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地的雪寒

1913年7月2日，斯大林在彼得堡監(jiān)獄中住了五個月后，被判處流放到圖魯漢斯克邊疆區(qū)，由警察公開監(jiān)視，期限四年。隨即，斯大林被押解乘火車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然后坐船沿葉尼塞河北上，于8月10日到達鄰近極地圈的流放地科斯季諾村。

圖魯漢斯克邊疆區(qū)是個著名的流放地，許多革命者都曾在這里待過。在斯大林之前，斯維爾德洛夫已于6月被流放到了這里，他所在的村子是謝里瓦尼哈。

9月20日，斯大林去謝里瓦尼哈村看望了斯維爾德洛夫。斯維爾德洛夫?qū)ｉT給斯大林準備了一間房子，并從有限的食品中分了一份給他。按照慣例，每一個新來的流放者，都要作一次關(guān)于俄國革命形勢的報告。斯大林在謝里瓦尼哈待了一個禮拜（26日早晨走的），最后還是沒有作這樣的報告。在這里，他們倆給在彼得堡的馬林諾夫斯基發(fā)了一封信，請求寄錢來，好準備逃跑。

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被流放后，10月1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在列寧主持下召開會議，討論了組織他們兩人從流放地逃跑的問題。列寧等人還制訂了秘密行動的詳細計劃，由馬林諾夫斯基具體負責實施。馬林諾夫斯基早就是沙皇保安局的密探，此時黨內(nèi)雖然有一些同志懷疑他的身份，但列寧還是非常信任他。馬林諾夫斯基隨即向保安局作了匯報，當局采取了更為嚴厲的措施，防止他們逃跑。

斯大林待在流放的村子里，很少與人來往，只時常給他早在巴庫就已熟悉的老布爾什維克謝爾蓋·阿利盧耶夫一家寫寫信。眼看冬天就要到了，斯大林寫信向他們要些棉衣和零用錢。斯大林也偶爾收到他們寄來的包裹和錢。后來，斯大林在1915年曾寫信給阿利盧耶夫的妻子奧麗加，表示感激之情，并請他們不要在他身上再破費了。他在信中寫道：“敬愛的奧麗加·葉甫根尼耶夫娜，我非常感謝您的善良和純潔之情，我永遠不會忘記您對我的關(guān)心和照顧。我盼望著被釋放的時刻。屆時，我將到彼得格勒，向您、向謝爾蓋為我所做的一切致謝。再過兩年我就可以去看你們了！”“我收到了您寄來的包裹。謝謝。我求您一件事——以后不要再為我花錢了。你們也需要錢??！”在信的結(jié)尾，他“向男孩子們和年輕的小姐們致以問候。我希望他們一切都好”。這些“年輕的小姐們”中包括他未來的妻子娜捷施達·阿利盧耶娃，她當時只有14歲。

斯大林（前右一）和斯維爾德洛夫（前右二）一起被流放到圖魯漢斯克邊疆區(qū)

斯大林在圖魯漢斯克流放地

奧麗加·葉甫根尼耶夫娜（前）和孩子們：帕維爾、費多爾、娜捷施達、安娜（1905年）

小時候的娜捷施達·阿利盧耶娃

斯大林要錢和東西，一是用于逃跑，二是他確實很窮苦，不得不伸手求援。他還曾向列寧要錢，列寧給他寄了120法郎。他也向馬林諾夫斯基寫信求援，當時他也不知道馬林諾夫斯基就是奸細，他把馬林諾夫斯基當作朋友，信中言辭懇切：

你好，朋友，寫起來有點不好意思，但又不能不寫。看來我從未經(jīng)受過這種使我感到可怕的狀況。錢全花光了，由于天氣越來越冷（零下37度），我開始患一種類似咳嗽病的病癥，全身一副病態(tài)。既沒有儲備吃的，也沒有儲備糖和煤油（錢都用在當前的花銷上以及購買衣服和鞋靴了）。既沒有這些儲備，而這里的一切又很貴：黑麥面包每磅4戈比，煤油每磅15戈比，肉每磅18戈比，糖每磅25戈比。需要牛奶，需要劈柴，但是沒有錢，朋友。我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過冬。我沒有有錢的親屬或熟人，我實在是無人可求，所以我才求你，是的，不只是求你，還求彼得羅夫斯基和巴達耶夫。

