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個世紀的學校

在讀完國民小學以后我被送入文理中學，這不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每一戶殷實人家出于對社會地位的考慮，都要精心培養(yǎng)“受過教育”的兒子，讓他們學習法語和英語，精通音樂，首先給他們安排家庭保育教師，其后是私人教師教他們舉止得體禮貌。但是，在那個“開明”的自由主義時代，只有能夠通向大學文憑的所謂“學術(shù)”教育才具有完全的價值。因此，每一個“上層”家庭都有那么一份勃勃的雄心：在自己的兒子當中，至少有一人的名字前面應該帶個博士頭銜，隨便什么專業(yè)的都行。

通往大學的這條路相當漫長而崎嶇。五年的國民小學，八年的文理中學必須得在木頭長凳上坐過來，每天五六個小時的功課，課余時間還要完成作業(yè)。除此以外，在學校之外他們還被要求獲得“通識教育”：法語、英語、意大利語，除了這些“活”的語言以外，還有古典希臘語和拉丁語，也就是說，五種語言再加上幾何學和物理學，以及學校里的常規(guī)學科。那內(nèi)容實在是太多了，幾乎沒有給身體的發(fā)育、體育和散步留出空間，尤其是沒有給興奮感和愉快留出來任何余地。我只能模糊地記得，我們在七歲時背誦了《快樂而幸福的童年》這首歌曲，必須表演合唱。這首歌那簡單而單一的旋律還能在我的耳邊回響，但是那首歌的歌詞在當時我就很難唱出口，更難覺得它讓人口服心服。如果可以實話實說，我的整個學校生涯，全是不間斷的無聊厭倦。我失去了耐心，想要擺脫這種磨盤般的折磨；無聊厭倦的感覺卻因為我的不耐心而年年增長。我不記得在那個單調(diào)的、沒有靈魂、沒有思想的學校中有什么事情是“快樂”和“幸?！钡模盐覀兩钪凶蠲篮?、最自由的一段歲月徹底敗壞了。我甚至也會承認，當我看到這個世紀的孩子們，在童年時期能發(fā)展出來的幸福、自由和獨立比我們那時要多得多時，我還忍不住嫉妒呢。直到今天，當我看見孩子們那么無拘無束，幾乎可以說是平等地與老師談話時，看到他們一點兒也不心懷恐懼地趕往學校，而不是像我們一樣一直懷著隔閡的感覺，看到他們在學校、家里可以隨意公開說出那些來自年輕的、好奇的靈魂中的想法時，我似乎仍然覺得難以置信。這自由、獨立、天然的生靈，在我們踏進那幢遭人痛恨的建筑物以前，就必須把它掩藏好，以免讓自己的前額撞上那看不見的牛軛。對于我們來說，學校意味著強迫、冷漠、無聊，是一個對“不值得了解的知識”準確地進行切割分塊并死記硬背的地方；對于那些經(jīng)院式或者被變成經(jīng)院式的內(nèi)容，我們找不到它們與現(xiàn)實或者個人興趣有任何關(guān)聯(lián)。那是一種遲鈍枯燥的學習，不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而學習，是為了學習而學習，是舊式教育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學習。學校里唯一真正讓我歡欣鼓舞的幸福時刻，也是我要為此感謝學校的時刻，就是學校的大門從此永遠在我身后關(guān)上了的那一天。

這并不是說我們奧地利的學校本身有多糟糕。正好相反，那所謂的“教學計劃”是在一百年經(jīng)驗基礎(chǔ)上精心編制出來的。如果這些內(nèi)容能以富有啟發(fā)的方式傳授給學生，就可以成為一個富有成效、相當全面的教育基礎(chǔ)。但是，正因為有死板的計劃和枯燥的條條框框，我們的課程表變成了殘酷的荒野，死氣沉沉。一個冷冰冰的學習器械，從來沒有根據(jù)個人的需求來調(diào)節(jié)，如同一個自動機器一樣，只顯示“良好、及格、不及格”的刻度，以此來顯示我們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了教學計劃上的“要求”。這種人與人之間愛心全無，這種清醒的非個人化，這種軍營式的相處方式，正是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倍感煎熬的東西。我們有固定的內(nèi)容要學習，學過的東西要考試。整整八年，沒有人問過我們自己愿意學習什么，一次都沒有。每個年輕人都暗自渴望獲得那種支持他們求知的輔助力量，偏偏在學校里完全沒有。

