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1937—1942年，胡適作為駐美特使以及駐美大使在美國，不懈地向美國國民陳訴中國徹底抗戰(zhàn)的決心，最后終于等來了美國參加太平洋戰(zhàn)爭。但是，在1931年9月18日由日軍挑起的“柳條湖事件”的當時，胡適并沒主張抗戰(zhàn)，卻主張了議和。胡適從主和轉變到主戰(zhàn)，是他對抗日戰(zhàn)爭的認識變化的核心問題。那么，為何他當初不是主張抗戰(zhàn)而是主張議和的呢？他又是在什么時候改為主張抗戰(zhàn)了呢？關于胡適從議和轉向抗戰(zhàn)的變化問題，已經(jīng)有幾個重要的先行研究了。其中余英時在《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一文中，指出“至晚從1935年7月始，他已逐漸修正他的看法了”。余英時舉了兩點根據(jù)。

其一，是1935年6月27日夜，胡適寫給朋友王世杰（當時的教育部長）的長信。即“在不很遠的將來也許有一個太平洋大戰(zhàn)，我們也許可以翻身……但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zhàn)。我們必須咬緊牙根，認定在這三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zhàn)爭。我們只能期望在我們打的稀爛而敵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的參加與援助”等。胡適希望王世杰將此信轉告蔣介石等政府要人。

其二，是胡適1935年7月12日的日記。日記中他寫道：

到蘇俄大使館，會見大使鮑格莫洛夫（Богомолов Дмитри Васильевич），同飯暢談。他說：“我為中國人設想：如和平可得，如可得十年或二十年的喘氣時間，當然應該與日本妥協(xié)。即割了平津也不妨。但和平終不可得耳?！?sup>我也承認他的話不錯。

余英時根據(jù)日記上寫的胡適“承認他的話不錯”，指出：這就表示他已經(jīng)深切認識到中日之間的“和平終不可得”。因此，余英時作出的結論是：“所以我們決不能根據(jù)后來的檔，甚至胡適自己的話，斷定他在抗戰(zhàn)之前的六年中僅知有‘和’之一字，直到1937年8月以后（即‘八一三’之后）才轉變到‘和比戰(zhàn)難’的觀點。至晚從1935年7月始，他已逐漸修正他的看法了?！北靖逡杂嘤r所提出的這兩個證據(jù)為中心，同時通過檢證胡適此則日記的前后，根據(jù)當時的時代背景，試著厘清他的主張變化過程。為了闡明這一點，所用的基本資料應該是《日記》以及《日記》中所附信件，但先行研究中，除了余英時以外，這些資料都沒被引用，所以在本書中，筆者將以《胡適日記》為基礎資料進行探究。

一、胡適之主和

胡適在“九一八”事變以后，一貫主張通過外交與日本談判，主張和平解決兩國間的懸案。希望在與日本談判期間，中國全力致力于軍事設備的近代化，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的陰謀。

胡適的朋友翁文灝

但是，對于胡適的對日主和的態(tài)度，在自1951年的胡適批判運動中，在強烈批判他的親美思想和行動的同時，也批判了他在抗日戰(zhàn)爭時，逃避與日本作戰(zhàn)，提倡“和平論”的主張。那為什么胡適會有如此引起公憤的主張呢？此原因在于，除了他早年就受到了和平主義思想的影響外，最主要的，還是他認為當時中國軍事的力量遠不能與日本對抗。

余英時說：“胡適之所以有此根深蒂固的憂懼與1933年和蔣介石的一次對話有很大的關系?！?sup>1933年3月，熱河省被日軍占領，蔣介石去保定處理軍務。胡適與翁文灝、丁文江一起去訪問了蔣介石。胡適在1933年3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

五點見蔣介石，談了兩點鐘。他自認實不料日本攻熱河能如此神速。（中略）我們問他能抵抗否，他說，須有三個月的預備。我又問：三個月后能打嗎？他說：近代式的戰(zhàn)爭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幾處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許一個生存而退卻。這樣子也許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們不是怕死的。其實這就是說，我們不能抵抗。