我的請求是：如果社會民主黨黨團至今還有“用于救濟受鎮(zhèn)壓者的基金”的話，讓黨團，或者最好是讓黨團委員會只給我一次援助，這一次援助哪怕給我60個盧布也好。請把我的請求轉(zhuǎn)告齊赫澤，對他說，我也請他把我的請求放在心上，請他不只是作為老鄉(xiāng)，而且主要是作為黨團主席來關(guān)心我。如果這種基金不多，那時你們也許會共同想出另外一種合適的辦法。我知道，你們大家，而尤其是你，從來沒有閑的時候，但是該死的我，再沒有別人可求，而連一封信都不給你寫就在這里凍死，我又不甘心。這件事今天就得辦，把錢電匯來，因為再等下去，就意味著挨餓，而我本來就有病，身體極其虛弱。我的地址你是知道的，請寄：圖魯漢斯克邊疆區(qū)葉尼塞斯克省科斯季諾村，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收……我希望萬一有什么意外事時你一定保護我，并希望你能設(shè)法搞點稿費來……我等待著從你那里得到我所請求的東西。緊緊握手。吻你。該死的我……你的約瑟夫。

警察直接從馬林諾夫斯基那里得到了斯大林的這封信。在檔案館里，隨這封信的副本還附有葉尼塞斯克憲兵局局長拜科夫上校對這封信的查詢情況：

1914年1月4日，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市。絕密?，F(xiàn)將第578號間諜情報呈上，謹向閣下報告：提供這些情報的是圖魯漢斯克邊疆區(qū)的公開被監(jiān)視者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朱加施維里。收信人是社會民主黨杜馬黨團代表羅曼·馬林諾夫斯基。我已采取措施不準朱加施維里跑掉。此信分別向托姆斯克和圣彼得堡作了報告，編號為13、14. 拜科夫上校。

警察對他們的監(jiān)視越來越嚴，為了防止他們逃跑，往往扣發(fā)當局每月給他們的津貼。1914年2月，斯維爾德洛夫在給他妹妹的信中說：“由于朱加施維里收到了錢，當局已有4個月不發(fā)津貼給他了?！倍耶斁譁蕚鋵⑺勾罅趾退咕S爾德洛夫轉(zhuǎn)移到北極圈以北80俄里的庫列伊卡，使他們更不容易逃跑。

1914年3月上半月，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等人被押解到葉尼塞河下游的庫列伊卡村。他與斯維爾德洛夫被關(guān)在一個房子里，但兩人相處得不太融洽。斯維爾德洛夫在這年3月22日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在這個新地方覺得日子非常難過了，主要原因是，我住的房間不是一個人，而是我們兩個人。和我住在一起的是格魯吉亞人朱加施維里，我們是老熟人，我們在另一次流放時就已經(jīng)認識了。小伙子不錯，但在日常生活中是一個過分的個人主義者。”同年5月27日，在另一封信中說：“和我住在一起的是一個同志，我們彼此非常熟?？墒亲羁杀氖?，一個人要在流放地、監(jiān)獄里才能從最細小的方面得到充分暴露……現(xiàn)在同那位同志分開住了，我們也很少見面?！?sup>

很快，斯維爾德洛夫被轉(zhuǎn)移到了莫納斯梯爾斯科耶村和謝里瓦尼哈村，斯大林仍留在庫列伊卡。庫列伊卡位于北極圈內(nèi)，冬天冰雪茫茫，整個村莊埋在令人生畏的暴風雪中，氣候嚴寒，黑暗的冬季長達八九個月。盛夏時間短暫，蚊蟲很多。這里不生產(chǎn)糧食，當?shù)鼐用褚詽O獵為生。斯大林在這里很孤寂，很少與人來往，自己一個人不是睡大覺，就是靠釣魚、打獵或閱讀書報打發(fā)時光。他與當?shù)厝讼嗵幍煤芎?，他們教他如何在葉尼塞河捕魚，但他待不住，總是轉(zhuǎn)來轉(zhuǎn)去，直到找到一個魚多的地方。有一次，正是冬天，斯大林在回家的途中遇到了暴風雪，迷了路。當?shù)赜袃蓚€農(nóng)民碰見了他，嚇得掉頭就跑。后來他才知道，他的臉上沾滿了冰雪，他們以為他是一個惡鬼。

