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理論到理論——晚近文學理論變局的深層機理探究

姚文放

內容提要 晚近以來文學理論出現了重大變局，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往往不是文學，文學理論自身的方法和話語也變得不確定了。這種書寫方式被稱為“理論”。從文學理論走向理論，表征著文學研究學術史上的兩個時代。從表面看是這兩者的知識狀況發(fā)生了逆轉，如果追蹤到價值層面的話，則是在后現代氛圍中人們的價值取向發(fā)生了轉折。去中心、去邊界、去體系、去類別、去差異，成為“理論”的價值追求、意義目標和學術風尚。進而言之，它通往如今普遍流行和被接受的價值觀念。近年的“理論”又被“后理論”所取代，所謂“后理論”乃是“理論”之后出現的一種動向和苗頭，是“理論熱”退潮之后出現的一種未完成的新格局。我們應該傾聽在“后理論”中回響著的一種聲音，那就是對在“理論”中遭到缺失的文學理論的呼喚。

一　問題的提出

毋庸置疑，文學理論正在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就其重大和深刻的程度而言，不啻是文學領域中的一場哥白尼式革命。美國學者喬納森·卡勒將這場變化開始的年頭定在1960年，而高潮的真正到來則在20世紀90年代。那么，在這個時間段里，文學理論究竟發(fā)生了什么？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文學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與文學互不相干，舉凡近期文學理論的熱點問題如現代性問題、全球化問題、文學經典問題、失語癥問題、文學終結問題、文學邊界問題、文化轉向問題等，大多不是從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文本中產生，也不是為了解決具體創(chuàng)作和作品的問題，而是從文學理論自身生發(fā)、衍化而來，乃是自我復制、自我增殖的結果。當然文學研究也并非完全與文學作品無關，但即便偶涉作品文本，也往往是先有觀點再找例證，用作品例證來驗證理論觀點。由于這些理論觀點并非從文學實際中概括、提煉出來，因而不具普適性，其操作性也不強。在這種情況下，文學理論對文學來說變成了無賓詞的、不及物的，文學理論更多討論的是哲學、文化學、歷史學、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符號學、現象學、闡釋學、生態(tài)學等。文學理論這樣做的初衷是試圖從自身外圍的學術領域中來獲得啟發(fā)、尋找出路，結果卻邯鄲學步，丟掉了自身。如今做文學理論的人很多已基本不讀文學作品，他們關注的對象無非是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索緒爾、維特根斯坦、羅蘭·巴特、拉康、德里達等，對于這些名家論著的研讀，占據了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此外，文學理論在思想學術的潮起潮落中往往得風氣之先，人們對于各種新潮學說的了解，往往是首先通過文學理論獲得的，而不是從各個相應學科中得到的。面對文學理論的晚近變局，人們不禁要問，文學理論還是“文學”理論嗎？

二　“理論”的興起

人類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yè)化是近代學術史的一個重要收獲，其標志在于從事知識生產、傳授和積累的專門機構的創(chuàng)立。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各主要國家和美國的大學脫離教會而得到復興，成為生產、傳授和積累知識的制度化場所，在這里人們被分為不同的知識群體，用掌握的專門技能去墾拓不同的人類知識領域，各種知識也逐步分類分科，專業(yè)化程度迅速提高，各個學科開始像扇面一樣擴展開來。最早成形的一批學科如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劃歸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對于文學、繪畫、雕塑、音樂學的研究劃歸人文學科，而介于兩者之間的則是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等。此后眾多學科像雨后春筍一般成立，取得相對固定的學科名稱并進入了大學課堂。其中有一門在英語中稱為“古典學”(classics)的學科，帶有明顯的“美文學”(belles—lettres)的特點，實際上也就是文學理論，它主要以文學藝術的各種類型及其歷史為研究對象。從事古典學研究的學者更愿意將它歸入人文學科，以便與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廓清界限。發(fā)展至此，文學理論獲得了自己的學科定位。在1850至1945年期間，包括文學理論在內的各門學科在大學中被進一步制度化，具體做法是按學科設立首席講座職位，開設相關課程，授予相應的學位。與教學的制度化相伴而行的是研究的制度化，包括創(chuàng)辦各學科的專業(yè)期刊，按學科成立各種學會，制訂按學科歸類的圖書收藏制度等。學科制度化的一大要義就是，“每一個學科都試圖對它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差異進行界定，尤其是要說明它與那些在社會現實研究方面內容最相近的學科之間究竟有何分別”?？傊?，文學理論作為一個制度化的學科，大致有以下一些基本的規(guī)定性，一是以文學藝術為研究對象；二是它與其他學科有著明確的界限；三是它有一套相對獨立的研究方法和話語系統(tǒng)。這些學科規(guī)定性自文學理論確立之時起一直延續(xù)下來。

