個偉大朝代。將近四百年來，明清易代這件事的真正意義，就這樣被模糊、被遺忘、被丟棄，而彼時一代甚至幾代中國人的苦痛酸辛，都成了過眼煙云。

我對短命僅一載的弘光朝感到不能放下，蓋出于不忍以上況味就這樣付諸流水，而想把它重新喚回于人們記憶，于是，鉤故索舊、大書特書?！逗诙础钒褜牍獬乃兴?，提煉為十個問題?！兑翱蕖穭t換換方式和角度，借十余位在不同側(cè)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來加呈現(xiàn)。我希望，借助于選材，加上我初淺的研究與表現(xiàn)，讓這有轉(zhuǎn)折點意義的時刻，得還鮮明。

被安排于書中露面的，有朱明王朝確切的末代皇帝朱由崧，有弘光樞臣和關鍵人物史可法，有稱為“明代蘇武”的左懋第，有以兵變致南明解體的左良玉，有普遍目為南京禍根的阮大鋮，有秦淮河畔苦悶的青春叛逆群體，有時代思想高度的體現(xiàn)者黃宗羲，有以十七齡慷慨赴死的少年天才夏完淳，有傳奇說書家柳敬亭，有“遺民現(xiàn)象”的典型徐枋……他們的身份，涉及帝王、武人、士大夫、學生、妓女、藝人、學者、隱士、起義者，還算廣泛，覆蓋了社會多個層面。

寫作方法，也得考慮。過去說“文史不分家”，其實不對。文、史是分家的，或者說應該分家。文學和史學，一為藝術(shù)，一為學問；一個是主觀、情感的表現(xiàn)，一個是客觀、事實的陳述。不分家，既不合道理，還有不少副作用。中國史學某些先天不足，即因“文史不分家”而來?；蛘咭悦缾捍媸聦?，或者視史撰如說部，覺得添油加醋、“支離構(gòu)辭，穿鑿會巧”，關系不大。所以對本書這一類寫作來說，“文”與“史”的確是一對矛盾，處理不善，極易“以文害史”。我給自己立了規(guī)矩：文史分家，才學相濟。前半句講要以史學為本，絕不讓文學的東西有損史學；后半句講另一面，即才足以濟學，不能只剩下干巴巴的“學”，成了尋章摘句、掉書袋，而觸碰不到歷史的人性內(nèi)涵。

具體講，直到現(xiàn)在，關于傳記寫作還有不少人主張可以虛構(gòu)，認為寫到細節(jié)的時候如果史料不足，只好用虛構(gòu)和想象加以填補。誠然，寫作者有他的難處，史料總有所不足、有所不能到，因此，發(fā)揮一些想象，加點虛構(gòu)，好像在所不免。問題是，沒有哪位作者高明到能夠確保他的想象或虛構(gòu)可以符合實際。由于自認不能這樣高明，我是寧付闕如，絕不虛構(gòu)。還有人認為，傳記寫作免不了來點虛構(gòu)無關史料和事實，而是基于敘事美學的理由；似乎不如此，人物很難鮮活，個性挖掘和表現(xiàn)就不能深入。這只是一個錯覺。小說極盛時代以來，作家們普遍習慣于或過分依賴虛構(gòu)，好像文學性便等于虛構(gòu)。其實，虛構(gòu)既非文學性的來源，亦非它最上乘的功夫。離開虛構(gòu)便有些不知所措，乃是文章活性衰退所致。倘如語言有質(zhì)感、有溫度，非虛構(gòu)非但不損失文學性，相反本身就帶來獨特的文章之美和閱讀快感。當然，我們也確讀到很多乏味的、史學足而文學不足的傳記作品，但它們的問題都出在語言上，并非因為不擅虛構(gòu)。

