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走向天后
第一節(jié) 整肅外朝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痹趦绍娊粦?zhàn)的時候，這是常用的技巧。而在權力斗爭的舞臺上，武則天上演的是“擒賊先斷翼”的一幕。在對敵人的首腦——長孫無忌動手之前，武則天粉碎了宰相韓瑗把褚遂良重新召回京城的企圖，識破了吏部尚書唐臨保護關隴士族重臣來濟、打擊武后派中堅李義府的圖謀。
顯慶元年底，武則天已著手按預定的計劃進行人事調整。長孫無忌的親戚，一個個被外放，離開了朝廷。先是太常卿、騎馬都尉高履行被任命為益州(今四川成都一帶)大都督府長史，接著工部尚書長孫祥被任命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這種人事變動表面上看來是很正常的內外遷轉，但這兩個人一個是長孫無忌的表兄弟，一個是他的堂兄弟，這種調動的目的是為了斬斷長孫無忌在朝中的羽翼。
顯慶元年(公元656年)，褚遂良外貶，此事使關隴派遭受重創(chuàng)。此后，他們始終不忘將褚遂良重新拉回政治舞臺的中心。雖然看不到長孫無忌有什么實際行動，但挽救褚遂良的計劃卻已展開。侍中韓瑗在這個問題上做了先鋒。在褚遂良被貶一年多之后，韓瑗認為，是為褚遂良說話的時候了。他細心繕成一本，上朝奏稱：“朝廷貶謫賢良之臣，向為政風敗壞之征。遂良殫畢生之力事先王，清廉耿直，不言則已，言必公忠體國，先帝引為知己，視同兄弟。是以臨終選擇，以受遺詔?！彼又謴臍v史上引證實例。他說：“國家之衰亡，政治之腐敗，皆因為疏遠賢直忠諫之臣?！彼Y論稱：“遂良雖有忤君之罪，然已受一年之苦。陛下其憐而赦之乎？”
他奏完之后，皇帝也承認褚遂良的出發(fā)點是好的，問題在于他的態(tài)度激烈，對皇帝大不敬，所以才貶謫他。韓瑗情緒激烈地回奏說：“如今臣深懼小人之勢長，君子之道消矣?！表n瑗一時失口，竟引用不得體的古語，《詩經》上說：“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不愿見唐室之衰亡也。”引用這個典故太不機敏了，這是公開侮辱武后是使周朝亡國的褒姒。高宗怒吼說：“你下去吧!”朝議之時，武后不聲不響，不過她的緘默倒更為兇險。她在籌備反擊。
韓瑗回家之后，修本辭官，但是皇帝不準。在廢王立武的問題上，高宗早已鐵了心，誰想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用不著武則天多言，自然都沒有好下場。韓瑗即使以辭去宰相相威脅，高宗也沒動搖。他就是不主動提出辭呈，在相位上也待不了多久了。
顯慶二年(公元657年)三月，高宗在洛陽下達了命令：褚遂良由潭州都督再貶為桂州(今廣西桂林)都督，與京師的距離越來越遠。不久，又有一道命令：皇后派的鐵桿分子李義府被提升為中書令。八月，李義府與皇后的另一黨羽、侍中許敬宗，聯合上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密謀不軌。他們在奏折中指出，桂州是用武之地，韓瑗圖謀不軌，安排褚遂良為桂州都督是為了做外援。盡管沒人會相信這隨意編造的罪狀，但顯慶二年七月，高宗還是下發(fā)了四項貶黜敕令：韓瑗貶為振州刺史，來濟貶為臺州刺史，終身不許入朝；褚遂良再貶為愛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榮州刺史柳奭再貶為象州刺史。褚遂良到達愛州后，曾上疏皇帝，想調回京師，但皇帝并沒有答應他的要求。第二年，褚遂良死于愛州刺史任上，終年63歲。長孫無忌的左膀右臂被貶黜到極南的蠻荒之地，勢力漸漸單薄了。
隨著長孫無忌勢力的削弱，武則天的心腹逐漸進入宰相集團。其中，李義府在外朝更是恃寵用事。李義府升任中書令后，與另一中書令杜正倫發(fā)生沖突。杜正倫是唐太宗時期的中書侍郎。他當時“出入兩宮，參典機密”，而李義府直到高宗時才上升到中書舍人(相當于中書省中層領導)的職位。兩個中書令，一個以老資格自處，一個則倚仗皇后撐腰，明爭暗斗，各不相讓。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十一月，兩人被貶，李義府被貶為普州刺史，杜正倫被貶為橫州刺史。
李義府被貶，對于關隴集團來說是一個極好的報復機會。當時擔任吏部尚書的唐臨，企圖以薦舉兩巡察使的方法，繼續(xù)斗爭。唐臨也是關隴集團的一分子，其祖先隨宇文泰入關，祖父唐瑾北周時官至內史，唐臨本人與兄唐膠皆知名于時。顯慶三年，唐臨利用手中權力，保奏許煒為江南道巡察使，張倫為劍南道巡察使。唐臨的用意是這樣的：許煒是來濟的好朋友，來濟貶謫地點在臺州，屬江南巡察使的察視范圍，讓許煒擔任江南道巡察使，就可以達到保護來濟的目的。而張倫與李義府是冤家，李義府貶謫地在普州，屬劍南巡察使的察視范圍，以張倫為劍南道巡察使，就可以達到打擊李義府的目的。早已建立起嚴密情報系統(tǒng)的武則天很快獲悉此計，她知道李義府雖不堪任用，但他是朝中擁武的支柱之一。所以李義府雖流放在外，武則天還是保護他。她對高宗說：“唐臨這個人利用權力私自選人授官，朝中議論紛紛，不撤換此人，有損朝廷威信?！备咦诒阋浴扒菜蕉狡溥^”的罪名罷了唐臨的官。唐臨不久死于潮州刺史任上。
反觀長孫無忌的態(tài)度，武則天進寸，他就退尺。李義府猖狂得勢，長孫無忌沒有抑制他的言行，武則天立嫡子為太子，他也沒爭。如此退守，將來更大的事就更難爭了。經過反復的斗爭，至顯慶四年初，親武后勢力在朝中形成，關隴集團土崩瓦解，只剩下太尉長孫無忌這一個孤家寡人了。扳倒長孫無忌，最大的阻力恰恰是武則天的夫君高宗李治。李治雖然不想在舅父的羽翼下當聽命受教的恭順皇帝，但讓他去除掉元舅，那是非常困難的事。永徽初年，洛陽人李弘泰曾經告發(fā)長孫無忌謀反，高宗接到狀紙，根本問都不問，就下令將李弘泰斬首。但此時已非彼時了。
顯慶四年(公元659年)，武則天把矛頭對準了長孫無忌。四月，洛陽人李奉節(jié)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jiān)察御史李巢朋黨一事，許敬宗主動請求會同辛茂將進行審理。兩位主事的宰相親自審訊一起一般官員的朋黨案，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因為韋季方是長孫無忌的門生故舊，所以許敬宗趁機想挖出點什么來。審案時，大理寺官員秉承許敬宗的旨意，讓韋季方誣陷長孫無忌同謀犯罪，如果這樣就可對他從輕發(fā)落。韋季方深感不妙，抵死不認，尋機自殺，結果未死成，在獄中奄奄一息。許敬宗見從他身上不能獲取證據，又看他橫豎已經沒命了，便向高宗誣奏說：“韋季方欲與長孫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F在怕事情暴露，所以自殺?！迸赂咦诓恍牛謱捻f季方身上搜得的一封私信交給高宗，說：“這封信是題給趙師的。趙師，即長孫無忌也，陰為隱語，欲陷忠良，以伺機謀反?！边@個對于武則天、許敬宗等人來說是蓄謀已久的計劃，對于高宗來說，乍一聽說國舅謀反，還是大驚不已，不能相信。他又讓侍中辛茂將再去核實，辛茂將是許敬宗的心腹，他偵察的結果當然與許敬宗說的完全一樣。高宗還是不信，說：“辛茂將愚蠢無用，所奏不可聽信。舅父絕不會做此等事。舅父為小人挑撥，可能有些疑慮，怎么會到謀反的地步呢？”但既然人證物證俱在，高宗有些不知所措了，情急之下忍不住哭了起來：“我家真是不幸，親戚之間屢有異心，往年高陽公主竟與房遺愛謀反，今天母舅也這樣，我還有什么臉面見天下之人啊!如果此事果然是真的，我將怎么辦啊!”