余英時認為，與蔣介石的這次會談對胡適的影響很大。因為蔣介石是全國的軍事統(tǒng)帥，他已經(jīng)判斷中國還不能和日本打“近代式的戰(zhàn)爭”，那謀國者就不能將國家的命運輕易地孤注一擲。所以這就加深了胡適避戰(zhàn)而謀和的意識。

二、友人書信之往還

筆者通過胡適給朋友王世杰及羅隆基的信，試圖探明一點，即胡適在1935年6月到7月間，他的主張是否從議和轉變到了抗戰(zhàn)？

首先，看看胡適和王世杰之間往來的信件。

胡適在1935年6月連續(xù)給王世杰寄了三封信。第一封信是在6月17日寫的。因為胡適未曾復寫此信，所以沒有原文，但是關于這封信的內容，胡適在1935年7月26日給羅隆基的信中有提到。在該信中，他寫道：

我共寫了三函與雪艇（筆者按，即王世杰，字雪艇），第一函因為趕快車，未曾留稿。大意為“與日本公開交涉，解決一切懸案”。原則為求的十年的和平，方法為有代價的讓步。

我舉一例為偽國（筆者按，指傀儡滿洲國，下同）的承認：我提出的代價有三：一為熱河歸還，長城歸我防守；二為華北停戰(zhàn)協(xié)定完全取消；三為日本自動的放棄辛丑和約及附帶換文中種種條件，如平、津、沽、榆一帶的駐兵，及鐵路線上我國駐兵的限制等等。人或笑此三條件為絕不可得，我不信此說，至少這是我們應有的討價。如中東路豈不是已在日本手中了，又何必出價收買，更何必與蘇聯(lián)談判至兩年之久？談判至兩年之久，即是蘇聯(lián)外交的大勝利了。

同人或謂偽國的承認在今日已不值錢。此亦大錯。何不看看中東路的交涉？中東路的讓與，與偽國的承認，其重輕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偽國之承認關系全世界五十個國家的公議，豈無出大代價的價值？日本人也許宣傳他們不重視此舉，此是狐貍攀不著葡萄，只好搖頭說葡萄是酸的，他本來不想吃！

我的第一方案是公開的交涉，目的在于謀得一個喘氣的時間。（后略）

在這封信中，胡適對抗日戰(zhàn)爭問題主張“與日本公開交涉，解決一切懸案”，提出了“原則為求的十年的和平”，“方法為有代價的讓步”的解決方案?？芍m是以通過與日本進行公開交涉談判來換取和平為第一要事。這個方策，本書按照胡適的說法，稱其為“有代價的讓步”策。

胡適給王世杰的第二封信的日期是6月20日。在信中他寫道：

我所以有公開解決懸案之說，正慮此次敵人必有如磯谷所公然發(fā)表的“偽國承認”一類的要求，尤慮我方在槍尖下步步退讓竟連這一類的要求也不明不白的讓步了，而自己一無所得……我曾有長函與兄等，略述鄙見，認定此回的事全是無代價的退讓，若如此下去，豈不要把察哈爾，河北，平津全然無代價的斷送了？我以為，與其這樣糊涂送禮，不如公開的交涉一切懸案，尚可以討價還價，利用人之弱點，爭回一點已失或將再糊涂失去的國土與權利。此時尚有可爭的機會，若再待華北全去，則偽國承認的問題將不成問題，而變?yōu)槿A北偽國的承認問題了。（中略）

故我深思遠慮，此時必須假定兩個可能的局勢，作我們一切國策的方針：

1．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為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制裁。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勢。

2．在一個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zhàn)，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這也是不很可疑的。