既然不用虛構(gòu)，《野哭》便奉行“有一件材料說一分話”，做到人物言行(哪怕只言片語)、事件始末(哪怕細枝末節(jié))無一字無來歷，全都有案可稽。這就是為什么所有引文，據(jù)自何人何書，從版本到頁碼，我們都備具其詳，以便驗核。我沒辦法保證這些材料的原始真實性，但可以保證自己不曾脫離史料，另外虛構(gòu)或杜撰過什么。這當中，有時涉及到同一事不同材料間的差異，倘在能力范圍內(nèi)，我也試予考證、辨疏(例如史可法的生年問題)，以求去偽存真。

這樣做，真正目的是想對歷史拿出誠意。我覺得這正是我們一直缺乏的，而且越來越缺乏。雖然對歷史的誠意，并不在于形式，但以我們現(xiàn)實來論，即便只是形式，也非常重要。形式至少有助于約束我們，不是高興怎么說就怎么說。我們說的每句話、每件事是有出處的，可查可考；這樣，如果我們斷章取義、夾帶私貨了，別人可以立予核實、指出或提出商榷。

歷史需要敬畏。謔弄歷史，無利可圖。以歷史為妾婦，呼來斥去，有時頗為快意，但就如課堂上不好好聽講、調(diào)皮搗亂的學生，到頭來要懊悔的只有他自己。歷史是一位好老師，它嘴里說出的每句話，都是可讓人受益解惑的知識，應該注意聽講。

與此相關，又有四個字：尊重古人?？赡苁亲砸暩呙?，當代史學多年來慣于對古人頤指氣使。有時橫加指責和訓斥，有時相反，用當代思想感情拔高古人。對人對事都是如此，屢用今天義理來裁量，或強求、或曲解。姑舉一例，比如史可法，有人嫉之如仇，原因居然是他為弘光朝制訂政策時置“滅寇”第一而以“御虜”第二。然而，身為明朝大臣，這本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當時，李自成對明朝有“君父之仇”，滿清名義上卻替明朝報了這君父之仇(此即為何起初明室以“申包胥哭秦庭”故事視吳三桂借兵)。依禮法來論，“滅寇”第一乃明朝必有之義，不單史可法，孫可法、張可法、胡可法，不拘誰當那個東閣大學士，都得這么制訂政策。今人盡可因自己立場而愛戴李自成，但若嗔怪明朝的首相史可法不具同樣感情，就不免雞同鴨講了。凡此，即因不守“當時事，當時語”的原則，而那不過是史學不失客觀性的起碼要求。后人或許是比古人高明，但不要以此笑古人，古代的事情有它自身道理和原由，嘲笑和批判之前，至少該向讀者講清楚古人何以作此想、有此舉。

類似還如孫中山稱贊洪承疇：“五族爭大節(jié)，華夏生光輝。生靈不涂炭，功高誰不知。滿回中原日，漢戚存多時。文襄韜略策，安裔換清衣?！?sup>較之當年，竟是南轅北轍了。關于“生靈不涂炭”，以我們知道的論，洪承疇降清實在不能說起到這種作用。清兵入關后，北方基本未聞屠戮，只因各地望風而降、未加抵抗，后來到了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發(fā)生大屠殺。故而，非得稱贊洪承疇“功高”，只能落在“力促中華一統(tǒng)”、“滿回中原日”這層意思上。俗白地講，洪承疇投降，好就好在讓中國版圖擴大了。這，一是結(jié)果論，二是實利論——因有如此的結(jié)果和實利，便對事情另抱一種觀點。但依同樣邏輯，吳三桂的形象是不是也該變一下呢？看不出為何厚此薄彼。莫非因為吳三桂后又反清，洪承疇卻只對大清忠心耿耿？古時有古時的語境和是非，因而比較穩(wěn)妥的辦法是，一面可以就古今的不同做出說明，一面對過往歷史還是堅持“當時事，當時語”，不妄自改易，否則就會人為造成很多混亂，終至于無法收拾。

略事申陳，權(quán)為引子。

1.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議對第二十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266頁。
2. 王宏志《洪承疇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第4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