許敬宗深恨長孫無忌等的飛揚跋扈。他見高宗已是半信半疑，就鼓起如簧之舌，說道：“房遺愛只是一個乳臭小兒，與一個女子謀反，成得了什么氣候!長孫無忌就不同了，他以前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都佩服他的智謀；后來他當宰相30年，天下害怕他的威勢；如果哪一天悄悄舉事，陛下派誰去能抵擋得了他呢？今幸好宗廟有靈，因按治一件小事，得到大奸人的陰謀。這是天下之大幸!臣竊恐長孫無忌知道韋季方自殺之事一時窘急，鋌而走險而發(fā)動叛亂。他舉臂一呼，一起作惡的人都云集起來，必為宗廟社夜之憂啊!陛下不見隋朝嗎？宇文化及的父親是宰相，弟弟娶了公主，手握禁兵，隋煬帝對他一點也不懷疑，委以朝政。宇文述死后，宇文化及又統(tǒng)領禁兵。一夜之間，就在江都作亂，先殺不附己者，臣的家也遭其禍亂。于是大臣蘇威、裴矩等人，都急忙服從他，等到黎明，隋朝江山就斷送了。前事不遠，望陛下吸取教訓，速作決斷?！鼻缮嗳缁傻脑S敬宗把無忌和太宗時的叛臣房遺愛相比，又和隋朝的宇文化及相比，似乎一場江都之變式的大難，已經迫在眉睫，皇帝將被殺死。而要殺死皇帝的，就是長孫無忌。
次日，許敬宗啟奏皇上：“昨夜韋季方已承認與長孫無忌謀反之事。臣又問韋季方：‘長孫無忌與國至親，兩朝受寵，有什么怨恨要謀反呢？!’韋季方答：‘韓瑗曾告訴長孫無忌說，柳奭、褚遂良勸立梁王為太子，今梁王既廢，皇上也疑心你，所以把高履行外放出去。從此，長孫無忌很憂慮，日夜尋思自安之計。后來見長孫祥又被外放，韓瑗又得罪，所以日夜商量與我等謀反?！紖Ⅱ炈f的話，都很符合實情。請依法收捕長孫無忌?！?/p>
這番話是針對高宗疑慮的心理事先精心編排好的，高宗不由自主就相信了。高宗被謀反的預警嚇昏了，同意將無忌削去官爵。
后人常以此為例，認為高宗是個糊涂人，很容易就被臣下騙了。當然，高宗不比他的父親太宗明察秋毫、天威難測，但關鍵的原因還在于許敬宗在雄辯中點出了隋唐皇位繼承中令統(tǒng)治者寢食難安的一大心病。隋代在皇帝繼承問題上，未能實行嫡長子繼承制。隋文帝廢長立次，他去世后五子楊諒在太原發(fā)動政變，在隋朝留下陰影。因為政壇上沒有長子必然繼承皇位的觀念，所以名義上是有德者居之，實際上則是有力者稱雄。隋末群雄并起，自立為帝，以及隋煬帝以一國之尊被弒，都給統(tǒng)治者“能者為王”的危機感。
唐初李世民兄弟發(fā)生流血政變，始取得政權。李世民又將宗室降爵為郡公，唯有功者封王，將其兄弟李建成、李元吉的下一代全部殺掉。李世民對待宗室的態(tài)度，還可以通過貞觀元年涼州都督李幼良伏誅一事看出大概。李幼良是李世民的叔祖。有人告他養(yǎng)死士，李世民便派出中書令宇文士及調查此事，查證屬實后便把他殺了。用中書令去調查邊境將領是否養(yǎng)了亡命之徒，可見李世民對此事的重視，也可見他所受到的威脅。
李世民雖然對宗室嚴加注視，但即位后依然受到起兵威脅。一位是他的叔父幽州都督李瑗，另一位是賜姓李的隋末降將、駐守涇州的羅藝。這兩次兵變雖然很快平定，但多少在統(tǒng)治者心底留下陰影。李幼良事件大約發(fā)生在這兩次兵變之后，故此唐太宗的處理手法，也不為奇。事實上，這并不是最后一次出現的起兵事件。同年年底，利州都督李孝常和右武衛(wèi)將軍劉德裕等因被指控謀反而被殺。貞觀十七年齊王李祐起兵失敗，是另一個例子。
由此可見，南北朝那種有機會就試圖建立本身政權的風氣，依然存在于初唐的一些統(tǒng)治階級，特別是皇室中。掌權者因此不得不時刻加以防范。特別在權力交替之際，最怕有人趁機謀反。因此，高宗認為，在自己多次違反元舅的意圖乃至與整個關隴貴族為敵的情形下，長孫無忌有謀反的可能，于是就相信許敬宗的話了。但高宗不忍按謀反的法律處理這位立過大功、輔佐他六年的舅父，他哭著說：“舅舅如果真是如此，朕決不忍心殺他。否則天下將說朕什么呢!后代們又會說朕什么呢!”這時，許敬宗見高宗已經相信了，又怕高宗真的心一軟，放過了長孫無忌，就進一步說道：“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王的位置做到皇帝，薄昭立有大功。后來薄昭犯罪，只是因為殺了人，漢文帝法不阿私，讓百官穿著孝服，哭著殺了他。至今天下人都以漢文帝為明主。今長孫無忌忘記兩朝之大恩，謀奪社稷，其罪不知比薄昭要大多少倍。所幸的是奸狀自己暴露了出來，逆賊自己招供了，這還有什么可疑慮的？古人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就在一刻之間，一絲一毫也不能錯過。長孫無忌乃是今日之奸雄，是王莽、司馬懿之流，陛下稍有一點耽擱，臣怕變亂就會馬上發(fā)生，后悔都來不及啊!”