晚近以來，這些學科規(guī)定性面臨著嚴峻的挑戰(zhàn)，文學理論陷于始料不及的困局。難怪特里·伊格爾頓稱文學理論是一種“幻覺”：“所以說它是一種幻覺，這首先意味著文學理論不過是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分支，根本沒有任何可以把它同哲學、語言學、心理學、文化的與社會的思想充分地區(qū)分開來的單一性或特性；其次，它還意味著，它希望把自己區(qū)分出來——緊緊抓住一個叫做文學的對象——這是打錯了算盤?！?sup>這就是說，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往往不是文學，文學理論自身的方法和話語也變得不確定了。那么，文學理論還能憑什么來顯示其與眾不同的獨特性呢？正像伊格爾頓所說，一面談論文學理論，一面又要設法消除文學理論的學科界限，或者說，文學理論既可以研究英國作家約翰·彌爾頓，又可以研究美國流行歌手鮑勃·迪倫，這是可能的嗎？看來有效的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對“文學理論”概念重新進行界定。

喬納森·卡勒最早對此進行了嘗試。他發(fā)現，從1960年以來，在文學研究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書寫方式，它研究的并非文學領域內的東西，采用的并非專為文學研究而設的方法，它是一系列無邊無際、縱論天下大事的各種著作，從學術性最強的理論問題到學術味最淡薄的生活現象，都在它的討論范圍之內。它是各種思想學說的總和，就像一只筐，什么都往里裝，在這些雜亂無章、包羅萬象的著作之間往往毫無共同之處，包括人類學、藝術史、電影研究、性研究、語言學、哲學、政治理論、心理分析、科學研究、思想史、社會學等。不過它所提出的觀點、作出的論證，對于各個學科的研究者不無裨益，從而成為一種被廣泛采用的書寫方式。喬納森·卡勒認為，這種新的書寫方式可以有各種稱呼，但最簡便的辦法，就是稱之為“理論”(Theory)。卡勒概括了“理論”的以下四個特點：

1　理論是跨學科的。它是一種超出原學科的作用的話語。

2　理論是分析和思辨的話語。它試圖揭示所謂性、語言、文字、意義、主體等概念中包含了什么。

3　理論是對于常識的批判。它對那些被認為理應如此的觀念作出批判。

4　理論具有反思性。它是關于思想的思想，它對于文學和其他話語實踐中形成的范疇提出質疑。

從以上特點看，“理論”與文學理論已經大異其趣。

卡勒的見解在歐美學術界引起了巨大反響，此后“理論”幾乎成了從事文學研究的人整天掛在嘴上的一個詞兒?！袄碚摗背蔀橐粋€大寫的概念，有關書籍從出版社、學術研討會大批地、潮水般地涌現。在大學里“理論”以讀本、導讀和入門手冊之類形式編入教學大綱，“理論”課作為一門規(guī)范的必修課程，成為本科生或研究生學習階段的重頭戲，關于該課程教學方法的討論和論爭也愈見增多，人們甚至將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這一時期稱為“理論時期”或“理論轉向時期”。

在我國，“理論”這一特指概念進入學術視野較晚，大概要到世紀之交。隨著喬納森·卡勒著作的翻譯印行，“理論”概念才逐漸被人們了解和使用。此前人們知道的只是“文學理論”、“文藝理論”、“文學概論”、“文藝學”等。事到如今，我國文學理論向“理論”轉型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且轉型的速度還不慢。我們對于近三年《文學評論》雜志“文藝理論”欄目刊登的論文進行了統(tǒng)計，結果顯示，這些論文與文學的關聯度已相當薄弱。