這種冷漠的狀態(tài)從學校建筑的外觀上就可以一覽無余。這是一座典型的實用建筑，五十年以前快速、廉價的方式?jīng)]多加考慮就搭造起來了。質(zhì)量糟糕的陰冷石灰墻，教室低矮，沒有一張畫或者任何能讓眼睛感到舒適的裝飾，整座房子里都是廁所的氣味。這座學習軍營從舊賓館拿來已經(jīng)被無數(shù)人用過的家具，以后還將有無數(shù)人繼續(xù)用下去，不管他們對此是無所謂還是不情愿。直到今天，我還忘不了這座房子里那種令人不快的霉味，和奧地利行政辦公室里的氣味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將這種氣味稱為“衙門味”，是那種暖氣燒得太熱，多人聚集，從來沒有真正好好通風的房間里會有的氣味。這種氣味首先附著在衣服上，隨后也附著在靈魂上。我們坐在低矮的木凳上，兩人一組，好像搖櫓船上的囚犯一樣。這種座位讓人后背彎曲，我們坐得骨頭都發(fā)疼。在冬天，煤氣燈的明火發(fā)出來的藍光照在我們的書上；在夏天，窗子上都提防性地掛上窗簾，好讓我們的目光無法瞥見一小塊四方形的藍天，不讓我們?yōu)榇烁吲d。那個世紀的人們還沒有發(fā)現(xiàn)，尚在發(fā)育的身體需要空氣和運動。四五個小時一動不動地坐在長凳上，這期間在陰冷狹窄的走廊上有十分鐘的休息，人們以為這就足夠了。每周兩次，我們會被帶到體操大廳里，窗戶都被關(guān)得嚴嚴實實，我們在地板上毫無意義地蹦來蹦去，每一步都會揚起一米高的灰塵。這樣下來，健體舉措就完成了，國家對我們盡了讓“健康的精神存在于健康的身體中”這一“責任”。多年以后，當我從這座黯淡可悲的房子旁邊經(jīng)過時，還是能有一種獲得救贖的感覺，我不必再走進這座我們青少年時代的牢獄。當這座名校在舉行成立五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時，我曾經(jīng)受邀作為出色校友當著部長和市長的面發(fā)表演說。我客氣地拒絕了。我沒有什么要感激這個學校的，每一個這類詞匯都會是謊言。

學校生活讓人感到的沮喪，責任也不在老師身上。他們既不好也不壞，不是暴君，也不是樂于助人的戰(zhàn)友。他們是可憐的魔鬼，像奴隸一樣被綁縛在一個程式里面，被綁縛在具有威懾性的既定教學計劃上，他們要完成“工作量”，正如我們也得完成我們的工作量一樣。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等到中午學校里那讓我們獲得自由的鐘響起來時，他們也和我們一樣高興。他們不愛我們，也不恨我們：怎么可能呢，因為他們也根本不了解我們。幾年過去了，我們很多人的名字他們都不知道。在那時的教學方法中，他們的腦子里只費心琢磨一件事，去確認“學生”在上一次作業(yè)中犯了多少個錯誤。他們坐在上面的講臺上，我們坐在下面；他們提問，我們必須回答。除此以外，我們之間沒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講臺和長凳之間，在看得見的“上”和看得見的“下”之間，是看不見的“權(quán)威”，這阻止了任何接觸和相互間的了解。老師將學生當作個體來看待從而因材施教，或者就對學生的觀察寫出“報告”——這種做法在今天已經(jīng)司空見慣了——既不是老師的責任，也超出了他們的能力范圍。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個人談話會減少老師的權(quán)威，因為那樣一來老師就讓我們“學生”同他們太平起平坐了，而他們本應該是“坐在上面的人”。我已經(jīng)完全忘記了他們的名字和長相，沒有什么比這更能說明問題了：我們和老師之間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靈魂上都毫無共同關(guān)聯(lián)。在我的記憶當中，如照片一樣清晰的是講臺和班級記事本。對那個記事本，我們總是企圖去瞄上一眼，因為里面寫著我們的分數(shù)——就在現(xiàn)在，那個里面有分類標記的小小紅色記事本還浮現(xiàn)在我的眼前；接下來便是在記事本中寫進數(shù)字的那支黑鉛筆。我眼前也浮現(xiàn)出自己的作業(yè)本，上面到處都是老師用紅色水筆修改過的地方，但是沒有任何一位老師的臉龐。也許那是因為我們面對他們時，總是半閉著眼睛或者用漫不經(jīng)心的眼睛看他們。