一連串煞有介事的理由和聳人聽聞的后果，最終使高宗的精神陷于崩潰。由于對叛逆陰影心懷恐懼，他沒有勇氣把舅舅叫來當面問個明白，一切都交由許敬宗處置。一起不明不白的重大謀反案的主犯，就得以這樣了結：長孫無忌被削除太尉及封邑，以揚州都督身份安置到黔州(今四州彭水)，仍按一品大臣的待遇供給飲食，每日細白米二升，粳米、梁米各一斗五升，粉一升，油五升，鹽一升半，醋三升，蜜三合，粟一斗，黎七顆，酥一合，干棗一升，木橦十根，炭十斤以及不同數量的蔥韭豉蒜姜椒之類，每月還給羊二十口，豬肉六十斤，魚三十尾，酒九斗。高宗想讓這位至親長輩靠著這優(yōu)厚的待遇安度晚年。
長孫無忌一垮，關隴集團的支柱就倒了。根據武后意旨，許敬宗將長孫無忌之案推而廣之，開始了對關隴集團的最后一次掃蕩。只用了一個多月，就貶逐了一大批關隴集團的官員。許敬宗上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寧亦黨附無忌?！标P隴集團的另一重要人物于志寧，因為在立梁王為太子時出過力，后在立武后的爭議中又不說話，盡管當了冊后副使，又任太子太師，但也被加上黨附無忌的罪名，免去了他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的職務，武后害怕這個關隴集團中地位極高、又有聲望的人留在朝中會有不利。于是已經去世的褚遂良被削官爵，柳奭、韓瑗除名，于志寧免官。
關隴集團的子侄輩也沒能幸免。長孫無忌的兒子、秘書監(jiān)、駙馬都尉長孫沖等被除名，流放嶺南；長孫無忌的堂兄弟長孫知仁，也被貶到冀州為司馬；族子、駙馬都尉長孫詮，也流放到今四川西昌一帶，不久便被迫自殺；長孫無忌的表兄弟、高士廉的兒子高履行受牽連，由益州長史貶為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不久又貶為永州(今湖南零陵)刺史。時任涼州刺史的趙持滿，是長孫詮的外甥、韓瑗的內侄，許敬宗生怕他在西涼造反，將其快馬召至京師，下獄拷訊，但他始終不招，終以謀反罪被殺。
一個朝臣如果遠離了首都，遠離了皇帝的視野，他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證。七月，許敬宗會同李勣、辛茂將和剛上任的兩個宰相——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任雅相、度支尚書同三品盧承慶一起復審長孫無忌謀反案，并派已升任中書舍人的袁公瑜等人到黔州去取證。袁公瑜向長孫無忌取得株連別人的供詞，被長孫無忌嚴詞拒絕。袁公瑜就對長孫無忌說：“你為什么不自縊身死來謝罪呢？你死以后，我總會想辦法在你的供詞上替你簽名的?！遍L孫無忌無可奈何，自縊身死。袁公瑜又去找韓瑗，想如法炮制，但獲悉韓瑗已死在貶所。他特意打開棺材，驗明正身才回京。同時被殺的還有長孫祥、長孫恩、柳奭等人。
至此，關隴集團中最盛而且盤根錯節(jié)的幾個家族都遭到摧殘和打擊。他們曾盛于唐初，壟斷朝政達三四十年。長孫無忌集團徹底毀滅的同時，李義府從普州被召回，被任命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成了掌握人事任免大權的宰相。外朝基本由許敬宗、李義府把持，武則天不僅可以高枕無憂地做皇后，而且可以在某些國家大政方針上發(fā)揮自己的政治影響了。
武則天從當上皇后以來一直想要消滅太尉長孫無忌，但無忌是皇帝的肱股，最有威望的朝臣，而且長孫無忌一派經營多年、根深蒂固，如果一開始就動其根本，阻力和影響都太大。武則天用的是剝筍戰(zhàn)術，先斷其羽翼，削弱其基礎，讓無忌孤立起來，最后拔除主干。終于，武則天在鞏固權力的角逐中贏得了勝利。
武則天消滅了長孫無忌的勢力，她在外朝中的危險減輕了，她可以安心地登上皇后之位了。
第二節(jié) 母儀天下
皇后加冕的典禮定于十一月，距離廢王皇后只有一個月。武則天不愿在典禮中顯得心中有所愧疚，不肯偷偷摸摸地舉行，她要理直氣壯，要冠冕堂皇。
禮儀是威勢的最好載體。武則天以女性做皇帝，于舊的道德、禮法不合，更需要借助威儀樹立她在人們心中的威嚴。在威儀方面，武則天的一個特點是人不敢為，我偏要為之，敢于打破舊禮儀的束縛，從不躲躲閃閃，而是光明正大地展現她非凡的威儀、氣度。
武則天取得皇后的寶座用了不少陰謀，這事本身也有不合當時禮法的地方。顧命大臣褚遂良就曾在朝堂上當著皇帝的面說，武則天曾做過太宗的才人，如果被公開地立為皇后，有被天下人譏為有悖倫理的危險。但武則天不把這些當回事。天下人的譏笑又能怎樣？譏笑并不能殺死人，相反，譏笑人的人笑過之后還是要對權威低頭。所以，在她心里，這一樁皇后加冕之事要盛大地鋪張一下，要壯觀，要榮耀，要賽過皇帝的登基，要讓天下都知道武氏由此就成了天下的皇后，并且是順理成章，堂堂正正。
冊立皇后的日子到了，大殿里排滿了文武百官。在侍女簇擁之下，武氏皇后走進殿來，頭戴鳳冠，金珠爍光奪目，身穿祭天地大典時的緞袍，上繪霓虹光彩的舞鳳，紅色的寬帶自正中下垂到裙鞋。武氏寧靜而莊嚴。皇后的印璽放在一個玉制的盒子里，由李勣正式遞給她。武氏登上皇后寶座之后，隨后宣讀圣旨，朗誦富麗而莊嚴的四言賀詩，奏出古典的音樂，禮成。然后，在皇宮以西的肅義門，新皇后接受文武百官及番夷諸長的朝賀，這是特別安排的，是史無前例的。鳳輦之前有騎士先導，制服盛裝，另有勛徽執(zhí)事，排列成行。到了肅義門，武氏下輦登樓，立在樓臺之上。樓下面的廣場里跪著各王子、文武官員、諸番夷的使節(jié)，都是衣冠整齊。在前排的都穿紫袍，佩玉帶，戴金飾，或為諸王，或官在三品以上；第二排，身穿淺紫色袍，佩有金帶，官為四品；第三排，穿藕荷色袍佩金帶，官居五品；第四排，身穿深淺兩種綠色袍，佩銀帶，官居六品、七品。以后依品次排列。武后向臣下藹然微笑，答謝諸臣敬禮之意。然后乘輦回到皇宮，在內宮招待百官和番夷使節(jié)的夫人。
威風的皇后加冕儀式昭示著武則天的母儀天下的地位，武則天終于實現了她叱咤政壇的第一步。她的盛大的典禮，既是向世人展示她的地位，也是向朝廷內外的大臣展示她的實力：她不再是任人擺布的嬌弱女子，她是有權有勢的皇后娘娘。
顯慶五年(公元660年)正月，武則天由東都回并州故鄉(xiāng)。這回是衣錦還鄉(xiāng)。武則天大行宴請、賞賜她的父老鄉(xiāng)親。這一切活動的高潮是閱兵。高宗在三月二十八日于并州城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儀式，這與其說是對武裝部隊的檢閱，還不如說是為武皇后的故鄉(xiāng)之行壯威。參加檢閱的兩支部隊，一隊由建國以后成長起來的優(yōu)秀將領梁建方、張延師指揮，另一隊由宿衛(wèi)中央的內府禁兵組成。演習的具體過程是，“一鼓而示眾，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出場、列隊、交鋒，整齊而迅速完成，然后布開陣形，左為“曲直圓銳之陣”，右為“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其位。在城樓飛龍閣中檢閱的高宗君臣都被這威武雄壯的陣勢所吸引。許敬宗奏曰：“張延師表現得整而堅，梁建方表現得敢而銳，都是一代良將?！鄙斫洶賾?zhàn)的老帥李勣也感嘆道：“此番演習甲胄精新，將士齊力，從武器裝備到將士們的士氣都給人以震撼，在一旁觀看尚且感到威懾，何況真的到戰(zhàn)場上交鋒呢？”這是武皇后在顯示力量!