現在反過來看，這一情況的產生應該說事出有因。“理論”從文學理論中羽化而出是早有端倪的，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方法論”熱潮。當時十年動亂剛剛結束，百廢待興，為了促使文學理論掙脫各種思想禁錮，改變長期停滯不前的低迷狀態(tài)，許多研究者嘗試使用各種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形成的新方法，來解決文學理論的問題。其時“老三論”、“新三論”以及發(fā)生認識論、精神分析批評、原型批評、人類學、語言學、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現象學、闡釋學、接受美學、閱讀理論等理論模式備受追捧，成為人們爭相效仿、占有的搶手貨，搬用這些新方法來重解文學作品、變更文學理論套路的文章滿天飛。這種做法不及旋踵便遭到批評，其中備受指責的就是“兩張皮”的毛病。所謂“兩張皮”，就是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不相匹配、理論演繹與文學實際彼此隔膜的弊端，而且是研究方法大于研究對象、理論演繹凐沒文學實際。由于種種新方法另辟蹊徑的新鮮感和解決問題的獨特性，一下子抓住了研究者的注意力，使之將興趣集中在方法和工具上，而棄置了對于作品和創(chuàng)作的關注，從而導致了理論與文學的脫節(jié)以及理論對文學的棄置。

這種理論盛行、文學告退的局面再次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之下，市場經濟、消費社會被提前催熟，從而帶動了文學理論的歷史逆轉。如果說在20世紀初文學理論以“向內轉”為主流的話，那么在經過七、八十年“與世隔絕”的狀態(tài)以后，文學理論又折返回來，朝著社會、歷史、現實“向外轉”了，其表征就是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東方主義、生態(tài)主義、審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新潮理論的風靡一時，而在90年代以后，這些新潮理論又紛紛涌入國門。由于其間文學經驗的擴充無論是舶來的還是本土的都遠遠趕不上這些新潮理論的增殖，后者始終是在缺乏文學經驗支撐的狀態(tài)中蔓延和擴張。當然，我們也能讀到許多運用新潮理論解讀文學作品的文字，但文學作品只是作為理論闡發(fā)的觸媒和理論推導的例證，并不具研究本體的地位，文學作品的意義并不是文學自身固有的，而是理論的先行觀念所賦予的。結果事情就變成了這樣：不是理論觀念依據文學經驗而得以成立，而是文學經驗通過既定理論而得到闡述；不是理論操作必須在創(chuàng)作和作品中檢驗其有效性，而是創(chuàng)作和作品必須在理論框架中取得其合法性。更有甚者，有的理論家對于文學現象的分析和評價并不建立在對于文學作品的認真閱讀之上，只是僅憑某種印象、感覺、傳聞或輿論，就能主題先行式地指點江山、大發(fā)高論。有論者對于國內的理論現狀作出了以下評說：“理論的自洽性和深刻性比理論對經驗的有效性更為重要。批評理論越是豐富，與文學經驗的關系就越是疏離，批評正在日益脫離作品而變成自足、自洽乃至自閉的活動。”

經過80年代和90年代兩次理論新潮的輪番沖刷激蕩，國內文學理論的觀念、方法、路徑、模式被刷新和重建，呈現出與舊時迥然不同的格局，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那就是文學理論與文學漸行漸遠、愈見疏離，最終成為各自為政、各行其是的不同知識領域，文學理論走向了理論。

三　學術史的兩個時代

如果我們將文學理論與理論看成文學研究學術史上前后兩個時代的表征的話，那么，顯而易見，這兩個時代的知識狀況發(fā)生了明顯的逆轉。

喬納森·卡勒有一個耐人尋味的說法，說“理論”與文學理論的區(qū)別之一在于，“理論”更像是一種活動，一種參與或不參與的活動。乍一看這話不好理解，但實際上這是對于“理論”的活動性、行動性、實踐性作出認定。按說理論與實踐是相互對應、同時也相互轉化的范疇，有如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的“知”、“行”范疇。但是依卡勒之見，兩相比較，文學理論更偏于“知”，而“理論”更偏于“行”。固然不能否認文學理論以其對于文學活動的參照作用而最終影響人們的實踐活動，但是畢竟囿于文學領域，而且作用也相對間接。相比之下，“理論”要自由得多、直接得多，它并不限于文學，而且貼近新鮮活潑、生生不息的社會實踐，直接介入和干預人們的實際生活，從而在行動性、實踐性上更勝于文學理論。正因為“理論”走出了象牙塔，走出了高墻深院，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鐵肩擔道義，以天下為己任，所以它所鼓蕩的并不是一種文學思潮，也不是一種文化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經是一種社會思潮了。它消除了學術建樹與實踐行動之間的天然界限，將思想學說的探究直接引向生產關系、社會體制、思想觀念的變革，從而它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政治。當讀者打開當今“理論”著作時，跳進眼簾的總是這樣一些字眼：道德、宗教、革命、真理、階級、種族、身份、性別、地域、霸權、意識形態(tài)、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等，讓人強烈地感受到，在這人們已經厭倦了那種不良政治的年頭，“理論”恰恰充當了政治最佳的代名詞。其中每一種理論新潮都帶有某種通往現實的政治意向，例如女權主義理論，它與占人口總數一半的女性的社會經驗和政治需要緊密關聯，體現著對于性別身份和性別意識的政治介入，同時也為從事女性研究的學術機構與社會團體、政治組織搭建起聯系的橋梁。