對于學校生活感到樂趣全無的，并非只有我一個人。我不記得同學當中有哪位對學校生活沒有反感，我們最佳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愿望在這個磨盤里受到阻滯和壓抑，變得興味索然。很久以后我才意識到，這種對我們青少年沒有愛、沒有靈魂的教育方法并非國家主管部門的不作為：這里面包含著一種特有的既定意圖，只不過這意圖是一個應該小心保守的秘密而已。我們面對的世界，或者說，高居我們頭上的世界將一切想法都集中于追求“安全”這一偶像上，他們不愛年輕人，甚至可以說，他們對年輕人始終不信任。他們熱衷于系統(tǒng)性的“進步”，熱衷于它的秩序；他們將市民社會中各種形式的有條不紊和從容不迫當成人類唯一一個有效用的美德。每一種能將我們帶向前方的匆忙都應該避免。奧地利是一個古老的國家，由一位老皇帝君臨天下，由老首相實行治理；這個國家沒有其他野心，只想通過抵制任何極端性的改變讓自己在歐洲毫發(fā)無損地得以保全。年輕人在天性上總是想要快速極端的改變，因而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因素，他們應該受到排斥和壓制，時間越長越好。沒有人有理由讓我們的學校生活變得愉快；任何升遷都要先經(jīng)過耐心的等待。由于一切都在向后推，那時每個年齡階段所具備的含義也與今天的完全不同。人們對待一位十八歲的文理中學的畢業(yè)生，就像對待孩子一樣：如果被抓到在抽煙，他就會受到懲罰；如果需要離開教室去廁所的話，他得乖乖地先舉手報告以便獲得批準。一個三十歲的男人還會被認為羽翼未豐，甚至四十歲也還被認為沒有成熟到足以擔當責任重大的職位。當一個令人吃驚的例外——三十八歲的古斯塔夫·馬勒被任命為宮廷歌劇院院長——發(fā)生之時，整個維也納被震驚得一塌糊涂。人們到處竊竊私語，因為當局將這首屈一指的藝術(shù)機構(gòu)交給了一個“這么年輕的人”（人們完全忘記了，莫扎特在三十六歲，舒伯特在三十三歲時已經(jīng)完成了他們的里程碑作品）。這種覺得“每個年輕人都不那么可靠”的不信任，貫穿在各個圈子里。我父親在業(yè)務中從來沒有接待過年輕人，如果一個人不幸面相年輕的話，他在哪兒都得先克服人們對他的不信任。年輕成為職業(yè)進取上的障礙，年長受到優(yōu)待，這種做法在今天幾乎是無法想象的。在我們的今天，一位四十歲的人會盡一切努力讓自己顯得像三十歲，六十歲的人顯得像四十歲，年輕、精力充沛、行動力和自信是人們想要的、首選的，而在那個太平年代，每一個想要向前的人都得嘗試一切想得出來的面具來讓自己顯得老成。報紙推薦一些讓胡子快速生長的辦法，二十四五歲，剛剛完成學業(yè)的年輕醫(yī)生留著大胡子，哪怕沒必要也要架上一副金邊眼鏡，只是為了給他的首位患者留下自己已經(jīng)“有經(jīng)驗”的印象。人們穿上黑色的長外套，邁著從容的步子，還盡可能地挺起微圓的小腹，以此來體現(xiàn)那種刻意的老成持重，有上進心的人會至少從外表上盡量去掩蓋那讓人感到不可靠的年輕。到六年級、七年級時，我們已經(jīng)拒絕背雙肩背的書包，改用單肩背的公文包，為的是讓人不會馬上看出來我們是高中生。所有在我們今天看來令人羨慕的素質(zhì)——年輕人朝氣、自信、大膽、好奇、生活的樂趣——在那個只講究“持重”的時代，都讓人覺得是靠不住的。