武則天在宮廷之內，收買大批黨羽，建立情報和監(jiān)視網；和外朝的元老重臣們斗時，在外廷也收買黨羽，第一批投靠她的是許敬宗和李義府。
許敬宗是江南士族之后，他的父親許善心，公元618年彭城閣之難時，為叛兵所殺，許敬宗跪伏求饒，留下一條性命。朝中的政敵常常把許敬宗的丑態(tài)廣為傳播，許敬宗既羞且怒，又無可奈何。他是李世民的私人學士之一，有相當學識。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負責為皇帝起草機要文件的岑文本半途病死，許敬宗接替了他的職位。從此，他便進入了高層政治的圈子，在門下省和中書省任職，從事國史的編撰工作。公元645年，他成為太子的老師之一，公元649年他當上宰相，但不久即因受誹謗而降為地方官員。
許敬宗是朝臣中第一個為武則天說話的人，也是武則天在外廷中的第一個心腹，他曾勸長孫無忌改變態(tài)度，但受到無忌的嚴詞拒絕。于是，武則天與許敬宗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武則天和長孫無忌都勢均力敵。一方面，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在永徽五年(公元654年)辭去了中書令的職務，改作吏部尚書，這是武則天的第一個勝利。但在第二年五月，長孫無忌設法任命韓瑗為侍中，來濟為中書令。韓、來二人的政治觀點與長孫無忌相同，長孫無忌的力量并沒有削弱。永徽六年(公元655年)，王皇后巫蠱事件發(fā)生后，高宗將柳奭由吏部尚書下貶遂州刺史，后又改貶榮州刺史，對此，長孫無忌等又予以回擊。在柳奭被貶的同時，皇帝想將武則天提升為宸妃，這是通向皇后道路上的一個重要步驟，但被外廷卡住了。韓瑗、來濟認為，這樣做在制度上沒有根據，皇帝只好打消了這個主意。雙方的較量，互有勝負，很難說誰已經處于優(yōu)勢地位。不過，武則天的活動已經引起了外廷人們的注意。人們自然地要想到這樣一個問題：究竟太尉的力量大呢？還是昭儀的力量大？
如果從武則天不斷派人向長孫無忌致意，力圖爭取他的支持上看，似乎是太尉的力量大。但是已經有一部分朝臣，他們希望在這場斗爭中，昭儀能戰(zhàn)勝太尉。許敬宗就是這樣一個人物，他在為武則天暗地活動，企圖物色一些同伙，但他很難找到。有意于此的人，正采取等著瞧的態(tài)度，不敢一試，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許敬宗任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后又兼太子賓客。六月，他終于找到了另一個幫手——中書舍人李義府。
李義府是梓州人(今屬四川)。從他的出身看是庶族地主，他得以在政治上發(fā)跡，是出自太宗朝的宰相級人物劉洎、岑文本的推薦。而劉、岑二人，正是與長孫無忌對立的派系首領。長孫無忌不喜歡他，企圖將他調開，“左遷壁州司馬”，并已得到皇帝的批準，敕書即將發(fā)到門下省，但事情忽然起了變化。
唐代的中書舍人，是一個不小的職務，由于他們是皇帝的秘書，所以必須輪流在朝堂值班，夜晚寢于朝堂，謂之“值宿”。那天晚上，輪到值宿的是另一個中書舍人、許敬宗的外甥王德儉。不愿接受“左遷”的李義府向王德儉求救。王教給他一條秘計：武昭儀正得寵，皇上欲立她為后，怕宰相非難，沒敢進行。你如果敢跳出來首倡此事，或許可以轉禍為福。王德儉教給李義府的，實際上是他自己不敢干的事。而李義府則不同，他必須鋌而走險，這是他唯一的選擇。于是，李義府這晚代替王德儉值宿。趁著這個機會，李義府“叩閣上表”，請立武昭儀為皇后。這個建議迎合了武則天與皇帝的需要，皇帝立刻召見李義府，當面撤銷了調動，叫他繼續(xù)留任中書舍人。隨后，武則天又派人秘密地去慰問他，還破格提拔他為中書侍郎——相當于副宰相。
李義府轉禍為福，是太尉與昭儀兩大力量較量中的一個重大變化。群臣從這變化中，得出結論：權威赫赫的長孫太尉，已敵不過宮廷深處的武昭儀。那些觀望者和對長孫無忌一直心懷不滿，想去結交武則天又畏縮不前的人，現在開始放下包袱。很快，朝堂上形成一股擁護武則天的力量。于是衛(wèi)尉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都成為武則天的心腹。這是外廷第一批投靠武則天的力量。這股力量，與武則天在宮廷內所集結的情報網，構成她起家的基本力量。
許敬宗、李義府、袁公瑜和其他支持武則天的人結成死黨，通力合作。武則天在朝中的權利中樞培植起了一部分親信，朝廷不再是關隴集團一言堂的天下了。但武則天的這些黨羽剛一受寵，本性就暴露出來，貪污腐敗，唯利是圖，恃寵用事。李義府的強取豪奪，搶人田產，奪人妻子遠近聞名。他母親死后，出喪時送殯的行列竟達數里之長。從某種意義上，武則天愿意看見這種示范效果：向她唯命是聽的人有權有勢，富貴榮華。這種權勢榮華都是由她隨時予取予奪的。
不過，李義府確實鬧得太過分了。顯慶元年(公元656年)八月，一位洛州婦人淳于氏，長得很美，因犯奸事系在大理寺獄中。李義府聞她美色，竟讓大理寺丞畢正義徇情枉法，將她釋放，想納為妾。這給關隴集團以可乘之機，大理寺卿段寶玄立即將此事寫表上奏。高宗命令給事中劉仁軌等人審理此案。李義府恐事敗露，竟膽大包天逼令畢正義自殺于獄中。由于李義府納妾沒成事實，畢正義又死無口供，高宗沒有給李義府加罪。這也許是武則天起了作用，她盡管對李義府惱火，但當此用人之際，當然不想讓關隴人士反擊得逞，也不想讓擁護她的人寒心。
但這件事情并沒有結案。關隴人士不放過這個機會，侍御史王義方上奏，說：“李義府在天子的眼皮底下，竟敢膽大包天，擅殺六品官，罪不可恕。即使說畢正義是自殺，也是因為害怕李義府的威勢。如果這樣，則生殺之柄，不在皇上的手中了。此風不可長。請皇上命人查清楚。”這一彈劾雖然沒有真憑實據，但切中要害?？墒峭趿x方還是被冠以毀辱大臣的罪名遭貶。這后面隱約可以看到皇后的手在罩著她的親信。對李義府，她既知其優(yōu)點也知其缺點，既記其功也記其過，她完全站在一種主動的位置上，決不會讓奸詐小人牽著鼻子走。她有時任用小人，把這當做一種政治手段，一種政治需要。一直到八十高齡，她任用過而又被拋棄的小人不計其數。
通過各種政治手段，武則天終于威風凜凜地登上了皇后的寶座，她的權力和地位從此就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
第三節(jié) 姓氏錄
顯慶四年(公元659年)三月，高宗下詔改《氏族志》為《姓氏錄》。修改的理由是《氏族志》中沒有列入武則天家族的郡望。
武則天皇后之位穩(wěn)固后，再撼永徽政治格局，在大的策略、措施上有二：一是把大量“雜色”放入“流內”；二是建立《姓氏錄》的門閥體系以取代太宗時期《氏族志》的體系。這兩項措施，一個讓許多沒有門第資蔭的人能進入上流內官的行列，另一個讓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員都能名列天下士族榜，抬高他們的社會等級。這些都是收買人心的大舉措。
唐代的選官，到高宗顯慶年間出現了官闕(空缺的職位)有限而應選人多的嚴重矛盾。當時內外官員的編制只有1.3萬余人，而每年取得做官資格等候任命的多達1400人左右，以每人任官30年計，約1.5萬名的員額每年只需500人入流即可補充，現在每年入流1400人已是此數的三倍，更何況現任官員中30年之后還有許多人在任。所以，每年銓選結束之后，仍有許多人得不到官職，造成“九流繁總，人隨歲積”的混亂情況。顯慶二年時，黃門侍郎知吏部選事劉祥道曾上疏奏請進行改革，后來中書令杜正倫也想整頓一下此事。高宗下詔讓百官集議，由于人們大都不愿做大的變更，討論沒有結果，只好不了了之。其實，劉祥道、杜正倫等人提出整頓選官制度，主要還是著眼于“雜色入流，不加銓簡”，即許多沒有門蔭又未經科舉的人進入到流內官的隊伍中。