其次，文化的商品化可能是消費社會最值得關注的事件之一，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理論的商品化。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在其研究后現代主義最早的一批論著中就論及此事，他認為，在消費社會，資本的擴充已達驚人的地步，資本的勢力已延伸到許多以往未曾受到商品化影響的領域里去。他在1985年下半年在中國所作的講演中進一步指出：“商品化進入文化意味著藝術作品正成為商品，甚至理論也成了商品”；他還特地說明，這并不是說理論家們用自己的理論來牟利，而是說商品化的邏輯已經影響到人們的思維。關于商品化的邏輯如何影響人們的思維，詹姆遜語焉不詳，后來特里·伊格爾頓對此作出解釋：“后現代社會所提供的那些更有誘惑力的商品之一就是文化理論本身。后現代理論乃是后現代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后現代理論也代表著一種在日趨競爭的知識環(huán)境中積累可貴的‘文化資本’的一種方式?！?sup>這里借用了布爾迪厄關于“資本轉換”的理論來說明理論商品化的機制。布爾迪厄認為，在商品化時代，資本表現為三種基本形態(tài)，即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它們在一定的權力場中相互轉換，物質性的經濟資本可以轉換為非物質性的文化資本或社會資本；同樣，非物質性的資本如文化資本也可以轉換為物質性的經濟資本。值得注意的是，布爾迪厄還指出了文化資本的不同存在形式，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商品的形式”，它是“理論留下的痕跡或理論的具體顯現，或是對這些理論、問題的批判，等等”?？梢娎碚摰纳唐坊咽窍M社會或后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和重要形式，它體現著“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相互轉換的邏輯。然而商品化有大致的套路，并不在乎你是一般商品還是文化商品，因此可以看到在理論操作中一些似曾相識的運作方法，例如故作高深、故弄玄虛以博取名聲，標新立異、制造時尚以聚攏人氣，像走馬燈似的不斷變更風格、別立新宗，策劃流行、引領思潮，不同思想和觀念林立，各種主張和見解互見。這種形形色色的新潮理論“各領風騷沒幾天”的局面必然導致思想的冗余，衍生出種種偽問題、空問題。對此有學者根據多年考察作出很好的分析，認為目前國內還搞得很熱鬧的一些理論如后殖民文化批評、新歷史主義等，實在沒有太大用處，也根本沒法操作。另外，理論在市場操作中也開始轉向娛樂化，隨著學術的傳媒化、文化的廣告化，那些在流行書寫中盛行的戲仿、反諷、篡改、拼貼、戲說、搞笑之風也刮進了理論之區(qū)，使得理論也走向“大話化”。可以說這是在當今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時代娛樂策略取得的最大成功，導致了歷來屬于高雅層面、精英性質的理論的審美化。

再次，“理論”在本性上與文化研究相通。喬納森·卡勒曾在回答“什么是文化研究？”的問題時給出了三種假設，其中的一個假設就是“理論”。他說：“文化研究就是，或者可以被視為，我們簡稱為理論的那些活動的總稱”，“文化研究就是我們簡稱為理論的理論實踐”。那么，文化研究與“理論”在哪一點上相通呢？“理論”與后結構主義結有不解之緣，與生俱來地秉有超越專業(yè)分工、挑戰(zhàn)學科邊界的天性；而文化研究則是一個“跨學科、超學科甚至是反學科的領域”?？梢娢幕芯颗c“理論”在祛除專業(yè)分工和學科界限這一點上殊途同歸。這一點對于傳統(tǒng)的學科規(guī)訓制度是極具消解性和沖擊力的。而文化研究與“理論”恰恰在這一點上找到了連結點。伊格爾頓對此解釋得很清楚：

它(文化研究)并沒有任何作為一門學科的特殊的統(tǒng)一性；……這一學科上的不確定性卻也標志了傳統(tǒng)的學術勞動分工的瓦解，而“理論”一詞就多少傳達了這一信息?！袄碚摗北硎局覀兡切橹R分門別類的經典方式現在已經由于種種實實在在的歷史原因而陷入麻煩。但它既是這一瓦解的一個揭示性的征候，也是這一領域的積極的重新安排。理論的涌現提示著這樣一點，即由于某些很好的歷史理由，那些以人文學科為我們所知的學科已經不能再照它們所習慣的樣子繼續(xù)下去了。