斯大林到這里后，起初還打算想逃出流放地，但由于對他的監(jiān)視越來越嚴，他也就逐漸作罷了。除了捕魚、打獵，斯大林在這里也曾寫過有關(guān)民族問題的文章，并通過謝爾蓋·阿利盧耶夫轉(zhuǎn)交給了列寧，但不知何故這些文章始終沒有找到。所以在《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1913年被捕后至1917年流放結(jié)束這段時間竟沒有片言只語。

正是在庫列伊卡的孤寂生活中，斯大林得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的消息。8月1日，德國對俄國宣戰(zhàn)，激起了俄國人的一片愛國熱情。在革命者中間，也發(fā)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主張為祖國而戰(zhàn)，稱為“護國派”；一部分人反對戰(zhàn)爭，主張俄國失敗，號召“變帝國主義戰(zhàn)爭為國內(nèi)戰(zhàn)爭”。

斯大林于1915年2月27日給列寧寫了一封信，信中批判了采取機會主義立場的普列漢諾夫和國際社會民主黨人的護國主義路線：

我向您，親愛的伊里奇，致意，熱情、熱情地致意。向季諾維也夫致意，向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致意。您好嗎？健康情況怎樣？我像以前一樣生活，啃我的面包，完成了我的流放期的一半。生活相當沉悶，可是沒有辦法。您的情況怎樣？您那里的情況一定活躍得多……我最近讀了克魯泡特金的文章——這個老笨蛋一定完全發(fā)瘋了。我還讀了普列漢諾夫在《言論報》上的一篇短文——無可改正的陳腐的胡扯。去它的！取消派和他們在自由經(jīng)濟協(xié)會中的副代理人怎樣了呢？沒有人打他們，他媽的！難道可以讓他們跑掉而免受處罰嗎？讓我們痛快一下，讓我們知道，在最近的將來將出版一家報紙，狠狠地給他們幾記耳光，而且要經(jīng)常這樣做，永不厭倦。如果您想寫信的話，請寄往：圖魯漢斯克邊疆區(qū)，葉尼塞斯克省，修道院村，蘇連·斯潘達良轉(zhuǎn)。您的柯巴。季莫費（斯潘達良）請您向蓋得、桑巴和王德威爾得轉(zhuǎn)達他對他們擔任光榮的——哈哈——部長職務(wù)的辛酸祝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后，普列漢諾夫就鼓吹“保衛(wèi)祖國”，采取社會沙文主義立場?？唆斉萏亟鹦麚P“階級合作”，鼓吹“把戰(zhàn)爭進行到勝利結(jié)束”。而比利時工人黨領(lǐng)導(dǎo)人、社會黨國際局主席艾米爾·王德威爾得則進入資產(chǎn)階級內(nèi)閣，任國務(wù)部部長；法國社會黨領(lǐng)導(dǎo)人茹爾·蓋得加入R. 維維安尼和A. 白里安領(lǐng)導(dǎo)的資產(chǎn)階級內(nèi)閣，任國務(wù)部部長（1914-1916）；馬賽爾·桑巴也是法國社會黨領(lǐng)導(dǎo)人，他在內(nèi)閣中任公共工程部部長（1914年8月——1915年12月）。王德威爾得、蓋得、桑巴，他們都采取社會沙文主義立場，支持政府進行戰(zhàn)爭。當時列寧寫了《戰(zhàn)爭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破產(chǎn)》《社會主義與戰(zhàn)爭》等著作，揭露了正在進行的戰(zhàn)爭的帝國主義性質(zhì)，譴責了歐洲各主要國家社會黨領(lǐng)袖充當本國資產(chǎn)階級政府的幫兇、出賣工人階級利益、支持本國資產(chǎn)階級政府進行戰(zhàn)爭的行為，闡述了“變帝國主義戰(zhàn)爭為國內(nèi)戰(zhàn)爭”的口號。斯大林在給列寧的這封信中表明他支持列寧的觀點，也對這些人的護國主義立場進行了批判。