當時，正統(tǒng)的官僚階層稱為“正色”?！半s色”是跟“正色”相對的，指的是流外官，仿佛是足球場上的替補隊員，只有流內官退下一小批，才有相應的流外官替補上場，這叫做“入流”。流外官是高門大族所不齒的，一般是由庶族擔任。孫悟空在弄明白弼馬瘟是個什么官后，就羞憤地說這是個不入流的小官，而且一生以此為恥。在唐太宗時代，雜色入流必須經過嚴格的銓選，因而每年的入流量是不大的。但在武則天奪得皇后寶座后，入流量便猛增了，雜色入流，幾乎不要經過什么銓選。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恐怕與她鞏固皇后寶座的圖謀有關系。善于收買人，樹置黨羽本來是武則天一貫使用的手法。過去，她是一個一個地收買。現在，她位居皇后，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大批大批地收買。在外廷，同意或支持長孫無忌的人是眾多的，武則天如果不在流內官員中廣樹腹心，她將陷入孤立的境地，有被長孫無忌擊敗的危險。
考慮到當時科舉入仕的人很少，進士每年平均只有十余人，明經也不會超過此數三四倍，在每年入流總數1400人中，科舉出身者所占比例極小。大量的人還是從流外入流、或通過應募從軍獲取軍功躋身官場。劉祥道、杜正倫等關隴集團中人要求限制雜色入流，根本上還在于強調門蔭，就是根據父、祖的官品取得做官資格，然后入仕任官，這是門閥制度在選官制度中的殘余。如此看來，這次整頓如果成功，將是對大量新興階層進入官場的一種重大打擊，也是對門蔭制度即貴族特權的一次強化。
而實際結果是“事竟不行”，主管部門的建議沒有被通過。一種解釋是，剛剛做上皇后的武則天正急于取得新興社會勢力的支持，為了收買人心，必須給這種新興勢力以機會，也就必須對這樣的動議進行干預。
這時候，政治上的另一種突出的現象便是李義府賣官。李義府是唐代歷史上第一個大貪官。不僅他本人賣官，他三子一婿全都參加賣官活動，門庭若市!他賣官的目的，自然有斂財的目的在內，但政治方面的意圖卻是主要的。這種意圖即是“多引腹心，廣樹朋黨”。李義府的這種活動如沒有得到武則天的支持，是說不過去的。李義府的朋黨，自然也就是武則天的朋黨。將“雜色入流，不加銓簡”與賣官二事合而觀之，我們就可以看到武則天意圖所在，這就是廣樹腹心，以摧毀長孫無忌這一派的勢力。
與此同時，武則天又采取了欽定士族的方法。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頒布《氏族志》。現在，武則天為什么要修訂《姓氏錄》呢？
魏晉南北朝以來，士族風氣濃厚，士族與庶族之間地位懸殊。唐朝建立后，社會等級的編制也出現了否定門閥制度的趨勢。但是，幾百年來的門閥觀念在唐初社會上還有著強大影響。唐室天下的取得主要靠關隴士族擁戴，既得天下，關隴士族集團成為穩(wěn)固統(tǒng)治的重要基礎。唐太宗為穩(wěn)固統(tǒng)治，也要依靠這一集團。他想抑制一下舊朝士族，目標主要是聲望和歷史傳統(tǒng)地位很高的山東士族，特別是崔、盧、李、鄭等山東大姓，而不是關隴士族。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命高士廉等撰寫《氏族志》，是想借此提高包括皇族在內的當朝貴族的聲望。
貞觀十二年《氏族志》修成后，唐太宗見崔民干被列為第一等高門，甚至排在皇室之前，深感這種做法與時代精神不合，于是提出了一個新的原則來劃分等級，命令加以修改。新舊原則都承認現時權貴也承認過去冠冕、父祖官蔭的做法不同，是以當今官爵高下劃分社會等級的原則，說白了，不看祖宗多大官看你現在多大官。
但是，那些熟悉和維護門閥制度的修撰者們一時還跳不出舊有觀念，修改后的《氏族志》中，許多當今沒有高官厚爵而以過去冠冕著稱的舊士族，仍是居于皇族、外戚之下的最高等級。所以說，貞觀《氏族志》只是提高了皇族和外戚的地位，許多現時新貴的社會地位沒有得到承認。于是，還有一些高官以通譜聯姻等方式攀附高門，同時，更廣大的一般地主出身的官吏們，雖然通過各種方式以得到迅速升遷，但在門第上仍不能躋身于高層。這在當事人看來是榮辱攸關的大事。
尤其是高宗即位后的幾年來，邊境戰(zhàn)爭連年不斷，對軍功的賞賜也很豐厚。像薛仁貴在太宗末年白衣從軍、立功后由兵卒致位五品游擊將軍，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又如蘇定方，雖說隋末已投身農民起義，貞觀初年也曾隨李靖擊突厥，但至永徽初年也只是個四品下階的中郎將，顯慶后連立大功，迅速提拔為正三品的大將軍，封為從一品的國公。這些為數不少的新近因軍功而置身高位的官僚們，越來越迫切地要求取得法定的社會地位。還有一些人雖無軍功卻也迅速做了高宮。如李義府，在投身武則天的過程中做到了三品中書令。即便是李勣，雖在貞觀時已位重官高，但到死，他在貞觀《氏族志》中也沒有列入很高的等級。很難想象，經過幾十年的出生入死，做到了位極人臣的三公(正一品)，李勣沒有抬高自己家族門第的愿望。而舊的《氏族志》里面記錄的是當年和太宗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勛貴，武則天的支持者大多不在其中。
世易時移，打破《氏族志》的框框，重新確定權貴們社會等級的任務被提上了日程。顯慶四年(公元659年)三月，由許敬宗、李義府等人建議，高宗下詔改《氏族志》為《姓氏錄》。
《姓氏錄》本是針對武氏和新貴而定的，所以它比《氏族志》更加“崇重今朝冠冕”?！缎帐箱洝返闹笇г瓌t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這樣一來，連以軍功至位五品以上的軍卒們都成了士族。
《氏族志》雖然也列入了沒有舊時去冠冕的新貴之家，但不記其郡望，而只對舊士族卻敘錄郡望，著意考辨其真?zhèn)?。其實，像武氏這樣在開國過程中興起的新貴在《氏族志》中未敘郡望的家族還有許多，李勣即是一例。所以，許敬宗的提議，不應只是得到武皇后的贊許，背后還有更多的人加以響應。為此，高宗下詔編輯200卷的新《姓氏錄》。高宗親自作序并確定應遵循的等級序列。
《姓氏錄》在長孫無忌被貶之后迅速修訂成，并于顯慶四年(公元659年)六月頒布，這無疑是武則天勢力的一個重大勝利。在《姓氏錄》中，武則天與長孫皇后的家族并列第一等，但作為長孫家族的中心人物長孫無忌卻已被削去官爵，其家族弟侄及子孫即使沒死的也已被除名為庶人，實際上已無人入敘《姓氏錄》的族譜中。李勣之家進入第一等，許敬宗、李義府以宰相資格進入第二等，還有大量因功提拔為五品官爵者都列入了《姓氏錄》中。盡管由于根深蒂固的門閥觀念的影響，社會上還存在著對《姓氏錄》的抵制，但是，《姓氏錄》畢竟以皇帝的名義頒布推行了，李義府還上奏收天下《氏族志》而焚之。
新志的標準很明確：皇朝得五品者書入族譜，也就是說，五品(當然包括五品以上的人)官可列名于《姓氏錄》。而且，《姓氏錄》一律不注明郡望，完全以官品高下排列等級。這與傳統(tǒng)的標準如婚宦、血統(tǒng)、門風、家學等是針鋒相對的?，F代人可能不把這當做一回事，但是在唐初，門閥觀念的殘留還很深遠，無論多顯赫的官員，都把立門戶、傳姓氏當做頭等大事和無尚榮耀。而《姓氏錄》打破了高門大族長期依據“家庭出身”和社會承認對門第的壟斷，讓五品以上的官員都能榜上有名，這是多大的誘惑啊。
《姓氏錄》同樣重視軍功。與舊的《氏族志》不同的，新志收錄的多是近期對外戰(zhàn)爭中涌現出的新的英雄人物。一個出身庶族的普通戰(zhàn)士，可以通過積累軍功，達到五品，上升成為士族。這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措施。
如果說，通過“雜色入流”，使得大批的胥吏，得以入流內，從而在流內低層官員中，安排了武后大量的擁護者的話，那么，通過《姓氏錄》的修訂，就使得那些五品以上的人，成了欽定士族。于是，在中層以上的官員中，特別是在武官中，又收買到了一批擁護者，軍隊指揮官中有不少的人，成了武則天的黨羽。至少，他們在武則天與長孫無忌的斗爭中，不會采取支持無忌的態(tài)度。如果一個統(tǒng)治者沒有牢牢地把握兵權，他的寶座是不穩(wěn)固的。長孫無忌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永徽奪宮之后不久，他逐漸喪失了發(fā)動反政變的能力，武則天已逐漸地控制了軍隊。也就是在這一年，武則天發(fā)動了對長孫無忌的最后進攻。