如今文化研究與“理論”的關聯甚至到了這樣的程度，如果涉及一個，就不能不關乎另一個。例如有些參與文化研究的人在主觀上是反“理論”的，認為文化研究與“理論”分屬不同領域，主張將二者區(qū)分開來，但他們所采用的研究模式恰恰大多取自各種新潮理論。盡管他們內心對于“理論”不持認同態(tài)度，但其所從事的文化研究卻仍是理論化的，表現出強烈的理論意識和方法論色彩。

從以上分析可見，“理論”的突出特點在于，不僅“理論”本身與行動、實踐、政治、市場、商品、娛樂等實際生活之間失去了界限，而且“理論”內部也取消了專業(yè)分工和學科類別。這與以往的文學理論迥異其趣，文學理論恰恰是以廓清學科界限、堅守專業(yè)特點為準則的，不僅在學術體制與實際生活之間明辨差異、厘清界限，而且學術體制內部也是分門別類，各司其職的，各個部分、各個分支具有不同的職責和功能，例如韋勒克、沃倫對于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三者的區(qū)分就充分體現了這一宗旨。如今事情卻完全翻了個個兒，學術研究與實際生活混為一談，學科、專業(yè)的概念被擱置了。其中的變化之大，猶如一個以往潛心研究莎士比亞、歌德、司湯達或索爾仁尼琴的教授，現在轉而論證垃圾、肥胖、旅游或同性戀問題了，而這恰恰是如今比比皆是、見怪不怪的事情。這一變局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在文學理論所表征的時代，知識狀況是建立在對于不同領域的分隔、劃界、區(qū)分之上的，而在其后“理論”所表征的時代，知識狀況卻轉而建立在對于這些間隔、區(qū)別、差異的消除之上了。

四　價值取向的后現代轉折

“理論”代文學理論而起，其深層機理乃是在后現代氛圍中人們的價值取向發(fā)生了轉折。

1982年，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在《后現代主義與消費社會》一文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主張將“理論”劃歸后現代主義現象之列，據知這是對于“理論”的后現代主義性質作出定性的最早表述。詹姆遜這樣說：

現在，我們漸漸有了一種直接叫做“理論”的書寫，它同時都是或都不是那些東西。這種新的話語，通常與法國有關，而且被稱作法國理論，正在逐漸擴展并標志著哲學本身的終結。例如，福柯的作品是否應稱為哲學、歷史、社會理論或政治科學？正如他們現在所言，這是難以定奪的；我將建議把這類“理論話語”也歸入后現代主義現象之列。

詹姆遜將“理論”列入后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根據就是它的跨學科、非學科性質?！袄碚摗贝蚱屏藗鹘y(tǒng)的學科界限，消除了以往文類和專業(yè)話語的區(qū)別，使得原有的學科劃分和專業(yè)特點都變得模糊不清、模棱兩可，而這種消彌事物固有邊界和分野的特征正是后現代主義的做派。詹姆遜認為“理論”的問世與德里達、?？?、拉康的后結構主義有關，因而稱之為“法國理論”。后結構主義反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旨趣從一開始就為“理論”定了向，使之在價值觀念上出于本能似地站到去中心、去邊界、去體系的立場，崇尚事物的模糊性、零散性、或然性?？ɡ赵赋鲞^這層關系：“我們稱為‘理論’的東西一般都與‘后’結構主義聯系在一起”，“米歇爾·福柯的歷史和宗譜研究、雅克·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論、雅克·德里達對于哲學文本的解構主義閱讀等等，理論的這些核心要素對文學的關注僅僅是浮光掠影。與文化研究類似，理論是無范圍的、無定形的和跨學科的。只要方法得當，幾乎任何事情都可置于理論框架之中。”對于后結構主義的傳承注定了“理論”與生俱來的后現代主義性質。

“理論”的橫空出世有其必然性，不妨將其視為文化的后現代轉折的一個顯例。美國社會學家拉什將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分為“未開化社會”、“現代化”、“后現代主義”三個階段，“未開化社會”的特點是文化與社會尚未分化；“現代化”的特點是分化，其突出表現就是現代主義的自洽性或者說自我立法；“后現代主義”的特點則是消解分化，消除差異。而這三個階段的特點都體現在文化之中。拉什的一個說法值得重視：“如果說文化的現代化是一個分化的過程，那么后現代化就是一個消除分化的過程?！?sup>這就是說，現代文化是分化的，后現代文化則是去分化的，從分化到去分化，表征著文化的后現代轉折。