但斯大林也不是經(jīng)常給列寧寫信，在列寧的心目中，斯大林也并不是很重要，他甚至連斯大林的姓氏也記不住。1915年7月，列寧寫信給季諾維也夫，問他“是否記得柯巴的姓”，但季諾維也夫大概也忘記了，沒有告訴列寧。11月，列寧又寫信給僑居國外的維·阿·卡爾賓斯基，“懇請打聽一下（向斯捷普科或米哈等人）‘柯巴’的姓氏（約瑟夫·朱·……我們忘了）”。

1915年夏天，加米涅夫也被流放到圖魯漢斯克邊疆區(qū)。他是在1914年11月14日晚上被捕的。當時他正主持討論列寧《關(guān)于戰(zhàn)爭問題的提綱》的會議，警方通過特務(wù)了解到了這次開會的消息，逮捕了所有與會的人。加米涅夫在法庭受審時，譴責了列寧的提綱，聲明與列寧脫離關(guān)系。即使這樣他也沒有逃避掉懲罰，還是被判處流放。加米涅夫到達流放地前，當?shù)氐牧鞣耪呔鸵崖犝f了他在法庭上的態(tài)度。他到了流放地以后，在圖魯漢斯克邊疆區(qū)流放的18名布爾什維克，其中包括4名中央委員斯維爾德洛夫、戈洛曉金、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于1915年7月5日齊集莫納斯梯爾斯科耶村開會，討論了關(guān)于加米涅夫?qū)徲嵉那闆r。會上有人提議譴責加米涅夫，但斯大林等人表示反對。最后會議通過了由斯維爾德洛夫和斯潘達良擬定的一個決議。

此時，戰(zhàn)爭正酣，但至1916年底，沙皇政府已被戰(zhàn)爭弄得精疲力竭，前線傷亡慘重，軍隊嚴重減員。沙皇政府不得不到處征兵，甚至連政治流放犯也不放過。1916年12月14日，斯大林奉命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征兵委員會去報到。1917年初，斯大林接受了體格檢查，但他不合格，原因是他的左臂有殘疾，還因為當局認為他在軍隊中會是個“不良分子”。2月初，他正式被宣布免服兵役。由于斯大林只差幾個月流放期就滿了，所以當局批準他不用再在庫列伊卡，可以留在阿欽斯克住到流放期滿。當時加米涅夫正在阿欽斯克，他的妻子奧麗加也來到了這里，她是托洛茨基的妹妹。斯大林常常到加米涅夫家里去聊天。斯大林一般不發(fā)表什么意見，大多只默默地坐著，抽他的煙斗，有時也點點頭表示同意加米涅夫的看法。

1915年7月5日，斯大林在莫納斯梯爾斯科耶村參加會議。后排站立者：斯潘達良（左二）、斯大林（左三）、斯維爾德洛夫（左六）、戈洛曉金（左七）；前排坐者：斯潘達良夫人（左二）

斯大林（右）和斯潘達良在西伯利亞流放地（1915年）

在西伯利亞流放地的政治犯（1916年）。坐者：斯維爾德洛夫（右一）、格·伊·彼得羅夫斯基（右二）；站者：費·尼·薩莫伊洛夫（左二）、斯大林（左三）、加米涅夫（左五）

此時，在俄國國內(nèi)，新的革命高潮開始了。1917年1月9日，彼得格勒和其他許多城市的工人為紀念導(dǎo)致1905年革命的“流血星期日“12周年，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和游行示威。緊接著爆發(fā)了著名的二月革命，沙皇制度被徹底推翻。斯大林的流放生涯隨著二月革命的勝利也就結(jié)束了。

在行將結(jié)束這一章的時候，還必須談一談斯大林生平中一個流傳很廣的問題，即斯大林在1917年以前是否當過沙俄保安機關(guān)的密探。

斯大林早年是不是沙俄保安機關(guān)的密探，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西方和蘇聯(lián)就有種種傳聞。20世紀20年代俄僑的報紙曾有過報道，說斯大林曾是沙俄保安機關(guān)的奸細。20世紀30年代初，亞美尼亞資產(chǎn)階級民族主義政黨達什納克黨人的《艾里尼克》（在美國波士頓出版）也發(fā)表過類似的文章。1936年12月16日巴黎的《最新消息報》發(fā)表了《諾伊·饒爾丹尼亞回憶斯大林》的文章，這位著名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確信斯大林曾是沙俄密探。