我們的政策，眼光可以望著將來，而手腕不能不顧到現(xiàn)在。我們必須先做意大利，而后做比利時。我們第一個做比利時的機會已完全過去了。此時雖欲先做比利時，勢有所不能?，F(xiàn)在敵人逼我做意大利，做三角同盟中的意大利，我們只能將計就計，努力利用這個做意大利的機會預備將來做比利時。此時若不能做意大利，則敵人必不許我做比利時。此是極重大的一個觀點，千萬請吾兄慎重考慮。如荷同意，或如蒙認為有一顧之價值，千萬請設法使蔣先生知道此意。（后略）

適之 二十四，六，二十

從這封信的第一段可知，胡適主張“公開解決懸案”。在信的后半部，他主張說：首先我們要成為三角同盟的意大利，將來，我們要像比利時一樣作抗戰(zhàn)的準備。

對6月17日和6月20日的這兩封信，王世杰作了如下的回信：

適之兄：

兩次手書均誦悉。兄所示論自皆出自苦心孤詣。然杰再四思考，默審實際情勢，終覺未妥。（中略）

故在今日，如以承認偽國為某種條件之交換條件，某種條件既萬不可得，日本亦決不因偽國承認而中止其侵略與威脅。而在他一方面，則我國政府，一經(jīng)微示偽國之意思以后，對國聯(lián)，對所謂華府九國，即立刻失其立場，國內之分裂，政府之崩潰，恐亦絕難幸免。（中略）至于第二函所言當做三角同盟中之意大利一節(jié)，則兄所比擬亦頗與事實不合。日人之倡同盟協(xié)定者，其內容即與日滿協(xié)定同；軍事、內政將無不受其控制。（中略）我焉得有做意大利之可能，焉得有“十年喘氣”的可能！（中略）

故從種種方面考慮，弟意不外兩點：一則交涉應公開；一則應切切實實的準備做比利時。（后略）

弟雪六月二十八日

上述王世杰的回信，胡適附在1935年6月29日的日記中。胡適因沒有收到給王世杰的前兩封信的回信，所以就在1935年6月27日給王世杰寄了第三封信。此第三封信，胡適關于解決中日問題提出了另外一個方案。內容如下：

雪艇兄：

前上兩函，都未蒙賜覆。今天寫此函，是要從別一方面著想：——從反面設想——另畫一個國策。

前函已說過，今日為國家畫策，必須假定①在眼前日本的獨霸東亞是無法能制裁的，②在不很遠的將來也許有一個太平洋大戰(zhàn)，我們也許可以翻身。

今畫第二策，仍假定此二事。此策的主旨是如何可以促進那個“不很遠的將來”的國際大戰(zhàn)，如何可以“促其實現(xiàn)”？

今日我們決不能夢想坐待別國先發(fā)難。最容易發(fā)難者為俄國，但蘇聯(lián)是有組織的，有準備的，所以最能忍耐，最能彎弓不發(fā)。其余為英美，他們更不愿先發(fā)難，這是很明顯的。此外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日本先發(fā)難，一是中國先發(fā)難。

日本早已發(fā)難了，因為我國不抵抗，故日本雖發(fā)難了四五次，而至今不曾引起國際大波瀾。欲使日本的發(fā)難變成國際大劫，非有中國下絕大犧牲的決心不可。

我們試平心估計這個“絕大犧牲”的限度，總得先下決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戰(zhàn)，苦戰(zhàn)，失地，毀滅。

我們必須準備：①沿?？诎杜c長江下游的全部被侵占毀滅，那就是要敵人海軍的大動員。②華北的奮斗，以至冀、魯、察、綏、晉、豫的淪亡，被侵占毀壞，那就是要敵人陸軍的大動員。③長江的被封鎖，財政的總崩潰，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毀壞，那就是要敵人與歐美直接起利害上的沖突。凡此三大項，當然都不是不戰(zhàn)而退讓，都是必須苦戰(zhàn)力竭而后準備犧牲，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引起敵人的大動員與財政上的開始崩潰。