在拉什之前之后，有許多學者試圖對文化從分化到去分化這一后現代轉折作出說明，萊斯利·費德勒最先喊出了“跨越邊界，填平鴻溝”的口號，以對于通俗文化的褒揚而嘲弄現代主義藝術的清高，肯定通俗文化以反理性、反嚴肅的姿態(tài)創(chuàng)造了新的后現代神話，從而填平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鴻溝。蘇珊·桑塔格標舉“反對釋義”的主張，認為藝術作品無須“釋義”，因為作品的價值不在意義，而在訴諸感官的直接性，意義只對高級的精英文化生效，而感覺則是整體性的，它對高級的精英文化與低級的通俗文化同樣有效。伊哈布·哈桑將“不確定性”和“內在性”兩個詞合在一起，生造了“不確定內在性”這一不經見的概念，“不確定性”是指中心消失和本體論消失帶來的結果，“內在性”是指人類心靈適應所有現實本身的傾向，它們合在一起，便意味著對于西方文化的傳統(tǒng)界限造成的障礙的突破。哈桑的創(chuàng)見開啟了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的“文化折衷主義”和馬泰·卡林內斯庫的“多元對話論”。前者在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之間謀求一種零度的總體文化，致力開創(chuàng)一個寬松的時代；后者則倡導一種“新的多元主義”，主張打破種種傳統(tǒng)的界限，促進各種文化之間的對話。

這一從分化到去分化的后現代轉折導致了“理論”的興起，從而去中心、去邊界、去體系、去類別、去差異，從一開始就成為“理論”的價值追求和意義目標，也成為“理論”的審美趣味和學術風尚。所謂跨越邊界，填平鴻溝，推倒壁壘，拆除柵欄，就是對于這一價值取向形象生動的描述和喻示。這對于以往價值觀念的沖擊是巨大的，那種以不同領域的劃界、分隔、厘定作為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消費之前提的常規(guī)前例遭到了動搖和拆解。任何歷史運動都不可避免地伴隨著痛苦和失落，但是這種付出必將因歷史前進所帶來的福祉而得到加倍的回報。具體到“理論”，它以一連串帶“去”字的價值概念對于傳統(tǒng)的學科規(guī)訓制度提出了挑戰(zhàn)，撼動了長期延續(xù)的學科規(guī)范和專業(yè)設置，破壞力不可謂不強，但這對于以往不同學科、專業(yè)之間以鄰為壑、老死不相往來的弊端也是一次反撥。進而言之，打破限制、消除隔閡，恰恰通往對話、交流、溝通、合作、民主、開放、多元、和諧等當今時代被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念。

五　何為“后理論”

近年來，當人們還沒有從“理論”引起的震動中定下神來，就已經有人宣布，“理論”的時代已經結束，代之而起的是“后理論”的時代！相關的論著一時聯袂而出，代表作有卡寧漢的《理論之后的解讀》(2002)、拉巴爾特的《理論的未來》(2002)、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2003)，以及論文集《后理論：批評的新方向》(1999)、《理論還剩下了什么》(2000)、《生活：理論之后》(2003)等?？芍^來勢兇猛，一發(fā)而不可收，似乎又形成了新一輪時髦。總的說來，所謂“后理論”就是在“理論”消退以后出現的一種新的理論形態(tài)?！昂罄碚摗钡牟d，大背景就是當年推動“理論”興起的一代風云人物如拉康、?？?、阿爾都塞、德里達等相繼過世，而至今健在者大多也已許久沒有發(fā)表有影響的見解，“理論”失去了它曾經擁有的權威性。從機理上說，這也是“理論”的解構本性所致，就像伊格爾頓所說：“理論，在已經解構了幾乎其他一切之后，似乎現在終于也做到了把自己也給解構了?！?sup>