斯大林逝世后，逃到國外的前蘇聯(lián)內(nèi)務(wù)部工作人員亞歷山大·奧爾洛夫在美國的《生活》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系列有關(guān)斯大林的文章，其中有刊登在1956年第5期上的《斯大林轟動一時的秘密》。文章稱，斯大林在革命前的許多年中和沙俄保安機關(guān)有過積極的合作。同年，美國著名的蘇聯(lián)問題專家伊薩克·頓·列文出版了《斯大林的巨大秘密》一書，書中引用了1913年7月12日內(nèi)務(wù)部警察司特別處處長葉列明簽發(fā)的一份絕密文件，斷定斯大林早年是沙俄的密探。一時間，輿論大嘩，之后在20世紀50-80年代，美國和聯(lián)邦德國多次出版了這份文件。列文說，這份文件他是1947年從3個“名聲無可指摘的”人那里得到的，這3個人是：著名俄國海軍上將的兒子瓦季姆·馬卡羅夫、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的前俄國駐美大使波里斯·巴赫梅季耶夫和俄國航空事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波里斯·謝爾蓋耶夫斯基。而這3個人是從當時僑居中國的俄國流亡者М.П.戈洛瓦喬夫那里得到這份文件的。戈洛瓦喬夫又是從逃到中國前保管“保安處西伯利亞文件”的軍官魯西亞諾夫上校那里得到該文件的。列文研究了該文件的紙張、字體、簽名，還舉出一系列證據(jù)，說該文件是原件，而不是照相復(fù)印件，因此是可信的。

1967年，美國又出版了愛德華·埃里斯·斯密特寫的《年輕的斯大林：一個神出鬼沒的革命者的青年時代》一書，書中分析了斯大林與保安機關(guān)可能有關(guān)系的種種猜疑和證明，也得出了斯大林曾是沙俄密探的結(jié)論。

在蘇聯(lián)，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魯曉夫開始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并為一些人恢復(fù)了名譽。同時，斯大林早年是不是沙俄密探的問題又重新提了出來。據(jù)20世紀60年代曾任蘇聯(lián)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委員、為個人崇拜受害者恢復(fù)名譽委員會委員奧·格·沙圖諾夫斯卡婭回憶說，她曾向赫魯曉夫建議公布斯大林是沙俄密探的材料的問題，但遭到赫魯曉夫的拒絕，赫魯曉夫說不能這么做，“這樣一來，就是沙俄保安機關(guān)的密探領(lǐng)導(dǎo)了國家30多年，盡管在國外也有人這樣寫”。

1974年羅伊·麥德維杰夫出版了《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后果》一書，對上述有關(guān)斯大林是沙俄保安機關(guān)的密探的種種傳聞和文獻進行了分析，認為“不能同意一些人堅持說斯大林和沙俄保安處有什么秘密聯(lián)系”。

1989年3月20日，蘇聯(lián)《莫斯科真理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面對歷史的審判》。文章的作者，一是歷史學博士阿魯秋諾夫，他在20世紀60年代曾受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委托研究了有關(guān)斯大林的鎮(zhèn)壓手段和斯大林本人活動的檔案材料；另一位是歷史學博士、國立莫斯科國際關(guān)系學院教授沃爾科夫。他們在文章中認為，斯大林曾是沙俄保安機關(guān)的密探，其主要根據(jù)是在西方流傳很廣的1913年7月12日沙俄內(nèi)務(wù)部警察司特別處處長葉列明簽署的那份文件，阿魯秋諾夫教授說，他曾于1961年在蘇聯(lián)國家十月革命檔案館里看到過這份文件。這份文件的具體內(nèi)容如下：

內(nèi)務(wù)部　絕密

警察司特別處處長　親啟

1913年7月12日第2898號

葉尼塞斯克保安處處長

阿·費·熱列茲尼亞科夫收

阿列克謝·費多羅維奇閣下：

被行政流放到圖魯漢斯克邊疆區(qū)的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斯大林，在1906年被捕后，向第比利斯憲兵局局長提供了有價值的諜報。