在這個混戰(zhàn)的狀態(tài)之下，只要我們能不顧一切的作戰(zhàn)，只要我們在中央財政總崩潰之下還能苦戰(zhàn)——我們可以在二三年之中希望得到幾種結果：①使日本軍隊征發(fā)到多數(shù)人民感覺戰(zhàn)禍的實在，②使日本軍費加重到人民感覺財政的危機，③使?jié)M洲的日本軍隊西調或南調，使蘇俄感覺到有機會可乘，④使世界人士對于中國表同情，⑤使英美感覺到威脅，使香港菲律賓感覺到迫切的威脅，使英美不能不調兵艦保護邊遠東的僑民與利益，使太平洋海戰(zhàn)的機會更迫近。

只有這樣可以促進太平洋國際戰(zhàn)爭的實現(xiàn)。也許等不到三四年，但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zhàn)。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zhàn)爭。我們只能期望在我們打的稀爛而敵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的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促進那不易發(fā)動的世界二次大戰(zhàn)。我曾說過，日本武士自殺的方法是“切腹”，但武士切腹時必須請他的最好朋友從背后斫其頭，名曰“介錯”。日本固然走上了全民族切腹的路，可惜中國還不配做他們的“介錯”。上文所述的策略只是八個字：日本切腹，中國介錯。

蘇俄共產(chǎn)革命推翻政府之后，印脫離協(xié)約國，而與德國單獨講和，訂立Brest－Litovsk（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割地之多，幾乎等于歐俄的三分之二，幾乎把大彼得以來所得地全割掉了。但蘇俄終于免不掉三年多的苦戰(zhàn)。在那四次白俄大亂之中，最吃緊之時，中央政府所能統(tǒng)轄的土地不過七省而已！人民之窮苦固不用說，中央政府有時拿不出一塊金盧布。蘇俄三年多的苦戰(zhàn)最可以做我們今日的榜樣。我們如要作戰(zhàn)，必須下絕大決心。吃三年或四年的絕大苦痛。

當前的問題是：我們的領袖人物有此決心否？有此準備否？有此計畫否？

公等為國家謀慮，不甘屈辱，固是可敬佩。但不甘屈辱必須有不屈辱的決心與籌畫。公等如不甘僅僅做誤國的“清流黨”，必須詳細計畫一個作三四年長期苦斗的國策，又必須使政府與軍事領袖深信此長期苦斗為必不可避免的復興條件。

以我觀之，蔣先生只有“等我預備好了再打”的算盤，似乎還沒有“不顧一切，破釜沉舟”的決心。我在廿二年熱河失守后在保定見他，他就說：“我們現(xiàn)在不能打?！比赀^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沒有對日本作苦戰(zhàn)的計畫。他的全副精神用在“剿匪”上，這是我們知道，又能原諒的。但日本不久必有進一步而不許他從容整軍經(jīng)武的要求。因為敵人不是傻子，他們必不許我們“準備好了打他們”。老實說，無論從海陸空的任何方面著想，我們決無能準備到可以打勝仗的日子。我們若要作戰(zhàn)，必須決心放棄“預備好了再打”的根本錯誤心理。我們必須決心打三年的敗仗，必須不惜犧牲最精最好的軍隊去打頭陣，必須不惜犧牲一切工商業(yè)中心作戰(zhàn)場，一切文化中心作魯文大學。但必須步步戰(zhàn)；必須雖步步敗而仍步步戰(zhàn)；必須雖處處敗而處處戰(zhàn)。此外別無作戰(zhàn)之法。

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諸公甘心拋棄北方，而天天裝飾南京，好像南京是沒有危險似的！此種氣象真使全國人都感覺難受。

總而言之，今日當前大問題只有兩個：（一）我們如可以得著十年的喘氣時間，我們應該不顧一切謀得這十年的喘氣時間；（二）我們如認定，無論如何屈辱，總得不到這十年的喘氣時間，則必須不顧一切苦痛與毀滅，準備作三四年的亂戰(zhàn)，從那長期苦痛里謀得一個民族翻身的機會。