現在要對“后理論”作出全面的評價可能為時尚早，只能根據目前閱覽所及提幾點看法：其一，“后理論”是一種尚未定型的學術格局。如果說此前“理論”可以明白說出其相關的學派、思潮或學說諸如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等的話，那么至今似乎尚未有誰說清楚歸入“后理論”的到底是哪些新潮學說?！昂罄碚摗备袷且环N大致的意向、旨趣或構想，還不足以成派成家、立言立說。原因之一是，“后理論”出于晚輩之手，初出茅廬，還差點火候。伊格爾頓所見略同：“無論如何，新一代并沒有提出什么屬于自己的重要概念。前輩的典范顯然太過崇高，難以企及。當然，如果有時間的話，新世紀應該也能產生自己的大師。不過，至少在目前，我們仍須遵從以往的大師而仰人鼻息?！?sup>其二，“后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此前“理論”的延續(xù)。如果說“理論”是大寫的、單數的概念，偏于總體性、全局性，表現為宏大敘事的話，那么“后理論”則是小寫的、復數的概念，偏于分支性、局部性，往往是一種瑣細敘事。也就是說，“理論”在宏觀層面上對于社會人生大關節(jié)目表現出的關心，在“后理論”中已經延伸到具體的、個別的社會事件和生活瑣事之中。對此伊格爾頓作了這樣的分析：“如果所有的理論，就像有些人所懷疑的，天生就都是總體化的，那種種新型的理論就得是一些反理論：局域性的、部門性的、從主體出發(fā)的、依賴個人經驗的、審美化的、自傳性的，而非客觀主義的和全知性的?！邉t將是那個流動的、不再居于中心的主體。不再有任何連貫的系統(tǒng)或統(tǒng)一的歷史讓人去加以反對，而只有一批各自分立的權力、話語、實踐、敘事?！?sup>正因為這一點，“后理論”也被稱為“眾多的理論”或“更多的理論”。其三，“后理論”更重視行動、實踐，更講究實用性、應用性。如前所述，重踐行、講效用，這原是“理論”的本性，但“后理論”在這一點上要求更甚于前者。在“后理論”看來，“理論”的宏大敘事，體現了對于一元性、總體性、神圣性的追求，其實還是它所反對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陰魂不散，它通過對于瑣細敘事的打壓來取得自身的合法性，使人敬而遠之、退避三舍，從而造成了它與生活實用的阻隔，大大削弱了它對于實際生活的影響?！昂罄碚摗闭J為，這正是“理論”的失敗之處。值此困局，“后理論”顯得雄心勃勃、當仁不讓，挺身而出擔當起振衰救弊的職責，對于“理論”的高高在上和不切實際提出挑戰(zhàn)，將行動和實踐引向日常生活和身邊瑣事。文論史家如是說：“人們感到，20世紀70和80年代盛期的(大寫的)‘理論’現在已經被取代，或者完全被吸納進新的理論或種種理論中，這些理論更應該被理解為一種行動而不是文本或立場觀點：對于那些理所當然的理論假設和觀念提出批判性疑問，不論那些假設是關于社會機制、性機制還是經濟關系的機制，也不論那些觀念是主體的、文化的還是跨文化身份的?！?sup>不過事情卻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后理論”的瑣細性決定了它所看重的行動和實踐往往流于世俗、繁瑣和卑微，趨向欲望化、官能化、肉身化。伊格爾頓說得幽默：“如今真正性感的話題是‘性’。在學術界，對法國式接吻的迷戀已經取代了對法國哲學的興趣。在某些文化圈子里，自慰的政治比中東的政治更令人神往。性虐待戰(zhàn)勝了社會主義。對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而言，身體是一個始終流行的主題，不過，他們感興趣的通常是情欲熾熱的身體，而不是饑腸轆轆的身體；是交媾的身體，而不是勞動的身體?！?sup>

從以上分析可見，所謂“后理論”乃是“理論熱”的退潮之后出現的一種未完成的新格局；準確地說，“后理論”只是“理論”的一種延伸，它不足以構成另一個階段，更談不上另一個時代，至多只能算是“理論”的新形態(tài)。關于這個問題，連倡言“后理論”的伊格爾頓都說：“如果‘理論’意味著對我們所作的假設進行合理的系統(tǒng)的反思，那么，它仍然像以往一樣不可或缺?！碚撝蟆咽镜氖牵覀儸F在正處于理論發(fā)展高峰期的余波。”國外學界近期對于“后理論”的熱衷，除了學者個人的學術風格之外，當與制造流行、引導潮流的后現代風尚有關。