除了雜色入流和修訂《姓氏錄》之外，還有一項更具跨時代意義的舉措也開始實施，那就是科舉制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些變化，即“制科”舉人開始多了起來。唐初科舉取士還處在官僚隊伍來源的補充地位。與此同時，庇蔭為官的制度仍盛行，而且貴族子弟上升速度非常快，勛舊大臣的子孫一下就授以高官。制科是皇帝臨時下詔選拔特殊人才的途徑，高祖、太宗時情況不詳，高宗永徽三年以后，不斷設科舉人。尤其是顯慶四年(公元659年)三月，設八個科目舉人，應舉者達900余人，選拔出了郭待封、張九齡等人，進入弘文館隨仗供奉。這似乎是對長孫無忌集團發(fā)起總攻之前一次招兵的象征。武則天從此看到了通過制科選拔人才在收買人心方面的效應，所以等她將來臨朝稱制以后，便大開制科，既以祿位收天下人心，又因此選拔出許多經世治國之才，這些都是后話了。
要想牢固地把握住權柄，最根本的還是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給他們以利益，這樣才能換來他們發(fā)自內心的支持。對武則天來說，不僅要在外朝籠絡住自己的私人勢力，更重要的是取得大多數中下層的官僚的認可和支持。以長孫無忌為代表的關隴舊貴族，維護的是小集團的利益，排斥大多數關外勢力和庶族地主。武則天正是反其道行之，獲得了大多數官僚的支持。
“雜色入流”為武則天獲得了大批低層官員的心，《姓氏錄》的修訂使五品以上的人成了欽定士族。士族和庶族之間嚴格的等級界限終于被徹底打破了。
第四節(jié) 遷都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武則天把朝廷遷往洛陽。
武則天的重大策略都有她的政治目的。高宗時，她修大明宮，運用這一表面看來毫無政治意義的事情，分開了內廷與外廷之間的緊密聯系，從而削弱了宰相權力對皇權的約束。接著，武則天又力促遷都，通過遷都洛陽來進一步鞏固她的權力。
所謂把握住大的利害關，是指能根據時代發(fā)展的步伐或制度變遷的需要，及時調整政策，趨利避害。它涉及的不是小權小利，而是關乎政權興衰的財脈。統(tǒng)治者把握住這一點，就為掌好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集中體現的是移都洛陽。
武則天皇后位子剛一坐穩(wěn)就開始醞釀一件大事——把首都從長安移到洛陽。朝廷事實上已于太宗時期分三次遷到洛陽。但在顯慶二年(公元657年)，武則天終于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洛陽被正式定為第二個首都，而不只是朝廷的行宮。每個部和每個衙門都在洛陽設分支機構。當然，這是一項大工程，此后的五年，武則天一直為此努力。龍朔二年(公元662年)，在洛陽辦起東都國子監(jiān)。高宗時期，朝廷遷往洛陽不少于7次。高宗統(tǒng)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年中，約有10年在洛陽上朝。咸亨二年(公元671年)高宗一行駕幸東都時，許多政務還要在長安處理，留太子于京師監(jiān)國。把太子留在長安，就是武則天的有意安排。因為這樣可以把那幾位宰相也留在長安，便于自己改組政府。而且，決定把李顯召到洛陽之后，除裴炎外，留在長安的宰相都沒有接到隨同前來的通知。公元682年，朝廷最后一次遷往洛陽。在這次轉移政府的過程中，舊的宰相集團中那些武則天的障礙被紛紛去除：李義琰在公元683年請求退休，獲得武則天批準。中書令崔知溫在洛陽去世。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也在長安病得不能開口說話，上表請求退休，很快獲得批準。八月，太子李顯被召往東都，裴炎隨往，任命李顯的第二子唐昌王李重福為京師留守，唯一還留在長安的宰相劉仁軌被任為副留守?；实?、太子以及除掛名宰相劉仁軌外的所有宰相，都已集中到了洛陽，武則天組建新政府的計劃宣告完成。從此，整個朝廷經常遷往新都去處理公務，這已成為定制。雖然在空蕩蕩的京師始終保留著一個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實際上不但整個皇室及其隨從，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機構在這幾次遷移中也轉移一空。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武則天永久性地把朝廷遷往洛陽，一直到公元701年。
朝廷在東、西兩個京都之間來回遷移，使帝國財政極度緊張。幾次遷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亂，而且耗資巨大。眾多的扈從人員給所經之地帶來了貧困。洛陽需要建造許多新的宮室和官署，以提供一個京都的必要設施。耗資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時期不斷進行。因此，進行這一新的和花費極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
第一個因素就是被傳統(tǒng)歷史學家所強調的武則天的情感和精神狀態(tài)。據說在除掉王皇后和蕭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則天?？吹剿齻兊墓砘曜魉?。蕭淑妃臨死前的詛咒效果如此強烈，以致武則天一生都不能擺脫它。她時常感到貓的威脅!自武則天奪宮成功之日起，她常見王、蕭二人披發(fā)如厲鬼的影子。為此，她換了幾次宮殿，但還是擺脫不了這種幻影。最后只好長居洛陽，不歸長安。
第二種解釋純粹是經濟方面的。長安位于比較貧窮和生產不發(fā)達的地區(qū)，易遭受長期的嚴重干旱。從外地供應長安谷物既困難，費用又極大。供應洛陽，便容易得多，因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復雜的河渠網系。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四月，由于關中受災，糧食匱乏，高宗和武則天決定前往東都洛陽。因為那里受漕運之便，庫存了許多從江淮運來的糧米，可以保證大量官員的吃飯問題。
都城范圍廣闊，人口繁多，日常用水自然不少。引導附近河流，使之流入城內灌注各處，也就成為當務之急。而水上交通也比陸地方便，如能用之得宜，更有助于都城的繁榮昌盛。長安和洛陽在這一點上基本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地理條件所限制，而有所差異。長安位于龍首原，平坦無阻，故宮城、皇城和外郭城依次而南，條理井然。洛陽則有洛河橫貫。洛陽有洛河從城中橫穿流過，引水自較長安為易。隋煬帝開鑿通濟渠和永濟渠，是以洛陽為肇始之地。
由于有河流和渠道都流經洛陽城內，城內不僅有水上交通航路，就是一般用水也較為方便。由于引水方便，一些達官貴人的邸第中就能都有池沼，甚至還都相當廣大。白居易的宅在長夏門東第四街履道坊，宅地17畝，水居五分之一，中有島樹橋道!這樣的情況在長安城是少見的。
作為都城，不但要是政治中心，還要是經濟中心。唐朝當時的中心應該放到揚州。后來只有益州能夠和它相比，因而有了“揚一益二”的說法，長安和洛陽更是居于其后了。洛陽雖然說不上是經濟中心，還是比較繁榮的，仍然可以作為經濟都會。武則天改東都洛陽為神都時，又徙關外雍、同、秦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充實洛陽。這么多的人口，其中還夾雜著許多達官貴人，這就必然會促進當地的商業(yè)發(fā)展。