恐怕在今日要雙管齊下，一面謀得二三年或一二年的喘氣，使我們把國內的武裝割據(jù)完全解決了；一面作有計畫的布置，準備作那不可避免的長期苦斗。

此信不是取消前二函，只是補充前二函所不曾說出的部分。吾兄倘認為有一顧的價值，請平心考慮此三函，暫時擺脫一切事務，為國家做一個全盤的計算，然后為當局懇切進言，打破那“等我預備好了再打”的迷夢！

胡適 廿四，六，廿七夜

在這封信里，胡適已經(jīng)預想到了列強參與的世界大戰(zhàn)或者太平洋戰(zhàn)爭將會爆發(fā)之事。并且這個前提是：中國要有單獨的，要作“絕大犧牲”作戰(zhàn)的覺悟。（以下稱此策為“日本切腹，中國介錯”策。）

在這封信中，胡適專門分析了國內和國際形勢，并指出通過長期抗戰(zhàn)，才能有促使英、美在太平洋上與日本開戰(zhàn)的可能。從以上言詞，很多人推測此時胡適開始變成了主張抗戰(zhàn)。對于胡適的這封信，王世杰的回信如下：

（前略）另一派人則認為除大妥協(xié)外無辦法，近乃活動甚力。前途動向自仍視蔣先生決心如何？兄等觀察較能冷靜而深刻；假使兄第三函所言有實現(xiàn)可能，則政治組織、財政、外交、軍事等等各當如何，盼酌示。（后略）

名“洋”（王雪艇）七月十一日

根據(jù)王世杰的回信內容，可知王世杰很明顯不是妥協(xié)派，他對胡適的第二策“日本切腹，中國介錯”很感興趣。的確，胡適給他的第三封信，似乎在主張著抗戰(zhàn)。王世杰認為胡適在主張抗戰(zhàn)也不難想象?？墒牵e解了胡適的本意。胡適的本意到底在“有代價的讓步”策上呢，還是在“日本切腹，中國介錯”策上呢？以下試圖通過他給羅隆基的信件來進一步解讀。

1935年7月26日，胡適給羅隆基寫了信，信中說明了他真正想要跟王世杰說的意思。具體內容如下：

（前略）我的第一方案是公開的交涉，目的在于謀得一個喘氣的時間。

我的第二方案（第三函）是從反面著想，另定苦戰(zhàn)四年的計劃。委曲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得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則終不免于一戰(zhàn)。如列寧對德講和，割地了，又賠款了，終于免不了三年多的苦戰(zhàn)。此是眼前史實，不可不記得。況且我們必須有作長期苦戰(zhàn)的決心，方能希望得著有代價的交涉。必須使人感覺我的讓步是有限度的，有計劃的，然后人家肯出代價。若一切無條件的讓與，則人家當然不愿出代價，也不用出代價了。故第二方案是終不免的一個步驟。

雪艇諸人只贊成我的第三函；但第三函之方案不是孤立的，只是第一方案的反面，在最近時期中，第二方案只是第一方案的后盾。如蘇俄在這三四年中，天天用外交作掩護，實行其備戰(zhàn)的工作。此是最可借鑒的政治手腕，我們不可不深思。

雪艇諸人贊成我的“公開交涉”，而抹去我的“解決一切懸案”的一句，他們尤不愿談及偽國的承認問題。他們不曾把我的原電及原函轉呈蔣先生，其實這是他們的過慮。他們不愿我為主張妥協(xié)者張目，其實我的第一方案亦不是妥協(xié)論，乃是有代價的公開交涉，與妥協(xié)論者根本上大異也。