也許我們還應該用心傾聽在“后理論”中始終回響著的一種聲音，那就是對于在“理論”中遭到缺失的文學理論的呼喚。拉巴爾特指出，“理論”總是讓人感到太偏于一端，只是論述了整體的一半，而遺漏的那一半實際上更真實、更富活力，也更有本質意義，那就是文學、美學、批評或者讀解、文化、詩學。喬納森·卡勒指出，在“理論”中被忽視的是文學和文學性，它們被種族、性、性別的種種規(guī)范、律條遮蔽了。他認為，現在也許該是文學中重新奠定文學性根基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做的，就是回歸詩學、回歸文學研究?？▽帩h也主張回歸文學，具體做法就是恢復文本細讀的傳統(tǒng)；他認為，一切好的、真正的閱讀都是必然是細讀，不是細讀的閱讀無權稱為好的、真正的閱讀。喬納森·貝特則認為，細讀有一個缺陷，就是對于作者生平傳略的事實考證和版本研究的忽視，從而應當對傳記的、歷史的、目錄學、版本學的文學研究予以高度的重視。約翰·勃倫對于“理論”在種族、階級、性別和性問題上采用的非形式主義研究表示反感，主張回歸對于文學文本的形式主義讀解。如此等等?？傊昂罄碚摗备鞣N主張的提出，寄寓著對于“理論”補偏救弊的古道熱腸，“理論”的非文學傾向的弊端理應得到救正，而“后理論”正體現了這種擔當?！昂罄碚摗背蔀榭赡埽鸵馕吨鴮τ凇袄碚摗钡姆俏膶W傾向的解脫和超越。“后理論”對于被放逐的文學的招魂，對于遠離文學故園的鄉(xiāng)愁，都化為返鄉(xiāng)和回家的強烈沖動?；貧w文學理論，這是“后理論”在不斷消解又不斷重建的輪回中點燃的亮色。

但是，對于回歸文學理論的前景切不可作簡單化的理解，歷史不可假設與重演。伊格爾頓在《理論之后》一書的開頭提醒人們：“如果有讀者看到本書的書名，以為‘理論’現已告結束了，我們可以就此松一口氣，重返理論之前的純真歲月了，那么這些讀者可能要失望。我們不可能重回一個只消說一句‘約翰·濟慈的作品令人愉快’或是‘約翰·彌爾頓流露出堅毅的神情’便已足夠的時代?！?sup>我們走到了“理論之后”，在重新面對文學理論時，我們畢竟經歷了重重困頓的歷練，吸納了種種思想的成果，不再會那樣幼稚和天真了。

1. 華勒斯坦等：《開放社會科學》，劉峰譯，三聯書店，1997，第32頁。
2. 特里·伊格爾頓：《文學原理引論》，劉峰譯，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第239頁。
3. Jonathan Culley，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5.
4. 據統(tǒng)計，《文學評論》雜志2005～2007年“文藝理論”欄目發(fā)表論文共109篇，其中沒有引述任何文學作品的論文共75篇，占全部論文的68.81%；引述文學作品的論文共34篇，只占全部論文的31.19%。按此項統(tǒng)計工作由揚州大學文學院黃石明副教授協助完成，特此表示感謝。
5. 高小康：《理論過剩與經驗匱乏》，《文藝研究》2005年第11期。
6. 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李平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第1頁。
7.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第148頁。
8. 特里·伊格爾頓：《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后記》，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242頁。
9. 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包亞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92～193頁。
10. 盛寧：《“理論熱”的消退與文學理論研究的出路》，《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11. 喬納森·卡勒：《什么是文化研究？》，金莉等譯，《當代外國文學》2007年第4期。
12. Lawrence Grossberg，Cary Nelson，and Paula Treichler eds，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P4.
13. 特里·伊格爾頓：《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后記》，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243頁。
14. 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三聯書店，1984，第31頁。
15.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消費社會》，《文化轉向》，胡亞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第2～3頁。
16. 喬納森·卡勒：《什么是文化研究？》，金莉等譯，《當代外國文學》2007年第4期。
17. 拉什：《后現代主義：一種社會學的闡釋》，高飛樂譯，《國外社會科學文摘》2000年第1期。
18. 特里·伊格爾頓：《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后記》，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227頁。
19. 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Basic Books，2003，p.2.
20. 特里·伊格爾頓：《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后記》，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227頁。
21. 拉曼·塞爾頓等：《當代文學理論導讀》，劉象愚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328頁。
22. 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Basic Books，2003，pp.2-3.
23. 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Basic Books，2003，pp.1-2.
24. 拉曼·塞爾頓等：《當代文學理論導讀》，劉象愚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328頁、第328～334頁。
25. 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Basic Books，2003，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