了解這些特殊看法給人帶來的唯一收獲是，可以從中明白國家利用學校為工具，來維護自身的權(quán)威。我們首先要被灌輸這樣的想法：一切現(xiàn)存事物均完美無缺，應該尊奉；老師的意見絕不會錯；父親的話語不容反駁；國家機構(gòu)是絕對性質(zhì)的，具有永恒的有效性。那種教育的第二個基本原則（這在家庭中也要實行）是：年輕人不應該過得太舒服。他們在獲得某些權(quán)利之前，必須先通曉自己的責任，尤其是完全聽話的責任。我們從一開始就得牢牢記?。涸谏钪形覀冞€沒有做出過任何貢獻，還沒有任何經(jīng)驗；我們不要以為自己可以去追問什么，去要求什么，對于人們給我們的一切，我們唯有心存感激。在我成長的時代，在孩子們的早期童年，這種愚蠢的恐嚇方法就被用在他們的身上了。仆人和愚蠢的母親會恐嚇三四歲的孩子說，要是他們不馬上停止做壞事，就會有警察上門來。等到我們上了中學以后，如果某次在某個不重要的科目上得到一份糟糕的成績，就會受到這樣的威脅：讓我們退學，去學一門手藝。這是市民階層中最糟糕的威脅：落入無產(chǎn)者的生活狀態(tài)。但是，當年輕人帶著最誠懇的受教渴望，想從成年人那里獲得對某個嚴肅的時下問題的解釋時，一句高傲的“這你還不懂”就把他們擋回來了。年輕人所到之處，人們都用同樣的辦法來對待他們：在家里、學校、國家。人們誨人不倦地讓年輕人明白：他還不“成熟”，還什么都不懂，唯一能做的是乖乖聽別人的，什么時候也不要自己插嘴反駁。也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在學校里可憐的魔鬼教師高高地坐在講臺上，那是一尊我們無法接近的神像，他們把我們?nèi)康母杏X和心思限制在“教學計劃”當中。至于我們在學校里是否身心愉快，沒有人在意。在那個時代，老師的使命不是要幫助我們前行，而是教會我們謙讓；不是去培養(yǎng)我們的內(nèi)心世界，而是要求我們盡可能沒有反抗地融入有序的格局中；不是去提升我們的生命能量，而是要約束它們，使之趨同。

對年輕人這種心理上的（或者說，這是完全違背年輕人心理的）壓力，只會帶來兩種效果：要么讓他們麻木不仁，要么起到刺激和激發(fā)的作用。我們可以從心理分析治療的檔案中看到，這種荒謬的教育方法造成了多少人有“自卑情結(jié)”。偏巧是在那些從奧地利舊式學校里走出來的男人發(fā)現(xiàn)了“自卑情結(jié)”的存在，也許這并非純屬巧合。在我本人這里，正因為有這種壓力我才很早就帶著宣言式的激情來主張自由，其激烈程度也是今天的年輕人難以想象的。此外，對一切權(quán)威的痛恨，對所有“高高在上”的言語的反對，也陪伴了我的一生。有很多年，拒斥一切先知性和教條性內(nèi)容就像一種本能一樣，我已經(jīng)忘記它來自何處。有一次，我的一場演講被安排到大學里的一個報告廳內(nèi)舉行，我發(fā)現(xiàn)，自己是從講臺上向下對人們講話，下面坐在長凳上的聽眾就如同當年我們那些中學生一樣，乖乖地聽著，沒有言談，沒有反問。突然之間，我感到渾身不自在。我當時馬上就想到，在我的整個學校生涯中，這種非團隊式的、威權(quán)性的、教條性的自上而下的說教，讓我遭受了怎樣的痛苦。一種恐懼感猛地向我涌來：我在這個高高的講臺上對下面的人發(fā)表的演說，可能會如同當年我們的老師對我們的演說一樣，完全沒有個人化的效果。正是由于這種阻礙，這也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演講。

直到十四五歲時，我們對學校忍耐得還相當不錯。我們打趣老師，帶著冷漠的好奇而學習每一課的內(nèi)容。但是，再往后學校就讓我們覺得越來越?jīng)]有意思，越來越是負擔。在悄無聲息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了：我們這些在十歲進入文理中學的男孩子，只用了整個八年學制中的四年就超過了學校教學的知識水準。我們直覺地感到，在這個文理中學中已經(jīng)沒有什么重要的東西可以學習了，在某些我們自己感興趣的領(lǐng)域里，我們所知道的已經(jīng)比那些可憐的老師還多，而這些老師在大學畢業(yè)之后就再也沒有出于自己的興趣去翻開過一本書。另外一種對比也能日漸一日地讓人感覺到：我們原本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坐在凳子上，如今在這里聽不到任何新東西，或者讓我們覺得值得了解的東西，而學校外面則是一座充滿了無數(shù)啟發(fā)的城市，一座有劇院、博物館、書店、大學、音樂的城市，一座每天能帶給人驚喜的城市。所以，我們身上那些被壓制下去的求知欲，那些在精神上、藝術(shù)上、享受上的好奇，既然在學校里找不到任何營養(yǎng)，那么就充滿激情地去面對學校以外發(fā)生的一切。一開始我們只有兩三個人發(fā)現(xiàn)了自己對藝術(shù)、文學和音樂的興趣，后來是十幾個人，到了最后幾乎是全體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