1908年，巴庫保安處處長從斯大林那里獲得了一系列情報，后來斯大林抵達彼得堡后，就成為彼得堡保安處的密探。

斯大林工作精細，但時斷時續(xù)。

斯大林在布拉格市被選入黨中央委員會并返回彼得堡后，就持明顯的反政府立場并同保安處完全中斷了聯(lián)系。

閣下，我把上述情況告訴您，便于您在進行偵查工作時加以考慮。

謹向您致以親切的敬意。

葉列明

在這份文件的左邊有一個長方形的印戳，印戳上的文字是：“葉尼塞斯克保安處。收文第152號，1913年7月23日。”收文的編號和日期是手寫的。

這篇文章發(fā)表后，斯大林早年是不是密探這個問題又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guān)注。

從這份文件的字面看來，斯大林早年當過密探似乎是確定無疑的，但對文件進行具體分析后，就會發(fā)現(xiàn)該文件有很多紕漏。蘇聯(lián)中央國家十月革命、最高政權(quán)機關(guān)和國家最高管理機關(guān)檔案館專家Б.И.卡普捷洛夫和З.И.佩列古多娃發(fā)表文章，從文件的各要素、內(nèi)容、簽名等方面對該文件進行了仔細的鑒定分析，認為這份文件是偽造的。

第一，這封信是1913年警察司特務(wù)處寄給葉尼塞斯克保安處處長阿列克謝·費多羅維奇·熱列茲尼亞科夫的，但當時根本就不存在葉尼塞斯克保安處，只有葉尼塞斯克偵查站，站長倒真是熱列茲尼亞科夫，但不是阿列克謝·費多羅維奇，而是弗拉基米爾·費多羅維奇，其地位與葉尼塞斯克憲兵局局長助理相同。根據(jù)對現(xiàn)有葉尼塞斯克憲兵團名冊的核對，當時在憲兵團供職的只有一個姓熱列茲尼亞科夫的，即弗·費多羅維奇，他生于1881年，憲兵大尉，1911年10月暫時被派到葉尼塞斯克省憲兵局工作。

第二，通過對1906-1913年警察司特別處的材料的仔細研究，沒有看到一個與這份文件相同的長方形印戳，在內(nèi)務(wù)部所屬機關(guān)也沒有與之相同的印戳。另外，從1910年下半年起，在特別處使用的公文用紙上，印戳上“Заведывающий”換成了“Заведующий”，而這份文件的印戳仍用“Заведывающий”。用這種公文紙通信，僅限于警察司所屬各處，通常不對外使用。

第三，從日期和編號來看，當時在所有憲兵機關(guān)，收文的戳記上都刻有每天的日期，只有編號是手寫的，而這份文件收文的編號和日期都是手寫的。在警察司，案卷處理是相當準確的，幾乎所有的收文發(fā)文登記簿都保存著。當時警察司共有9個處（包括特別處），按警察案卷處理規(guī)定，每個處都有其號碼范圍，如1處的號碼范圍是1001-10000，特別處的機密信件編號從93001開始往下排，絕密件編號從111001開始往下排。由此可見，特別處的這份文件發(fā)文號不能用第2898號。經(jīng)查，這個號是有的，但是屬于1處的，它從警察司發(fā)出的時間不是1913年7月12日，而是3月16日，內(nèi)容為“給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省管理局H.A.塔季舍夫的信，關(guān)于3個不明身份的歹徒對在城市自來水廠動力站旁邊站崗的警察采取粗暴無禮的行動的報告”。

第四，從文件正文的內(nèi)容來看，文件中稱，斯大林曾于1906年被捕，列文也在《生活》雜志1956年第5期上援引托洛茨基的說法，說斯大林曾于1906年4月15日在第比利斯市的阿弗拉巴爾印刷所遭破壞時被捕。但根據(jù)現(xiàn)有的檔案材料來看，找不出斯大林曾于1906年被捕過的證據(jù)。阿弗拉巴爾印刷所遭破壞確有其事，這次搜捕是4月15日至5月21日進行的，先后被捕的共17人，但這些人中沒有朱加施維里這個姓。1906年4月15日，斯大林正在斯德哥爾摩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4月10日（公歷4月23日）開幕的。列文又說，斯大林被捕于4月15日（俄歷），在他向第比利斯憲兵局提供了有價值的材料后即被釋放，過了8天，即4月23日（公歷）出席了大會。但列文顯然把舊歷（俄歷）當成公歷了。