此函補說未留稿的第一函大意，也請你帶給蔣先生一看。（后略）

適之 廿四，七，廿六

在這封信里，很清楚地說明胡適在主張著“有代價的交涉”（“有代價的讓步”策），另一方面，也主張著必須要有抗戰(zhàn)的覺悟。但是胡適沒有主張馬上抗戰(zhàn)，目前還是要公開交涉，以謀得一個喘氣的時間為第一，如果得不到這一個喘氣的時間的話，以這個假定為前提，從反面設想了主張必須要做抗戰(zhàn)的準備。他在結束了與王世杰往來的這三封信以后，還依然在主和。例如，胡適在1935年7月26日給羅隆基的信中特別強調：“雪艇諸人只贊成我的第三函；但第三函之方案不是孤立的，只是第一方案的反面，在最近時期中，第二方案只是第一方案的后盾。”這就是他還在主和的證據(jù)。又比如像他在信中所說的一樣：“雪艇諸人贊成我的‘公開交涉’，而抹去我的‘解決一切懸案’的一句?！币驗楹m覺得他們（雪艇諸人）錯解了自己的本意（即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才是最重要的，盡可能以議和為優(yōu)先的這樣的本意），所以在給羅隆基的信中還特別強調著這一點。

三、與蘇聯(lián)大使的會談

胡適在1935年7月12日的日記中，的確寫了他也贊同蘇俄大使鮑格莫洛夫的意見。余英時說胡適“已深切認識到中日之間的‘和平終不可得’”了。不過，筆者在此要提一個略為不同的看法。首先看一下他當天的日記如下：

到蘇俄大使館，會見大使鮑格莫洛夫（Богомолов Дмитри Васильевич），同飯暢談。他說：“我為中國人設想：如和平可得，如可得10年或20年的喘氣時間，當然應該與日本妥協(xié)。即割了平津也不妨。但和平終不可得耳?！蔽乙渤姓J他的話不錯。

如果仔細來分析此則日記的話，引言的部分，可以推測是鮑格莫洛夫大使敘述的部分。胡適在這個日記的最后，只寫了一句“我也承認他的話不錯”，以此亮出自己的觀點?？梢酝茰y胡適對鮑格莫洛夫大使的全部言詞表示同意，所以胡適說的“我也承認他的話不錯”，絕不是只對“但和平終不可得耳”這一點表示同意?？梢哉f，胡適同意鮑格莫洛夫大使的言詞中也包括了“應該與日本妥協(xié)”這一點。因為胡適并沒有扔掉議和主張而轉變?yōu)榭箲?zhàn)。為什么呢？因為鮑格莫洛夫大使說“我為中國人設想：如和平可得，如可得十年或二十年的喘氣時間，當然應該與日本妥協(xié)。即割了平津也不妨。但和平終不可得耳”，此話意思是：如可得十年或二十年的喘氣時間的話，那么讓步也可以考慮的。這樣的想法，正好與胡適的“有代價的讓步”策非常相近，也與他的議和主張基本路線一致。因為俄羅斯大使表示了與自己同樣的見解，所以胡適也承認他的話不錯。

在1935年7月末的時候，胡適依然還在主張議和，這個看法應該是沒有錯的。有關這一點試著從其他的資料來分析一下。

四、主和之日記

胡適堅持議和意見，從1935年12月11日的日記中也可證實。這一天的日記如下：

中午博生請吃飯，聽陳公俠（儀）與李擇一談，似乎現(xiàn)在蔣介石做了行政院長，決心要與日本政府作最后一次（？）的親善交涉的嘗試。陳儀大概要去日本一行，也許是大使？

公俠是一個好人，他認定中國不能與日本作戰(zhàn)，故決心要講和。他的精神也可佩服。

由這則日記可知，胡適對有與日本講和決心的陳儀的精神感到佩服。由此可見，此時胡適依然還是以和平為主的思想。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在如此狀態(tài)下，胡適等議和派還覺得應該避開對日本作戰(zhàn)，還打算著與日本交涉。胡適1937年8月6日的日記如下：