隋煬帝開通濟渠，其作用之一就是運輸東南漕糧，含嘉倉為洛陽城中儲糧的倉庫。漕糧運來后，即能隨時入倉，可以說是相當便捷地通過這些運河渠道，太行山東，江淮之間皆能與兩都相聯系，就是江南和嶺南，也可通達。長江下游各部的貢品甚至嶺南貢品也能夠運來，商貨也就隨之而至。
對遷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其中首要的當然還是政治上的解釋。長安是兩北地區(qū)的自然中心——當關隴集團已處于統(tǒng)治地位時，它是文職官僚機構的政治中心。指定洛陽作為新都，這本身是一個象征性的表示，即關隴貴族政治勢力的全盛期已經過去了。遷都又是一個旨在取悅于許多山東、河北出身的官員的行動，他們在高宗時期當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則天最熱心的支持者。陳寅恪說：武則天以關隴集團之外的山東寒族的身份，一旦攫取政權，久居洛陽，轉移全國重心于山東，重視進士科的選拔，拔取人才，于是就破壞了南北朝的貴族階級，運輸東南的財賦，以充實國防力量的格局。
以上政治經濟原因，可算是武則天時代做出的重大戰(zhàn)略調整。不過有的也許是她在不自覺之中發(fā)揮了作用。其實，對于遷都武則天還有一個現實考慮的因素，那就是擺脫宰相集團的控制。說白了是打不過就跑。
武則天做皇后以來，長期面對著來自宰相中的反對勢力，對于她執(zhí)掌朝政來說，這方面的阻力，要大過來自高宗和李唐宗室方面的阻力。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八月調整后的班子，加上儀鳳元年(公元676年)補充的4人，共有9個宰相，其中侍中張文瓘和中書令郝處俊處于核心地位。
張文瓘，貝州武城人，從小喪父，沒有任何家世背景。貞觀初舉明經入仕，受李勣提拔入朝。龍朔年間，官至中書舍人，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以黃門侍郎同三品入相，至今已是將近十年的資深宰相。在拜為侍中之前，他擔任大理卿知政事，由于執(zhí)法公平寬恕，深為犯人推服。侍中是宰相中的首相，由于他為官正直謹嚴，深得高宗信任。
郝處俊出身高官貴族家庭，外祖父許紹、舅父許圉師都是一時高官名臣，父親被封為縣公。但郝處俊本人還是依靠個人的才學而入仕的，貞觀年間舉進士出身。雖然他曾經作為李勣的副將參加了討伐高麗的戰(zhàn)爭，但基本上還是一個文士?？傉露?公元669年)以黃門侍郎同三品入相之后，同樣深得高宗的信任，尤其以反對高宗遜位給皇后而知名。
由于這個宰相班子有著反對武則天直接執(zhí)政的色彩，雙方似乎陷入一種僵持的局面。在廢李賢之前，這種僵局已經有所改變。因為這些宰相不僅資格老，他們的年紀也大了。儀鳳三年(公元678年)九月，侍中張文瓘去世，終年73歲；十一月，來恒去世；第二年正月，戴至德去世，終年72歲；十一月，高智周罷為御史大夫。9個宰相中去了4個。但郝處俊已擔任侍中，在李賢監(jiān)國的情況下，形勢對武則天依然不利。
不過，武則天利用老宰相去世留下的空缺，還是在這種僵局中打開了缺口。調露二年(公元680年)四月，新任命了3個宰相：黃門侍郎裴炎、黃門侍郎崔知溫、中書侍郎王德真，打破了原來那個老齡化宰相班子造成的僵局，給武則天帶來了機會。四個月后，李賢被廢，兼任東宮官的宰相張大安、李義琰、薛元超等受到沖擊，張大安外貶，王德真也罷相。到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三月，侍中郝處俊罷相，稍后，劉仁軌又請求辭相。當年十二月，郝處俊去世，終年75歲。
于是，老宰相的格局徹底改變。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七月，裴炎任侍中，崔知溫、薛元超任中書令。不過，裴炎并非武則天的親信，資深望重的崔知溫更不可能聽武則天的擺布，薛元超是武則天打擊上官儀的受害者，反對武則天執(zhí)政的李義琰也還是宰相，劉仁軌以功勞和資歷在朝庭還發(fā)揮著很大作用。武則天仍無法控制宰相。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四月，由于關中受災，糧食匱乏，高宗和武則天決定前往東都洛陽。這次去東都，把太子李賢留在京師監(jiān)國，代理政事，并留下劉仁軌和裴炎、薛元超二位宰相幫助他。這對高宗來說，正可以到洛陽去休養(yǎng)一下，畢竟可以擺脫關中的悶熱天氣、糧荒和煩人的國事，而對于武則天來說，更是擺脫宰相控制的一個極好機會。
武則天匆忙離開長安前往洛陽，是因為她急于在高宗眼看將不久于人世的情況下，擺脫雖然相互之間也有矛盾但都不可能完全為己所用的文臣武將。讓主要的宰相和軍隊都留在長安，到達洛陽后，武則天在許多問題上就可以放開手腳了。
遷都，在歷朝歷代都是關乎社稷命運的大事。特別是在唐朝，起家在關隴一帶，地域內的各種政治勢力根深蒂固，難以撼動；王朝的軍隊主力也集中在關中，內重外輕，在首都的一舉一動都不敢大意。可越是這樣，就越要打破舊格局。
遷都洛陽，既為武則天贏得了權力上的優(yōu)勢，又幫助她有效地避開了與宰相的沖突，擺脫了宰相的控制。武則天經營多年，終于在高宗在世時完成了這一關鍵性的調整，眼光之遠大，決心之恒久，超出常人。
第五節(jié) 息兵富民
史書記載，高宗以來，承平日久，府兵為人所賤。百姓以當府兵為恥，甚至有人蒸熨手足以逃兵役。輪值當兵的大都是貧弱受雇而來。另外，長期的戰(zhàn)爭也給國內經濟帶來沉重負擔，社會生產受到耽誤和破壞。與此同時，國內又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尤其是當時經濟最發(fā)達的河南、河北廣大州縣，連年遭到水災，關中也是先水后蝗，繼以疾疫，糧食歉收，米價踴貴。
對正在滋長的厭戰(zhàn)情緒，武則天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就成為她進一步樹立自己政治領袖形象的重要突破口，她不失時機地提出了息兵富民的《建言十二條》。
所謂勢是一個時期最主要的變化趨向，勢是潮流，是人心所向，是不可逆轉的。如果逆勢、抗勢而動則有覆亡的危險；如果應勢、順勢而動，則能很好地融入潮流之中，成功系數增大；而能把大勢為我所用，則所向披靡。善于利用形勢是武則天的過人之處。她在咸亨上元年間提出的《建言十二條》就是她順勢應勢的典范。
不同時期的大勢也不同，那么，咸亨上元年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社會形勢，出現了什么樣的思想動態(tài)呢？那時的大勢并不顯露，那就是唐朝雖然表面看來武力強盛，但外交形式已經走到了一個危機四伏的境地，多年的戰(zhàn)爭引發(fā)了社會基本制度的巨大變化，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
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平定西域以后，唐朝終于消滅了東、西兩個突厥汗國，取代了他們在亞洲內陸的霸權。并且設置了大量府州，唐朝因此建立起了自己對西域廣大地區(qū)的統(tǒng)治，西部疆界到達咸海和阿姆河以西地區(qū)以及今阿富汗和伊朗邊界。
但是，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與西突厥余部在西域連兵，唐朝被迫罷安西四鎮(zhèn)，強大的吐蕃帝國開始了與唐朝在西域的爭奪，使得唐朝的西線戰(zhàn)爭不斷受挫，安西四鎮(zhèn)也時棄時置。唐朝在西域開始陷于被動。
在東線，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中，高麗莫離支蓋蘇文死以及繼任者與其兩個弟兄內部爭斗，使形勢變得對唐朝有利。當吐蕃的新首領請求唐朝協(xié)助對付他弟兄的反叛時，唐朝派出李勣率軍對高麗發(fā)動水陸大戰(zhàn)。新羅的一支大軍從南面配合進攻?？傉略?公元668年)征服高麗，實現了隋唐帝國幾十年來的愿望。李勣經長達一月的圍攻后，攻陷高麗首都平壤，帶著20萬俘虜(其中包括高麗國王)返回中國，并把高麗國王獻到太宗墓前祭奠。一個有兩萬駐軍的都護府在平壤設立，以治理被征服的高麗王國。唐朝的軍事力量和威望在這個時期達到了頂峰，甚至超過了太宗時期。在短暫的幾年中，唐朝控制的帝國的領土比它以前和以后都更為廣闊，長安的影響已達到中亞和東亞的大部分地區(qū)。