第五，從文件的簽名來看，列文沒有看過葉列明寫在紙上的一個親筆簽名，只把一個用作禮品的銀制水罐上鐫刻的題字作為根據(jù)。阿魯秋諾夫和沃爾科夫在文章中雖承認這份文件上的簽名與其真跡有所區(qū)別，但據(jù)此人在文件上的六七個本人簽名的查驗，證明這份文件上的簽名與其他文件的簽名是相吻合的。對此，卡普捷洛夫和佩列古多娃持不同看法。他們說，常接觸葉列明材料、簽名的檔案工作者都知道，他的簽名中“е”和“р”兩個字母寫得很特別，所以，此文件上的簽名一看就是假的。再者，葉列明1913年7月12日已不在警察司特別處供職。在警察司的檔案材料里，保存有他于1913年5月10日寫給警察司司長的一封請求休假的申請書原件，稱他“由于每天不停地工作到深夜3-4點，甚至節(jié)假日也沒有休息，已嚴重疲勞過度，需要長時間休息”，因此，懇請“批準我從6月1日起休假2個月”，但是休假沒有批準。6月11日，根據(jù)憲兵團參謀部的命令，他被指派為芬蘭憲兵局局長。葉列明在特別處簽署的最后一個文件是1913年6月19日的，編號是101213.

由此可見，1913年7月12日由葉列明簽署的這份文件是假的?，F(xiàn)今在前蘇聯(lián)和俄羅斯流傳的這份文件的俄文本是從西方出版物中轉(zhuǎn)抄過來的，至今沒有公布這份文件的原件。而阿魯秋諾夫說，他曾于1961年在蘇聯(lián)中央國家十月革命檔案館里看到過這份文件，這種說法至少是令人奇怪的。況且這份文件（如果它確實存在的話）能不能存放在蘇聯(lián)中央國家十月革命檔案館里，也令人懷疑，因為這份文件寄到了葉尼塞斯克保安處，該機關(guān)填上了登錄號碼和登記日期。而且，列文本人也說，文件是從西伯利亞直接到他手里的，顯然沒有經(jīng)過蘇聯(lián)的檔案館。有關(guān)斯大林早年是沙俄密探的其他種種傳聞也經(jīng)不起推敲，在此不一一細述。

我們認為，斯大林早年不可能做過沙俄的密探。如果確有其事，那在斯大林1922年當黨的總書記之前和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肯定會有所披露，因為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后，莫斯科、彼得格勒及其他地方都成立了專門委員會，對沙俄保安機關(guān)保存的完整的檔案進行了系統(tǒng)的發(fā)掘，并且從未間斷過。綜觀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前的成長道路，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從一個普通的革命者成為布爾什維克的一個領(lǐng)導(dǎo)人，憑的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耍陰謀、玩權(quán)術(shù)，而是他在革命斗爭中的實際努力，盡管在一些問題上也采取過騎墻的態(tài)度，但總的來說，他是與列寧站在一起的。在革命斗爭中，他曾多次被捕和流放，最后一次流放長達4年，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從流放地返回彼得格勒。

參見德·安·沃爾科戈諾夫《勝利與悲劇》第1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5頁；安·弗·安東諾夫-奧弗申柯《斯大林時代的謎案》第230-232頁。

《斯維爾德洛夫選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268、276-277頁。

參見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上）第234頁。

《列寧全集》第2版第47卷第137、226頁。

《蘇共歷史問題》1989年第4期第92頁。

他們的文章題目是《斯大林是否是保安處的密探？》，載于《蘇共歷史問題》1989年第4期第90-98頁。

Заведывающий和Заведующий都是“主任”“主管”之意，前者是舊的用法。

參見《蘇共歷史問題》1989年第4期第96-97頁。

彼得堡，1914年8月后改稱彼得格勒，1924年1月24日后改稱列寧格勒。