回寓見蔣先生約談話的通知，先作一長函，預備補充談話之不足。

主旨為大戰(zhàn)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

①近衛(wèi)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

②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

③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筑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標：

①趁此實力可以一戰(zhàn)之時，用外交收復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②徹底調整中日關系，謀五十年之和平。

步驟應分兩步：

第一步為停戰(zhàn)：恢復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狀況。

第二步為“調整中日關系正式交涉”——在兩三個月之后舉行。

由以上日記可以看出，胡適在1937年8月6日還在考慮與日本和平交涉。這個見解，其實也代表了當時主和派的基本主張。由此可以認為，胡適開始考慮主戰(zhàn)的時期，至少在1937年8月6日以后。

五、主戰(zhàn)之日記

蔣介石在1937年8月7日的國防會議上決定全面抗戰(zhàn)。從此以后，胡適的主張也由和平交涉轉變成了抗戰(zhàn)。在1937年9月8日的日記中，胡適明確地陳述了抗戰(zhàn)的觀點。當天的日記轉錄如下：

十二點到高宗武家，只我們二人同飯，久談。我也勸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我說，我們八月初做的“在大戰(zhàn)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錯的。但我們要承認，這一個月的打仗，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zhàn)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獲。謀國不能不小心，但冒險也有其用處。

在此則日記中，胡適強調自己8月初做的“在大戰(zhàn)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沒有錯，由此話也可明白他在8月初還在主張議和。而且，他看到了第二次“上海事變”中的中國軍隊的奮勇作戰(zhàn)的情景，于是，胡適承認自己以為中國還沒有力量與日本抗戰(zhàn)的想法是過慮的了。由此可以認為，此時，胡適已經(jīng)由主和轉變成了主戰(zhàn)。

小 結

縱觀以上的日記，可以認為，對胡適來說，要從議和轉向抗戰(zhàn)的主張變更，需要相應的準備。筆者認為胡適得到的這個確信是：經(jīng)過了在1937年8月13日的第二次“上海事變”。

當然，當時的國民黨軍隊的裝備也提高了，而且當時，也是日本的近衛(wèi)內閣已明確表明了撤回抗日戰(zhàn)爭不擴大方針，表明正式侵略中國的時期，所以也有使胡適不得不站在主戰(zhàn)立場的外在的時代背景。

也有研究者以胡適在1935年6月27日提出要作“絕大犧牲”的覺悟抗戰(zhàn)策略的信件為根據(jù)，認為胡適在1935年6月27日當時就已主張抗戰(zhàn)。不過，在這封信的開頭他寫道：“前上兩函，都未蒙賜覆。今天寫此函，是要從別一方面著想：——從反面設想——另畫一個國策?！庇纱艘部芍?，胡適給王世杰寫了兩封信（主張議和內容），但都沒有收到王的回信，胡適以為自己的主和內容被否定了，所以他認為有必要考慮另外的方案，不是議和的方案，即如何促使世界大戰(zhàn)發(fā)生的從反面設想的方案。這個設想，不管從在信件中所占的比例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其設想的具體內容來看，都令人以為胡適真的已經(jīng)在主張抗戰(zhàn)了。但是，他在信件的結束部分說：“總而言之，今日當前大問題只有兩個：（一）我們如可以得著十年的喘氣時間，我們應該不顧一切謀得這十年的喘氣時間；（二）我們如認定，無論如何屈辱，總得不到這十年的喘氣時間，則必須不顧一切苦痛與毀滅，準備作三四年的亂戰(zhàn)，從那長期苦痛里謀得一個民族翻身的機會。”由此可以看出，胡適所提出的抗戰(zhàn)設想完全是他站在“得不到這十年的喘氣時間”的假設上的。當然，他的根本旨意應是“我們應該不顧一切謀得這十年的喘氣時間”。由此可知，胡適在這個時候依然在主張著議和。