高宗朝對外戰(zhàn)爭頻繁，可以總章二年(公元669年)為分水嶺，在此以前是一連串的成功——唐朝領土不斷擴張，于公元658年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同時把本來在高昌的安西都護府移至中亞的龜茲國，10年后又在朝鮮半島平壤置安東都護府。但其后唐對外征戰(zhàn)只是勝負參半。
由于越來越嚴重的財政困難困擾著帝國內部，濫用軍事力量，超過了合理限度，并且過分延長了唐朝的防線；再加上中亞和北亞新的強國的崛起，最終迫使中國收縮自己的邊境。公元670年負于吐蕃，失安西四鎮(zhèn)。公元670年及公元676年，安東都護府先后兩次從平壤撤移至遼東。
唐軍為何在朝鮮半島棄守平壤退居遼東？有些學者指出，高麗人并未有“欣然慕化”，他們隨即展開了反唐運動。而且，一直與唐朝保持同盟關系的新羅，由于百濟和高麗的滅亡，也開始同唐朝發(fā)生沖突。史學大師陳寅恪認為，唐在朝鮮半島勢力后退是由于唐室受西北強敵吐蕃的牽制，不得不在東北采取消極退守策略。這應該是令唐室減低東北軍力的主要原因。高宗晚年，除吐蕃外，突厥又威脅北邊?？偠灾捎谖鞅狈矫鎵毫?，在高宗晚年，唐朝對東北方面也無法實現強有力的控制，只能利用親唐分子，間接管治高麗。
總之，到咸亨年間，朝廷收到的是前線連連受挫的戰(zhàn)報。一代名將薛仁貴先敗于青海大非川，再敗于新羅，標志著唐朝對外戰(zhàn)爭進入到了一個重大轉折時期。盡管如此，高宗在公元678年末還打算出兵對付吐蕃?？梢娝幕緫B(tài)度，仍然傾向于采取積極行動。公元679年底唐軍出動18萬人去討伐東突厥。
武則天對當時的戰(zhàn)爭持什么態(tài)度呢？從部分接近武則天的人物的政見中可以去探求她對外政策的見解。武則天立后次年，皇太子李弘于公元668年，唐破高麗后，曾經上表指出軍人因疾病、遇匪或其他原因被判定為逃兵需要受刑是不公平而該糾正的，他的建議后來被接納。另一個例子是張文瓘，他先后擔任李弘和繼任皇太子李賢的顧問。公元678年，唐高宗一度有意再次起兵討伐新羅，但在張文瓘的反對下才打消此念頭。他的理由是恐怕百姓不堪其弊。由于他早年曾諫高宗減少勞役以安民，可見他反對出兵的意見是一貫的。李弘和李賢兄弟的顧問中，宰相戴至德和李敬玄均非武將?？偠灾?，武則天兩個兒子的幾個顧問中，沒有積極的主戰(zhàn)派。這情形比較高宗任太子時由主戰(zhàn)的李勣任顧問的景況，大相徑庭。這不似是偶然，而是武則天刻意安排的結果。
高宗晚年時，武則天在對外事務上的總體思想是減少國力的消耗，主張息兵，如不能與鄰邦修好，則用以夷制夷方式對抗外敵。武則天何以主張息兵呢？
咸亨年間唐朝在對外戰(zhàn)爭中的連連受挫，給國內的人民也帶來了嚴重影響。在高宗初年進行的對外戰(zhàn)爭中，由于對軍功賞賜豐厚，生活上富裕起來的許多平民子弟都希望通過立功獲取官職，而且當時的戰(zhàn)爭時間持續(xù)也不長，往往幾個月的出征即戴功而還，所以出現了“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的熱烈場面。到后來，隨著戰(zhàn)爭持續(xù)的時間越來越長，戰(zhàn)事也更加頻繁，出征人員得到的勛賞越來越少，并且有因戰(zhàn)敗受罪責的可能，人們越來越不愿出征打仗，兵募發(fā)生困難。
為了廣泛地籠絡人心，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則天提出了《建言十二條》。這十二條建議，是皇后通過表疏的形式向皇帝提出的，后公布于天下。
十二條建議可以分為三大部分。一至五條主要說息兵、息役、輕德薄賦：一、勸農桑，薄賦徭；二、給復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第一條是說要獎勵農業(yè)生產和手工業(yè)生產，減輕農民的賦稅勞役負擔。第二條“給復三輔地”就是要免除國都長安周圍的京兆、馮翊、扶風等地人民的徭役。第四條是禁止朝廷各部門的奢侈浪費之風。南指南衙，是宰相們辦公的地方，在宮城之南；北衙指宮廷中各機構；中指中書?。簧屑瓷袝?。第五條 “省功費力役”就是要減少營建所造成的財政開支和勞動力的使用，這一條是針對大修宮室的教訓提出來的。尤其第三條“息兵，以道德化天下”，明確提出了停止戰(zhàn)爭，在邊疆由進攻轉入防守，把國家的重心轉移到恢復和發(fā)展生產上來，這是高宗即位以來基本國策的一個重大轉變。武則天抓住時代的潮流，能夠在國家大政方針上提出綱領性的意見，說明多年的參決政務，已使她對現實情況有了深刻了解并具備了卓越的政治才能。
六至九條是關于政治風氣和意識形態(tài)的改革：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廣言路”是為了改變軍人執(zhí)政的局面，聽取更廣泛社會階層的意見；“杜讒口”則是為了防止有人對自己以皇后身份參政說三道四，維護“二圣”政局；“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是為了表明自己是李唐皇室的忠實擁護者，因為老子姓李，被尊為唐朝的玄元皇帝，同時也是為了提倡道家思想，真正實現無為而治；“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則是為了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因為按照古禮，子為父、父為長子服喪都叫“斬衰”，“斬衰”都是三年喪。“齊衰”次于斬衰，齊衰一年是父在的話，子為母的服喪。齊衰本來就低于斬衰一等，又在居喪期限上規(guī)定父在只為母齊衰一年，母親還不及家中長子的地位。武則天覺得這種服制對女人是很不公平的。因此她規(guī)定“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
十至十二條則是改訂姓族、泛階政策的繼續(xù)，旨在維護一般中下層地主官僚的利益，以爭取更廣泛的社會支持：十、上元前勛官已給告身者，無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勛官是獎賞給立有戰(zhàn)功者的一種身份，雖然沒有具體的職守，但可以按照勛品的高低占有不同數量的“勛田”：勛官本人及五品以上高級勛官之子，可以獲得任官資格，按規(guī)定服役或納資滿一定期限后，經考試合格，可參加銓選，二品勛官還享有門蔭的特權：勛官的服色與同一品級的官員相同，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對于大多數平民子弟來說，獲得勛官同樣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由于戰(zhàn)爭的艱難和士兵情緒不穩(wěn)，致使許多士兵從前線戰(zhàn)敗回來后被“奪賜破勛”。這也是促使國策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武則天提出凡是上元以前已給勛官證書者，一律不再追回，政府予以承認，就是為了在轉變國策的同時，照顧廣大軍人階層的利益。第十一條是給京官增給俸祿。第十二條說的是，為官年久其仍居下位者，應予考查，著即依功績升遷。這三條是較為廣泛的籠絡官員的一種政策，關系到各階層官吏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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