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VCD和數碼攝像機以后

有一天下午，在當代商城附近的一家商店，我同時買了兩張VCD光盤。一張是愛森斯坦的《戰(zhàn)艦波將金號》，一張是奧遜·威爾斯的《公民凱恩》。

起初我并沒有什么感覺，但在回家的路上，當車過大鐘寺附近樓群外的那片田野時，突然意識到我用幾十塊錢，就把兩個大師的兩部杰作裝在了自己的口袋里，心里猛然的一陣溫暖。想時代到底是不一樣了，那些曾經被人神秘兮兮地鎖在片庫里，只供內部參考、嚴禁轉錄的片子，如今可以輕而易舉地流入百姓家，而那些身處“外部”仍對電影感興趣的人，也可以坐在家里吃著炸醬面研究詩意蒙太奇或者景深鏡頭了。

從前像這樣的片子都叫“內部參考片”，聽說看“內參片”發(fā)源于“文革”時期，“文革”結束后因為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內參片”得以在更大的范圍內放映。至今一些突然被納入“內部”曾經享受過“參考片”待遇的老前輩，回憶起“內參片”時代還頗有幾分得意。但今天想起來卻讓人感慨良多，把看電影和行政級別、專業(yè)屬性聯(lián)系起來，也算是中國的一大發(fā)明。看電影變成一種特權，這里面有對普通人智力的輕視，也有對普通人道德水平的懷疑。“內部參考”四個字一下子將電影和普通民眾拉開了距離，那些被認為需要參考、有能力參考的人才能進來。其他人則對不起，怕你看不懂，怕你學壞，大門為你關閉。久而久之，能看到參考片的人變得優(yōu)越起來。

現在不一樣了，我們終于可以平等地分享電影，分享那些活動影像里所具有的思想和情感。在歐洲，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聲像質量不是很好的VCD會在中國如此流行。他們不知道，這是因為VCD便宜的價格，更是因為求知欲，因為要找回我們的權利。那些曾經僅僅是書本、雜志上的片名，今天我們要變?yōu)檎鎸嵉?、經驗中的一部分。我們要看馬龍·白蘭度，也要看瑪麗蓮·夢露。我們要看《戰(zhàn)艦波將金號》，也要看《教父》。每個人都有權利分享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就像印刷術傳入西方使庶民可以分享知識、典籍一樣，VCD的興起也打破了某些機構、單位對電影資源的壟斷。將會有更多的人受益于VCD的流傳，它使普通人閱讀電影經典成為可能。就像許許多多人通過閱讀各種各樣的小說成為小說家一樣，我們可以想象將會有一些人通過觀看VCD成為電影作者。況且在電影這個行當里，很多人就是通過大量地觀看成為出色人才的。遠的有戈達爾、特呂弗這些曾經整天泡在電影資料館的社會閑散，近的有錄像帶出租店的小店員昆汀·塔倫蒂諾。他們是成功的例子，他們的成功首先來自不停地觀看。

再說說數碼攝像機。

數碼攝像機最小的只有巴掌大小，你可別輕視它，這種依賴數字技術的攝錄設備雖然只要萬元左右，但它拍出來的影像卻非常清晰。在國外，越來越多的人用它來拍片子，特別是紀錄片；而在國內，越來越多的人手里有了這個玩意。

在城東的一個酒吧，有一天我碰見四個攝影隊在這里拍紀錄片。雖然我對四個導演竟然都在拍同一支搖滾樂隊頗感不解，但他們手中一水齊的數碼攝像機讓我非常感慨。的確，數碼攝像機的出現，讓拍攝更簡單、更靈活、更便宜。它使更多人可以擺脫資金和技術的困擾，用活動影像表達自己的情感。就像超8毫米電影的潮流，使電影更貼近個人而不是工業(yè)。這種電影實踐，將會潛在地改變中國電影的精神，就像越來越多的人依賴數碼攝像機拍攝紀錄片和實驗電影一樣，紀錄精神中有一種人道精神，實驗電影中有一種求新精神，這些都是中國電影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