這1935年6月27日的信之要旨，與其說在主張抗戰(zhàn)，還不如說在于他指出了主戰(zhàn)派還沒有抗戰(zhàn)“決心”（覺悟）。胡適經(jīng)過仔細的考慮，明確地認為“若要作戰(zhàn)”，必須有“混戰(zhàn)，苦戰(zhàn)，失地，毀滅”的“決心”（覺悟），批評以蔣介石為核心的沒有覺悟的首腦機關還抱著“‘等我預備好了再打’的根本錯誤心理”根本就是不對的。其實，最重要的是，通過寫這封信，使胡適自己也更明確了“決心”（覺悟）的重要性。即，他在1935年7月26日給羅隆基的信中說“根本錯誤心理”一樣，要使“和”成功也需要有“戰(zhàn)”的決心，可以說胡適此時已經(jīng)確立了“和主戰(zhàn)從”的想法。而同時，如果光從“戰(zhàn)”的決心來看，確實正如余英時所說的，“至晚從1935年7月始，他已逐漸修正他的看法了”?？梢哉f，胡適在這個時期，一邊主張議和，一邊也開始有了對“戰(zhàn)”的決心。但是，正像給羅隆基的信中所強調的“在最近時期中，第二方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zhàn)）只是第一方案（公開交涉，爭取喘氣的時間）的后盾”一樣，可知胡適在1935年7月中，依然在主張議和沒有變。

簡單地歸納一下抗日戰(zhàn)爭時期胡適的主張變化如下：從1931年9月18日日軍挑起“柳條湖事件”開始，到1937年8月6日，由于中國的軍事力量不如日本，胡適的基本路線是主張議和。但是，中間1935年6—7月萌發(fā)了抗戰(zhàn)的決心。至1937年8月13日，看到上?！鞍艘蝗保吹诙巍吧虾Ｊ伦儭保┑目箲?zhàn)中的中國軍隊勇敢抵抗日軍的情景，毅然扔掉了議和，主張抗戰(zhàn)，進而變?yōu)閺氐椎厝娴刂С謱θ湛箲?zhàn)。

1. 余英時：《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五出使美國（1937—1946）》，《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廣西師范大出版社，2004年，第51—52頁。
2. 引號為筆者所加。
3. 是主張跟日本議和的意思，以下略稱“主和”。
4. 緒形康：《記憶は抵抗する—駐米大使、胡適の抗日戰(zhàn)爭—》，《現(xiàn)代中國研究》第12號，東京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會，2003年3月30日，第16頁。
5. 胡適口述，唐德剛注譯：《胡適口述自傳》，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7—68頁。
6. 胡適口述，唐德剛注譯：《胡適口述自傳》，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3頁。
7. 胡適口述，唐德剛注譯：《胡適口述自傳》，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8. 羅隆基（1896—1965），作為評論家、政治學者，雜志《新月》主編，與胡適同屬“新月派”，抗日戰(zhàn)爭期間參加國民參政會后因批評國民政府而被除名。1953年任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后在“反右派”斗爭中被批判。
9.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31—532頁。
10. 磯谷廉介（1886—1967），日本陸軍軍人。結業(yè)于陸軍大學校第27期。自認為“中國通”，曾任駐中國公使館武官等，1936年3月23日任陸軍省軍務局長。
11. 胡適口述，唐德剛注譯：《胡適口述自傳》，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9頁。
12. 胡適著，曹伯言語整理：《胡適日記全編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4—506頁。
13.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9—512頁。
14. 關于蔣介石的對日戰(zhàn)爭態(tài)度而言。
15.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32—534頁。
16. 指1937年8月13日的第二次“上海事變”。
17. 佐藤一樹：《日中開戰(zhàn)后における胡適の和平工作活動に關する考察》，《中國研究月報》，東京中國研究所，2004年1月，第21頁。
18. 胡適口述，唐德剛注釋：《胡適口述自傳》，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